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浜回忆录（散文）

逍遥游

                         

                         《 卫浜回忆录》

                             文／逍遥游

         

         我的童年在卫浜，懵懂记事是从偌大的卫氏义庄开始的，卫浜是海虞西乡古镇，是卫姓一条街，姓卫的最多其次是姓席。我一岁至九岁的蹒跚学步就在西乡最富饶最大的宅地，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浜将小镇辟为南北两块，小河北岸是幽深、志怪般诡谲又空荡荡的卫家祠堂，南岸是卫氏义庄。于卫浜镇南向约一里许，便是驰名邑内的三孔拱形石桥，“钓渚渡桥”，它始建于明崇祯年，距今约400多年，出于归属地与历史的多重原因吧，今则移至沙家浜风景区。

       

         小镇跟钓渚渡桥之间，有两自然村叫“南范”与“北范”，现村名依旧，两村以范姓居多，他们原是苏州观前街范仲淹裔人的一支，元末兵灾，范文正公十一世孙德深携眷迁居于常熟州宛山荡之南，自此添得人丁续香火，並尊范仲淹遗训设义庄置田地以接济族人。钓渚渡桥又名云庆桥，原是范仲淹裔人出资造福乡里，卫氏也参于过历年的修茸。“义庄”，它是作为家族聚落形式並以一整套族人福利制度确立衣钵关系的，这是封建皇朝制社会中建制较为先进的，样子接近早期乌托邦，它的初创者是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就是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据《宋史·范仲淹》记载：“置义庄于乡里，以赡族人”，清人冯桂芬《复宗法议》云：“惟宋范仲淹创为义庄，今世踵行，列於旌典”。原姑苏范仲淹义庄是现存最早最大的义庄，将近八九百年的历史，卫氏义庄则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应该是范氏义庄制的亦步亦趋。

　　

        

        我蒙童时代所见卫家义庄的规模，也只是它残剩的东鳞西爪，据老人说建国后不久，卫义庄和卫家祠堂的大部份建筑均己拆去，用以建造练塘粮管所和卫浜粮管所，那年头农业上粮食储备为当务之急，需要凭多的仓库凭大的青砖晒场。现在坐落于尚湖荷香洲西部的“流香馆”，则是从卫浜卫氏家祠堂编号拆移过来的，有关卫氏史料极少，老县志亦寥寥几笔，仅见提及“系宋代状元、资政殿大学士卫泾裔孙所造”。

         

        卫义庄，它不同于六十年代随处可见的落脚屋，那时，乡间一般多见泥坯房和茅草屋，小镇明清建筑云集，高大又风格迥异的厅、堂、厢房、轩、备弄、有个较奢华的大院落名叫“巷庐”、有几多石窟门、较南向的住房叫“九房”，归属于卫家第九房小妾，我摇篮里瞅世界並记起的，便是九房里地落板和民国风格的白膏泥镶圆顶，那一瞥最是清晰亮丽，也是人之初仅能留住的一点印像。后来随父母住过祠堂边的屋舍，再后又搬至义庄东首的“四房场”。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直到九岁随父工作调动而离开卫浜。

         

         我父亲，在卫浜供销合作社百货部工作，母亲，在幽暗的祠堂里其中一间给供销社人员做饮事，我呢，在老祠堂改成的商店里，在父亲的玻璃货柜旁玩耍，小鸟一般轻健且贪玩。自记事那天起，灰蒙蒙的老墙和人脸、拐弯抹角的碎石路面，迂回不尽沿街的铺子，遍地赶集的菜篮子，便是断断续续嵌在我低头视物的童年。

          

        镇中央，原有一座小石拱桥，半个月亮般横越卫家塘，现早就不见踪影了，它比我所见的石拱桥小一号，又比言子墓前文学桥大许多，沿街人家多见栅板门挞，临水的两岸则是条石齐正的驳岸，镇东首，离我所居之处百米之遥，便是一天一班的卫浜班轮船码头，早晨，轮船自城南珠草浜出发，傍晚时分，泊在一眼望见的地方，几声悠长的汽笛，是古老小镇最大的动静，一张船票是童年里跟母亲出门访亲的颠沛，它承载小镇和县城往来的物资、邮件和客旅。后来读史料时才知道这班汽轮自民国就有，当时民国县政府组建轮船公司时，卫家是较大的投资股东，可以察见卫家于西乡一隅的业大殷实。

         

        我记得我住的房子不大，是卫氏三房的配间，与它相邻紧挨着的，便是与之一墙之隔的是卫家堂楼，它至今仍在且较早列入市文保单位，由于长时期不住人，疏于修茸，早已墙塌壁倒颓败不堪，接近废墟，高大的青砖雕花门楼上尽开满枯色的瓦楞草，一排约六十米左右遛长的老屋，楼上楼下已是空壳，像一堆摇摇欲坠弃之可惜的鸡肋。由于文革前这里曾是收容血吸虫病人的专点，时人称它为防治站；东边一片空阔的场地叫“三房场”，“三房场”的沿河有一座，用柏油浸擦过的木头搭建的小木桥，该整桥不用一块砖，它叫“四房桥”，瞧着有点脏兮兮颤微微风雨飘摇的样子，儿时常在桥头玩，因桥板年久失修，腐桩残板处常有一脚踏空的事情发生。

         

        卫浜于我有两个地方不敢去，一个是祠堂后厢房，邻里说那里晚上经常闹鬼，住在祠堂东首值夜班的人，常会在夜半遇见长衫白胡须的老爷，听母亲说“有几位曾经半寐半醒中遇上一支冰凉的手伸进被窝”，让我童年惊悸不轻；一个是于我一墙之隔成排无人居住的空楼，西风一吹，门窗、地板开始收缩，总有诡异的响声。尽管门窗洞开，孩子们大白天也不敢进去；还有一次有大人开玩笑，将我关在祠堂后院一农药仓库里，良久，我鼻子呛出血来，还有满脑子萦绕不去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情节……我放声大哭，后父亲知道后大骂其人。

         

         卫浜，是我人生第一站，虽生在以它七、八里之遥的翁家庄，不满周岁的时候去了卫浜，卫浜拥有我的稚嫩、呀呀学语的同时，也有它渐被世人淡望的历史。

         

        年轻时读地方文献资料，读过民国文人文中提及卫浜钓渚渡桥畔的云庆寺，该寺在明以前是西乡规模与影响较大的宗教圣地，时名不亚于兴福寺。文提及元末施耐庵借云庆寺僧舍著《水浒》事宜，並指书中章节有借鉴周边风物，想来，此说应是旧文人揣摩，查施耐恩确在姑苏江阴当过几年私塾老师，与之地望不远，可能去过云庆寺，其它则年久无考。

　　

        

        曾闻卫家子孙提起翁同龢少时随母亲避难于卫义庄，这一说法想来是成立的，资料上有：“道光13年（1833），九月，为避战乱，四岁的翁同龢随祖母张太夫人由京城回虞居住”，“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翁同龢随同家人避难于常熟苏州乡下各地”。翁同龢父亲，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原籍是西乡练塘翁家庄，翁家庄距卫浜相去不过五六里，“翁氏故居”，其时已被钱泳所购得，所以，“于卫氏义庄避难”一说理论上是成立的。另外，据范姓文献称，位于卫浜的南范村原有“范氏宗祠”，祠内悬祖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又悬两朝帝师翁同龢所书的木质楹联：“海阔天空龙吟虎啸，山高月小奔腾飞翔”。故范、钱、翁三家地方望族彼时颇有渊源关联不尽。

        

        提起卫浜不能不提钱泳，钱泳是清中期著名学者，一生著书颇丰，成刊30余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他所著笔记《履园丛话》，全书24卷，属于百科全书式的私家笔记，他涉猎广泛，金石碑学、天文水利、文史经集、诗词歌赋咸能作洋洋大观。

        

        钱泳，是五代时期吴越国武肃王第三十世孙（1759～1844）。他随母亲华太安人自小居住卫浜钓渚渡桥，钱泳原配夫人“华氏”是宛山东北戴家湾人；宛山不高也不大，因为状似覆置的碗而得名，山在卫浜以西约一里地。钱母亡，钱泳便移住练塘翁家庄，他购得翁心存故居后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添建了“写经楼”，从此学问以著作等身，享年86岁，道光26年9月葬于卫浜宛山，时翁心存为其写墓志铭。谁知这个钱泳一生劳碌终未步科举，却名于疏浚太湖，变水害为水利，其身后影响可谓功在后世。

2005年，山西书商在南京发现一本名为《记事珠》的文稿，后经多方学者鉴定，确定为清人钱泳杂稿手记，因其中条目出自沈复的《浮生六记》，便很快认定为该书轶散的第五卷《海国记》，也就是现行林语堂本《浮生六记》的卷五-中山历记之前的抄本。其中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成了我国钓鱼岛主权问题的新证，手抄日期为1823年，比日方公布文献日期早了76年。2010年12月20日，这部钱泳的手稿在北京以1325万元高价拍出。

　　

         

        卫浜，是我童年的家园，是人生的第一堂课或一本书，润泽我的不是它丰渥的人文历史，不是罗列几家名人，而是它落在我荒寒里的点滴甘霖，从这本书里，我一遍遍的听见儿时母亲的呼唤，和邻里乡亲民风淳朴的脸，没有一种生活比一个人的童年更慢，没有一盏灯，比母亲给我纳鞋底时身旁点的那支油盏头更亮。

        

        在卫浜那些日子里，我吃过社员从忆苦思甜大会带回来的糠饼，知道六十年代的滋味、明白红旗下的清欢，也曾莫名其妙跟着大人去小会议室，冲着墙上的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见过生产队草棚下杀牛，耕牛会预知它末日的来临，牛也会流泪……人们用巴掌长的大竹管劈为两半用线穿缀，盖住牛的眼睛……剥下的牛皮，被子般叠得方方正正，草绳一捆卖给供销社，为队里添几个工分。这跟有时候人生低落时，某些人眼眶里向内流或往外冒的，是以一头牛有着相似的境遇。

　　

        

        说及牛，不能不提他，一个长得像牛一样壮实的汉子，或是一个另类的阿Q，他叫黄环子，是镇上孤儿五保户。他大个子、宽厚的胸膛、肌肉健硕，天生大脚板买不到他所配的鞋，粮管所看中他的忠厚老实让其成为粮仓担夫，他一人能顶三四个劳力，起早摸黑的干活，风里雨里和过多的日照赋予他一张黝黑的脸，他饭量好，只图吃不图人家钱给多给少的，年终发享时，粮站主任分了两堆数目一样的工钱让其挑，最后他挑了零碎钱一大堆，黄环子说：“这堆钱多”，另一堆是一些整票。小镇上，茶馆店每有娱乐请来苏州评弹，都是要黄环子去充当行脚夫，给口音嗲声嗲气的说书人背行囊，一天能来回走几十里地的。

        

        在那口号声声旗帜鲜明的年代里，一次，他去羊尖运输粮食，途中让戴红袖章的人喝住，被盘问阶级成份，“我是革命的，是地主富农”，他憨憨的答，前一句有青头，后一句没头脑，最后让人一顿打吊在梁上白白喂了两夜的蚊子。黄环子是无辜的，其可怜是他的半憨，他对谁都没有敌意，面对人的各类过激，他皆是呵呵的憨笑，瞧他五大三粗，面相却长得慈眉善目，平日里说话不多，与他搭讪要靠近几步才能听清他弱弱的回话；他撕日历是几张一撕的，有时不撕有时一起撕，我家的日历尚有一大半，他的日子已经没了，我母亲问他这是为啥，黄环子讷讷：“一张张撕烦，撕没了也就过年了”，八九岁的时候我为他噙过泪，至少他教会了我考虑一些在者如何不在的悲悯，早年里，教会别人不可乱用心坎里的一杆尺，所以，我不参予一群小伙伴编着儿歌去戏谑黄环子，说过了，任谁羞辱，他都是呵呵呵！

         

         对于童心未泯的我来说，他的故事只是我卫浜记忆的一部份，有些记忆能带走並追随我一生，有些是无法带走的，臂如卫家地主卫老二在谢家塘枪毙的一声枪响以及日后卫氏子孙的三缄其口，比如我儿时涂鸦在墙上的男人和女人，一年级老师画在黑板上的一只鸟。

        

        真是十年一觉扬州梦，何况与卫浜已经相隔五十个春秋，虽时不时会去探访。想起《浮生六记》里沈三白的一句：“牛喘月，雁随阳，总成忙世界，蜂采香，蝇逐臭，同是苦生涯“。

           

       2019.5.23于琴川蕴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