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梦萦话民立

大庆爱华

——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母校110周年诞辰 68届高中⑴班朱德渊 一九六二年暑假中一个闷热的下午，随着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我从那位大嗓门的邮递员叔叔手中接过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中学录取通知书。那是上海市静安区第六十一中学的录取通知——我被安排在初一⑹班体育班的田径队。我父亲很高兴，他说：“六十一中学是区重点中学，就是我小时候读书的民立中学。不单是我，还有你伯伯、你叔叔都在那个学校读过书。我记得你叔叔那个班级的体育老师叫瞿锡麟，是个打篮球的……她的校舍也很特别，是古典欧洲城堡“巴洛克风格”别墅式样的。”啊，这个世界太奇妙了！从此，我就与六十一中学即恢复原名后的民立中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民立中学的经历赋予了我毕生奋进的动力，直到如今…… 花样年华白璧无瑕 八月底，我在校方规定报到的日子里，怀揣着录取通知书——犹如怀揣着一 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兴奋而又有点茫然地踏进了这个向往已久、披着古老而神秘面纱的建筑群落中，正式撩开了我中学生活舞台的帷幕。 说实话，我向往六十一中，但我向往的是父辈对她教学质量的推崇和她那古老而神秘面纱。我根本不知道六十一中还有个体育班，更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分配到了这个即将决定我今后人生命运的初一⑹班——体育班来？也许是我从小就喜欢体育活动？抑或是我在小学六年级的一次学校运动会上拿了个跳高奖章？反正当时我是被分配到了田径队——当然，我是高高兴兴地到田径队来报到的。我的父母亲也很乐见我到田径队来，他们说“你从小就有哮喘，去体育班锻炼锻炼也好，只是别光顾了玩而拉下了功课。” 其实，我父母是多虑了。正象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的那样，体育是开发大脑智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六十一中办体育班的经历应该讲是成功的——三年的初中阶段，同一年级的六个班级中，体育班的⑹班无论在体育项目上还是在学习成绩、文娱活动各方面始终领先于整个年级。 而相对于当时的政治思想环境而言，⑹班接受的也同样是正统的教育。在那个年代，学习雷锋、助人为乐被视为一种道德风尚，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做一个“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则更是同学们努力的方向。 那个年代没有炫富、不用比爹。在⑹班，同学之间的坦诚和率真是我人生旅途中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真可谓是童言无忌、两小无猜，花样年华、白璧 无瑕。我珍惜这一份纯真的同窗之谊，我相信我的同学们也和我一样珍惜这份珍贵的友谊——2007年9月1日，当原⑹班的 同学们为庆祝我们同窗之谊“四十五周年暨戊子鼠学友六十华诞” 而聚会以及相继举行的“‘抓住牛尾巴’——己丑牛学友六十华诞”（六五届初中同学大多属鼠或牛）的2009年“辞旧迎新”茶话会上，参加者众多，还吸引了当年的老师和许多其他班级的同学一起来相聚。其中还有如：曹如今、张金玉、戚仁蓉、陈 依莉、李洵（已故）、蒋昭、李光耀、金元放（已故）、石绮云、石绮莹、伍德英……等十多位从1953年一同进入幼儿园起，就和我一路同行直到共同跨入六十一中学的老同学，我们之间的同窗之谊至今也历经了整整一个甲子。聚会时火爆的场面足以证明：儿时伙伴的友谊是最纯洁、最珍贵的。 有趣的是，我们当年入托的幼儿园和就读的小学都是当时《上海女子中学》（瑞金中学的前身）的附属小学和附属幼儿园。因此，当瑞金中学并入民立中学以后，我们也就摇身一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同龄人中“最早”的民立校友。从那时起，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我的心便与民立息息相通、一路追随相伴走过了六十年风风雨雨的同程路。 刻苦奋进蓬勃向上 体育班与众不同之处，便是别的班级有体育课，我们则大多是进行专业训练。我们⑹班设置了游泳、田径、乒乓三个专业队，其中游泳和乒乓球队的基地在新成游泳池，而田径队则借助当时座落在威海卫路681号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即今民立中学本部新址）进行训练。 田径队的训练是艰苦而又枯燥的，无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北风呼啸的隆冬，我们在教练的指导下机械地做着摆臂、弓马步压腿、原地连续跳踢摆腿、小步跑、高抬腿跑、变速跑、折返跑等基本动作和跳高、跳远以及60米、100米的短跑、800~3000米的中长跑直到万米长跑的大运动量训练。为了提高运动成绩，从进入六十一中开始我就坚持了每天的晨练：每天早晨5:00从威海路（原来的威海卫路）人民广场（即今《上海大剧院》）起点出发，沿着威海路→延安中路→华山路→南京西路→静安寺→南京东路→外滩→福州路→人民广场→威海路（《上海大剧院》）。 从外滩到华山路单程是5公里，往返一次就是一万米。 田径运动的训练锻炼了我的体格也锤炼了我的意志。直到后来下乡插队期间我还坚持着从民立带来的良好习惯——每逢外出（譬如到公社开会，人家坐马车去，我会时不时地在此起彼伏的15里山路上跟着马车奔跑），以至在1972年春我刚被抽调到长春拖拉机厂后不久，就参加了长春市举办的一万五千米越野赛，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我喜欢田径，但也喜欢游泳，这主要源自我父亲——他本来就是一个游泳行家，从我四、五岁起，每年夏季他就带我到大陆游泳池（即后来的新成游泳池）去戏水。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还曾在乌鲁木齐路的游泳池里救援过一个跟我同龄的小女孩。 当我们田径队在二工体训练完毕、汗流浃背地回到教室时，看到游泳队的同学刚刚在游泳池“冲凉”回来的那股“美”劲，心里特羡慕他们。当听到游泳队要扩招消息时，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班主任钱启发老师提出了转到游泳队的请求。 记得当时还有蒋昭、陈宇坤等好几个同学要求去游泳队。于是游泳队的傅顺发教练把我们带到了新成游泳池畔。“你以前会不会游泳？” 傅指导挨个儿的询问。“会的。”我心想，这有啥难的？接着，傅指导让我们在深水区横渡（20米）给他看看。于是乎，我们几个就“顺理成章”地转入了游泳队。 俗话说；“不知道天高地厚”。转入了游泳队我才深刻体验到这句话含义了。 兴冲冲地来到新成游泳池旁，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满足感。做完准备动作，傅指导下达了：“两百米蛙泳、两百米蝶泳、两百米自由泳、两百米仰泳”的指令。 随着一声令下，我们鱼贯而入窜入水中……当我游了两个两百米的时候忽然发现别人的泳姿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原来人家（包括那些平时看上去柔弱的女生）早已进入了最后的两百米了……后来我才晓得我们⑹班的游泳队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他们中：金国楎、庄多多、汪云等早已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并已经在向一级标准冲刺了；其他的也大多来自南京西路小学和威海卫路第三小学等游泳摇篮学校，很多同学在进入中学前就已经是等级运动员了（有的如庄多多、唐政芳、徐立三等后来还被选拔进了东海舰队、八一队和国家水球队，为国家建立了功勋）。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阵容，在游泳队里我不垫底谁垫底？我别无他法，只有“笨鸟先飞”，更加刻苦地投入训练，以期能逐步缩小与他们的差距。 为了增强体质，我在专业训练之余，除了坚持每天的晨练外，我选择在学校体操房里压杠铃、在体操垫子上做仰卧起座、俯卧撑，在单、双杠上做引体向上、练腹肌，在沙坑边练习蹲距式跳远、在操场上用双臂徒手爬杆、爬绳等等。 这些锻炼使我的臂力、腿力和耐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新成游泳池承担安全防护的“摸底队”任务时，我已经能腹贴池底一口气潜泳50米了。而在民立打下的基础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真正重要的作用： 1975年秋，我在长春拖拉机厂参加挖掘、修建防空洞的战备工地上，一台悬臂式吊运机械的轮槽被滑出的钢丝索卡住，正当大家一筹莫展面临停工时，我依仗着在学校里练就的爬绳功夫，握着那仅有指尖般粗细又涂满黄油的钢丝绳，徒手攀上了十多米高的桅杆顶端排除了故障； 1976年夏，我在参加长春新立城水库防洪抢险时，在无任何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曾创下个人独自一次下水九个小时及在充满旋涡和暗流的水库里（新立城水库是拦截了两个山体，淹没了64个屯子即东北的村庄而形成的，其中每口水井或山坳都可能形成旋涡或暗流）泅渡十四公里的自我记录。 民立体育班的经历，不仅强健了我原来“豆芽”般的体格，更开发了我们的右脑、开发了我们的智力。 1980年，上海【科学画报】出了一道“世界难题”，据说在上世纪初风靡全 世界，历经76年也没有人能解开，故在【科学画报】上有奖征求解答。我用在 六十一中时李德培老师教的数学逻辑思维方法，只花了两个星期就解开了谜底，答案发到【科学画报】社，荣获了大赛“一等奖”。 转籍⑸班全面发展 在初二上学期的期末，由于我的过敏体质，因过敏性鼻炎诱发哮喘、中耳炎直到并发重症大叶性肺炎而不得不停课月余。结果在父母严厉的干涉下我被迫退出了体育⑹班而转入⑸班。 在⑸班，有我最早的“同学”——班长曹如今，我又结识了副班长华惟仑以及徐兆松、张心宽、姜汉椿、卢华国等一帮新同学。⑸班在曹如今、华惟仑的带领下也是一个体育强项班。于是出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在年级的文化学习和各项文体活动中，⑹班和⑸班的成绩总是稳坐第一、二把交椅的。 在⑸班，我被选为学校少先队大队体育委员。 ⑸班的同学也是个个多才多艺，我的同桌魏思芸就是其中一个。我记得她是我们的俄文课代表，嗓音甜美又善于朗诵，主持会议、表演节目总少不了她（她初中没有毕业就被选入海军东海舰队文工团，至今仍活跃在影视译制片的配音棚里）。我仰慕她的语言风格，常常在暗地揣摩她的发声方法，——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手持主持人的话筒、当我在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艺术团和其他文娱活动中有所收获的时候，我常常感悟：也许魏思芸同学就是引导我走进艺术门槛的第一人？ 姜汉椿同学，则是我在⑸班的又一位莫逆之交。我和他的相识，源于他原来是我们上一届体育班⑷班田径队的，由于病休一年才转入了⑸班，与我可谓“同病相怜”。姜汉椿喜好文学，尤其是古典中文，他还有个啫好——喜欢吟唱京剧。他那儒雅的风度、隽永的声腔，一度让我惊叹、折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的影响下，我身不由己遁入皮黄。即使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因为有八个样板戏可以吊嗓子，不至于废了“功力”。而今，当我在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和上汽集团艺术节的各项文娱赛事中有所斩获、当我在逸夫舞台、兰心大戏院等剧场粉墨登场时，我不会忘记：姜汉椿同学是引领我踏入梨园世家的启蒙者。 1965年的六·一节，静安区组织中学生文艺汇演。我们⑸班在大队辅导员陈振川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了《世界儿童大团结》的节目，其中曹如今饰演俄罗斯姑娘、刘秀绢饰演能歌善舞的朝鲜女孩、张心宽担当古巴的黑人儿童……而我则充当了古巴客人的“翻译”。说来也很有趣，我们当时学的是俄语，而在剧中古巴客人要讲英语，于是我就请我学英语的姐姐将讲稿先翻译成了英语，再将英语的发音用汉语拼音标注。经过张心宽同学坚持不懈的反复演练，这篇“反帝檄文”在“古巴客人”浑厚、粗犷又坚毅的嗓音中，竟然以假乱真、博得了满堂彩，也使这个节目获得了区汇演二等奖的荣誉。 从1962年到1965年，每年的国庆节我们都要参加上海市庆祝国庆的盛大游行。当我们身着雪白的体操服和运动鞋、系着红领巾，扛着毛主席手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牌（每个字由4个人扛抬，我抬的是“上”字后排右侧位），在“1 3 2│1 5│1·2 3 6 │5 — │6 1 6│5 3│2·2 3 1│2 —│”的《红领巾的队伍在行进》旋律声中，引导着每行四十八人组成的中学生方队意气风发、昂首阔步通过人民广场主席台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幸福感。“我们精神饱满，我们挺起胸膛，踏着整齐的步伐，迎接祖国初升的太阳”、“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天天向上，锻炼得勇敢又坚强，准备为建设祖国献出力量”的歌声至今还荡漾在我的耳边，她激励着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个伟大的祖国。 山雨欲来风催鹤鸣 1964年2月12日，我经原⑹班同学、年级联合团支部书记章康美和班长孙文琪的介绍，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在当时强调执行“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党的阶级路线背景下，对我这个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来说不啻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我能加入共青团说明组织上已经认可我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了。 我正憧憬着要以“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来叩响党的大门时，却发现了几份印有我名字的催领定息通知单。 我大惑不解、又急又怕地向爷爷询问，爷爷回答说：“这是我们股份公司董事会的事，与你们小孩子‘勿搭界格’。再讲这些定息——不单是用你名字的，我所有的定息本来就已经统统放弃了，但共产党和政府还是要我们去领取——这不又发催领通知来了吗？侬放心好了，共产党的好意我领情了，但定息讲好了放弃我是不会再去领的。”爷爷讲得轻描淡写，我还是不放心。于是我又立即向陈振川老师汇报了这事。没想到，陈振川老师也说，迪种事体在旧上海资本家开的公司里多的是，老板们为了在开股东大会时掌握更多的投票权而把自己的股份拆细了分摊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包括子孙名下，但实际控制权仍然在他们自己手里，这你们本人是不知道的。也确实不是你们本人的事情，组织上也是了解的，你不用为此背上思想包袱。陈老师的一番安抚确实解除了我的思想负担，我打心底里拥护党的阶级路线政策，我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可谁知道，两年以后，在那场“波澜壮阔”、“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政治运动中却被旧事重提、发酵、且被无限夸大、无限上纲，甚至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64年11月21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全体初二的少先队员们聚集在学校西大礼堂，举行了告别童年时代的离队仪式。我摘下了在脖子上系了六年半的红领巾，从大队辅导员手里领到了一枚离队证（纪念书签）。虽然我在年初就已经加入了共青团，但此时此刻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向往着能用经受党的考验的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始料不及的是，这个“考验”一直持续了整整三十年！ 今天，当我步入花甲、回眸往事之际，我可以自豪地向当年给我以教诲和智慧的民立师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们汇报；我经受住了这长达几十年风风雨雨的 “严峻”考验！我没有辜负你们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期望。我，问心无愧！ 1965年的夏天，我同大部分⑹班、⑸班老同学一起考入了六十一中学的高中。我被分在以原⑹班游泳队和⑸班、⑷班部分同学为主组建的高一⑴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陈谢。 进入高中，适逢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发表。 那是在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指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建议从学生活动总量中砍去三分之一，使学生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的时间。此信简称“七三指示”。 各校为了落实“七三指示”，纷纷施行了教学改革。 我很幸运，有陈谢老师这个积极倡导教学改革的弄潮儿的支持，我作为班级的语文课代表，在陈谢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和其他很多同学一样，纷纷走上讲台，当了一回回“小老师”，充分发挥了同学自身的智慧、加深了对学习文化知识的兴趣。期间，也曾为了对于自由命题作文内容的不同观点我同陈谢老师连续几个星期在作文本上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激辩。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同，但通过辩论更使我感到陈谢老师的平易近人和他学识的渊博。然而由于作文的内容涉及到班级里实际发生过的人和事，于是又为我以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风雨沧桑浴火重生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66年8月18 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了红卫兵，引起了全国的沸腾。正当我随学校冒雨彻夜参加了上海市的盛大游行、欢呼雀跃：“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回家却发现家已被本班同学抄砸、卧病在床的奶奶受惊而亡；到校则更被我座位旁墙上的标语惊呆：“谁拿定息三爿厂谁就是资本家，枪毙资本家！” 我的“磨难”开始了。 在西礼堂“受训”，要我们这些“狗崽子”们交出团徽的时候被我拒绝了，但随即即遭到了两只硕大铁拳的“无产阶级专政”，砸碎了我的眼镜——我终于领悟到了“大跌眼镜”的滋味了； 在我暗自庆幸得到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票（前五次的电影都没我的份）时，我却在影片即将开映前被一位红卫兵小姐礼貌地请到大厅，在一片“滚、滚、滚！”的喊杀声中被高高举起的皮带丛夹道相送，我只好乖乖地“滚”出了新华电影院； 当我在学校排队申请开“大串联”证明时，又被红卫兵手中扬起的“朱德渊……等人不准外出串联”的“通令”所怔住； 当我在人民广场想挤上到闵行重型机器厂参观万吨水压机的专车时，“什么成份？”一声巨吼，吓得我屁滚尿流，稍一迟疑——“滚”！随着军用皮带“啪”地炸响，我连滚带爬地在众目睽睽之下逃出了“革命群众”的队伍，一路狂奔来到了外滩。 望着黄浦江上粼粼的浪花我止不住泪如涌潮。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祖辈的过错要我来承担？为什么我昔日的好朋友、抑或是我介绍入团的同学，甚至是当年大家慷慨解囊相助过的对象如今会对我反目成仇、落井下石？为什么原来和我在同一战壕里的同伴如今见面却连话都不敢跟我说？天地之大，难道真的连我容身之处都没有吗？！ “朱德渊，侬勿要怕伊拉！”，“格种事体搭侬又勿搭界格，早晚讲得清爽格，侬吓啥！” ⑵ 在我人生最困惑的时刻，向我伸出援手的正是他——徐兆松同学，我的“老太”（当年我在同学中的绰号叫“老头”，而他的绰号正好叫“老太”）。“老太”的寥寥数语，如拨雾现日般拨开了我的心扉，重振了我对生活的勇气。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他的支撑，恐怕我也早就化为黄浦江中那无忧无虑的粼粼浪花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便开动了双脚，独自一人向着34公里外的闵行出发。下午一点多钟，当我双脚跨进上海重型机器厂的大门时，我禁不住狂喜地欢呼：“我胜利啦！”门卫受我的感染，也高兴地说：“对，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来到万吨水压机旁，亲眼看到那通红庞大的钢锭在水压机的揉压下被乖乖地塑造成各种型材零部件时，我忽然又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千锤百炼、百炼成钢，人生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在六十一中最后的这些日子里，给我的新的人生启迪，引领着我走向了新的起点。 1969年5月5日，我终于挣脱了“家庭出身”的樊笼，来到了东北吉林插队。记得在彭浦车站发车铃声响起的那一瞬间，站台上人拥如潮、恸声雷动，车厢内外哭成一片（这个情景，纵使张艺谋斥资千万，恐怕也难以再现的）……惟我茫然无泪，我已无泪！ 两年后的深秋，当我在当地集体户长、生产队长、大队团总支委的位置上被大队党支部通过我的入党申请的时刻，我心潮澎湃，我感谢母校当年给我的教诲和激励，使我融合进了贫下中农之中而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和信任、和他们一起打赢了多年来第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翻身仗。 然而，由于长春拖拉机厂的强制点名招工，加上我在入党志愿书上填写了一个额外的原本无联系的社会关系，导致公社党委又增发函调到当时武斗正酣的上海某纱厂外调（这份函调到今天也没有回音）。以至半年后我的第一份入党志愿书就自动失效了。 1975年12月25日，正当我在车间第一号“红专积极分子”光环下，在车间彻夜奋战试制新大马力发动机时，由于路见不平，与一帮小青年抓了一个在车间里欺男霸女、横行不法的流氓——一个号称东北有名的造反派头头，结果得罪了他的同伙和他在车间、厂革会的后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施暴者三进三出公安局、无辜受害者却被开除党籍，抱打不平和同情者也被施以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以至受害者被逼要走上绝路。此情此景，又勾起了我自己当年在黄浦江边徘徊的情景……人在绝境，是要有援手的。我毅然决然：这桩官司我管到底了！ 当贴了4分钱邮票的控告信寄到吉林省检察院的两年以后，这个大流氓终于被绳之以法，吉林日报还以头版头条的规格、八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长春拖拉机制造厂揪出西霸天×××》的独家报道。报道一出，长春拖拉机制造厂群情激昂，人人拍手欢庆。但是我们兴奋不起来，由于种种原因，受害者的党籍迟迟不予恢复，以至受害者在郁闷中于1984年秋在上海胸科医院病逝。于是我又承担了代受害者（受害者父母早亡，长春又无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的义务。直到1987年12月，此案终于获得彻底平反，我受受害者的生前委托，向长春拖拉机制造厂党委转交了她最后的党费计五十元整。此时离案发已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1987年12月22日，冬至，大雾。当我在苏州香山公墓的层层浓雾中找到她的墓碑、把长春拖拉机制造厂纪委为她平反恢复党籍的红头文件铺开的时候，似乎觉得烟雾在悄悄地褪去。而当焰火腾起之时，或许受到热气的效应，阳光竟真的穿云破雾、映射到了这块曾经被浓雾笼罩的地方……我的心在颤抖。 十二年了，整整十二年啊！为了坚持真理，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我则是抛弃了这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抛弃了投考正规大学的机会、抛弃了一次次可以升迁的机会，抛弃了……抛弃了……有人问我：“你什么都能抛弃、什么都抛弃了，你这样做到底图个啥呀？”我无语。不是我无话可说，而是要说的太多了，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千头万绪，我只能说：是民立的师长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是民立的经历磨练了我的性格和意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张士英老师给我解读过的刘备的名言促使我以此作为我做人的根本。 籍此我亲爱的母校民立（六十一）中学建校110周年之际，让我再一次地向我的恩师：钱启发老师、陈谢老师、曹殿仁老师、林彰老师、杨倩颖老师、李德培老师、陈振川老师、袁仲繇老师、高德仪老师、陈元隆老师、张士英老师、瞿锡麟老师、裘达华老师、周震伟老师、赵恩隽老师、沈青老师、顾庭栋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