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轶事

大庆爱华

——我的人生历程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民立中学六五届初中（6）班朱德渊
一、“德渊”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十的上午，在老上海跑马厅⑴西对面、威海卫路与马霍路⑵转弯角上一幢小洋房三层楼临街的东厢房里，伴随着叮当的摆钟敲到第九下时，“哇”的一声、一个婴儿清脆的啼哭声终于打破了这间屋子里凝重的气氛。“是个弟弟呀！”接生婆欣喜地喊了起来。
正在房门外焦急地踱着方步坐立不安的父亲听到屋里的声响终于一屁股坐在了门口的椅子上、抱起蹲在地上玩耍、才两岁的女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喔……”
喜讯即刻就传到了二楼爷爷的屋内——这是他的第二个孙子了，也是他二儿子的长子。
五十八岁的爷爷笑得合不拢嘴，捋着一小撮山羊胡须说：“老祖宗保佑啊！按我朱家族谱金、水、木、火、土的排行，这又是一个‘水’字辈的孩子。我的长房长孙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出生的，所以取名‘胜渊’；而我做了一辈子的建材砖瓦生意，“厚德载物”啊！我做生意成功的秘籍就是“以德为本、诚信待人”。这个孩子就叫‘德渊’吧”。
于是乎，“以德为本、厚德载物”就成了我的终身“桎梏”，我这一生的一言一行无不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一个“德”字——真的，好累┅┅
二、无稽之谈
摆满月酒的这天，宾朋满座。“三妹，把儿子抱来把大家看看。”觥筹交错之间，爷爷免不了要展示一下二房长孙的“尊容”，于是让我妈把正在襁褓中酣睡的我抱到了亲朋好友之中。
在一番称赞声中，突然有人问我父亲：“侬格儿子啥辰光养拉格？” “哦，是、是、是九点钟。”父亲被突如其来发问懵住了，想了一想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是什么时辰呢？”“正好敲九点种的第九记格辰光养格┅┅算是┅┅辰⑶时吧。”父亲不好意思地搭讪着，他总以为儿子是敲九点钟的辰光生的嘛，那就是辰时了吧？
“勿对呀！九点钟之前是辰时、九点钟之后是巳时——到底是辰时呢还是巳时？”“哎呀，这个倒难讲了，只晓得是敲第九记格辰光，至于之前还是之后当时倒也没人去留心┅┅”
原来，宾客之中有一位在朋友中小有名气、号称“初通”周易的亲戚——我父亲的表弟，听完父亲的叙述，他拿起我伯父平时算帐用的算盘，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噼里啪啦地拨拉着算盘珠子┅┅只见他时而舒颜、时而皱眉，然后又在袖子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比比画画地记着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末了，听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不错不错，还好还好。”“唉！算来哪能啦？”围观的亲友们好奇地问道。“蛮好、蛮好！”他笑着说。“哪能好法子，话来伲噶都⑷听听？”“哦，迪个，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也！” 但这位表叔被缠住了，终于开口道：“德渊迪个囝格八字有点怪——巧么也巧，正好九点钟，九点钟之前为辰时、九点钟之后为巳时。如果其他因素如出生地点、出生楼层、出生房间朝向侪确定不变格，格末辰时出生的是大富大贵的贵人，而巳时出生的则要沦为被充军发配、穷极潦倒的贱人。 再看，一般婴儿出生时额头上只有一颗星，贵人才有三颗星——德渊出生时额头上却有三颗星。德渊迪个囝绝对有贵人相啊！”“是伐？侬迪个倒像勒拉说大书了。”爷爷听着来劲了，捏了一把小胡须说。“可惜啊！”“啊？！”一桌子的人顿时都紧张起来了。“我算到他十八岁的时候，三颗星中有两颗同时升起┅┅互相碰撞，碰脱了，奈只剩下一颗星了。他的贵人命到此结束、而且要有十八年的磨苦运！”“喔唷，听起来有点寒佬佬吓势势格嘛？”父亲搓着双手有点坐不住了，“再讲下去呀，”还是爷爷沉得住气。“咦，迪个就叫命。不过十八年的磨苦运呀，磨苦运之后还有十八年长升运哩。”“哦”，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格末，长升运之后呢？”“哎，三个十八已经五十四岁了，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四岁以后就呒啥好算了┅┅”
“表叔”散席后就回去了。但是我的父母和家人在听了他一段毛骨悚然的“预言”之后情绪久久不能平静。终于有一天我爷爷发话了：“无稽之谈、无稽之谈！”爷爷说，“这都是酒后戏言，说说而已。”“我这一辈子就没信过命——我少年失怙⑸、家道中落，11岁从浦东乡下来到上海当学徒，什么脏活、苦活没干过？现在不也照样事业有成吗？”“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覅去相信啥个命呀！”“无稽之谈，听过算数，覅再摆勒拉心浪厢！”
爷爷的一番训导，尤如一付定心剂，稳定了全家人的心情。
光阴荏苒。
一九六二年，我考入了静安区六十一（即原“民立”）中学的初中体育班。
一九六五年，我又考入了母校六十一中学的高中。
“到一九六八年，我可以考大学了！”我憧憬着这一天快快来临，我可以成为一个大学生啦！。
然而，这一天终于没有来临。而等来的却是“狼来了！”
“狼”，真的来了！——这一年，我十八岁！

三、“远走高飞”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风卷残云似地肆虐着中国大地。一夜之间，我家被抄砸、奶奶暴亡。我在学校里也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资本家”的“桂冠”而受到了百般歧视、压制与打击。更因为我这个“资本家”拒绝上缴我的团徽，而遭受到文革前曾被我们慷慨相助过的“贫困”同学的“无产阶级专政”——两只硕大的铁拳砸碎了我的眼镜——我，“大跌眼镜”！
由于来我家抄砸的有高中班里的同学，爷爷和父母都埋怨我，认为是我在学校里当干部得罪了同学而惹的祸；而我“资本家”的“光环”又吓得昔日的好友乃至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文革初期时自发成立的“战斗小组”）见到我都犹恐避之不及。
在那孤立无助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地奔到外滩黄浦江边，踹着那摇晃着的粗黑铁链、望着那奔腾不息、滚滚向东的滔滔江水我欲哭无泪、仰天长啸┅┅爷爷不是说过：“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吗？而在那已经走过的日子里我又走错了那条路呢？在这个政治风暴的旋涡里，我的路又在哪里？我，真的是上天天无路、入地地无门了？
一九六八年的深秋，当我们在郊区农村参加“三秋”劳动的时候，传来了北京一些学生要求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干革命的消息，我的心头为之一怔、继而又迷茫了……我预感到又将有一拨巨大的浪潮袭来——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究竟是“福”呢还是“祸”？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传达了廿一日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传来，一时间满大街又都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激昂的欢庆景象……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豁然想起，我们家不也在上海的农村居住了四百年吗？要不是我爷爷1902年到上海来学徒，也许我到现在还是个“乡下人”呢？再讲，从初中开始，我年年要到郊区农村的公社里去参加“三夏”、“三秋”，甚至“双抢”等一系列的农业劳动——农村，对我来讲既不陌生也不可怕。何况，在那个走投无路的环境里，“到农村去”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转眼，六九年的春节临近了。我在六十二中学六七届初中的弟弟，得到了学校通知他分配在上海工矿的确凿消息——这是文革以来，我家等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
然而，有谁会想到，在等待正式通知书的日子里，却是“喜讯不到噩耗到”——在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管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副主任马天水的指名道姓干预下，我弟弟上海工矿的名额被活生生地剥夺了。一家人欲哭无泪、相对无言……
这时间，又有传言纷纷。其中之一，说是“家有毕业生的必须有一个要到农村去”的，云云。其实，此时此刻我对这些传言已经有些麻木了——尽管我从小患有哮喘病，如果我提出申请，也许可以豁免下乡。但是，我是我家的长子、何况我在学校里已经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打翻在地”又“踹上一只脚”了，我只想着能早日跳出樊笼、远走高飞，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去寻找自己的重生之路。
再者，我下乡了，下面两个弟弟不就可以留在上海了吗？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同父母作了沟通。
巧的是，六八届的分配方案是上山下乡“一片红”——我，终于“如愿以偿”！
四、告别上海
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我的心情，却笼罩着层层阴霾——我终于要“远走高飞”了。但我不知道跨出的这一步究竟是福兮还仍旧是祸？更何况，这一批赴怀德的知青我一个也不认识——六十一中只有我一个，我只晓得我被分配去的莲花山公社曲宝山一队集体户男生共九人，来自八所学校……
按照市、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通知，我们这一批赴吉林省怀德县插队的知识青年将在这天的下午、先赶到位于北京西路常德路的静安区革委会（原区委）集合，集体乘大巴赴北郊，在北郊的【彭浦车站】集中上车出发。
临行时，父亲南汇厂里掌权的造反队“为了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经过慎重研究，给了我父亲一天假期，让他从厂里赶回来送我。但为了避免患高血压的母亲过度悲伤，我坚决不要父母到北郊火车站去送行……
然而，年近半百的父母还是坚持把我送到了静安区委。
临近区委大院，当听到大院里喧天的锣鼓声时、望着大院里的猎猎旌旗，一路沉默寡言的母亲哽咽了、浑身抽搐……我的心也在颤抖……“爹爹、姆妈那回去吧……”，我要求父母赶快回家、无论如何也不要进到大院里去！“……德渊，记记牢，以后随便到哪里也覅再去当干部了，再覅得罪人闯穷祸了……”哽咽的母亲喃喃地挤出了此刻她认为最要紧的话、叮咛着我。“噢，我晓得了、那放心好了”，心中五味杂陈的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语来安慰即将离别的双亲，我只求他们早一点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让我一个人静心地去思考、去迎接人生的新挑战。
五、彭浦车站
我乘坐的大巴在下午两点多钟驶出了夹道“欢送”的区委大院，驶过了宽敞的北京西路、驶向了车水马龙的十里长街南京路、驶向了流淌着母亲河——黄浦江的外滩……这是在告别上海之时、让我们最后瞥一眼故乡、故土呵！
望着车窗外平时再熟悉不过的街景、看到路人纷纷驻足回头的好奇目光，又一丝惆怅袭上心头——文革中看惯了那些在大卡车中被挂着牌子、倒写着打大×姓名“坏人”游街示众的场面。只不过这一次是我、是我们自己被路人观望，所不同的也仅仅是我们车上挂的是“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牌子、并且是坐在大巴的车厢里。
我一下子感觉怎么有点儿象被“充军发配”的味道？“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京剧《野猪林》中林冲发配时的悲怆心声……猛地、我浑身一巅，赶紧把嘴捂住——万一哼出声来，在那个年代将又是“株连九族”的一行大罪啊！
“今日告别黄浦江、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脚下的道路我自己走！”“我朱德渊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回来见你！”面对着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我暗暗起下了自己人生中最庄严的宏愿重誓。
满载着北上知青的大巴在下午三点多钟排成一字长蛇形、一辆接一辆地鱼贯驶入了锣鼓喧天的北郊【彭浦车站】。
进得彭浦车站，但见林立的旌旗随风飘舞、猎猎作响。一趟绿色的列车正静卧在轨道上，旁边的月台上已然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人们正在同已经先期上车的亲人话别。车厢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穿着藏蓝色棉大衣的“文功武卫”战士，头戴藤条帽、手持红缨枪威严地守卫在列车旁，在维持着月台上的秩序。车站的高音喇叭里也不停地在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严正通告”或“寻人启事”……
我下了大巴，“旁若无人”（我谁也不认识呀）地走上月台，只见直接来【彭浦车站】送我的“嫂嫂”、堂姐和一帮弟妹们已经在月台上等候着我。
“德渊，迪趟出去，奈侬要学乖点，再覅做冲头，哦！”与堂哥相处已久却因文革风波屡遭棒打、无法过门的“嫂嫂”噙着泪花叮嘱着。平日里老是与我过不去、见面就打架的大弟弟这时却不见了平时做惯了的怪脸，显得若有所失、一脸茫然……而我最宠爱喜欢、尚在小学的小弟弟这时好象还不懂得什么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只是拍了拍他的小脑袋，叮嘱道：“在家要听爸爸妈妈话，覅跟二阿哥吵，噢！”
“的呤呤”，开车前半小时的预备铃声响了，顿时引起月台上人们的一阵骚动。
“我走了！你们也回去吧”我怕开车时的场面难堪，苦笑着向亲人们挥了挥手，就头也不回地登上了这北上的列车。
登上列车、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但是我无法就坐——透过车窗，我发现我的堂姐和弟妹们还在人山人海的月台上痴痴地朝我的车厢张望着。我好不容易从同行者的身躯缝中挤进去、往窗外伸出一颗脑袋、向他们点了点头……突然，两分钟开车的预备铃声拉着长音、刺耳地在人们的耳畔响起……
也许是被这凄厉的铃声怔住了，人山人海的月台上顿时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被凝固住了……
然而不到两秒，只听得“哇……”的一声、炸雷似的地动山摇！车厢内外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捶胸顿足的哀号，哭声响彻云宵，惊天地、泣鬼神！
月台上的人流如潮涌般地涌向列车，而“文功武卫”的战士在高音喇叭的指挥下，挡在车厢前、横着红缨枪、拼命地将汹涌的人潮往后推……蠕动的人潮一波退去一波又上，逶迤曲折、经久不息。车厢内外，呼唤声、恸哭声连成了一片。
车窗外，我忽然发现我那个木讷的大弟弟此时竟也号啕大哭起来、不能自制。我鼻子一酸、赶紧向他挥了挥手……
列车缓缓启动了，尽管有“文功武卫”的干预和阻拦，但还有不少送行的亲友死死地拽着车上人的手、跟着列车一起向前蠕动……此情此景，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时至今日我也难以忘怀。尽管在当时，在我所在的整个车厢里，116个知青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掉落一滴眼泪（当时我已无泪可掉）。但是“往事不堪回首”，抚今追昔、每当想起在彭浦车站告别上海的这一幕，我总禁不住心灵颤抖、老泪纵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啊！
六、遭遇“鬼打墙”
在火车上，我终于认识了第一个“知青”朋友——坐在我对面的瑞金中学六八届初中生张国樑。从闲谈中得知，他的父亲就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隔壁【险峰照相馆】的主人，是我伯父的好朋友。这真是他乡遇故人，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我俩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尤其是看到有人在火车上调皮捣蛋甚至行凶滋事（其中也有刚刚认识、据说是我们曲宝山集体户的人）时，我有点害怕了。我害怕才离虎穴又入狼窝——曲宝山集体户总共九个男知青、又来自八个学校。就这样豺狼虎豹的，我这一介书生、用不了两天半还不被他们砸扁了？

张国樑见我为难，出主意说：“你还不如到我们五道泉子集体户来。我们这个集体户都是瑞金中学的……”就这样，五月七日到了莲花山公社以后，连行李也不取（我们曾向县与公社“五·七办”提出转户申请，但无下文），只身跟随瑞金中学的同学来到了“五道泉子集体户”。
在五道泉子期间，我多次通过五道泉子大队的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等向公社“五·七办”提出转户申请、我还听说原来分到曲宝山集体户的还有两个女知青，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要求转户而转到了别的集体户去了。然而我得到的答复始终是：“你先回自己的曲宝山一队，其他问题或要求回去后按正常程序逐级上报”。天呢！为啥“碰着我烧香连佛爷也掉腚⑹”啊？
转眼到了五月十四日。尽管瑞金中学的同学们待我非常友善，但眼看转户无望，拖久了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我提出来还是先回曲宝山吧。
下午两点钟。在吃了五道泉子集体户款待我的最后一顿鸡汤面之后，我踏上了“回”曲宝山的路。
“回”曲宝山？这那是“回”呀！甭说是曲宝山、连五道泉子——连整个东北我都是第一次见到……曲宝山呀曲宝山，你在哪里？！
当地老乡指点我，说：“曲宝山离这疙瘩不远，在吾们这里的西南面也就十一、二里地。你看：”我顺着老乡的手指方向望去，“曲宝山最好认了，它那疙瘩有一座大铁架子——你看，那隐隐约约的大铁架子就是……”但是，我看到的只是漫山遍野的铁架子，上面都挂着电线……“哦，那不是。那是供电局的电线架子。你们曲宝山的大铁架子又高又大，站在那顶上可以看到一百二十里地外长春的灯光。那是一九六二年蒋介石要窜犯大陆时，这疙瘩来了一个空军师后造的了望塔。”
“哦，那往曲宝山怎么走呢？”“路好走。你从这疙瘩出去，顺着这毛道、走过两道坎、前面有条沟，沿着沟边径直往右边走。大约走出二里地就是一条过道，你顺着这过道一直走，走着走着就上大道了，你就沿着这大道径直往西南方向过去好了，一会儿就到了。”妈呀！什么“猫道”呀、“狗道”⑺的，我越听越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想不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呗？反正朝着太阳下山的方向去，只会越走越近的，“哎，鼻子底下有嘴——边走边问不就行了？”谢过老乡，我转身大步流星地迈出了我人生路上真正“独力自主”的第一步……
“哎——小心，走毛道，不要走狼道，别走到狼窝里去……”“恩呐……”听到老乡在背后的提醒，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在这个星期里，我听到过当地人对狼的描述，说：狼啊，是群居动物，群出群入。所谓狼道，就是它们经常出没的一条惯行路线，时间长了，就在田埂上踩出了一条跟毛道很相似的、通向狼窝里去的小路。说就在我们来到之前不远暇⑻，就有某某屯⑼的孩子在从学校里放学的回家路上误入了狼道而葬身狼窝。还听说，这附近的屯子出了一条疯狗，已经咬伤了好几个人了……想到这里，只觉得一股凉风沿着脊梁骨“嗖嗖”直往上冒。
我有点后悔：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该一个人独自上路。心想还是先回五道泉子，等问清楚路径以后明天再走。但一回头，我又傻了——五道泉子又在哪儿呢？那个老乡在送我边走边指路的时候，已经走出了有二、三里地吧？也不知道拐了几个弯，五道泉子的屯子早就不见踪影了。而在我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田埂，只有稀疏的树林带、尚未催出嫩芽的灌木丛和星罗棋布的电线铁架在凉风习习的夕阳下缓缓晃动、反射着晚霞的余辉。偶尔，天上掠过几只归巢的乌鸦，发着“啊、啊”的凄厉叫声、消失在天际尽头……
五月初的东北大地，冰雪已经消融、而春播才刚刚开始。光秃秃、新翻过的田垄⑽上，稀稀拉拉的脚印连成了一条条新的“毛道”，在西照的夕阳下伸向不知名的远方。
我估计了一下时间（下乡插队期间我还没有手表，但我的时辰估摸得很准，有“印度（隐肚）表”之美称），此时大概在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寻思着：后路已绝，今天是无论如何也要赶“回”曲宝山去的！好在现在离太阳真正下山还有将近一个多小时。
“不就十多里地吗？”我“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 ——走！
田垄的土是新翻的，我沿着“毛道”奔着太阳下山的方向走去。
但是“毛道”不是笔直的，它时而顺着垄沟、时而横过垄台，我就这样一脚高一脚低地在松软的土堆里踉跄前行着。不一会儿，泥土就灌满了我的鞋子。
天色渐渐地暗了，也不知道走了几道坎、几条沟，可怎么也没见着“过道”呢？是不是我走错了路呢？我迷惑了。我干脆转过身子，也不管它有没有“猫道”呀、“狗道”的。心想，沿着垄沟走，总有到头的时候，这样不就可以走出这无边无际的农田了吗？我定了定神，发现太阳已经下山了，落日的余辉隐隐约约在我的右前方正迅速地消褪，旷野里的景象也变得越发模糊起来。我想，我这一阵子估摸走了有八、九里地了吧，目前的方向应该没错——再加把劲就可以到了，起码，也应该能遇上个屯子了吧？
可是没容我细想，这铁桶般的夜幕顷刻间就把我笼罩住了。刚才还依稀可辨的模糊轮廓统统都看不见了。我的眼前漆黑一片、四周万籁寂静，静得几乎要令人窒息。我伸出自己的手掌拼命地放在眼前摇晃，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心慌意乱，想大声喊叫，又恐引来狼群……我后悔、我沮丧，我，要崩溃了……
难道，我就在这里等死吗？人是活的！与其在这里被狼吃掉、被疯狗咬死，我还不如动弹动弹，走吧！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哈哈哈哈！”我忽然仰天大笑起来。山谷里，远远地传来了我笑声的回音。
走！我继续往前走。可是没走两步，只见我面前的黑幕颜色显得更深，好象有一堵高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无心恋战”、想绕过去算了。于是我转了一个方向……又转了一个方向……可是，同样的场景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彻底懵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的那些鬼怪故事——今天怎么真的让我撞上了？绝望之中，我想，人是活的！不管它这“鬼”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倒要领教领教！于是在最后一个转身之后，我“义无返顾”、“奋不顾身”地向这堵挡道的“墙”冲了过去……
不知是我的“命”大呢，还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鬼”。在我的“冲击”下，这堵挡道的“墙”节节后退。我暗自庆幸、我踌躇满志，我大步流星……突然，一脚踩空，我一屁股跌倒在地并不由我站立起来就“嗖嗖”地和着泥土碎石和折断的树枝一起滑了下去——我跌进了山沟里去了。
“奈么好哉！”午夜时分，我滚滑到了沟底。我索性坐“沟”观天：天上的云层似乎稍有消退，在云层的缝隙间，依稀露出了几点淡淡的星光。没奈何，我只能在这里坐等天亮啦。但愿附近没有狼群、不要被疯狗发现……渐渐地我的眼皮越发沉重了。我摸索着找到身旁一块大一点的土垃坎当枕头，就着斜坡迷糊过去了……然而好景不长，睡梦中，只听“嗥……”的一声长嚎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是狼！狼来了！我毛骨悚然、一骨碌坐起来，警觉地向四周望去……四周仍然是漆黑一片，只是淅淅沥沥的雨点一阵阵密密麻麻地洒在了我的脸上。我翻身坐起——我又没有携带雨具，于是只好脱掉了那半截子的“军”大衣⑾，一半铺在斜坡上，另一半遮住我的脑袋和蜷缩在里面的半截身子——但愿狼真的来了也别发现我。
雨，下下停停，约莫下了有个把小时。
“汪、汪汪！汪汪汪！”忽然，一声狗叫又一次划破了长夜的寂静。我立刻警觉起来，该不会是疯狗来找麻烦吧。我努力在脑海里寻觅起老乡传授的对付疯狗的办法：疯狗是直线疾行不会拐弯的，在它的行进路线上，它是两眼发绿、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见啥咬啥！所以见到疯狗时，不要在它前面一个劲儿地逃——你能跑得过它吗？而是站在原地不要动，等它靠近了猛地往旁边一躲，它“噌”地一下过去了不就完事了吗？
我反复背诵着“躲避疯狗要领”，仔细观察着周围有没有闪亮的绿色小“灯泡”…… “汪、汪汪！汪汪汪！”又一阵犬吠声在长空中传来。这犬吠声好象还是老地方传来的——这就不是疯狗的叫声了，有狗叫那就一定有人家了！我欣喜地想。于是我就在黑暗里站起来，顺着沟底向着狗叫声越来越响的方向走去。
大约走了有十多分钟，沟底在慢慢上升。突然，我看见了一盏油灯挂在一根桅杆上，而狗叫声也异常强烈了，仿佛就在我身旁……喔，我终于看清楚了：前面是一个院子，油灯就挂在院子里的桅杆上，狗叫声就是从院子里传出来的。
我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嗑响了院子旁边那间屋子的门。
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光着膀子、穿黑棉袄的老头。原来，这里叫“同家窝堡”，是曲宝山大队二队。这个院子是生产队的马棚，他是生产队的“老更（音“斤”）倌”——就是“马倌”、饲养员。他把我让进了他那间充斥着酸、臭、烟味的“值班室”，在朦胧的煤油灯光中，墙上毛主席像下的挂钟正指着三点五十三分。
他告诉我，我昨晚那个滑坡的“坠落”点，就在曲宝山一队和曲宝山二队的中间，“这条沟往东是到吾们同家窝堡的，向西去就是你们那个曲宝山屯”，“你也真够胆儿大的，初来咋到的，黑灯瞎火你也敢闯？”“行了，你就在这屋子里暖和暖和歇歇脚吧，等天亮了再回去也不晚——前几天就听说曲宝山屯少了一个知青，敢情就是你啊！”
在老更倌的“办公室”呆到五点多钟时，外面天色已经大亮了，我千多万谢地感谢了老更倌一番，告辞了。老更倌把我带到来的那条沟边，告诉我说，顺着这条沟下去，一直沿着沟走——放心吧，这条沟没有岔路。也就三、四里地，沟走完你也到家了。记着，再别瞎闯啦！
果然，按照老更倌的指点，不出半个小时，我就走出了山沟，来到了山岗上。
这时，只见山坡下各处散布着的幢幢土坯房顶都冒起了袅袅炊烟。有农户扛着农具从岗坡上往山下的屯子里走去——出早工的农民已经回来吃早饭啦！
一回头，只见东南方向约摸五、六百米开外的一个山包上，一座硕大无比、高耸入云的铁塔突兀出现在我眼前，晨雾缭绕中的铁塔架子在晨曦下熠熠生辉。
我一下子怔住了，“啊，这就是曲宝山的……？”
　　“哎，那小伙子，你是哪疙瘩的？到哪里去？” 突然，有人把我喊住了。
“噢，我是曲宝山的——请问往曲宝山屯怎么走啊？”
“曲宝山的？多咋⑿来的？这里就是曲宝山屯，我咋没见过你啊？”那人一边问话、一边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这身沾满了尘土的半截子绿“军大衣”。
“哦，我前些日子在五道泉子……您是？”
“啊哈！你就是那个朱德渊啊？我是这个大队的民兵连长，我姓杜。我们正在找你呢！你再不回来，我们正准备今天去‘求’你呢！”
“去‘求’我？”我的心头一热。啊！这里的贫下中农真的是太好了！我一个在上海谁也瞧不起的“狗崽子”竟值得他们来“求”我？看来，我到吉林来是来对了，值！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求”是“取”的东北话读音，而“取”的意思就是“囊中探物”——拿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就是：“你再不回来今天我们就要去‘（捉）拿’你回来了！” 呵！如果我晚到一天，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又要被彻底掀翻、改写了！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头皮禁不住一阵阵的发麻！
看来，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的“冒险”也是——值了！
七、“违背母训”
岁月倥偬、日月如梭。一转眼，“回到”曲宝山集体户已经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我学会了种田、学会了骑（光背）马，学会了开山采石、学会了拓（土）坯打（土）墙、学会了薅麦子、学会了刨茬子、学会了抡大镐……在学习农活的过程中，我曾在烈日暴晒下晒脱了整张背上的皮、一口气扛过十八袋180多斤重的麻袋、挑断过承载200斤的木扁担……我也曾和同伴们在屯子里攒粪积肥的大水坑里游泳嬉戏、在水深齐腰的牛圈里潜入水下解救被马车毂辘套住脚的小牛犊……我更惊喜地发现我们集体户的这“九门提督”（九个全是男生）都是讲义气够朋友、能同甘苦共患难的好哥们，其中还有一个擅拉京胡的五四中学高才生淡子华，以后就成了我在集体户高吭样板戏的伙伴。
在大家的一致推举和大、小队干部再三劝说下，我不得不违背了离沪时的母训，接下了集体户户长的职位。
我跟他们“约法三章”：
一、我们要自食其力，也就是要正常出工，自己养活自己，不要再给家里父母添麻烦；
二、养鸡、养猪、种好集体户的自留地，自力更生改善伙食；
三、集体户内的事大家商量决定，不要吵架、不要出去乱窜滋事。
“约法三章”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切实认真的执行。以至于公社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来我们曲宝山视察春播进度时，还特意到窗明几亮、空无一人的集体户屋内查遍了各个角落。直到我们中午收工，人员齐涮涮地都进屋了，他才相信这帮知青不是逃回家去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曲宝山集体户”就成了公社的先进、县里的模范？我多次出席公社、县里的学习、讲用、表彰大会，县委书记扎布还在我的《毛主席语录》上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八、当上了生产队长
曲宝山集体户出名了，屯里的老乡也倍感荣耀。但是，曲宝山屯是个县里有名的贫困户、穷棒子队，号称“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老大难生产队。全队三十来户人家二十八个劳动力，倒有二十六个当过大队书记到生产队长的角色；按族系又分为四大派；生产队所有的86垧耕地都是乱石嶙峋的岗地——一锄头铲下去能撸出几十颗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来。
那年，整个生产队大伙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一结算，每工（10分）还倒挂三角二分——为了领回自己一年的口粮，我还是张口问家里要了64元……
七一年的春天到了。春播前，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大家一致推选我当生产队长，我牢记母训百般推辞。但最后在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主持下，经过三轮无记名投票，我以轮轮全票的民意测试结果，不得不当上了这个穷棒子队的当家人，并连带着把生产队的财会、仓库保管、二打头的⒀等重要职位都由我们集体户的同学来担任或负责监督。
这一年，从春播、夏锄到秋收，每天凌晨两点多敲钟出工、晚上九点多回宿舍，还要参加“天天读”、“大批判”，等躺到坑上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整整六个月我没有脱过衣服睡过一个安稳觉，以至遗忘了春天换洗的球衣。球衣泡在脸盆里，直到冬季屋里烤火时闻到了恶臭味才想起，而从盆里捞出来的已经是戳到哪儿哪儿碎的一块块破布了。我心疼坏了，只穿过一次呀！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年里，我们调整了农作物的品种，增加了大豆、蓖麻籽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整顿重开了铁匠铺、还花二千四百元买了头配种用的山西大交驴……
这一年里，我“三顾茅庐”，请出了比我小一岁、但一个大字不识的老更倌的女儿当妇女队长，结果她动员出了百分之百的家庭妇女投入了“农业学大寨”的全民大生产运动……
这一年里，生产队再没有发生一起贪污、偷盗的事件……
这一年里，经估算可以达到每工（每工10分，每天14分）八角左右……以至于深秋季节在打场、脱粒的时候，生产队的场院里人欢马嘶、欢声笑语不断。夜晚的打谷场上，集体户的同学还和生产队的小伙子、大姑娘、小媳妇们对起了山歌、唱起了样板戏。人们忘记了时辰、也忘却了疲劳，此起彼伏的歌声一直持续到深夜、甚至传到了同家窝堡等周边的屯子……
最终的结算是：每工八角四分。曲宝山，终于翻身啦！
这一年的九月初，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再三启发、开导下，我战战兢兢地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报告》。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就发到了我的手中。由大队书记与老更倌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于九月下旬在大队支部大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
九、宏图与梦想
曲宝山翻身啦！但是与公社里其他生产队相比较，还是属于落后的。
公社北边的生产队生态环境好，一般每工都可以达到一元五到两元，有的可以到两元四甚至更高。
我深信“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个真理。我盘算着，经过这一年的基础，明年、后年……只要一年更比一年好，总有一天曲宝山也会达到小康水平的！
可是，事与愿违。一九七二年的一月十六日，在有关方面指名道姓的催逼下，公社为了顾全被抽调知青的大局，无奈让长春拖拉机制造厂把我挖走了。
我的“梦想”破灭了。
当我不无遗憾地被抽调到长拖以后，一年内我曾六次回到曲宝山去“探亲”——那里有我割舍不下的情怀：我放不下我集体户那帮生死与共的伙伴、我放不下曲宝山的父老乡亲！我，放不下曲宝山的“复兴”之梦呵！
十、尾声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有幸接任了《长春拖拉机制造厂驻沪办事处》的职务，终于重新回到了上海，并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正式调到上汽集团的前身《上海拖拉机汽车公司》下属的《上海内燃机厂》工作，之后又随厂并入农业机械的合资企业，负责企业环保与安全生产的技术、管理工作。
二○○三年，在我过完五十四岁生日以后不久，按照当时单位的政策，我提出了“离岗休养”申请并获批准。但是单位跟我也“约法三章”：1、离岗不离人；2、要返聘；3、要发挥“余热”，继续为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同时，我还取得了机械行业为数不多（全国仅32名）的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评审员资质。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暨中国机械工业安全卫生协会的统筹安排下，为全国的机械制造企业以及上海各级工贸企业的安全生产服务。
于是，我到今天也歇不下来，还在发挥“余热”——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真的，好累！
但我深深懂得，我的路能走到今天，是受益于民立中学师长的教诲，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给了我方向和动力；是游泳队的严格训练锻炼了我，给了我强健的体魄和毅力；是东北农村的磨炼砺炼了我，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是历经的曲折和磨难造就了我，给了我披荆斩棘的能力和智慧。今天，能为开创、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为安全生产这个“积德工程”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我累、并快乐着！

朱德渊
2016年2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