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004.9 《森林与人类》·沈孝辉<br></h3> <h3>罗布人是罗布荒漠水域变迁与生态变迁的见证人。罗布荒原的水域是罗布人的摇篮、婚床和墓地。 罗布人把水草丰美、适宜居住之处统称“阿不旦”。这样，随着他们的几度搬迁，叫阿不旦的地名便多了起来，常会把人搞得糊里糊涂。
在西方探险家之中，只有普热瓦尔斯基和斯文·赫定分别在1876年和1896年到达过“真正”的阿不旦——我们称之为昆其康的阿不旦或老阿不旦，它位于喀拉库顺湖湖畔，伴着依列克河和阿不旦河。
昆其康生于1811年，是清廷册封的世袭伯克，他年逾古稀时仍每年赴库尔勒向清廷派驻的大臣述职，并代表罗布人面呈象征性的贡品。昆其康的祖父努买提生于1695年前后。这个老阿不旦就是努买提建立的。
努买提原来住在喀拉库顺湖北面的一个大湖边，这个北面的大湖其实并非一些书里写的汉唐时代的罗布泊，而是今塔里木河下游在英苏至阿拉干之间存在过的清代的罗布淖尔，也就是《西域水道记》里提到的喀拉库勒城的孔雀海。后来孔雀海逐渐干涸，当不能维持基本生计时，就由努买提伯克率领族人迁往南方新形成的喀拉库顺湖的岸边，建立了“昆其康的阿不旦”。
据斯文·赫定推断其时间约在1750年间。起初，定居在喀拉库顺湖畔的罗布人有11个村落550户。
好景不长，1856年，一场可怕的天花传染病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险些使罗布人灭绝。劫后余生的罗布人，一部分永远告别了自己的家园，接受了附近塔里木河下游维吾尔族的农耕生活方式，融入当地社会。另一部分仍聚居在喀拉库顺湖边，继续固守着先民的传统。直到清光绪年间那个一心要为沙皇拓展领土的俄国军官普热瓦尔斯基突然闯入，才使罗布人并不情愿地与罗布泊一起名扬四海。
老阿不旦是近代自玉门关西行古道上进入新疆的第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普热瓦尔斯基抵达这里时，11个罗布人的村落已有4个沦为无人村。这时已是昆其康伯克统领罗布人的时期，位于在喀拉库顺岸边的罗布人，此时仅有70多户约300人。
不过，此时的老阿不旦，生态还是十分优越的。普热瓦尔斯基这样描述：“向小国望去，到处是沼泽，到处是芦苇，而这村落就是方圆多少公里之内仅有的干燥的地方。天鹅、野鸭就在房前屋后戏水，在一个村子还见到了一只威风扫地的老野猪?在房后的沼泽里刨食。”
不仅如此，当时的老阿不旦的野生动物还有老虎、黄羊和野骆驼，时常在芦苇丛和附近的荒野上出没。
可是，仅仅过去20年，当斯文·赫定来时，老阿不旦的颓势已经显现。由于地下水位上升，蚊蝇滋扰和土地日益盐碱化，老阿不旦在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由罗布人的伊甸园渐渐变成了不适人居的村落。
在斯文·赫定访问后的仅仅两年，即1898年，随着昆其康的去世，老阿不旦就被新的伯克下令放弃了。
以昆其康为代表的罗布人，是罗布荒原当之无愧的主人和活的历史。昆其康的去世标志着在故园荒丘坚持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遗民部落即将被岁月淹没。
昆其康的儿子托克塔阿洪，是20世纪上半叶罗布泊探险考察活动的参加者。正是在他的率领下，最后一支封闭的罗布人部落也终于融入了现代西部生活的潮流。
昆其康和托克塔都是来源古奥的名字。据学者的研究，“昆其康”也许出自比火罗语，含义是“日出”或“朝阳”；“托克塔”在突厥语中是“等待”的意思，在罗布方言里还有“最后的”一层意思。昆其康和托克塔阿洪这父子两人的名字似乎隐含着某种玄奥：罗布人苦守故土的生涯如升起的太阳一样最后也要沉没在地平线之下。
在离开了老阿不旦之后，罗布人选择了一个新的定居地，可是刚刚搭好房子，就在一次点火薰赶蚊蝇时，不慎把全村都烧毁了。这个被烧掉的村子叫奥特开提干乌依。
罗布人只好从那里再搬到他们最后的一个阿不旦——王尔特恰普干的阿不旦，我们简称为新阿不旦。
王尔特恰普干是新阿不旦的罗布人为捕鱼而挖出的运河。当年运河里的鱼“多得直打脚”。 新阿不旦守着自玉门关西行古道的第一站。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又守着水源，所以就成了来往行旅的重要驿站。
在新阿不旦，罗布人迎来了慕名接踵而至的探险家斯坦因、亨廷顿、橘瑞超等等；当然还有二度重游的斯文·赫定。他们都以新阿不旦为大本营并征募罗布人充当向导和夫役前往罗布荒原探险考察。
1906年冬，当斯坦因来到这个大名鼎鼎的罗布荒原的“首府”新阿不旦时，十分失望，称之为“渔民芦棚构成的肮脏村子”。
这个伴着阿不旦河——伊列克河展开的式微的小渔村，低矮的土房，破旧的鱼网，破败、杂乱、毫无生机。搁浅在河滩上的卡盆年久失修，广阔的水域正渐离渐远。
新阿不旦的建筑虽然舍弃了传统的草木结构而用土坯垒起：虽然也有了馕坑，表明了罗布人向塔里木河下游绿洲的居民学会了更多的东西，开始放牧与农耕，但是在脆弱的罗布荒漠生态面前，这一切于事无补，新阿不旦处于无可挽回的衰败过程中。
尽管如此，每当有外人来时，阿不旦村就像过节一样，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迎接精疲力竭的驼队。此时此刻，往往伯克还亲自给远方的来客送上半人长到一人长的大头鱼。
每值春耕时节，新阿不旦的陆棚部人便偕老扶幼全家来到米兰种地，收获之后又回到自己的渔村。有一首《种田歌》唱的就是罗布人学种田的故事。
罗布人还有一首《哭丧歌》，歌词曲调朴实无华，情深意切，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歌中的妇女为亡夫唱道：
“你用过的砍墁还立在那里，你却不在了。
哎呀，我的亲人! 你盖的房子留下了，你却走了。
哎呀，我的亲人! 你骑的马还活着，你却死了。
哎呀，我的亲人! 让我跟你一起走吧：
哎呀，我的亲人啊! “
这首哭丧歌唱的是新寡的不幸，似乎也隐喻着罗布人整体命运的不幸。
水源日见减少，鱼儿也日见稀疏。为了维持生计，进入了20世纪的阿不旦的罗布人有开始向邻人学习另一种新的谋生的技艺——放牧。他们从米兰、英苏、阿拉干的维吾尔人村落买回牛羊，想试试家养。但放了一段时间，这些家畜反而变成了“野生动物”，要靠一场紧张的狩猎才能够吃上牛羊肉，喝上牛羊奶。
杨镰先生点评道：罗布人从改变吃鱼到吃五谷杂粮，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牛羊和最后的罗布人的最后的伊甸园，没有密林的护卫，没有广阔水域的相伴。冬天苦寒难捱，只靠干枯芦苇生火取暖，土屋御寒；夏天有酷热如蒸，蚊虫多得吓人，只有刮起风暴时，罗布人才能暂时摆脱蚊蝇的包围。
尽管生存条件如此恶劣，生活如此艰苦，罗布人却仍然惊人地长寿。斯坦因发现，阿不旦随处可见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沉静自持，虽枯瘦干瘪，弯腰驼背，却从不抱怨诉苦。他们只是悄悄地坐在向阳的房根下，一坐就是一天，享受着人生最后的阳光。
然而老年人随多，新阿不旦的小孩却格外少，说明了这一代罗布人的出生成活率极低。人口的老龄化使罗布人的人口锐减。
时值1911年“外国和尚”橘瑞超抵达阿不旦时，阿不旦的常住居民仅剩下十一二户、几十口人了。
1921年，新阿不旦终因塔里木河改道而放弃。 老阿不旦在孔雀河固守了1个半世纪，新阿不旦在喀拉库顺湖只坚持了不到1/4个世纪。没有了罗布泊的罗布人终于走完了从他们的楼兰祖先沿袭下来的傍水而居的艰难的路程。
1921年，命运又一次捉弄了罗布人。 在尉犁东河滩一带，塔里木河冲开了一条小水磨沟渠，形成被称为“拉因河”(即“泥河”之意)的新河，在普惠汇入孔雀河。塔里木河与孔雀河再度携手由北道进入罗布泊，这样，本来向南流的河道断流，给生活在喀拉库顺湖畔阿不旦一带的罗布人致命一击。 来水断绝，淡水湖很快变得苦涩，鱼不能生存，人不能饮用，罗布人只好向南撤离，依靠米兰河重新扎下营盘。这是最后的一支罗布人离开了罗布泊地区的水域，然而罗布人的罗布情结并未因此斩断。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干涸了好几年的阿不旦河突然复活，浑浊的波涛拥涌着挤进干透了的河床，阿不旦河岸边的胡杨、红柳和草滩又开始恢复生机，绿色盎然。阿不旦河回归了，刚刚迁至米兰的罗布人的故土之恋也随之复活了。热乞美和十几个乡亲率先重返阿不旦。但是这次河水重归只是“回光返照”，中断的生活已经接续不起来了。罗布人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固执地守在荒废的阿不旦不肯离去，直到阿不旦河突然又不辞而别，渔村阿不旦再次成为“弃婴”。
在此之后，大约是50年代后期的某一天，有一点水又流进了已经起沙的阿不旦河的河床，已经是米兰居民的罗布人奔走相告，络绎到河边探视，纷纷做着重归阿不旦村的美梦。但是这一次更令人失望，重返的河水连阿不旦都没有流到，连河床也没有浸湿。
守在米兰的罗布人，久久地等待着阿不旦河“迷途知返”。这在希望与失望中煎熬，在死守与离去之间徘徊的最后的罗布人!
一个学者就此评论道：罗布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之恋情结使人难以理解。难道他们还不明白，这里的一切：河流、湖泊、森林、草滩⋯⋯早已风光不再，面目全非?难道他们不懂得，过去的家园早已不再适宜人类居住，而过去的日子也不再返回。
罗布人为什麽要自不量力地承受环境恶化的后果? 为什么非得以这种固执来对待世事变迁? 莫非对罗布人来说，生活就是兴衰轮回，周而复始?一次次河流改道湖泊干涸，他们也就一次次回到文明的起点，无怨无悔承受命运摆布。<br></h3> <h3>注：图片来自网络</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