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警察岁月

周述松

1957年，父亲从朝鲜战场直接复员回家，在家里呆了两个多月，当年的九月份服从组织的安排，进入平昌县公安局当了一名人民警察。再一次圆了父亲的英雄梦。

当时的公安局都是按照部队的编制，是接受地方与警察部队的双重领导。在当时，中国刚刚解放不到10年，一切都还是军管措施，一名普通警察的编制都需要组织部的严格考察、政审方能通过。

进了警队，父亲严格要求自己，押送犯人，查案，帮助老百姓做事，始终走在前列。又加之自己年轻，有文化知识，一切都朝气蓬勃。在当年年底就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实是转正)，做了正式党员后，父亲对工作格外的激情了，有用不完的干劲。58年，父亲被评上了达县专区优秀的公安民警，在平昌县只有他一人。当年这个名誉在今天来看不值得一提，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共产党员是把名誉与生命看的一样重，而且那些名誉是没有水分，许多名誉是用身体健康、生命换来的。

1959年，拼命的父亲在高强度的警队里面病倒了，旧伤复发，住进了县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才稍微好转，心急的父亲就急急忙忙归队继续参加工作。当年一个县的警察据说才十几人，而平昌县大大小小几十个乡镇全是山区，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警员出警全凭走山路，父亲许多时候都是翻山越岭，路过荒野坟场，有人说：父亲的胆子最大，走夜路及其快速。其实，这些都是他在朝鲜战场战争中历练出来的。在朝鲜一半的军事部署都是在夜晚完成，因为那个时候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白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父亲说：任何一个军人在一场战争下来，他的胆子都会特别大，因为战场只有敌人没有鬼神，面对敌人怕就意味自己死亡。所以，任何一个军人自从穿上了军装上了战场，他就不怕死，怕死的不是军人，军人最怕的是被遗忘。

在后来警队里的岁月里，父亲工作、生病、工作，身体反反复复，在忙忙碌碌的工作里，身体始终得不到最好最彻底的治疗。当再一次病倒后，父亲服从组织部门的安排回家治疗，病好后在归队工作。在离开的时候，父亲的好朋友陈定举叔叔一次性给父亲支取了三个月的工资90元。多年以后，父亲告诉我说，这里面或许只有自己一个月的工资30元，其余60元可能是陈定举叔叔自己的钱，因为按照规定不可能一次性支取三个月的。只是父亲当时病着，没有时间想太多，后来才明白过来，对陈定举叔叔特别的感谢。

回到家里，父亲带回家的工资很快就被医药费用光了，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家里人也不知道去县里找组织求救。没有医疗费，全凭自己承担，当时 病情严重数次出现危险期，然而数次转危为安。当时为了治病，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母亲的嫁妆也在那个时候变卖了，父亲在朝鲜回来时的军装也卖了，据说父亲在卖军装的时候很伤心，哭了..........。家里由此欠下巨额的债务，生活十分困难。我们一家也因为父亲生病而走入了极其贫困的境地。好在，父亲的战友众多，这个在粮食局，那个在民政局，都在父亲危难的时候伸手相助，让我们一家艰难的度过那段苦难的日子。

在亲人的细心照料下，在战友的帮助下，父亲的身体终于在1966年8月左右康复了，那个时候国家混乱不堪，父亲的警队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许多警察被打到，被关押。父亲也是一片迷茫，对自己的未来很是担心。但他是共产党员，他无法退却，他任然打好背包毅然到平昌县里归队。当他来到县公安局，昔日整洁、威严的警局已然是一片混乱，许多陌生的面孔虎视眈眈的盯着他。“小周”，父亲一回头看到了他的老上级指导员张寿鱼警官。“指导员，我.....“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出来，指导员用眼色制止了他。在偏僻处，指导员告诉父亲，现在的公安局非常乱，所有的编制都冲乱了，指导员自己也是朝不保夕。他告诉父亲，现在回家继续养病保护好自己，等一切平息下来的时候，他通知父亲归队。

就这样，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到了家中待命，等待那个混乱的时代结束。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文革一乱就是十年，十年过后，一切都变了，父亲再也就归不了队。

就这样，父亲离开了他心爱的工作一一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