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的西北院，是西安市大南门里、南大街顶端右侧那幢绿帽边的楼，隔着马路的左侧是另一幢规模相似的楼，不过那是由庆丰食品商店、冶金建筑院等四家单位联合建设的，当时都是气派的象征。北侧的建行大楼当时还是一片低矮的二层巷道式住宅，斜对面如今高端大气的中大国际，还是叫光明电影院的一幢小建筑。绿帽边的西北院大楼在1990年中期，因为城市整体形象的问题，换成了古建筑风格的尖顶，站在城墙上北望，东西两侧建筑的楼顶与钟楼相互辉映，风格统一，顿然和谐。 我从农村来到这座办公楼上班，面对如此伟岸的建筑，从内心里感觉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老严那板着的面孔和不正面直视的眼神，愈增忐忑。老严很高大，仿佛贴着了楼道的天花板，走路膝盖有点打弯，脚很大，但鞋子似乎更大，走起来不跟脚，从水磨石地板上走过，“扑嗒扑嗒”。他面貌瘦削，深目，鼻子高耸，初见之下我以为他是外国人，后来果然听说他的外号是“土耳其”。 老严很威严，他手底下管着电工、水工、木工和几个打扫卫生的临时工，他指挥着他们维护着大楼的正常运行，凡是电梯关人了、厕所堵了、暖气片漏水了、灯泡坏了、凳子腿掉了，老严桌上的电话便会急促地响起来，接完电话之后他便以宏亮的嗓音传递下去。那个年代办公室通常是很肃静的，他的声音往往响彻楼宇。其实这一层的领导很多，院长、书记、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主任，不过他的气派更象是实权派。<br>初识老严，他在我的心中有多个形象。他是我的科长，对于我的工作总是不太满意，有时候会气魄很大的命令和训导，尤其是我嘟囔低语：“我可不想去陪客人吃饭”。他语调弧度很大地“嗯”了一声，百分之七十是威慑，百分之三十是诧异。1990年代的社会色彩还很单调，还没有完全摆脱蓝灰黑，现在回忆起来，老严总是带一顶在前苏联和东欧电影里常见的中老年男子的前进帽，浆硬的蓝色中山装。他跟我父亲的年龄一般大，在我的心目中一样刻板。背地里我和电工小李哥、水工王师找到共同语言：老严真土耳其。有一次，部门组织春游，去法门寺。车来的时候，大家都站在门口，座位少了一个。老严的眼睛一下盯到我身上，惊怪地说：“小面，你昨天不是说你不去了？”大家的眼光都转到了我身上，没人说话。我扭头说：我不去了。转身就往宿舍走了，一天下来充满了对老严的愤怒。隔了两天，老严拿来一张车票“明天去春游，我给你要了一张票”，我看他线条很硬的脸上，有点歉然的微笑，心里没了计较。因为当时的一堆人里，有领导，有老同志，他只能拿我来掩盖自己的疏忽，不过年轻的意识里，觉得这个人真不怎么样。但另一次春节前办公室召开座谈会，身为分工会主席的老严在行将结束的时候，满脸灿烂的宣布：“晚上咱们去搓一顿！”。一下把我的情绪从领导们冗长而烦闷的讲话中提拔出来，我看他脸上的笑纹也觉轻快起来。那次是我参加工作后吃的第一顿好的，几个喝酒的脸色通红，热闹异常。特别是那家店的墙上，居然有陈佩斯、朱时茂来西安在这里吃饭的留影，印象深刻。<br> 年轻的时间仿佛不流动，记忆里的画面场景几乎不怎么变。老严也是这样，有时候院领导跟他开玩笑，他总是有些笨嘴拙舌。严肃的老主任安排工作，他便是一副老同志的面孔，很有些资格。面对我们这些下属，扮着威严，有时也和大家下棋，不过水平不怎么样。有时候综合科会干一些搬运东西的事儿，会有点类似小费的报酬，老严统一管起来了。有次组织几个临时工干了一天活，老严领着大家去大楼北边的饺子馆吃饭，牛肉白菜馅的酸汤水饺，他有预谋地说：“老张，你总是干活没劲，吃饭吃的多，给你要四两算了“。头发歇了顶、身材瘦弱的老张坦然地说：”箱子都是我们抬的，我要吃八两“。老严怒道：”吃这么多？！“，然而最终老张还是得到了他的八两，吃完摸着肚子觉得撑，老严还给大家要了两瓶啤酒。但背地里，老张几个人不说他好，“又不是吃他家的”。我感觉他总是这样，做了还不得人心。 那年的拔河比赛，既惊险刺激又对老严记忆牢固。办公室与规划处组成的联队进入决赛，与水工处争夺冠军，两边都是膀大腰圆的汉子，挽袖攘臂，决心夺冠。老严是我方的啦啦队长，第一回合，我们有点吃不住劲了，脚在地面哧溜着往前滑，眼看要输了。这个时候的老严，大喝一声：“稳住”，仿佛半天空打了个旱雷，同时双手力劈华山似往下一砍，然后拉长了调子喊：一。。。二！“，绳子真的被定住了，然后往我们这边移动，一下一下地被扯过中间线。裁判一声哨响，赢了。稍事休整，进入第二回合，有了第一回合的经验，大家卯足了劲，从丹田往外发劲，但又一次僵持住了，老严正要再次发功，此时听到一阵“卡卡索索”的撕裂声，然后我们仰面朝天向后倒去，绳子被从中间拉断了。。。 按照市政规划，南大街的建设日益热闹，建行大楼在西北院北侧动工开挖，但是在与我们大楼边界似乎有点纠纷，对方的挖掘机白天被迫停下来了，双方协商了好几次，老严象个外交家一样声色俱厉地交涉。忽然有一天晚上，听说对方要强行开挖，我跑去现场看时，已围了一大堆人。建行的，我们分成对峙的两拔，工地上的大灯照得雪亮，在一块已被挖开的土堆上，老严象根坚硬的桩子站在上边，前边巨大的挖掘机象一头怪兽，张牙舞爪。只听到老严中气十足地大喊：“想挖，从我身上开过去！“到今天回忆起来，声音之大，震得空气似乎都嗡嗡响。他的眼睛圆睁着，手里拎着一块砖头，衣襟被风吹动着，威风凛凛，一个人与庞大的机器僵持着。机器象头斗败的公牛，喘着气后退了，老严得胜了。后来双方又坐下来谈。老严怒目金刚式的表现在院里被很议论了一阵，也有人说，为单位的事，值得么。万一开挖掘机的也是个二杆子。这是老严人生的高光时刻，平常他只是楼里的一个小科长，在大专家、高等级知识分子的群体里，并没有他的舞台。有一次，院里举办文艺会演，我们部门从剧团借来红军服装，准备大合唱。老严全套披挂整齐，领袖似的站在舞台中央，将右手向前推去，即兴吟道：“红军不怕远征难。。。“，声音宏亮，表情严肃，笑翻了一舞台人，他自己也笑了。直到他退休后，我旁听他们几个同龄人聊天，老严说他参加了1962年的中印战争，在高原边境上打过冲锋。又说，他当兵时回家探亲，从西安火车站下来，总是打着背包，步行跨过渭河回家，要走三四十里。我在心里为他的表现找了一点依据。 在综合科的几年，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三年后，去了接待科，之后又长期在秘书科，综合科反而调整出了办公室，被划到多种经营处，当然工作内容还是那些。与老严再见面反而话多了，他总是会问问，对象找了没，你爸身体怎么样？又嘉许道，你这娃老实，还挺努力。后来从南门到电子城，一下子又是数年不见面，期间综合科的同事，有时还见面，突然又听说某人脑溢血去世了。偶而到生活区办事，总是能看见老严在大门口，与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或开怀大笑，或斤斤计较，仍然是声震屋瓦，中气十足。他虽然已是七十多了，如此精神高涨，没有衰老的感觉。有时握握手，有时远远看一眼，便匆匆离去。<br>春节前，院开职代会，离退休代表又见到过去一些老领导，他们还把头发已经花白的我，叫“小胖子“。但听到了一句”老严走了“，我一下子很惊异，不同于听到其他老同志去世的心情。一下子闪现出他坐在办公桌前的影像，抽一口烟吸入，不见一丝外漏，隔好久，才从鼻孔、嘴角边一丝丝逸出。又拿起电话，声音巨大地”咹？!”一副酷似外国人的瘦硬面孔，容长脸，非常立体，胡子硬硬地排在鬓角。一笑起来，却象池水荡开的涟漪。尤其是他把春游的车票给我，歉然地说“上次春游你没去成，我心里还有点。。。”都涌上心头，飘浮不去。<br>那年，我刚20岁，他50岁了。如今，我马上50岁了，他已离开。<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