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坦荡荡

旭仲散文

君子坦荡荡

——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一）

1935年2月23日至1936年6月18日，狱中480多天内，瞿秋白写下了数万文字，包括诗词、书信、“供词”和文章，其中《多余的话》影响最为深远。

《多余的话》全文两万多字，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主义、文人、告别”等七个章节。

多年来，仁智者对《多余的话》评述各有千秋，多围绕瞿秋白之思想、个性、品格和人生际遇等等，重点突出“文人”和“革命者”身份认同之争。

初读《多余的话》在学生时期，那时多敏感于他的消极、颓废、彷徨、孱弱等文人气息，如今重读，更深刻的感受则在于他的另一面，即战斗的一面——一位时代前沿的思想领袖，一位无畏的斗士，一位勇于担当的领导者，一位坦荡的君子。

（二）

瞿秋白形貌清俊、儒雅，书生气质浓郁，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文艺宣传工作经历，与其自身特质颇为相符，同时，十几年肺病缠身，对其整个人精气神状态影响至深，以及深潜于其内心“破落绅士情结”的起伏，以至于给后来人的形象不是果敢的、英武的、斗志昂扬的，与浓厚的革命氛围和壮阔的时代背景似乎不相称。

这一点他在《多余的话》中多次提及，“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

这样的文字，着实给后来者塑造了一个“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形象，这样的人被推上中国共产党领袖位置确实属于“历史的误会”。

今天重读这样的文字，如果我们把这些话放进身处监牢，随时面临死亡的景境，设身处地地想象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处境，他说这些话无疑是发自内心的，把个人最本真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坦露，属于他个性的一方面。

但是，这绝不是他个性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就像任何一位英雄自有其脆弱的一面一样，“书生意气”仅仅是瞿秋白个性中的一部分而已，况且，我们在感受到其书生一面的同时，更多的感受则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期他对自己思想失误、工作失策的自责和愧疚。

民国时期多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都经历了从“书斋中人”到“社会中人”的转变，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期比比皆是，《家春秋》中的高氏兄弟、《雷雨》中的周氏兄妹等等一大批文学青年在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之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文人情结”多多少少被潜藏在某一个角落，不经意间即会流露，瞿秋白属于有勇气把这种消极颓废的一面全数抖露出来的极少数者之一。

这一点加以评价，瞿秋白不愧为真诚的、坦荡的君子。

（三）

瞿秋白的革命经历是无畏的，战斗的。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公推的学生代表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议员，两次学生群体请愿，部分代表被捕，瞿秋白均在其列。郑振铎回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谋主’，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了他的领导天才” 。

瞿秋白从事革命期间，肺病缠身，最初，21岁的瞿秋白以《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俄考察采访，当时以其病弱之躯，无异“自躯绝地”，亲友极力劝告，瞿秋白毅然表示“我入党的志愿——担一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在俄期间，病入绝境，“夜夜虚汗，咳嗽吐血”，但深感责任重大，继续投入工作，病重期间，写就《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著作及几十万字通讯和政论，1922年初，被诊断一叶肺已溃烂，依然昼夜不辞辛劳。1925年肺病加重被中共中央强制住院治疗，1932年病危近死，在和病魔争斗期间与矛盾、鲁迅的友谊及对“左联”工作的推动，流芳史册，矛盾评价：“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这些期间，瞿秋白不时会流露出“文人的幽怨”和“破落绅士的颓废”，然而，再坚强的战士在不同时局里总会存在情绪低落的时候，瞿秋白也不例外，但是他终究将不稳定的情绪压制在内心，没有将个人感受混淆进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中来，没有因为自身个性的缺陷影响这个组织的奋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面对死亡的坦然，临刑前谈笑自若，毫无惧色，直面黑森森的枪口，从容饮弹身亡，时年仅36岁。

其实，对于生的眷念，瞿秋白在《告别》一节中表现强烈，短短篇幅中有五处满含深情的独白——“永别了，我的同志们”、“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永别了，美丽的世界”、“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永别了”。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孤灯孑影，夜色苍茫，这样的文字流淌于笔下之时，瞿秋白该是何等感慨！

即使如此，对于死的无畏，非拥有置生死于度外的英勇，绝对难以做到；非怀有高远信念的智者，绝对难以做到；非心胸坦荡的君子，绝对难以做到。 （四）

1923年国共合作前夕，对于无产阶级至于革命的作用，瞿秋白与陈独秀意见分歧，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宣告：“中国之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使命”，陈独秀在《前锋》中声明：“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

彼时，瞿秋白比较与陈独秀，在影响力、地位、职务等方面均不对称，但瞿秋白坚持了自己的信念。 诚然，他们的核心思想自有源头，瞿秋白大多来源于俄国两年经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坟墓的掘墓人；陈独秀实乃完全没有领会《共产党宣言》之思想精髓——无产阶级的巨大能量，以至于走上了机会主义路线。

实践证明，瞿秋白的思想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是正确的。

在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同时，他也作了深刻反省“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

这种坚持信念的毅勇，老老实实的自我批评，勇于担当、担责的丈夫气概，正是坦荡君子所拥有的高洁人格。

（五）

在《文人》一节，瞿秋白坦露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俄国文学名著......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

诚然，瞿秋白终究是矛盾的，优柔寡断的，这种对于文艺由衷的热爱最终没能成为他人生的首选。其实，1931年避居上海之后，他对自己所适合要走的道路应该是明了的，完全可以挣扎着、顽强地感应于自我心灵的召唤而走一条林语堂所定义的“真正的文人”的路，即“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见识，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他具备这样的品质和实力，他没有，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

这种未对真爱作出付出却终生献身于所厌倦事业的遗憾，对于一个高贵的个体生命而言确实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属于他自知生命终了之前由衷发出的沉重叹息。

这种个性上明显的“弱者的道德”，终究只有让自己懊悔了。

（六）

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心从所欲，但现实的残酷已完全剥夺了瞿秋白再作选择的机会，终究没能摆脱“人不如意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之社会常态。

作为世俗人，无不面对瞿秋白类似的困惑和选择——欣然奔波于茫茫人海，绵绵悔恨于一世茫然！

掩卷默思，回顾83年前的那声枪响以及随之侧倒的身躯。时间长河里，83年太短，那声枪响清晰可辨，福建汀洲中山公园内树木鸟禽影像依稀，那一刹那间，瞿秋白的鲜血呈何状喷射而出？

信马由缰，谨以此文字向君子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