十四岁女孩看世界

倪晓云

优雅的建国中路，我在这里出生成长，马路不宽，仅能容纳两辆11路公交车在这里交汇，路两旁粗壮的法国梧桐枝繁叶茂，交相连接，遮住了建国中路的整爿天，大热天出门晒不到太阳。我家墙门口的人行道大约有六七米宽，夏日的晚饭后，街坊们都会在这空地上排满了凳子、躺椅甚至于竹榻纳凉，小孩子们在此间戏嘻打闹；那时候的男孩子们多少都会学几样乐器，于是乘凉时交响乐开始，笛子、胡琴，高级一点的小提琴，如果哪天的主角是那些学死都学不会的主，那交响乐就变成了杀鸡杀鸭儿的声音，使人浑身难受；各家的主妇收拾好了碗筷才摇着蒲扇出来，与邻家聊天并吆喝着自家的孩子不要去闯祸，东家长西家短的也在此产生。我很多小学中学的同学都住在这条马路上，每当乘凉季节到来，要好同学会勾肩搭背的一起玩耍，袋袋里有几个角子时，会一起去葵巷口买冷饮吃，多数时候口袋里是空的，有时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西湖边。

1966年6月，我还是杭八中初一的学生，正要准备大考时，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论海瑞罢官》、《批三家村》……，这时，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随即还出来了许多新名词：’造反’、’抄家’、’贴大字报’、’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黑六类’……等等，学校不上课了，学生开始“造反”：围攻老师，给老师剃阴阳头、头上戴高帽子、胸前掛牌子。我们学校分别教初高中毕业班数学的张老师金老师是夫妇俩，就住在我家楼上，因为张老师（女）家庭成分是地主，首当其冲的吃了生活，运动开始前，我每天看到他俩下班时总是一前一后，捧着高高的一叠作业本回来，晚上备课批改作业，十分忙碌，生活上他们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为了节省时间，每天都是吃泡饭，炒个青菜也是生的变成熟的而已，我们是多家合用厨房，每次看到邻居们烧得喷喷香时，张老师都会说，等我空点了，我也来向你们学学，但是说归说，她好像从来都没有空的，她所谓的改善生活无非是泡饭里加点牛奶，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既有营养又节省时间，而他们吃好饭后的那个空碗一定是要用舌头伸出来舔过的，烧牛奶泡饭的钢筋锅舔不到怎么办？她会把食指弯成七字形，在锅的四周、锅底都刮一圈，然后悉数送进嘴里，看到厨房间里有人在笑她，她会操着嘉兴话，糯搭搭的说：有营养格，勿好浪费格，引来众人大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这两个动作成为了邻居们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他们生活中没有要求，工作上兢兢业业，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好老师。但是运动一开始他俩就被同时关进了牛棚，更让人唏嘘的是，张老师被剃了阴阳头，（注：阴阳头是把头发从前额到后脑勺分成两半，左一半头发剃了，右一半留着），张老师留齐耳短发，皮肤白皙头发墨黑，剃了阴阳头那是黑白分明，看上去有点瞎佬佬，如果半夜里碰到了那真是要吓掉魂的。关进牛棚后墙门里再也听不到他俩的嘉兴话与绍兴话了（金老师是绍兴人），而在学校里，每天能看到他俩被批斗，并顶着烈日在各自的包干区内扫地，低着头胸前挂着大约50乘30cm大小的牌子，上写：打倒地主分子某某某之类。除此之外，日日夜夜有写不完的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一遍遍的写，又一遍遍的通不过，身心摧残到何等地步！

  人关在牛棚里，而红卫兵小将到家里来抄家了，说起张老师的家那真的要说一说，他家两间房，里间一张床一个写字台是他们的全部家具，吃饭时写字台当餐桌，批改作业时写字台一人占一头，外间没有家具，在通往里间的地板上留有一尺来宽的“小路”，“路”两旁着地堆满了东西，包括锅碗瓢盆，使用家什，一叠叠的书，要用什么一目了然，因此红卫兵抄家没用多少时间就出来了，一个红卫兵头头（初三的）看到了我，做了个让我靠近的手势，然后提高了嗓门说：他们有什么反革命言论，反革命行动要马上立刻向我们汇报……。

   唉！尊严遭到无情践踏，道德礼仪已不复存在，老师的心肯定在默默的流血，今日对他们进行围攻、嘲笑、殴打、谩骂的，是他们曾经呕心沥血教出来的学生，就一夜之间，人都中邪了？？怎么就变得不认识了？？？

两位老师头发一边长一边短的从牛棚里放出来了，于是开始在墙门里夹着尾巴做人，张老师的说话声音低了八度，大概是为了不节外生枝，泡饭里的牛奶也取消了；金老师每每在走廊上与邻居相遇时，总是低头、弯腰，眼睛不看人的后退给人让道，我有时碰到，会轻轻叫一声金老师，能感觉得到他因意外的受到了尊重而一颤，眼光从镜片上滑过来，算是打招呼了。

　　建国中路上当然也是热闹非凡的，抄家声此起彼伏，凡是有抄家的，门口总是会摆上桌子长条凳之类的，被造反对象要站上去，戴上高帽子，胸前挂着打倒某某某的牌子，有的红卫兵小将还别出心裁，桌子上再放上凳子，人要站得老高，硬纸板牌子改成小黑板加铅丝，掛在脖子上，戴着高帽子，然后低头，两手臂往后上方伸直，好像在做跳水运动，并让他自己喊口号打倒自己，那样子旁人看着都是极其痛苦的，他的子女忍受其辱，默默的站在边上，怕他们的父亲从高台上摔下来而守护着。

记得华藏寺巷口，一家人家被抄家后让老人穿上了老古董的皮袍子，坐在垃圾车上游街示众，40度高温天气，不一会儿人就休克了，然后大小便失禁。建国中路上大家都知道了，便争先恐后蜂蛹着朝那边奔去看热闹，我也好奇啊，就跟着去了，只走到半路，脚底板像是被吸铁石吸牢了一样，停下来又折返，是啊，去看什么呢？离远点吧！我也“有幸”成了黑六类子女，早在担心自己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厄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的父亲酷爱书法，热爱京剧，闲暇之余喜欢画画山水画，他退休后的三十余年，每天与笔墨纸砚做伴，七十年代杭州市各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上需要填写的部分，都留下了我父亲的墨迹，他也为浙江图书馆的藏书损坏的恢复做出过贡献。

父亲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早就有思想准备，他把家里的那些书画都规整出来满满的放了一床，等待着红卫兵的到来。终于有一天敲锣打鼓的红卫兵队伍在家门口驻足了，但是我爸想得简单了，对于那一床铺的东西，红卫兵只是搬到门口一把火烧了，上房揭瓦、掘地三尺是造反派惯用的手段………。虽然马路上抄家游街的看得多了，但是轮到自己，看到了那种气势，我着实被惊吓到了，看到我那惊恐的样子，好心邻居带我去了他们家安抚我……，唉！安慰好无力，我好无助！不知道家里、大门外正在发生什么？我不敢去看。我的二哥胆子大，运动一开始他就天天野在外面，大概抄家批斗看得多，流程记在心里了，大门口对我爸的批斗进行到要站凳子时，他傻傻的先把凳子搬出来了，还扶我爸站了上去，这事后来遭到了我爸狠狠的责怪，但是邻居的说法不一，说是红卫兵让他去搬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脸皮比我“厚”，他一直站在我爸边上保护着，以防摔下来。

夜深了，红卫兵撤了，家里成了废墟，没有插足之地，那一夜我靠着墙，蜷缩在地板上，脑子里许许多多个声音在打架，没有眼泪！除了惊恐还是惊恐！迷糊了就是恶梦，而后惊醒！紧接着再次恶梦！这一段记忆直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永难磨灭。

抄家后我不出大门了，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熟人，大门口还贴着我爸的大字报，虽说薄薄的一张纸，它在我心里就像竖着一座石狮子，我问我二哥，大字报上写的什么罪状，二哥说，没什么，就是什么宣扬帝王将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有占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等等，宣扬帝王将相? 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我爸精通历史，常常谈古论今；占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那是我爸能写会画，文革前确实“占领”着单位的宣传栏。很多天以后，二哥突然悄悄的跟我说，门口的大字报基本没了，我问什么情况？他很得意的说，我前门出后门进的，装作不经意间上去蹭两下，让大字报的角翘起来，然后晚上没人时出去撕一小条，撕一小条，没人注意到，上面已看不到老爸的名字了。Oh! my god ! 二哥不傻！二哥好样的！

　　抄家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马路上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轮番播放着人民日报社论，不是批三家村破四旧吗？怎么就搞得这么人心惶惶？学校我是去不了了，那里没有我的地儿，终于有一天，同学月华来了，她告诉我现在学校里有两派之分了，除了老早的造反派，各种战斗队应运而生，高年级的同学正在自拉山头招兵买马呢。说到两派斗争，我小孩子最最肤浅的认知是这样的：当时造反派破四旧要把灵隐寺当四旧砸了，而浙江大学学生组成的红暴派挺身而出与之对峙，最终保住了灵隐寺。那时，保皇派是个贬义词，只要是与造反派意见相左的，这顶帽子可以随便拿来给谁戴，那么顺理成章的，红暴派就成了保皇派。

话说我与月华也去加入了战斗队，这里不要求成分，那些成分不算差也不算好的同学也都来了，我每天都到战斗队报到，算是有了归属，但是真的没有事情可做，稍微有点头脑的同学会整天用毛笔抄写大字报，而我则与月华、建军、小玲，廉廉成了五人铁哥们，每天一路上五个人汇齐了去学校，时间差不多了又一道回家吃饭，就这么消磨着，荒废了读书的大好时光。

因为有了两派斗争，就出现了大辩论，马路上到处都是聚在一起的辩论人堆，辩论没有明确的论点论据，只是乱哄哄的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说着说着还会被对方带进了沟里———说豁边了。而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都会因参加的派别不同，所谓的观点不一，于是乎家庭辩论会天天上演，与其说是辩论，还不如说是在吵架———鸡飞狗跳。

曾经有人说，文革时期抄写大字报成就了一批书法家，那大辩论会不会成就出演说家呢？我认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