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王岳雷

　　我的母亲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那一年出生在江苏武进县西郊牛塘桥镇，她是一个很平凡的人，高小毕业，字写得很好，用毛笔写字，看上去像个漂亮的水墨画。

小时候听母亲讲，她家中是个较殷实的人家，母亲家无男孩，姐妹四人，母亲为老四，姐妹四人都上过学，有的上过中学堂。之后日本人打进来了，对常州进行轰炸，房子被炸毁了，她的父母和我爷爷被炸死了，她的二姐也炸死了，我奶奶被炸瞎了眼。之后母亲带着瞎眼奶奶和幼小的我的哥哥逃难去了，沿途荒草野地，残砖破瓦，数十次在轰炸中躲避弹片幸存下来，跟在逃难人中艰难行走，没有吃没有穿，沿途讨饭，吃残菜皮树叶。由于民国建立，当时母亲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从小就不绑小脚，所以在她的一双大脚带领下，家人得以在逃难中生存下来。战事稍平静后，回到老家，在族人的帮助下，到处打工，逐渐恢复了生活。我父亲学校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工作，抗战初期到西北、西南探矿去了，后勘察、修建滇缅铁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父亲从昆明回来后，就把母亲和我哥从常州带到上海，从此就在瑞吉里住了下来。

石库门弄堂里

石库门房子的灶披间

　　母亲是个不善说话很本分的人，吃苦耐劳，人挺和气，善待人家，从不与人争吵，勤勤恳恳，每天都在忙碌。

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那时节我们就一直在家里玩，记得家里有个供桌，供着一个观音菩萨，还供着一个玉石的如来菩萨，是我奶奶的供桌，她每天要点上蜡烛，烧一炷香，拜上几拜。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蛮好，母亲时常给我们吃点糖果或糕饼之类的馋嘴食品，我们无忧无虑的在家里玩耍，有时跟在母亲后面，她走到哪跟到那，执着的跟屁虫。

自从父亲成为右派押走后，母亲被益民食品一厂开除了，当时我们家有我和哥、姐、妹，还有一个近八十岁的瞎子奶奶，家里的经济收入一下子给弄没了。大家生活吃饭也没有了作落。恰逢时期我哥已经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师了，他除入留下在学校的住宿费和一点吃饭钱外，留下大部分约二十来块钱给母亲，来维持家里仅有的吃饭生活费，但是这点钱给我们五个人每月的支出相差太远了。每月的水电煤和房租基本上要占三分之一的费用了，入不敷出。

母亲开始向邻居借，由于没有工作，这么多人要吃饭，靠借钱是没办法的办法。由于成分原因，街道不给母亲安排工作，后我母亲自己到附近几个地方去找点工作做，由于我母亲老实勤劳，加上居委有些干部的帮忙，找到了打临时工的去处。我记得那年在寒冷冬天，母亲衣着单薄，与其他大妈在虹口副食品公司设在瑞丰里的露天咸菜作坊制作咸菜。有一年夏天在瑞丰里帮虹口建材公司敲碎砖，还有到中药厂去拣挑草药，每月可有5至10元钱的收入了。但是临时工不是长久的，大多时候找不到工作，家中经济还是支多入少，饿一顿饱一顿。有时看见她拿了几捆碎布头回来，自己做了一把拆刀，专门拆碎布头做成微丝；有时回来糊信封，做火柴盒子，钩手套等，每天忙碌至深夜。母亲的手总是那么的粗糙，像锉刀似的，到处都是裂纹。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到菜场去买菜，给我们做早饭及家务，之后上班去，中午又赶紧回来给我们做饭，再去上班，总是那么的忙碌。

小时候每天看见母亲回来很疲惫，还要忙着做家务，服侍瞎子奶奶。她经常教育我们从小要听话，要做好事，给我们讲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还要做老实人，小孩子不能撒谎，也要学会做家里的事。记得我上学前就和我姐在家扫地，拿鸡毛掸掸灰尘，但在当时只是好玩。由于当时我家在生活上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记得1961年瞎子奶奶被我叔叔家领走了，这也稍许减轻了我妈的一些负担。

自从我和姐姐上学后，每天回来就想办法把功课做好，再陪着妹妹玩。当时我妹妹她也很乖，我和姐姐上学去了，母亲也去干活了，她一人在家，也不会走出房门，等着我们中午回来，等着我母亲下班。我和姐姐有时也帮母亲拆线头和糊信封，姐姐这时也学会了用钩针钩手套，我是没有长久性的，只觉得蛮好玩的。在一边看着她们仔细地在做，还不时地返工，真辛苦。

我们孩子上学以后，母亲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对我们的作业检查一下，问：“是不是做好了，老师布置的其他作业有没有，你们自己在看一遍。”有时讲“不要光是玩，要认真的学习写字。”母亲讲：“一个人一定要学会自己看书，不要有人盯了就看书，没有人盯就不看，要自己学会自觉，多学习知识，长大了就能掌握许多的科学或文化等知识，将来你们在社会上也就能立足了。”母亲从我们小时候就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天天鞭策我们。

后来她还教我们写毛笔字，她说：“一个人写的字好看，就代表你的内心有修养，在别人眼里你就会得到信任，说明你平时细心且暗藏着实力。”之后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在八仙桌上摊好申报纸，在砚台里倒些水，用墨去磨，磨墨也要讲究，先轻轻磨，使水和墨大致融为一体，接着用劲墨，磨至水的浓度很稠时，用笔去沾墨水，墨水全部融入笔毛里不掉下来为最佳。磨墨也很费劲，有时偷懒，我们磨的墨水没有磨到恰到好处，写字时就见墨水滴下在纸上，只能重写。

母亲她教毛笔字很有耐心，我们在写毛笔字时，一边写，她在一旁看，写毛笔字要有笔锋，写的时候也不能轻描淡写，每个字每一笔划，她都要求我们写出笔锋，否则重写。经过不知道多长时间，至少有快大半年了，有次母亲回来拿出“颜体字帖”教我们临摹，我们一看，黑底上写着一个个白的字，方形正体，我们拿笔开始在申报纸上照着字帖的字学着划，划着划着变样了，不是左右不对称，就是上下不对称。母亲在一边嘱咐我们临摹写字，要看字帖上的一笔一划，写毛笔子先不要快，一笔一划的慢慢写。由于写毛笔字时间长，写着写着心里的玩心就吊上来了，我总是找些借口，向姐姐说：“写的手也酸了，我先休息一下，你写，我不打扰你。”接着趁我姐不注意，人一下子就窜到弄堂里去了。由于没有长久性，至今我姐写字要比我好。

尤其是写作文，开个头是很难的，有时候开门见山的写，之后方向没了，写不下去了，我母亲她就教我，把你要写的作文的意思先大致写下来，再看看重点在哪里，分类进行，你们老师也给你们讲过，写好后自己看，是不是句子通读，一目了然，还是前句不搭后句。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自己也把学习重视了，有许多题目一时做不出，自己再看书，把前面的课程和现在的课程里的一些做法，把它连贯起来，反复的解题，直到题目真的解出来了，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兴奋极了。这样对自己在学习上也是个促进，也是自己对学习有了好感，也培养了自己读书的兴趣，这就是母亲当年经常在学习上给我们唠叨的结果。

我母亲她只读过高小，可她很会写信，记得有些邻居不会写信，都到我家来找我妈给她们写信。所以她对我们的读书学习是很重视的，希望我们以后都能考上重点中学。

        母亲在教育我们好好地认真学习外，她还要求我们的身体体质也要强壮，由于小时候缺少营养，我们孩子的体质不是很好，她要我们有空时练练身体，当时我跟16号健明练扩胸器、哑铃、俯卧撑等，母亲从来不管我，让我和他练玩。母亲还要求我们学会游泳，一到夏天，她把节省下来的一点钱给我们，让我们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回来后我们还拿个脸盆，里面装满水，进行闷水试验，看谁在水中闷水时间最长。我在母亲给我游泳的钱，终于在小学四年级时期学会了游泳。我们从小贪玩，有时候也在锻炼身体，贪玩时常被母亲训斥，锻炼时母亲从不发话。
        当时学校里组织学生到西郊公园或长风公园、中山公园等去春游或秋游，那时买不起面包、汽水等食物，母亲就用面粉给我们做一些小的面饼，在水壶里面装满冷开水，再放到我们书包里，让我们兴高采烈地去春游，有时她还会在书包里放一卷1毛钱的水果糖，我们在途中翻看时，哇！还有一卷水果糖，让我们一个惊喜。
        夏天时候，邻居家孩子每天能吃到棒冰，母亲你也想法从仅有的伙食开支里拿出一点钱给我们买棒冰吃，也在邻居面前显示一下，不让他们瞧不起我们。
        记得在小学三年级，有一次早放学，我和弄堂里的几个小孩，捉拿摩温（蝌蚪）走到四平路三道桥后面的农村里，回来的方向找不到了，在里面瞎走，总算走到四平路了，天也快黑了，我们大踏步往回走，看到同济大学的校门了，这样大家心里笃定了，走到家里已天黑了，弄堂里的大人都在外面等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去哪里了，心焦急的很，大人看见我们才放心了，我想母亲肯定要骂我，想不到母亲只叫我快点吃饭，吃好饭后也没有听到母亲的责备声，自己也就乖乖的看书，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类让大人操心焦急的事情了。

         母亲在平时的一举一动的表现，处处关心着我们孩子，想尽办法让我们过得开心，要我们在邻居面前挺起胸膛。
        我们从小起，母亲经常跟我们讲道德方面的问题，“人要学会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诚实待人，待人和善”，“不要计较得失，学会宽容他人”，“生活中总有挫折，要学会有克服困难的信心”等等，由于母亲的教导，我大了后与邻居及同事接触，多了一份宽谅，少了一份闲话。
        母亲的烧菜水平其实很好，什么花色花样的特色菜都会做，而且手艺很好，在弄堂里的大人中间属数一数二的，可惜家里穷的潦倒了，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记得五十年代末，她在公共食堂里烧过一段时间的菜，人们都称赞她，后来溧阳路上的顺兴菜馆的老板有时候叫她去做几个特色菜，她是毫不保留细致的教，让店里的大师傅参照学习。

        记得六十年代初的夏天，溧阳路上的染坊店朱老板由于缺人手，他就叫我妈去帮忙几天，我妈也二话没说就去了，她觉得在家里闲着还不如去帮人家忙，做了几天回来了，她钱也不要。因朱老板家孩子也多还小，染坊店本身就是小本生意。记得没过几天朱老板抱了两个平湖西瓜来我家，硬要向我妈致谢，我妈随后只拿了一个西瓜，另一个叫他带回家给孩子们吃。文革时期染坊关门了，朱老板被认为是小业主，也受到批判，原来的两开间门面隔成两家，他们家住一间，另一间房分给外面的人，之后他开了个烟纸店。自从我插队回来后，我到烟字店去买东西，朱老板（原染坊老板）对我讲，“你妈在的时候，她最热心，全弄堂里的人都知道，可惜走了太早了，没有享受到一点清福。”
        记得母亲在瑞吉里人人都认识她，包括街面房子的人、及沿街店铺的老板等。有许多人家里有事就到我们家来找我母亲，我母亲总是二话不说就跟了过去，帮别人家解难，许多人我还不认识。这大概是她做人太勤恳、太热心的缘故。当时邻居家有双职工的家庭，小孩没人带，我妈就把他们带到我家来，由我妈照看着他们，关心他们，一分钱和一点礼也不收。有时邻居家拿点食品糖果来给她们孩子吃，同时也叫我们孩子也吃一点，但是我妈不允许，说“吃人家东西嘴短，还要给别人在外面传话”。我们在一边看他们吃，接着就跑到灶披间去躲避一下。有时邻居孩子带了刚买的玩具到我家来，我们孩子要玩，也要得到邻居家的大人允许后才能玩。我们放学回家总是会看见有多个邻居孩子在我家，他们后来上小学后，还总是喜欢到我们家来玩的，弄堂里的孩子们在我们家玩，感到很随便，没有大人的么喝。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很关心邻居的孩子，并帮邻居减轻没人带孩子的苦衷。

        母亲会做布鞋，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在八仙桌上放一块木板，摊上申报纸，用刷子沾浆糊在上面不停地均匀的涂抹，接着用一小块一小块的碎布，非常仔细地一块一块往上面贴，贴好后，再刷上浆糊，然后再往上贴，再刷浆糊，几个来回，鞋底料就算弄好了，把弄好的鞋底料拿到太阳底下晾晒，等晒干了，再把鞋底料从木板上揭下来，平整地放在桌子上，拿出事先剪好的鞋样放在上面，用笔在鞋底料上画出一个又一个鞋样，用剪子小心翼翼地剪下来，然后再用棉布包上一层，接下来就是纳鞋底，纳鞋底可是个累活、细活，要一针一线来回在鞋底上穿梭，一不小心就把手扎得流血不止，有时直到深夜，大约纳双鞋底要半个月左右。鞋底纳好后，开始做鞋面，也用几层布用浆糊来回刷，涂抹均匀，里层为白布，外面一层是新的黑布，再把鞋底上好，就是一双结实的布鞋了，比商店买的还漂亮。记忆中，母亲的手总是那么的粗糙，我们小时候穿的鞋多是母亲自己做的。

纳鞋底的锥针

鞋样

顶针箍

针线萝

补袜子的板

        每年的过年期节，是我们小孩子最快乐的日子，但也是我妈最心烦心焦的日子。她为了让我们在这个每年一次的光景中，也要让我们孩子过得快快乐乐，年前她想尽法子借些钱。每次过年的前半月，她最辛苦，半夜起床，到菜场去排队买过年的配给品。那时候天气比现在冷，冬天寒冷的风似乎吹进她的皮肤，直达骨头，并带来阵阵刺痛。由于穷，她身上总是穿着那么一丁点不抗寒的衣服，迎着刺骨的寒风，长时间的站立排队，冻得浑身发抖，只能颠几下脚驱寒，还帮邻居用破蓝、砖块也排个队，从来没有一点怨言。我们稍大点后，临过年前我和我姐也半夜起来帮母亲去排队，分担她的一点辛劳，也体会了冬天半夜排队的滋味，那可真不是个那么好打发的时间，简直是每分每秒都在煎熬。我每当想起此事，妈当年是怎么挺过来的，真艰辛。
        母亲还把破旧的绒线衣，不厌其繁地一根根把绒线拆下，再绕成一圈圈，后洗干净，再绕成一团团，各种颜色的绒线串和在一起，而且繁琐又费时间地结新的绒线衣给我们穿，每天有空时，她带着老花眼镜，一针一线的结，我们叫它花色衣，但穿上暖和后觉得妈妈真辛苦，真伟大，天底下最好的就是妈妈，为了我们孩子，她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心力。
        小时候每到过年前，母亲总是买些布回来，给我们小孩做新衣服，布买回来后，先把布洗一下，让它缩水，晾干后，放在八仙桌上，按照尺寸小心翼翼地裁剪，然后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经常要熬到深夜，我们半夜醒了过来，还看见母亲带着老花眼镜在小灯下细心的在做。
        母亲买布自己做衣服时，她专买一种便宜的白布，到后弄堂街面的染坊里买一小包蓝靓颜料，自己烧水把颜料化开，再把白布浸入水中，不停地搅动，不停地翻转，直至白布变成了蓝靓颜色，再把布放在水中冲洗几遍，晾干后即成为布店里买的蓝靓布料一样的了。再自己裁剪，用手工缝成衣服，她做的衣服式样基本上是解放以前的样子，纽扣是用布结成的盘扣，衣襟在右面，不像现在衣服的衣襟都是在中间的。看上去就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妇女，我们从小到大看母亲的穿着好像一成不变。

以前的日用品购买证

以前的上海市布票

以前的专用券

以前的上海市粮票

以前的全国粮票

以前的煤球卡

　　我三阿姨回来了，她原在重庆市人民法院当干部，退休后到上海。她对弄堂里的人家很热心，后协助做里弄工作，帮助别人解决麻烦事或调节一些纠纷，之后一段时间里，全弄堂里的人家包括街面房子的人家都认识她了，之后街道及派出所的人也认识她了，弄堂里的人都叫她“外交部长”。三阿姨回来后，我们家以前在上海的老同乡、老亲戚都联系上了。由于父亲的因素，我妈心里很内疚，感到无脸面，也就不到老同乡、老亲戚那里去了，我们也就不知道，三姨回来后，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见老同乡和老亲戚。三阿姨她在重庆时，也很热心，收留1个孤儿，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了，他们在文革中到上海来看望我三阿姨。她在重庆的朋友到上海来出差，她预先就联系好旅馆，空余时间陪他们（她们）看看上海城市的面貌和尝尝上海的老味道。自从我三阿姨回来后，我们看到母亲好像有了一个靠山，由于母亲憨厚老实，不大会说话，平时也很少说话，看见邻居总是笑嘻嘻的，有三阿姨在旁，我妈有时向邻居借东西，如蒸笼、石磨等，都由三阿姨出面去借。

三阿姨来了后，她同嘉兴街道的人也熟悉了，有时我们在家里看到她在写长篇大论，都是社会政治的文章，我们也搞不懂，几天后问她写什么，才知道是帮街道写些报告、小结等文章，怪不得时有街道的人来找她，她从不推诿。

        文革开始破四旧，打到地富反坏右，我妈当时也害怕，生怕有人来抄家，把家里原父亲留下和收藏的国画从墙上摘下来，撕开烧掉，当时我和我姐姐最起劲，在天井里烧，我妈还把以前许多用毛笔字写的、外面用蓝色硬纸板封面包裹成捆的线装书，叫废品站的人到家里来，用黄鱼车一辆一辆的运走卖掉。当时我三阿姨她有事不在，她回来后看见这个情况，把我们骂了一顿，但已晚了。文革时弄堂里有些人家被抄家，被批斗，由于有三阿姨在，我们家在整个弄堂里反而是风平浪静，一点被人怀疑的现象都不存在。我家有些亲戚，从外地来我家躲避，街道和里弄里基本没有人说，也愧了有三阿姨的保护。1979年父亲的平反通知书下来后，三阿姨她到上海冶炼厂去查找当年我父亲的资料，由于文革，当年的材料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化为乌有。
        在弄堂里，我妈总是热心的帮助邻居做些事，有时看见邻居做事不麻利，她二话不说上去就帮邻居做，记得几次邻居家杀鸡，一刀下去，鸡没死，到处乱跑，杀鸡的人到处捉没捉住，我妈看见了，跑上去没几步把鸡抓住，她帮邻居把鸡杀了，再放在滚水里烫好并把鸡毛拔掉，转身就回家来，也不要邻居说谢。

        我母亲她很会做菜，八十年代初我已回到上海工作后，邻居向我讲：“你妈烧菜其实很有特色，很会烧，可惜在你们小的时候，家里穷，没有吃到你妈做的许多菜。说我妈最拿手的红烧肉，弄堂里没人会把它烧的味道那么好。还会烧各色鱼类菜和各种花式菜，有的菜看上去像朵花。你妈当时在菜馆帮忙烧的许多菜，区饮食公司的干部都在观看，你们是不知道的。还有在大食堂做饭做菜，附近员工都称赞你妈，嘉兴地段医院、中药房、虹口豆制品厂、溧阳路米店、大同木行、大东酱油店等许多员工都认识你妈。区饮食公司底下的人要你妈去，由于你爸的问题，上面也没有办法，真可惜。”
        记得我母亲很会做面食点心，在弄堂里是很有名气的，红枣赤豆糕、重阳糕、定胜糕、方印糕、六瓣花印糕、条头糕、黄松糕、大小汤团、寿桃、月饼、南瓜饼、水晶菜饼和小脚粽子、四角粽子、枕头粽子等。为了做糕，还特地到浙兴里对面的麦嘉里附近找专门雕刻木模的人做各式模子，还买了食用红粉，在做好的糕点上盖印。还做各种馒头，有兔子形、鸡心形、娃娃形、宝塔形、小鸭小鸡形、小鸟、小鱼形等，看上去像真的一样，使人一下子欣赏的不敢吃，只觉得好看有趣，难以忘怀。邻居看我妈做点心，就像看她画画似的，又像是变魔术似的，手法特别灵巧，像看了一场美术表演。
        尤其是做糕，工序挺繁琐，记得我母亲到米店买碎米，只要1毛钱一斤，买来后磨成米粉，再掺些糯米粉，先将掺和好的米粉少许掺些水、揉和，再用竹笼粗筛子筛，一边揉一边筛，不时地加点水，再用竹笼细筛子筛，一边揉一边筛，筛好的面粉中的水分恰到好处时，在竹笼格蒸笼底下用陈旧棕叶先铺上一层，上面再放点糖精拌合的豆沙，后再放一层筛好的面粉，分层几层，最后上面再放些红枣点缀，放在竹笼格蒸笼里蒸，蒸好后趁热再用刀划成一块块。
        做印糕的米粉，揉和后也用竹笼筛子筛，筛好的米粉，捏成团，里面放好豆沙再捏团，之后放到木模里，轻压成正方形或六角花形，上面用木印敲个喜字，也有的敲一个花朵，脱模后一块块放在竹笼格蒸笼里蒸。定胜糕是在圆锥形的木模中放置掺了红色食用颜料揉和后的米粉，托模后把两个锥形粉团倒置并拢，放在竹笼格蒸笼里蒸。黄松糕是在米粉里掺和了黄豆粉，重阳糕就是一层层白面粉中间铺一层掺了颜色的米粉或馅料等等，做糕的工艺好像在弄堂里只有我母亲会做。

        当时米店还配给高粱粉，比较便宜，由于高粱粉是梗性的而且带有苦味，她会掺一点白面粉揉和，再做成像团子又像饼的样子，里面放些糖精，放在蒸笼里蒸，吃口还蛮好的，稍许有点苦。
        她会做各种形状的馒头，面粉揉和后，再放4分钱一块的鲜酵母，搅和好后，放在被窝里发酵，之后母亲会像变戏法一样，用手捏几下，就变成了动物等形状，再加点红的、黑的、绿的，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就让面团上有了眼睛、嘴巴、翅膀等，活龙活现，好看极了。当时我们看了我妈做的糕点，一点也不亚于虹口糕团厂，像是从糕团厂买来的一样，邻居都夸奖我妈手艺真好。
        我妈做汤团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咸的，青菜芯的；一种是甜的，芝麻或豆沙芯。因为肉类制品在我们家是很少见到。我妈做汤团的做法和其他人不同，她揉和糯米的方式自有自己的一套，做好的汤团或寿桃，吃在嘴里糯而滑爽。蒸寿桃时在蒸笼格底下放置洗净的荷叶，蒸出来的寿桃挺立不到，香而甜，白里透出一缕缕淡粉红色，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最拿手的是常州水晶菜饼，把面粉揉和成面糊状，但又不像面糊状，再揉成一团，里面包裹切碎的青菜芯，再搓成一团，桌子上撒些干面粉，再把搓成一团包有菜芯的团子压扁，形成直径约二十公分左右的饼，再在铁锅里稍许放点油，把油在锅边转一圈，再把一个个饼放入锅中烤，盖上锅盖，后再把饼翻个身再烤，再盖上锅盖，烤至两面金黄稍微带点焦，待香味一阵阵出来后，掀开锅盖，把烤好的饼一个个拿出来，叠在一起，看上去饼面像是被青菜覆盖着，拿在手上又不感觉饼面上有青菜，吃在嘴里喷香又脆，味道鲜美。现在这种常州水晶菜饼已经无人会做了，基本上绝种了。
        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每人每月大米只有三斤，其余是籼米，色黄又十分粗糙，而且混杂了许多糠壳、稗子和小石子，此外还要搭配面粉、珍珠米粉（玉米粉）、高粱粉、山芋等等。由于每月口粮配给的一大半多为面粉，经常看到母亲做各种各样的面制品，她先在一个大的钢盅镬子里和面，接着把和好的面粉放在八仙桌上，用近两尺长的擀面杖，把和好的面擀压成一个很大的饼，里面放些葱油，再卷起来，再把面擀压成一个很大的饼，再卷起来，做成一个个的小饼，再放在铁镬子里烤。有时候做带有形状的馒头，大多时候为宝塔形、小鸭小鸡形馒头，我们在边上瞧，看着把做好的东西放在蒸笼里蒸，等到香味出来了，弄堂里的小孩子恨不得马上能吃到。记得小时候母亲还到麦嘉里附近去买了一个小的摇面机，专门做面条和馄饨皮。每次母亲做好糕点、馒头、馄饨、菜饼等都给邻居分享。
        当年我妈每到一个中国节气日时，都会做一些时令糕点，清明节做青团、黄松糕，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重阳节做印糕、重阳糕，过年时做的东西更多了，除了自己家吃外，还帮邻居做糕点等。
        自从七十年代初，母亲走了以后，弄堂里邻居都说：“现在我们口福没有了，你娘的糕点制作也失传了”。弄堂里邻居总是称赞我母亲，人缘很好，总替人办事，对待邻居很客气，能帮忙她尽量帮人家忙，从来没有同邻居红过脸。母亲从小教育我们，“要好好的做人，要上进，不要怕苦，不要计较，多做有益的事。”她那朴素挚真的话语，一直影响和指引我今后的道路，至今还在自己的脑子里记忆犹新。

　　我母亲平时教育我们还是很严厉的，小时候我在外面跟弄堂里的孩子发生纠纷，我妈看到了就狠狠地揍我一顿，是别人的错，也是你引起的，俗话说“一只碗不响，两只碗碰到叮当响”，自己只好认倒霉了，今后就要吸取教训。有时候太贪玩，把功课扔在一边，妈检查出来了，也是一顿生活，这就叫你脑子里长点记性，什么是真正的做人德性。那时候我们孩子也不懂事，也常常惹母亲生气，但受到母亲的一顿斥打之后，母亲她自己也很愧疚。母亲从小一直教育我们，邻居有时送点零食给我们吃，我们是不敢拿的，只有我妈接受下来后，小孩子才能分着吃。当时我家穷，看着邻居家孩子有糖果零食和水果吃，我妈看见后马上叫我们回家，不许看别人吃东西。我妈一直教育我们“人穷志不穷”，“你们以后长大了，到社会上去了，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了”，“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不求人而且要帮助人”，“处处让人与己有益”， 从小就叫我们养成“好好读书，长点知识，助人为乐，不要计较”，直到现在脑子里还是存留着母亲当年的训导。

我们每天做的功课，她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做好了，有时候由于有几个难题一时做不出，她会叫邻居中的大孩子到家里来，帮我们解答。实在做不出，母亲也不勉强我们，就叫我们明天到学校里去，先向老师认错，再让老师给指点。她对我们的学习盯得很紧，但我们也不会辜负她的愿望，努力学习，将来考上个好中学。

打小时候起，每天晚上，母亲总是拿出一叠自己订的本子在记账，今天买了什么东西，把每天的开支一分一厘的记下来，如今天发了多少钱，或借了多少钱，都用明细帐记下来，每到月底，把上个月的总账算一下，比较一下前月超出多少或节约多少，几十年如一日的记，从不间断。纸张多为剩下的零碎纸或邻居扔掉的废纸，重新裁剪好，用线缝上。由于母亲去世早，我还在插队，如果这些记账本传到今天，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文物了，她记载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居民生活开支的原始资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不易忘怀的一段历史过程，可惜没了。

1964年下半年由于阶级斗争的深入，我母亲彻底失去了工作，当时为了家里生活能进行下去，母亲每天在外奔波，找老亲戚或老朋友，但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工作已找不到了，人一下子变得苍老了，五十岁出头已头发全白了。之后母亲在周边弄堂里去问人家，是不是要雇佣人。记得1965年我刚上中学的这一年，母亲总算找到麦嘉里和浙兴里两三户人家去做佣人，帮人家烧饭做菜洗衣服搞清洁，每月约有十几元钱了。文革开始破四旧，搞批斗，母亲也在家呆着了。但是为了养活我们，总是想尽法子去找活。后住在街面房子的人及弄堂里其他门号的人帮忙，1967年到本弄堂里10号徐家去做佣人，每月15元钱，这在我母亲一生的经历中算是最高的薪水了。她很认真做事，也从不问这家人家家里的事，勤恳卖力，任劳任怨，默默无闻，不生张扬。1974年由于太劳累，走了。

        我插队回来之后，邻居同我讲，你妈在去世前好像有预兆，去世前的几天里，她到上海几年里没有碰见过的亲戚、老同乡家里去同她们见最后的一面，回来后到溧阳路海伦路口的向群照相馆去拍了一张像，再到邻居各家去叙叙旧，最后一天她早早的把事情做好，并写下几年来向邻居、亲戚、老同乡借的欠款清单明细账，嘱咐我们不要忘了尽快把这笔钱给还掉。当时我们孩子要么在乡下，要么在郊区，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这天下午她感觉人太累了，要休息一下了，就上床躺着，直至约5点钟左右，楼上谢家姆妈看见今天我妈怎么还没有做饭，她就喊了起来，进屋一看我妈已经不行了，当时邻居他们马上叫车送至第四人民医院，已经晚了。开追悼会的时候，瑞吉里大部分的邻居都去了，送我妈最后一程。
        之后住在新嘉路15号的裁缝他也跟我讲，你母亲最后时期穿的衣服，是你母亲在去世前一个月不到，她到溧阳路布店买了一块布料，同他商量做什么样式，原想做老式的衣襟纽扣在右的式样，裁缝讲这个样子早就淘汰了，于是做了一件衣襟纽扣在中间的样式衣服，后我妈穿了这件衣服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妈留给我们孩子们最后一件好看的衣服，看上去紧跟时代潮流，是我妈一生中最漂亮的一件衣服，留给我们一个母亲美丽的容貌。
        

母亲早些年工作证的照片

母亲最后时刻的照片

　　我记得我妈以前除了工作证照片，好像自己从来不会去拍照片。她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自己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她知道自己的日子快到头了，孩子们都在农村，一时半刻还没法回上海，觉得恐怕与孩子今后不会碰面了，留下张照片让我们永远记住有一位勤劳、多难、辛苦、慈祥的母亲。

勤劳善良的母亲还时常在我的梦中出现，我们小时候也惹母亲生气，也给母亲添烦添乱，受到母亲的唠叨，训斥和打骂，但是母亲就像是一位慈祥而又严厉的师长，教育我做人的道理，让我们读书学习，我也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忍让，宽容，诚实，善良。母亲那谆谆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母亲身上那种似海的恩情让我永生难忘，我将永远感谢我的母亲，永远怀念我的母亲。

1979年我收到父亲的平反通知书，得知父亲早已于1959年在青海劳改农场逝世。我母亲至今也不知道父亲的死活，她永远带着遗憾走了。

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历尽磨难，命运多舛。她为这个家操劳了一生，任劳任怨。其实她的内心早已被利剑刺透，内心很痛苦，心里显得悲哀、无奈、焦虑，但从不显露。一幅慈祥的脸庞，显示微笑，待人宽容，舍己利人。其实她很坚强，以强有力的意志来维护家庭的兴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的母亲许蔚其，她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苦难和贫困一直困扰着她并陪伴了她的一生。

王岳雷2017年8月12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