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将军山

张传桂

　原29军驻地莆田后卓九华山。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军当中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据说，这话出自法国的拿破仑，在西方流传了百年之后，又成了我军当中颇为时髦的一句名言。年轻一辈的热血军人中，有谁将来能成为将军，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们当中肯定存在着未来的将军。想想这些，我为年轻一辈感到幸运。

我们当兵的时候，大概没有那个战士想过要当将军。那时，我军当中根本就没有“将军”这一说，即便是大军区的司令员乃至总参谋长,也只能叫做某某司令，某某总长，而不能叫做某某将军。

　 1965年5月，我军取消军衔制，军官叫做“干部”，士兵叫做“战士”，官兵叫做“干战”，全军官兵叫做“全军指战员”。干、战平等，上、下一致，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当时的说法是，这样做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有利于部队的革命化建设。同时，还说这样上了战场可以迷惑敌人。

且举一例迷惑敌人的事。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时，越军欲“擒贼先擒王”，命狙击手射击我军官。可我军没有军衔标志，官兵个个是一身绿，让敌狙击手们眼花缭乱。但是，敌人回过神来后，专门击杀那提着手枪的，或是举望远镜，拿小红旗的。战场上残酷的事实证明，这类目标比军衔还明显，总不能让每个士兵举个望远镜拿只小红旗吧！

不易迷惑敌人，反倒能迷惑自己。再举一例迷惑自己的事。据说，有一军长个头不高，体型偏瘦，带工作组下部队检查工作时，随从人员中有一处长，个头又高又胖。出迎的连长和指导员从未见过军长，误认为走在前边的小个子是开道的参谋人员，走在后边的胖大个子是军长，便直直地越过军长，去给那位处长敬礼、报告。弄得那位处长哭笑不得，军长也只能是笑笑，发几句对取消军衔制不满的牢骚。这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是在战场上发生混乱的状况下，你一个小个子凭什么指挥部队?凭什么证明你就是军长?总不能天天将任职命令装在衣兜里吧！看看，就连真正的将军都不能叫做将军，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怎么会想到要当将军?

　 还有，取消军衔制，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如果有谁胆敢想当将军，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的臭名利，那可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当时，干部与战士的唯一区别，就是干部的上衣是四个兜，而战士的上衣是两个兜。我们闽指通信连无线排有一位老兵，听副连长告诉他说，提拔他为报务主任的命令已经到连队了，只是还没有公布。于是，他便兴冲冲借来件四个兜的军装，跑到照相馆去照了张相。没想到，被人指责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还没公布命令就穿四个兜的军装。结果，已经到了连队的命令又收回，当年即退伍回乡。你说，在这种环境中，会有哪个士兵想当将军?

我更没有想过当将军。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当兵的经历，我当时就不能算是一名完全合格的士兵。我们入伍的时候，部队显得既乱又松。不像现在，新兵到部队后先去新兵连训练几个月，从条例条令到队列动作；从思想纪律到作风养成，一切从头开始，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从新兵连出来后的士兵，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止如松，动如风，举手投足已是标准的军人形象。我们入伍时没有新兵连，直接编入连队，新兵老兵基础不一，水平不同，根本就不可能进行科学，正规，严格的军人养成训练。当了几年兵，许多人不会喊口令，齐步，正步都走不清。

　 我本人就曾闹过几次笑话。1970年到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我是副班长，又是军人，早晨出操时便让我带操。入学前，我在报训队当班长，仅仅是整队进教室，去饭堂，从没有带过操。突然间要带操喊口令，感觉怎么也亮不开喉咙。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压着嗓子喊。曾经当过兵的徐刚等同学，说我的口令喊不出喉咙，是叫给自己听。

1976年我到通信连当副指导员时，更是出过一次大洋相。有天晚上看电影，我是连值班首长，负责集合整队。将队伍带到营集合点时，营值班员让我将队伍向前调整一下。我看看需要调整的距离不大，就喊了个“向前两步走”的口令。部队动是动了，可是却有人发了轻笑声。

　 原29军通信连女兵排二班长王俊英。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么事。看完电影后，我正在连值班室看报纸。突然，正在值班的二班长王俊英打电话找我。听得出，她是边吃东西边和我说话：“大书生，听说你今天晚上露怯了。”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便问：“什么露怯？”她吃吃一笑，说：“在北京待了几年，连露怯都不懂?你出洋相啦！口令那有两步走?要么三步，要么一步，你喊个双数，让大家怎么走?”

猛然间，我感到心跳加快，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脸上涌。幸好没人看见，而自己又看不到，不知道自己的脸有多么红。可以想见，这帮“土八路”们会是怎样嘻嘻哈哈地议论我。堂堂男子汉，八年军龄的老兵，军事素养还不如一群丫头片子。你说，怎不叫我无地自容?

此后，我的同乡战友接力排长陈丕学，也悄悄告诉我，口令里没有两步走，只有单数，不能双数。和我同住一间宿舍的副连长陈志清，见我不会整队喊口令，十分关照我，遇到我担任连值班首长时，他都会轻声对我说：“我来帮你整队！”每念及此，内心对陈副连长十分感激。

　 当兵为打仗，紧握手中枪。战士离不开枪，枪是战土的生命。如今的士兵，在新兵连起码打完第一练习，第二练习。我于1968年3月入伍后，就到闽指通信连报训队学报务，几个月从没摸到过枪。报务集训结束后，我分到无线四台，当时台里报务主任缺编，台长艾志科见我块头大，估计遇有紧急情况能应付，就让我配带和保管报务主任的手枪。天天能带枪，天天能摸枪，就是没有机会学打枪。

1968年8月，我们四台到莆田后卓82师教练时，艾台长才带我们去一道山沟里练习打枪。事先从未练过瞄靶，艾台长就告诉我们三点成一线，每人三发手枪子弹，真正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我按照台长教的射击要领，屏住呼吸勾动板机，“砰”然一声脆响，枪口似有一缕青烟散开。报过靶来，命中十环。我心里有数，这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果然，后边的第二枪，第三枪，子弹都不知道飞向了什么地方。

到大学里以后，参加过一次北大组织的民兵射击训练。这是我第二次打枪，但却是第一次用步枪，而且还是日本三八式梅花大盖枪。第一次用步枪,也是从未练过瞄靶，趴在地上两手一端枪，心里一紧张，竟然忘记是用那只眼睛瞄靶。幸好，又是瞎猫撞上只死老鼠，三枪打完，居然还中了一发，让自己在地方来的学员跟前保住了点面子

　 原29军警卫连连长王福清。

　 从北大毕业回到29军以后，我在政治部直工处搞新闻报道工作。有一次，我将自己的笑话讲给警卫连长王福清听，让王福清笑得半天喘不过气来。王福清是山东垦利的，虽然晚我一年入伍，但综合素质过硬，所以进步很快，没几年就升到了连长的位置。我趁机对他说：“当兵的不会打枪，算什么当兵的?你们警卫连有的是子弹，抽空带我到你们靶场练练去。”他又是哈哈大笑，说：“你们这帮机关老爷们，打起仗来有我们站岗放哨，还练哪门子的枪法。”说归说，笑归笑，他还真的带我去了。我们一人提支手枪走在前边，通信员背一挎包子弹跟在后边，晃晃悠悠走向靶场。

正是余甘子成熟的季节，山路两侧尽是灌木丛般的余甘子树，上边挂满了银青色琉璃球般的余甘果。这种野生的余甘子，酸甜酥脆而微涩，回味甘甜，故名余甘。我的心情特别好,不时摘几颗塞嘴里尝尝，真的是涩涩甜甜，令人神清气爽。没想到，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次打靶，一直被那位警卫连长当成大笑话，我两支手枪换着使，打了近百发子弹，居然没中一发。你说，这还不是天大的笑话？

　原29军警卫连连长王福清。

　 对于这种射击“成绩”，我当然是心有不甘的。不过，想到王福清的笑声，再也不好意思去找他，便悄悄去找警卫连文书王效义。小王是山东寿光人，1975年入伍，因为写得一笔好字，且文化底子扎实，尹德甲便让他有空时来处里，帮助我们抄稿子。所以，他入伍不久，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那时，处里没有打字机，往报社投稿全凭手抄。抄写工整清楚的稿子，编辑们看着顺畅省劲，采用律就较高。我对王效义说，还想练练枪法，不好意思找你们连长了，你悄悄帮我弄点子弹。小王二话没说，悄悄从警卫连仓库给我拿来一盒（100发）手枪子弹。

　 原29军警卫连文书王效义。

　 1975年的春节，我是回山东老家过的。假满归队时，在南门岗下汽车以后，我看到军部大操场上新增了一排大字标语：“全体动员，扎扎实实抓好部队的教育训练。”每面字牌有一米见方，白漆底，红漆字，以主席台为中央，雁展翅一般伸向两方。蓦然间，我似乎觉得扑面而来的春风强劲而又温馨，让人浑身酥融融的，犹如浅醉微熏。

我预感到部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路走回政治部宿舍，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原本多处失修的柏油路面，已经修补一新。公路两侧的木麻黄，剪除了低乱散枝，根部一律用石灰水刷得雪白雪白。放眼望去，两道齐刷刷的白线向前沿伸，仿佛将前方的天空也渲染得亮丽了许多。

　 第二天，到直工处上班后才知道，部队上下正在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精神。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同志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25日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恢复优良传统，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要加强纪律性。这，就是让我感觉到春风扑面，满目皆新的根本原因。

我们新闻报道组的学习，由新闻干事尹德甲主持。在讨论会上，同志们例举了大量事实，慷慨激昂，说明军队要整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大家的发言中可以看出，部队已经多年不提教育训练的口号了，许多情况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管理松散，纪律性差，训练计划不落实，有的甚至没有训练计划。有的部队搞步炮协同训练时，炮弹落在冲锋的步兵队形中，造成重大亡人事故。天天搞生产，许多部队的战士，当兵三年摸不到枪。有位江西籍新兵给军首长写信说：他入伍以后就拉到福清农场种水稻，早知道来部队天天种地，还不如让他爷爷来当兵。归结到一句话，军队再不整顿，有状况拉都拉不出去，强拉出去也是吃败仗。我也讲了不少，却没好意思联系实际，讲自己当兵多年还不会打枪的事情。

　 原29军政治部直工处新闻干事尹德甲。

　 全体动员，扎扎实实抓好部队的教有训练。动员令一下，部队立时就动了起来，从军部驻地后卓，沿公路到85师所部驻地三山，西天尾，涵江一带，开训的部队拉动频繁，气氛紧张而又热烈。

各部队的训练课目，以提高单兵素质及班，排，连战术为主，而步兵分队尤其突出训练“三打”，即打飞机，打空降，打坦克。其中，又以打坦克更为重要，投入训练时间更多。记得，当时的反坦克训练，遇到了一个难题，福州军区没有坦克分队，步兵训练反坦克没有靶车。原来28军编有一个坦克团，驻地晋江，那是福州军区唯一的坦克部队。1969年底，这个坦克团随28军调防去了山西。因此，部队要训练反坦克，只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木板制作成坦克炮塔形状，固定在吉普车两侧，用作步兵反坦克训练。

不久，传来一个好消息，说是在福州军区军械修理所，有一辆老旧的坦克，已经卧趴了好些年。军司令部首长如获至宝，立即请军区修理所将这辆坦克修起来，虽然不能用于实战，但可以作为靶车，用于反坦克训练。

　 1975年的秋季，军里为了检验部队教育训练的成果，将教育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决定在泉州湾的将军山举行一次抗敌登陆实兵大演习。

处领导向我们一吹风，我就感到有点憋气，怎么又是抗登陆?1970年3月，我曾参加过29军组建后的第一次合成军大演习，战役方向也是将军山，战役设想也是抗登陆。老是抗登陆，到时怎么登陆台湾?于是，我便试探着问处领导：“怎么不搞渡海登陆演习?”我们处长李文生是胶东人，性格豪爽而又幽默，爱开玩笑。他哈哈一笑说：“还登陆呢!目前部队的素质，装备，战役战术思想，都不具备登陆作战的条件。经过这半年的教育训练，能够拉得出去，冲得上去，就很不错了。”

已经多年没搞大规模的三军合同实兵演习了，又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以后，在东南沿海举行的一次针对台湾的大演习，总部首长和军区首长都十分重视，亲临29军检查演习准备情况，听取战役，战斗，战术思想汇报。一时间，荔枝林中军车出出进进，军用直升机频频在大操场上起降，发动机的轰鸣声和尖啸声，给人一种如临战场的感觉。

　 在人们的热切期盼与焦急等待中，战役动员令终于下达，部队开始从各自的驻地向指定的集结地域开进。铁路输送的，摩托化开进的，徒步行军的，从闽北到闽南，从江西到福建，空中，海上，陆地，各类飞机，各种舰艇，各式火炮，汇聚成一股强烈的战争气氛，让军人们热血沸腾，豪情倍增。

我们报道组分两拨行动，尹干事他们先行随军前指开进，我于两天后随工兵营运送炸药的车队开往将军山。我的化学知识有限，对炸药的性能了解也不多。平时处里搞生产种冬瓜，种西葫芦，种辣椒茄子，我们有时会打电话让工兵营送几箱硝氨炸药来，当化肥往地里撒，那劲很猛，很管用。可是，当我爬上装满炸药的大卡车时，想想屁股下坐的是几吨烈性炸药，心里便没了拿炸药当化肥撒时那种轻松感。同车的战士大概担心我紧张，说：这些都是梯恩梯，黄色炸药，威力大，可离了雷管不会爆炸。听他这么一说，我心中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

　 将军山终于到了。五年后重返将军山，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在我29军的作战区域内，从闽中向北至浙江，向西到江西，群峰巍峨，山岭相连，将军山既不算高，也不算险，但它在作战挂图和沙盘上的标志却极为明显。那面牢牢地标在将军山位置上的红色三角旗，是军首长和作战参谋人员战役设想及作战思虑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军指战员信心与勇气的象征。　

将军山位于晋江县磁灶镇苏垵村，原名苏垵山，因抗倭名将俞大猷去世后葬于这里，该山因他得名“将军山”。俞大猷是福建泉州人，生于明弘治十六年，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抗倭名将、儒将、武术家、诗人、兵器发明家。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戎马生涯四十七年，率部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与当时另一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明史·俞大猷传》曰：“大猷负奇志”，“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明万历八年，俞大猷逝世于家乡，葬在磁灶镇苏垵山上，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抗倭名将，从此改称苏垵山为“将军山”。

　 明代抗倭英雄俞大猷画像。

　 将军山，确实像一位立马横刀的将军，牢牢地把守着泉州湾。泉州湾属丘陵状海岸，地势起伏，山丘连绵，山与山之间地势较为平缓。其海岸线曲折，港湾，岙口较多，滩头底质较硬，便于敌登陆和机动，是蒋军反攻大陆计划中的重要登陆场地，也是我29军重点设防地区。将军山离海岸大约有两公里，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头。控制住将军山，就能俯视控制整个作战区域。因此，将军山是敌我双方都要殊死争夺的制高点。守住将军山，就成了我军取得泉州湾抗登战役胜利的关键。

我军的战役设想是，敌军登陆时，我前沿守备部队以将军山主阵地为依托，利用一切兵力兵器，阻击和迟滞登陆之敌的进攻，待增援的野战部队赶到后展开反击，将登陆之敌消灭于滩头水际。据此，演习的第一阶段，各部队按各自的任务和战术要求分别展开训练。第二阶段的合成演练，就是将军山抗登陆实兵大演习。

　 在这次抗登陆演习中，反坦克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而军工兵营将在反坦克作战中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演习期间，我们军直新闻报道组随工兵营行动，重点报道工兵营的训练及演习情况。

工兵营营部驻扎的村庄，距将军山不远，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村庄很大，村上华侨很多，很多楼房盖得高大结实，十分漂亮。据说，早年间，这个村上很多人去南洋谋生，挣到钱以后就回乡盖楼房，娶媳妇。那楼房有的是钢筋水泥结构，盖成西洋风格，人们称作“番仔楼”。有的侧是砖木结构，盖成传统的闽南风格，人们称作“红砖大厝”。

开始，我和尹德甲被安排在离营部较远的一个小村子，住在农民家的一座二层小楼上。那小楼底层是猪圈，我和尹德甲住在上层。地板是用长长的花岗岩条石搭成的，缝隙很宽，猪圈的臭味透过缝隙往上猛钻，熏得人晚上睡觉都困难。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营首长见我们每天跑营部吃饭跟训很辛苦，便让我们搬到营部去住。

营部住的是一幢西式洋楼房“番仔楼”，五层，钢筋水泥结构，坚固而又美观。令人惊叹的是，这楼房从五层至底层，有一个明晃晃的通天窟窿。原来，抗战时期，日本鬼子的飞机曾经轰炸过这里，有一颗炸弹落在这座楼上，从顶层贯穿到底层，幸好没有爆炸，只留下一串通天的大窟窿。这一带的华侨，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光荣的爱国爱乡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华侨从南洋回来参加抗战，或者是捐钱捐物，为抗战出力。

　 我和尹德甲的任务，是每天跟着工兵分队外出训练，在训练当中发现并搜集报道题材。大部分反坦克训练科目都是老科目，还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老战术。如捆绑炸药包，主要是练习战士们捆绑炸药包的速度和质量；如埋设反坦克地雷，利用大面积的雷区，阻挡敌坦克的进攻；如设置反坦克火障，在敌坦克必经之地挖掘壕沟，内置汽油等易燃物，待到敌坦克临近时，点燃汽油，造成火障；如挖掘反坦克壕沟，在敌坦克必经之地，按照一定的宽度深度挖掘壕沟，使其上宽下窄呈锥状，敌坦克陷入壕沟即动弹不得。唯一的新科目，是军工兵营自己发明的火箭布雷，即用细绳索将反坦克地雷串起来，置入火箭弹内，将其发射布撒至敌坦克必经之地，迟滞敌坦克的行动。不过，因为是新发明，所以说要保密，虽然有新闻价值，却不能对外报道。

于是，我把目光放在了军民关系上，采写了一篇通讯：《连心锁》。这篇反映将军山人民关心子弟兵，支援部队演习的通讯，被《福建日报》刊用，让我心里好一阵激动。

　 此文原载本人作品集《登高望太平》，海风出版社，1999年出版，2019年5月22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