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辈

吕殿增

我们这一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凡是受过革命熏陶的人，大都有一种使命感，尤其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这一辈。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

一、我的童年

童年，对我来说是遥远的、现在，每当看见孩子们那幸福的笑脸，天使般的生活，就会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也免不了对人生发出一种感叹，一样的童年，却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过年”是让我最兴奋的事情，一是可以享受到那种欢乐的气氛。二是可以吃到平时里很少见到的肉。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欢蹦乱跳地唱着歌谣：“新年到，放鞭炮；穿新衣，戴新帽；嗑瓜子，吃花生，打灯笼，吃水饺……。”最让我高兴的还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小伙伴们打灯笼、放鞭炮，家里还能分到几块水果糖，我就会像得了宝贝似的，精心地收藏很长的时间也舍不得吃掉。大年三十，要守岁吃饺子。妈妈把平时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过年上，除了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外，还会让爸爸买一些好吃的，那时候能吃上花生和瓜仔，那就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了。现在每当过年，我都会想起儿时的生活，想起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疼爱。

我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记得，每当到了秋天，都要到打谷场上和小伙伴们钻到高高的稻草垛里去捉迷藏。那松软的稻草包裹着我们，既舒服又隐秘，是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其实那年代儿童玩的游戏也很多，如：弹球、打尜、扇毛片、丢手绢啦，踢毽子、打弹弓等等。小的时候我很勤快的，常帮父母干活，每天起五更，去村外割草、拾柴火、挑水（那时没有自来水，全村只有两个水井，吃水需到一里路外去挑水）。童年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它也是每个人一生的开始。

二、“瓜菜代”岁月

幼年生长时，赶上“瓜菜代”缺吃少穿。我对往昔的回忆里，最深刻、最不能令人忘怀的莫过于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了。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平凡的三年，也称“瓜菜代”时期。对于“瓜菜代”，凡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民以食为天，一顿不吃饿得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可不是一顿、两顿，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三年……，在当时，甚至是让人看不到尽头的漫长的饥饿岁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少吃没喝，饥肠漉漉。饥饿的人们煎熬着，坚持着，挣扎着，互相掺扶着，互相救助着，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地度过了那段艰难而又漫长的日子。

到了1960年就更加困难了。地里的野菜吃光了，能吃的树叶吃光了，能吃的榆树皮都扒光了。烂菜叶子、萝卜缨子、山芋蔓子、玉米骨头、棉籽皮子、谷黍秕子都成了人们的主要食物。甚至本来属于柴草的黄西菜秸秆，用铡刀铡成细秸在用石磨磨成面来吃，燕子苗、棒子核、豆叶、豆秸，现在连猪狗都不吃的扎蓬菜、野茴香之类，人们都向肚子里吞。

父母带着我们过那艰难的日子，还要白天去队上干农活，母亲劳动回来还要为我们做吃做穿，照顾我们。至今，眼前不断浮现出母亲那虽然饱经沧桑却善良慈祥的面容，那虽然历经穷苦磨难却不屈不挠的神态，那为了儿女能多吃上一口饭而自己宁可忍饥挨饿的情景。世界上有很多种爱，但没有一种比得上母爱的。

三年困难时期终于过去了，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是一个能以吃苦耐劳而著称于世的民族。直到今天，凡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岁月、尝过“瓜菜代”滋味的人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会互相勉励说：“瓜菜代都过去了，还有什么过不去”。

三、学生时代

西塘坨村东大庙小学（摄于1963年）

1960年，我第一次背起了新书包上学的那一天，能和别的孩子一样上学，对我而言这就是我的历史性的一刻，这难忘的一刻,那么美好那么甜美，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读小学时老师教育说红领巾是用先辈们的鲜血染成的，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并给讲了很多抗日战争时期的很多感人故事，因此当我以少先队员的身份带上红领巾时，我倍感骄傲和自豪，从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好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现在还基本记得当时成为少先队员的情景，我们整齐的站在操场上，比我们大的哥哥姐姐们手捧红领巾为我们带上，那时刻，是我童年最高兴的一件事。

1966年本文作者在东方红农中时远征参观抗大校史留影

中学时期，想读书时，赶上“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1966年11月我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步行75里路去县城芦台参观抗大校史。1967年春季，东方红农中开始停课，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

四、生产队劳动的日子

那时的我没有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回到生产队参加了劳动。是因为当时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在家中排行老大，童年时，常听母亲说：“当头的孩子应先吃苦。”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之下，17岁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所以在我少年时代，耪过地、拔过麦子、插过秧、割过稻子、修过路、打过苇子、挑过河。农村的农活没有我没干过的，也正因为年少而困，成其克已忍耐之性。所以性格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那时的生产队经济很薄弱，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一个劳动日才值几分钱。在生产队插秧的岁月，从村三八路开始插秧一直插到205国道，每天早晨天一亮就出工，早饭和午饭有专人送到工地上吃，四五月的天气早晨还很凉，长期在水里劳动，腿和手裂的都是口子，那时我才十六七岁，插秧都是第一个，所以和成年人挣一样的工分，那年代，挣工分，是到年终结算时，根据生产队一年的收成，核算工分值后，才能分粮分钱的，当时的分配政策是人七劳三。

上世纪60年代，农村都是土路，每年庄稼收割时常遇到连雨天，但是，为了抢收庄稼，收割下来的高梁只能用人挑，村里的庄稼地离村庄最远的有二十多里路，在人踩陷脚的土路上，肩挑150多斤的高梁，要从潘庄农场新村挑到本村生产队打谷场。说起耪地来，那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砸脚面，一天下来腰痛的都站不起来。

当年挖河虽然条件艰苦，但劳动场面宏大壮观，用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人欢马叫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历史上俗称挖河为“挑河”，工程的主要内容是把河槽里的土“挑”上来筑堤。后来民工改“挑”为“推”，推土工具是具有历史传统和挖河特色的小推车，这种小推车载重量大，灵活高效，平衡好掌握，挖河民工是一人一车一张锨，自装自卸，各自为战，更加展示出独特的优势。当时挖河施工，除了由拖拉机拉着羊角碾碾轧筑堤和由柴油机带水泵抽水外，基本上全靠民工用锨挖、车推、肩挑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来完成，每个人一天分一段土方干活，劳动强度很大。施工条件简陋、艰苦。

有一次。挖东己坨北引河，从10月份进场直至严冬结冰，仍然硬拼硬干，坚持“破冰取土”施工。那时我们挖河民工号房住在赵本公社李成村，离工地六七里远，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要冒着严寒隆冬的西北风赶往工地，我身穿一件薄薄的小棉袄风穿透心凉。早饭送到工地上，盛稀粥的铁皮水桶上口已经结冰。民工多是穿着家属做的布鞋，整天不见干，早晚结冰象个榔头。到了工程后期，施工难度不断加大。两个人分一段土方，当河槽挖到3米多到河底还有两米多时，河槽出现了一种特殊泥层，含水量很高，土质细腻，有水不滤，非土非泥，人踩陷脚，只有用两个人从5米深的河底把泥土抬上来，一天下来肩都压肿了，第二天还要继续出工。 在那个年代，有时到外地施工，风餐露宿转战南北，住在荒滩野地里搭建的工棚，上面仅用一层秫稭薄抹上一层泥，下部半夜进风透气，地下特别潮湿，地铺下铺垫的一层薄薄稻草生长出一层绿毛，每天晚上尿桶里冻成厚厚的冰。民工个个是卷起来不过对掐粗的行李卷，打开后薄薄的被褥，就从这全部家当上，可以想象漫长冬夜是何等难熬。

千军万马战海河

图为本文作者当年参加挖河时的场景

在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还很差，生产队和个人都还很穷。民工们吃粮靠定量、挖河生产队给记工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吃粮定量不足时还要吃些干菜和糠麸，当时，县挖河指挥部要求各施工连队民工伙食要粗粮细做，有时也改善一次民工们的伙食，做一顿大米饭，比较有心计的民工吃饭时开始撑饭先撑半碗饭，吃完后，在撑满满一大碗饭，就吃饱了，如果有的民工一开始就撑满一碗饭，等吃完在撑饭就没有了，只好吃半饱。

挖河，作为一段逝去的岁月，深深地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挖河”曾是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县乡村层层发动，严密组织，每年两季或县内鏖战，或远外施工，成千上万的挖河民工用战天斗地的精神描摹出一帧帧色彩浓重的悲壮画卷，为如今仍受益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其实这些回忆是我们一代人的生活阅历，是专属我们那代人的历史，也是很少有人愿意揭开的苦难时代之痛。我用这种自传体的纪事形式，小心地揭开那段历史。目的是让年轻人知道，每个人的一生都很不容易，苦难也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经历苦难，才会体味甘甜，才会得知生命的厚重。

五、送医送药，治病救人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并期望做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以及“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这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6.26”指示。

在“6.26指示”的号召和鼓励下，农村大办合作医疗，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赤脚医生）。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 村）卫生服务网络。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971年2月参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中医药成果展》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1969年，我们村成立合作医疗，我当了两年农民，与村民打得正火热时，经群众推荐，被选拔为本村合作医疗中西医司药员，当时心情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这不仅是因为我这个乡村社员当上了赤脚医生，更主要的是，在毛主席阳光雨露沐浴下，农村，将要永远摆脱缺医少药的痛苦。从此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地学会医疗医药的知识，在往后的日子里争取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

在生产队的劳动时，使得我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培育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因此心里始终装着乡亲、装着病人，我在司药工作时，药怎么个吃法、日常注意哪些事项、饮食如何调整……总是微笑着一一耐心嘱咐。那年代，农村社员在合作医疗看病吃药是免费的，我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白天还是大雪封路的黑夜，无论平时还是节日，只要乡亲们取药随叫随到，有时社员半夜三更发病了，要到合作医疗取药，往往会在半夜被人喊起，但是我从无怨言，因为，“救人是我的职责，能够守护着全村6000多农村社员的身体健康，为大家服务是我的光荣。”有时，风大雨急，却不能阻止我的脚步；有时，刚要躺下入睡，急促的敲门声也不能阻止我的脚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默默地无私地奉献着，每年的报酬和社员一样挣工分。为了尽快掌握医药知识和技能，我一边工作，一边在公社卫生院学习中医传统医学并参加临床实践，并购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利用晚上时间挑灯夜读，拼命地汲取医学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学习认真很快学会了针灸和打针输液等专业技术。一次，一位老人深夜发病，牙痛的直打滚，我马上用针灸进行施救。经过细心治疗，解除了病痛。后来这位老人逢人便说：“我牙痛病十几年了，每次发病吃药打针都没好，吕殿增用针灸一针把我的病根给解除了”。 当时，我的针灸医术获得村民的普遍赞誉。

1971年本文作者从事赤脚医生时参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中医药成果展》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前排左起：纪振岭、吕殿增

后排左起：孙宝岐、张金辉

1971年潘庄公社卫生院组织赤脚医生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参观《全国中医药成果展览》。我和公社卫生院医生孙宝岐、潘庄村赤脚医生张金辉、大龙湾村赤脚医生纪振岭一行四人参加了参观学习。回来后，我开始了钻研中草药制剂技术，经过刻苦的努力终于制成了中草药针剂元胡注射液、当归注射液等10种中药制剂，经过天津药品检验所专家检验合格后，临床实践效果良好。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六、全民皆兵的岁月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为了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直到1970年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全国的战备工作才逐渐趋于平稳。

全民皆兵的岁月

本文作者当年曾是预备役战备团排长

1969年五好民兵证书

七、把欢乐带给千家万户

踏上新征途，步入新行列，这是我的新一幕……1972年5月经村大队推荐，被公社革命委员会、县电影公司选拔为公社电影放映员，为了群众文化事业贡献了青春年华，倾注了全部心血。在当地算是个家喻户晓的人，至今潘庄地区几十个村镇四十岁以上的人当中，说不出过去几任书记和镇长姓名的人很多，不认识电影放映员吕殿增的几乎没有。

20世纪70年代初，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为了丰富乡亲们的精神生活，我毅然选择了电影放映工作。当时电影最受农村群众的欢迎。“每逢放电影，村民都像过年一样，人们欢喜的奔走相告。”那时候农村电视还没有普及，家家几乎都没有电视机，只有一个多月才能看上一场电影，电影跑片就是从那时兴起来的。当时县里有十几个放映队都争着放新片，而一个县一部新片子只有一个拷贝，一个放映队只给三天放映期限，一个公社几十个村队都想看，为了满足群众需求，我一晚不得不放映三场。有时一晚放映到最后一个村，不等放映完就天亮了，为了走村赶场放电影，说实在的那时没少遭罪，可看到乡村的群众的热情，心里还是暖烘烘的。我用辛勤的汗水，感悟着放映工作的苦与乐，用自己的青春岁月收获着快乐和希望。正是由于经常每天晚上都要跑片、转场、放映，一天晚上最少要转三个村，通宵给群众放映电影，才使古老、闭塞的农村有了欢乐。

1972年本文作者从事电影放映工作时参加宁河县电影工作会议时留影。前排左起：张维敏、陈大能、吕殿增、赵如然。后排左起：张侗龙、张铁林、王作功、于化江、唐相俊

走村赶场放电影在那年代是没有加班费的，无论你每天晚上放映几场，每月工资都是18元。每月除了下乡号饭按规定付给社员饭费后，余下的钱要交村买工分，如不买工分村里是不分给你粮食的。我在农村放映电影八年，常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冬季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我的足迹踏遍了每一个乡村角落，周而复始地拉着人力车轮流在几十个村队为群众放映露天电影，日吃百家饭(下乡号饭按规定付给社员饭费和粮票)，夜宿千户炕( 下乡要自带铺盖卷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夏天一身疮（蚊虫叮咬），冬天一脸霜。因为有了自己的辛勤耕耘，才使得农村群众的生活丰富多彩；因为有了我的无私奉献，才有千家万户的共享天伦之乐。在那个年代，电影放映队就是千家万户的开心果。由于放映电影经常集中在节假日，我失去了很多陪家人团聚的时间。虽然苦了自己一人，确把欢乐和开心送给了千万家。

七十年代上映的电影部分剧照

1980年，上级党委选派我任宁河县潘庄镇文化站长。上任后，闯出了一条“兴办实业，开发产业，发展文化事业”的路子。把一个原来一无活动经费，二无活动场地，三无活动器材的文化站，发展成为全国先进文化站。使原来国家想办一时还办不到，农村父老乡亲需要而靠国家拨款一时又办不成的文化事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

每年都要亲自组织几次影响面广，参加人数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大型文化活动，特别每到节假日期间，组织指挥的龙灯、高跷、鹤龄、小车、秧歌等民间花会首尾数里，载歌载舞，蔚为壮观，每到一处便是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为弘扬民族文化，积极组织恢复业余评剧团、民间花会等传统艺术，使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获得新生，鹤龄高跷被编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

多年来，把为社会发现和培养人才作为工作重点，培养造就了一支业余文艺骨干群体， 1990年，组织建立了天津市第一家乡镇级文联，文联内设文学、音乐、戏剧、摄影、美术、书法、民间舞蹈、电影录像、农民体育协会等10个群众文化团体，拥有文艺骨干6000余人，这些文艺骨干常年活跃在各条战线上，丰富和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为全国艺术院校输送了一批文艺人才。1991年，创办了天津市第一家乡镇级文学季刊《七里海》。

1991年12月23日岀席天津市文化系统表彰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天津市长聂璧初， 市委副书记刘峰岩等领导接见全市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合影。

在全县人民奔小康的过程中，积极主动为经济发展服务，在观念更新、信息传递、科技普及，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等方面，为全县经济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利支持。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天津日报》以“培养文艺人才，繁荣农村文化，潘庄镇文化站成为农民乐园”为题；《今晚报》以“文化为经济服务，经济促文化发展，潘庄镇文化站进入经济市场”为题全面介绍了潘庄镇文化站取得成功经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早晨节目》、《津沽大地节目》和天津电视台、天津日报、团结与民主杂志、中国文化报都连续报道了吕殿增的事迹。文化站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五次被评为天津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

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建国42年来，天津市群众文化系统唯一受此殊荣。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全国100多家新闻媒体头版头条报道了潘庄镇文化站受表彰的消息。

1991年本文作者作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出席表彰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贺年信（1992～1993）

1991年1月29日出席天津市第六届群众文化工作会议。

合影前排就坐的领导有天津市副市长钱其敖、天津市文化局长谢国祥、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叶厚荣、副局长刘瑞森……

1992年12月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赵宝存（左一）视察文化工作时留影

中共天津市宁河县委、县总工会领导与天津市劳动模范、模范集体代表合影。（1993年5月）

1993年5月出席全国文化先进县经验交流会和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高传和（左一）留影。

本文作者1993年留影

中共天津市宁河县委、县政府领导与历届全国劳动模范、天津市劳动模范合影。（1997年4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河县第六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1997年）

天津市劳动模范北戴河休养合影

（1998年7月）

1998年10月本文作者和陆原先生(左一)在天安门城楼留影。

著名作曲家陆原为《神秘的旅伴》、《七天七夜》、《长空雄鹰》等电影写过插曲，抗美援朝爆发前夕与岳仑合作的歌曲《我是一个兵》家喻户晓传之国内外。

本文作者1998年在天安门前留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河县第七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1998年）

1999年3月，我被调任宁河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兼常务副馆长，那时我把很大精力放在抓改革上，建立建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把岗位责任制度落实到每一位职工，完善了各部室中层干部例会制度，文化馆重要问题在决策前先在中层例会征求意见。保证了决策的准确性。同时，确定了加强干部理论学习，提高干部业务水平，建设适应新形势群众文化工作的目标。把文化馆工作重心下移到社区、乡镇，面向基层服务百姓，组织文艺节目资源深入基层，深入社区、乡镇巡回演出，让宁河县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的文艺节目。

把未成年人，老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作为重要服务对象，通过组织“送文艺到养老院”关爱老年人，给老年人一份舒畅心情活动和消夏纳凉文艺晚会，少儿声乐、器乐大赛、金秋之夜文艺演出等活动，组织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服务，送去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我一手抓普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一手抓提高，努力打造具有宁河特色的文化品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每年组织的春节联欢晚会、花灯展、元宵焰火晚会、花会调演等大型活动，都身先士卒，事必躬亲，那里艰苦那里危险工作在那里，尤其是花会调演和连续10年元宵焰火晚会，都是由我亲自负责组织指挥，维护燃放现场的治安秩序和安全保障。2008年，燃放焰火地址安排在桥北区蓟运河边燃放，那天下着雪，我冒着零下15度的严寒，踩着1米深的大雪步行5里路赶到燃放现场，从上午八点一直在蓟运河北岸堤上露天现场坚持到晚上八点燃放结束。正是因为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确保10年燃放焰火没有出现任何事故，为全县人民群众营造了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

2007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精神，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落到实处，组织决定选派我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抢救工作。夏天顶着酷署烈日，冬天冒着刺骨寒风，带领普查人员深入到全县14个乡镇、283个村，一户一户地访；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一句一句地记。掌握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资源及信息。

为了加大非遗传承基地的建设力度，把全部精力放在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不断地普查、研究、常年奔波于基层，发现培养了一大批民间艺术人才，拯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民间艺术品。协助非遗传承人，建起了三个非遗示范基地。《新华网》《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渤海早报》《天津日报》《今晚报》中央电视台“乡村大世界”节目组、天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宁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多次进行了宣传报道。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等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汉学家李福清，日本日中艺术研究会事务局长三山陵女士，先后来宁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参观指导，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鲍尔斯•利夫京（左一），日本日中艺术研究会事务局长三山陵女士（左二）参观考察东丰台木版年画。天津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杨文（左四），天津市宁河县非遗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民俗专家、副研究员吕殿增（左三）陪同参观考察。

2009年10月，参加文化部在苏州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类项目保护工作培训班。

左起：宋茂斌、吕殿增、王俐元。

2010年7月1日，文化系统党员参观周邓纪念馆。

前排左起：赵奎德、吕殿增、韩金树、汪晓君、李月华、周德娟。

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左一）吕殿增

（摄于2008年9月28日）

2010年9月8日，天津市第六届农民艺术节农村小戏小品展演，市文化局长金永伟为宁河编演的小品获一等奖颁奖。

2005～2012年深入挖掘宁河县文化资源，更好地发挥民间文化艺术在建设文化强县、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亲自主笔参与了天津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申报工作。丰台、潘庄、板桥、七里海、芦台、造甲城等6个乡镇先后被命名为天津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丰台北村、盆罐村、北淮淀村被命名为天津市民间文化特色村。

2008～2011年又亲自主笔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申报工作，宁河县评剧、根雕、木雕先后两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1988～2011年，先后荣获天津市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天津市以文补文先进工作者，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北京人文大学第五届校长奖学金，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物、博物馆工作30年荣誉证书》，世界文化名人成就金像奖，全国先进文化馆长，天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八、我的退休生活与感悟

时光飞逝,光阴荏苒，2011年9月退休，一晃十年了。时间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岁月的书页无情的翻开，它使今天变为昨天，又把昨天变成过去。人的一生经过时间之网的过滤，在积淀收获和遗憾中一页一页的翻过。40几年工作的经历无论成败得失，都成为了过去。曾经的岁月无论何等光环，褪去的时候都是一介布衣。

退休后，重新规划了自己的生活时间，从中也体会到了别样的心情，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为家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来弥补工作40年来对家人的亏欠。照看小孙女，接送大孙女上学。在这个过程中让我重温了隔辈亲的幸福快乐，从天伦之乐中看到了希望的明天，现在大孙女已上大学，小孙女已上幼儿园。

二是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入了三个群，都是同龄人谈天说地和他们一起研究文字，交流学习，发到群里交流；尽自己的能力写点东西，编辑出版了两本书；创作561篇民间文学作品，在美篇网络平台上发表，阅读观众达100万人次。拥有6666个铁杆粉丝。传播地域分布34个省市，其中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和海外华侨，点赞和评论来自全国社会各阶层。

进入古稀之年，撰写学术论文《浅谈天津地区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文化》在2020年北京召开的《二十四节气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并入选中国农业博物馆主编的《二十四节气国际学术研究文集》，2021年9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三是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人活着就得有点精神，爱自己，爱友人，爱社会，爱优秀传统文化，爱我所爱，从事文化工作40余年，一直对挖掘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情有独钟。退休后又挖掘、记录、抢救岀许多年代久远，鲜为人知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多种方式传承、传播民间的记忆。

传承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主笔将《东丰台木版年画》《宁河评戏》《盆罐村手工制陶》《傅式形意拳》《杨家将传说（杨七郎墓传说）》《芦台春酒传统酿造技艺》《七里海河蟹面》《芦台烙画》《芦台铸剑技艺》等9个项目申报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杨家将传说》申报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2021年5月，又撰写申报文本《芦台罗汉会》《孙氏太极拳》《丰台福德源木雕》《姜家味老二位熏肉传统技艺》《七里海醉蟹》《丰台剪刻纸》等项目申报天津市第五批非遗。

2014年，编辑出版了《天津市宁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以文图并茂的形式，全面介绍了宁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全书收录图片560幅，记录文字70万字，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非遗专著已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永久收藏。

2016年，编辑出版了《杨家将传说（杨七郎墓传说）故事集》。该书内容丰富，考据详实，是一部图文并茂，文史兼具的非遗专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非遗专著已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永久收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证书

2014年，坐客新闻会客厅，介绍宁河首部非遗图典面世。

2010年，聘任为《宁河县志（1979～2015年版）》文化卷主笔

2013年，聘任为《宁河地域校本教材》编辑委员会顾问、特约编辑。

2014年，聘任为大型文献记录片《记忆宁河》地方影像志撰稿人。

2012～2015年，撰写多篇民间文学作品发表或收入《七里海文史集》《宁河地域校本教材》《宁河政协文史资料》（第九集、第十辑、第十三集）大型文献记录片《记忆宁河》地方影像志，天津日报、今晚报、城市快报等。

2011年，荣获“宁河县传承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领军人物”称号。图为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向荣获“宁河县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领军人物”颁发荣誉证书。

2011年，参加天津市非遗活动日，左起：韩克胜、吕殿增、董静。

2012年9月，参加第二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会。于德良、张宗泽、韩克胜、吕殿增、傅占民、冯继祥、张明和、于雨来。

2013年8月参加天津市非遗数据库培训班（蓟州盘山）

2013年12月，县文广局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特邀在潘庄中学做民间文学的讲座。

2013年11月参加国家文化部在重庆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与任务培训班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先生（右一）留影。

2013年11月参加文化部在重庆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与任务，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编制与建设培训班。（重庆人民大会堂）

2013～2014年，录制全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片。

2013年12月24日，考察东丰台木版年画，左起：木版年画传承人董静、文广局党组书记田秀静、丰台镇副镇长李连英、副研究员吕殿增。

2014年4月8日，参加2014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中国非物质文化展。与中国－东盟文化中心秘书长马明强(左二)根雕大师张宗泽(左三)合影。

2014年4月8日，参加2014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中国非物质文化展，左起：根雕大师张宗泽、文广局长项志军、中国—东盟文化中心教育文化旅游官员赖兴、文广局副局长刘广玲、副研究员吕殿增在北京.中国—东盟文化中心合影。

2014年6月，参加《记忆天津—我们的非遗》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颁牌仪式。市文化局长为市级非遗保护示范基地颁牌。

2014年6月，与恩师刘富宝先生合影

2014年7月30日，参加大型文献纪录片《记忆宁河》座谈会。

2014年，参加天津市非遗活动，左起：杨珍、吕殿增、于德良。

2014年，参加天津市非遗活动，左起：于德良、乔梦颖、吕殿增、张龙。

2014年12月向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左一）赠送宁河县非遗图典。

2014～2021年，特邀到宁河电视台演讲民俗、民间故事。

2015年3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先生（右一）留影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合影（2015年3月），在第一届理事会上被选举为理事、副秘书长。

2015年4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邱春林考察盆灌村制淘技艺（左三）文广局长项志军（左一）文广局党组书记田秀静（左四）陶艺传承人韩克胜（左二）副研究员吕殿增（左五）陪同考察。

2015年3月，接受天津卫视采访，在天津卫视、天津国际台讲述杨家将传说故事。

2015年6月，在天津高新区直播间接受中国经济广播网主题访谈。《魅力非遗》：讲述杨家将传说故事。

2015年9月，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介绍家乡中秋节习俗。图为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播报家乡的中秋节习俗。

中国.卡戳网首届天津名家艺术交流暨聘请大会文化名家合影（2016年）

2016年5月，接受天津农村广播记者卫莎采访。

2016年9月参加在山东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和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右一）留影。

2016年9月参加在山东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向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左一）介绍宁河区非遗展品。

2016年9月，参加在山东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右起：董静、张如良、吕殿增、高满利、陈震。

2016年11月，宁河区旅游局召开旅游工作座谈会，会上发表了关于《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思路和方向》的发言。

2017年6月28日，区委、区政府召开宁河区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工作座谈会，会上做了专题发言。会后，按照区委、区政府“一河一海两城”的发展思路和深入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宁河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与发展的指示精神，主笔起草了《关于深入挖掘宁河区特色文化资源的实施方案》。

2018年12月28日左起：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杨小花、高艳玲、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娄湘旖、吕殿增、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刘立元，天津大学王刚。

2019～2021年，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是为了提高青少年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唤醒人们爱家乡、爱英雄、爱祖国、爱传统文化的热情，宣传杨家将爱国报国的崇高精神品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2019年7月24日，天津大学教授马知遥、天津工艺美院常务副院长孙敬忠、天津非遗处葛会明、非遗专家高慧军等一行来宁河研讨推荐宁河申报国家级第五批非遗项目。

2019年11月6日，参观天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滨海）示范基地。（滨海新区党校）

2020年6月参加古芦台“北酒之源”专题研讨会。

2020年6月，古芦台“北酒之源”专题研讨会合影，右起：民俗专家、副研究员吕殿增、作家戴冠伟、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澍伟、天津衛酒集团芦台春酿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继齐、天津大学教授王杰、天津地方史专家周醉天

2021年7月，参加宁河区总工会组织的，在天津总工会参观《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公匠精神教育展》时的合影。

2021年10月4日，参加筹建“天津市七里海文化与生态保护研究院”专家论证会。左起：七里海保护区管委会顾问于增会、中共宁河区委书记白凤祥、区政协副主席李文军、七里海保护区管委会原主任李桂福、民俗专家、副研究员吕殿增。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历经磨难和艰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开始一批接着一批地步入退休行列，有的将进入古稀之年。

回首往事风雨历程，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真正的尝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无悔。

作者简介

吕殿增系天津宁河人，副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理事、副秘书长。1972年5月参加工作，197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潘庄公社电影放映队，潘庄镇文化站，宁河县电影公司，宁河县文化馆任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宁河县第六届、七届委员。2011年9月退休。

长期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全身心的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挖掘、记录、抢救岀许多年代久远，鲜为人知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多种方式传承、传播民间的记忆。

发表学术论文和著述百余篇，有多篇学术论文收入中国农业博物馆主编的《二十四节气国际学术研究文集》；国家文化部艺术中心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与发展初探》《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集》《中国文化研究论坛》；《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清华大学主办的全球最大的数字图书馆《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著有《天津市宁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14年），《杨家将传说（杨七郎墓传说）故事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这两部非遗专著已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永久收藏。

先后荣获天津市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天津市以文补文先进工作者，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北京人文大学第五届校长奖学金，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物、博物馆工作30年荣誉证书》，世界文化名人成就金像奖，全国先进文化馆长，天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艺术传略和生平事迹被收入《中国专家大辞海》《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劳模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模风采录》《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宁河县志》《中华骄子》（专业人才卷）《中华人物辞海》《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中华人物大典》《群星谱》等11部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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