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死了，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悲情是生活常态，活下去才有人生色彩

老鹰

国馆编辑部：

大家好，影地栏目专辑——“中国记忆”，今天正式与大家见面。

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我们对历史的记忆深远悠长。中国电影、电视剧发展不过百年，却能为我们勾勒出千年来的历史映像。

做这个专辑的初心，就是和大家重温那些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领悟史诗片中我们这个民族的丰厚特质，在经验教训中收获前行的动力。

本专辑第一篇，入选的是中国第一部荣获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的史诗巨作《悲情城市》。

片名“悲情”，片里却隐含着源源不断的生活动力。

01

看电影时，有的人进入的是情节，有的人进入了他人的生活。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带着你，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台湾市井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湾重入中国版图。

然而，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生活，却没有想象中的好，物价飞涨，失业多，黑帮纵横。

电影便是以基隆的林氏一家，串联起了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至四九年之间的一段历史，还原了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挣扎。

有人说，普通人的悲剧，比起大人物的荣辱兴衰，更能照出历史的荒谬与残忍。

林氏一家四子。长子林文雄，家里顶梁柱，经营一家酒楼，有一女阿雪和一儿光明。因为卷入三弟与黑帮的争斗，被乱枪打死。

次子文森，开了一家小诊所，二战被日本人派去南洋当了军医，音讯全无，二嫂一直在家苦等。

三子文良，二战时去上海为日军当翻译，逃回台湾后变成疯子。

四子文清（梁朝伟饰），儿时生病成了聋哑人，在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文清与小学教师宽荣是好朋友，认识了他的妹妹宽美，一见钟情，还没结婚就被卷入革命活动。

林氏一家，老大惨死，老二失踪，老三发疯，老四入狱，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悲情式家庭。

悲，一非一心，违背本心，顿生悲剧，四个人用四种态度面对着乱世。

我们是历史的旁观者，有人看到了希望，有人看到了绝望；有人看到了自己，有人看到了众生。

正如侯孝贤所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

历史是轮回的，每个人都能在每个时代，找到相似的自己，以及相似的命运。

妥协者、堕落者、旁观者、推动者，你想成为谁？而谁又会是真正的你呢？

02

 时代的妥协者 

“我努力顺应环境，却被环境开了一枪”

每个时代里，都有文雄的影子，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向时代妥协，只为了保家人一生平安。

1945年8月15日，台湾基隆。夜幕降临，一个停电昏暗的房子里传出女子生孩的呻吟声，此时，收音机里播放着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

突然，孩子的哭声划破了屋里的黑暗，屋子也来电了，暖黄的灯光照亮了林文雄脸上的喜悦，似乎也照亮了林家和台湾的未来，文雄给孩子取名为“光明”。

然而，看似光明的背后，是林家悲剧的开始。

70多岁的老父亲林阿禄在基隆的海运生意风生水起，文雄接盘了父亲的生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照顾着全家人。

文雄是顺应环境的两面人，白天像金刚一样，粗暴地去帮家里摆平各种糟心事，晚上却很温柔地哄小孩睡觉。

趁着台湾光复，文雄想着好日子要来了，赶紧开了一家酒楼“小上海”，谁知道物价飞涨，人们没工作没钱吃饭，生意越做越差。最后因为一场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台湾开始戒严，小酒楼倒闭了。

看出了聋哑的文清有摄影的天赋，文雄给他开了一间照相馆，好让他下半生能自食其力，谁知道他因为参加改革活动，被逮捕了。

三弟文良从上海日本军手里逃回台湾后，文雄想着文良的交际能力不错，赶紧将家里的海运生意分给他做。谁知道文良用家里的船帮黑帮贩毒，最后还得罪了黑帮老大阿城，被举报“汉奸”，进了监狱。

黑帮抓住文良当年被日本人征调去上海当翻译的痛处，举报文良，好让他被枪毙。

可是，文雄得到消息，台湾即将颁发的“汉奸条例”里，能证明文良当时是被日本人强迫的，根本不是汉奸。

但是，文良是在条例颁发前进监狱的，条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颁发，所以文良随时会被枪毙或被打死。

一边是黑帮陷害，一边是当局抓人，文雄陷入了两难，绝望地说出：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生活再无奈，顶梁柱也要硬着上。文雄向黑帮妥协，带着一袋钱，冒着谈判不和随时被打死的危险，去求黑帮放过文良。

花了大钱，用尽了人脉，文良被放出来了，却在监狱里被折磨成一个疯子。

酒楼倒闭了，三弟疯了，四弟被捕，那个满怀希望为家里拼搏的大哥，突然失去了方向。

他明明很努力去顺应环境，没有干违背良心的事，为什么环境会给他这种回报？

他开始每天赌博喝酒，浑浑噩噩，靠着家里的船务生意啃老，认为一切都不会再好了。

有一晚，倾盆大雨，文雄在赌博时，小舅子阿嘉挑衅欺负文良的黑帮，结果被捅了好几刀。

突然，文雄失去理智，爆发了心里的怨气，单挑黑帮几十个人，结果被乱枪打死。

文雄勤勤恳恳，很努力地去顺应时代，却被时代开了一枪，不治身亡。

普通人向时代妥协，然后拼尽全力去讨好它，但是它依旧无情地将你淘汰。

这是普通人的错，还是时代的错？

03

 时代的堕落者 

“我们为什么当流氓，还不是你们逼的！”

困境是人性最好的照妖镜，有的人选择活成文雄，顶天立地；有的人却活成了文良，怨恨时代堕落，最后却成了时代堕落的一份子。

医院里，三哥文良被人用铁链绑着。他在上海当日军翻译时，被日军逼疯，拼了命才逃回台湾。

他睡得很沉，焦黄的脸冒着豆大汗珠，脑海里都是那些恐怖的画面：在牢狱中，同胞被私刑敲碎脚踝，发出死亡惨叫。

在上海，文良的生活希望被粉碎了。他在变疯的过程中认清了生活。

而他的认清，跟大哥有很大的区别。

大哥的认清是拼搏，文良的认清是流氓。

既然生活对我流氓，那我也对生活流氓下去。

痊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上海老朋友“上海佬”，走上了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

文雄出面制止，不料上海佬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冤枉陷害兄弟二人是汉奸，让他们去坐牢。

在那段时局混乱的时期里，各帮派都想借此浑水摸鱼，谋取利益。

谁在这场毫无规则的游戏中坚持底线，谁就是失败者。

显然，选择当流氓的文良还不够阴险狠毒，最后被淘汰出局。

文良在牢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出狱后又变回了疯子，彻底成了废人。

在文良被捕的那天，父亲林阿禄怒骂警察：“我们是流氓怎么了，是谁把我们逼成流氓的？”

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林阿禄做流氓是为了对抗村子里的日本人，保护村子的利益。

而文良做流氓，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向混乱的环境妥协，苟延残喘。守旧的林阿禄显然没有认清时势。

文雄和文良与流氓打斗和枪战时，女人们在大哭时，侯孝贤都会把镜头转向山川：人们行走在大山之上，烟雾飘散在山间，山的对面是茫茫的海，海的那边是大陆。

无言的悲伤最致命。

侯孝贤用极其平和和克制的手法，让悲伤慢慢平缓下来。仿佛在告诉你，悲伤无限大，但是，终究会过去的，山川和时间会取代一切。

流氓终究会被时代淘汰。

04

 时代的旁观者 

“逃，又能逃到哪里去？”

一家四子，文雄文良四肢健全，被时代推着走；文森生死未卜，文清聋哑，沦为时代的旁观者，他们看透了绝望，然后满怀希望。

刚在开头说了，二哥文森被日军征去菲律宾当军医，杳无音讯，不知生死。

二嫂每个月都会去等来自菲律宾的船，盼望着某一天，文森能从船上走下来。

她每天都会擦小诊所里的医疗器皿。只要器皿没有沾上灰尘的，文森就还活在世上某个角落。

分崩离析的时代里，总有那么一群人在无言地守望着，给悲情留存着希望。

大悲过后，是生命的延续。

给大哥文雄举行完葬礼后，下一个镜头是四弟文清和宽美的婚礼；

哥哥宽荣在山里被捕枪毙，下一个镜头是妹妹宽美在医院生下了大胖小子；

文清和宽美是电影里的温水，海纳百川，吸附悲伤，在时代的暗流里散播希望。

当别人在聊物价高涨的社会惨状时，文清和宽美在旁边用写字的方式聊着文清的过去。

文清八岁时从树上掉下来，把耳朵摔坏了，聋哑就这么跟着他一辈子，大家都说是上天嫉妒他。

当时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现在看来，似乎因祸得福，他的聋哑让他在乱世里保留了一份安静。

台湾光复后的每一天，没有物资，没有自由，群众都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但文清的世界是柔软的，用相机为每个人留下笑容，用纸条和宽美畅谈历史。

他不是没心没肺，不懂悲喜，而是他早就尝过了最极致的悲，练就了让悲降温的本领。

可是本领再大，那个时代也不会让一个聋哑人当旁观者。

在火车上，巡逻的警察问文清用台语和日语问文清是哪里人，文清哪听得到啊？文清靠猜，吃力地说出了“台湾人”三个字，这是他唯一会说的，用来保命的话。

但警察听不懂他的话，要逮捕他，幸好宽荣出来解围，说他是聋哑人。

当人民暴乱时，宽荣要去代表人民谈判，文清明白大事不妙。明知道什么都做不了，他硬要陪宽荣过去，在旁边照料一下也好。

其实，文清心里也有一份锄强扶弱的正义感，只是迫于聋哑的缺陷，他只能坚忍。

他第一次被抓进牢里时，家人哀叹到：“连聋子都抓，有没有天理我不知道，好好活着就好。”

被放出来后，文清和宽美结了婚，生了孩子，过上了两年贫困却安稳的生活。

暴风雨来临前一晚，宽美半夜起来给孩子喂粥，突然收到了哥哥宽荣被枪毙的死讯。

宽美一边心如死灰，一边还要给在一旁玩耍的儿子喂粥。

亲人死了，宽美坚忍地认为，生命还要继续。

宽荣死了，被视为共犯的文清也逃脱不了干系。

清晨下雨的火车站，文清一家三口人，地上两口大皮箱，儿子坐在皮箱上。

看着大栏外的海岸线，涛声一波波，他们想，他们能逃去哪里呢？ 逃了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又回来了，在照相馆画着窗帘壁炉花瓶的布景前面，文清调好三脚架相机，为盛装的三人拍下了全家福。

他们清楚，逃避不能让悲伤减少，将悲伤寄托在新的希望上，人才不会被悲伤淹没，还保有一份尊严。

05

 时代的推动者 

“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在电影里，林家四子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而文清的朋友宽荣，尝试着改变时代，虽然不是力挽狂澜，但是起码不会一滩死水。

聋哑的四弟文清是摄影师，唯一的好友宽荣是小学老师。他们一个用照片，一个用笔纸，记录着光复后的台湾生活。

宽荣和文清长大后久别重逢，在酒楼里聚饮畅聊。聊到如今的坎坷时，有个人开始低声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通过歌声，他们发自内心想问，家在何方，何处为家？我们究竟是谁？我们能是谁？

每晚，宽荣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讨论社会生活状况，电影里的社会背景就在他们的聊天中带出。

物价飞涨、失业暴涨、黑帮横行霸道、外省人排挤本省人、本省人前途未卜…

在感慨社会停滞不前的同时，宽荣和朋友们打算自救，让台湾回归后的未来能更明朗些。

在电影里，当时社会规定烟糖不得私自贩卖，价格高得吓人，人们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一个女人在街上卖烟被城管打伤，惹起了民怒，以宽荣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开始向机构谈判，希望改善民生。

谈判不太顺利，宽荣等人入狱。有人牺牲了，有人幸运留下来了。牺牲的人不后悔，他们给家人留下了这么一张纸条：

 “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宽荣出狱后就躲进山里，与家人脱离关系，准备新一轮的谈判。

最后，宽荣等人在山里再次被捕，被枪毙了。

在写给妹妹宽美的信里，宽荣一再表达对自己的决定无怨无悔，他坚信自己的决定能给世人一个希望。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有能力有远见，既认清了环境，又想不遗余力地让环境变得更好些。

他们底色悲凉，心里装着无奈，眼里看淡了绝望，想从绝望的黑暗里摩擦生火，他们的浩气照亮着时代的泥泞，让后面的人能走得舒坦些。

06

片子最后锁定在了林家的饭桌上。女人们在旁边张罗着晚饭，70多岁的大家长林阿禄和痴呆的三哥文良，坐在饭桌上，跟一群小孩乖乖吃饭。

饭桌是中国人的希望，吃饱喝足，不计前嫌，生活仍有盼头。

在每个时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使命。终其一生，有人找到了，有人丢失了，有人找错了。

虽然角色千万种，人的宿命却是类似的。侯孝贤说：“我希望我能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在他的长镜头下，我们成了时间的旁观者，冷眼旁观了人们相似的一生：生老病死，相聚离别。

有人说，人类的悲伤是不能相通的。但是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你多一分历练，里面的悲伤，你就能多明白一点。

最后，看淡了，看透了，悲伤的沙漠里就会长出一朵花。

人的一生，喜是礼物，悲是常态，但，希望永在，你我何必纠缠，活下去就是了。

电影里有句诗印象特别深刻，最后分享给你们：“同运的樱花/尽管飞扬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

 ／今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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