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愚园路拾贝 </h3><h3> ————从峨眉月路到1203弄</h3> <h3> 翻开上世纪50年前后的上海地图,在东西向的愚园路南侧和南北向的安西路东侧,有一条轻易不为人注目的向南延伸的马路,虽然不长只有叁百米左右,也并不宽仅容两辆小车相向而过,却有一个非常冷艳且诗意的名字——峨眉月路。</h3><h3> 这条幽静的小路在愚园路的历史长河中,始终象峨眉冷月般若隐若现的透露着些许神秘和典雅,数栋大小别墅点缀在低调的小路尽头,树影婆娑的法国梧桐,斑驳陆离的深院高墙,使它退隐在喧闹的都市后面不为外人所知。即便是现在,没有了卫兵警戒,但若有外人进入,也会被门卫加以阻止: 此路不通。</h3><h3> 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由英国商团在四川路购地建立卜内门洋行中国总部的同时,为解决总部大班高级洋人的居住问题,在此处也置地筑路由愚园路向南,开工建起了一个英伦风格的奢华建筑群外带一条能容纳轿车双向交汇的直通马路,比西侧同样南北向的安西路还早了几十年,这就是峨眉月路的起源。</h3><h3> 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商团撤离上海,四川路的卜内门洋行和峨眉月路的洋行寓所俱为日军所占领使用,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按敌产收回。</h3> <h3> 路的南向尽头即是卜内门别墅建筑群高高的围墙和底部带轮子的精钢框架网状钢丝大铁门,3万多平米的土地上只有七栋大小别墅,外加两座两层的附属建筑,一座在大门左侧,楼上住人楼下为门卫室和车库,另一座就是11号,也是楼上住人楼下为车库。除了能通轿车的小路外,其余均是各户宽畅的花园,其间花木扶疏草坪如茵,环境幽靜雅致,大院内绿叶掩映的建筑一律以单数门牌号码排列错落于其中。 </h3><h3> 30年代初在峨眉月路与诸安浜交叉边又建起一栋西式洋楼,这才有了峨眉月路直到80年代还唯一仅有的双号门牌2号,2号曾作过华东纺管局的机关幼儿园,也是我童年时代的第二个家。</h3><h3> 同愚园路平行的宣化路在上世纪20年代还是一条叫诸安浜的淤塞的河道,为了卜内门建筑群的向外通行,特地在浜上筑起石桥以贯通至愚园路。50年代初填浜成路,以江苏路为界,东侧名东诸安浜路,西侧为西诸安浜路,路面均为当时流行的一种“弹咯路”,到八十年代才整修成柏油马路,西诸安浜路改为现如今的宣化路。</h3><h3>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如今的上海地图上,峨眉月路被愚园路1203弄所取代,原本紧挨峨眉月路的1207弄和它所辖的六座安息会牧师宿舍,也被几座现代风格建筑所替换,门牌号并入1203弄的双号。现在要到弄底的单号房屋非得经过宣化路才能进入,这种跨越正规道路的弄堂或者说穿过弄堂的正规道路在上海滩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h3><h3> 峨眉月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即便是住在此附近的老居民也可能多已记不得曾经的它了。 而我却永远不会忘记这条由简约到精致,由幽靜到典雅的马路,因为那里有我半个多世纪的记忆……</h3><h3> </h3><h3> </h3> <h3> 1957年春,我过完六岁生日不久,我们家便由澳门路的日式小屋搬迁到长宁区峨眉月路的英式大房子里,记得当时车顶驮着煤气大包的20路汽车从中山公园终点向东行驶的第一个站点,售票员阿姨报的就是: 峨眉月路到了。</h3><h3> 座北朝南的大洋房有四个门牌,分别为峨眉月路1号3号5号和7号,大洋房的北向后门正对着高高的围墙,大铁门外即是一路向北的峨眉月路。 </h3><h3> 大洋房由时任华东纺织管理局最高领导,原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为首的局党组成员们居住,除了5号门洞进去分二楼三楼住两家外,1号、3号、7号每个门牌各住一家,我们家住东侧1号,李伯伯家住3号,谭伯伯家住5号二楼,葛叔叔家住5号三楼,张伯伯家住西侧7号,所有的家具都标有华东纺管局的铜质铭牌,基本等同于是华东纺管局的常委宿舍楼。局本部则在南京西路108号(以前的金门大酒店,后为华侨饭店),管理着华东六省一市最大的工人阶级群体——纺织行业。后来由于各自工作调动和职务升迁,虽然都不再任职于华纺局,但仍居住于此没有外迁,象张伯伯担任副市长后也还一直住在大洋房的7号院里。</h3><h3> 记得儿时的我们,每到黄昏都会荡在网状大铁门上等候各自家长先后到来的小车,然后喧闹着相拥回家。那是金色童年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大院内那像家一样的亲切感吸引着希冀快快长大的我们,一群年龄身高参差不齐的孩子一块玩一起上学,欢快得唱响"让我们荡起双桨″……</h3> <h3> 9号是一幢独立的大别墅和一个很大的花园,属市公安局所管辖的一个保密部门,平时不住人,只有一位负责看守打扫的老头,那时我们几个女孩调皮的称呼他叫“九邦”。有时他会在没人来此开会什么的情况下,允许我们这帮女孩进去尽情地观赏、玩耍 ... 。11号是大院的附属建筑,我们搬进1号时,11号二楼曾住着一位胖胖的法国老太太,她是外语学院的教师,至我从农场返沪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她,听说是回法国去了。后面的几栋别墅也曾住过一些苏联人,他们是上海市人民政府请来的专家和顾问,带着家眷和小孩,还有两条叫不出名的狗,长长的身体短短的腿,不时能见到他们带着孩子和狗散步玩耍的身影,中苏交恶后他们便都搬走了。</h3><h3> 大院内曾有房屋短期作为印度驻上海领事馆,只是已无从考证哪一栋了。这些别墅先后住过一些市委市府的领导,如宋日昌,金仲华,宋季文等都是上海当时的市委常委或副市长。也分别住过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领导,如熊应堂,刘文学,李宝奇,平昌喜等将军。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实将军也一样。</h3><h3> 60年代前后,峨眉月路被愚园路1203弄取代时,还是只有弄底大院内单数的1号到23号和仅有的在近宣化路的2号(愚一小学迁来后扩建时,2号楼被拆)。有趣的是我们家的煤气账单直到90年代,我儿子都上中学了那上面还印着峨眉月路1号呢。</h3><h3> </h3> <h3> 这张照片是我三年级刚带上红领巾不久,春夏之交,爸妈带我们一起去游上海西郊公园时拍的 ...</h3> <h3>同去的还有我的外祖和既是邻居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李小勤。</h3> <h3>我小学四年级时,李伯伯调北京工作,全家都要走了,我们几个女孩子依依不舍去照相馆拍照留念 ...</h3> <h3> 80年代,警备区后勤部又在大院内新建了四栋小楼,作为南京军区正军职以上将军离休后在上海居住处,这样,1203弄的单数门牌(卜内门建筑群)便从23号增加到今天的31号,共12座建筑。</h3><h3> 我们居住的1~7号这幢大洋房极具十八世纪英伦建筑风格。南立面几乎都是大面积玻璃的室内阳台,外墙全部釆用鹅卵石镶嵌。1号和7号分居东西两侧,建筑房型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处:7号的二楼在北面开有一扇门,可与5号北外侧的石头楼梯相通,直达地面。底楼是锅炉杂役间和工具房,二楼是厨房和餐厅,中间由移门隔离,打开即成一大间,可举行小型的舞会或冷餐会,三楼是二间朝南的卧室,各自带有独立卫生间和壁橱,钢窗蜡地英式壁炉,卧房都有宽暢的落地钢制玻璃门与南面一个长方形室内大阳台相通,阳台内及腰至顶的带有铜质纱网的精制钢窗,使阳台和房间有足够的釆光和良好的通风,特别是冬季,只要有阳光,阳台就是一间大暖房。二楼也是同样的室内大阳台,并且在东侧,有边门外的石头楼梯可直接下到朝南的大花园里,四楼尖顶下有品字形的房间,东南北面均设有窗户。</h3><h3> 3号在大洋房的中央,底楼三间朝南房子及橱卫间和花园,5号则分别可达二楼和三楼的各自三间朝南房屋,所以住有两户人家。我们搬过去时,5号的四楼空着还无人居住。</h3> <h3>从农场回家探亲,和邻居伙伴一起游西郊公园 ...</h3> <h3>在自家花园里 ...</h3> <h3> 作为卜内门建筑群中唯一私家花园别墅的23号,住着一户民族资本家,名下有多处地产,最大一片房产公寓在大光明电影院后面,解放后全捐给了国家。原本他家住兴国路太古洋行宿舍旁的花园别墅里,56年太古洋行宿舍及附近建筑被划为上海市委第一招待所,专门用于接待中央领导(毛泽东和江青曾下榻于此),这户人家被交换到峨眉月路23号居住。文革中他们被造反派赶到隔壁福世花园的一间屋子里,后来落实政策迁回时,因23号已为部队使用,只能将15号交于他们安置。</h3><h3> 与我们家花园南面一墙之隔的17号曾是上海警备区政委刘文学的家,将军崇武爱枪,在地下室里设有简易的射击馆。西侧的21号,则是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熊应堂的住处。上点年纪的人都应还记得文革后震惊全国的"二熊"案件,因强奸罪在杭州被判死刑和死缓的双胞胎兄弟,就是他的儿子熊紫平和熊北平(小名大怪,二怪),其时,熊本人因涉及林彪事件已被罢免南京军区副司令及省军区司令,与爱人在内地三线工作,留下俩孩子单独在杭州原部队官邸居住,无人管束终酿成大错。其实,峨眉月路的老住户都知道,熊应堂本人对俩孩子的管教还是较严厉的。</h3> <h3>我从农场探亲回家,与父母在一起 ...</h3> <h3>这张照片也是在花园里所拍(此时我已回沪进厂工作)</h3> <h3>原来的2号已成了上海愚园路第一小学校址</h3> <h3>原来的1207弄已拆了重建,并入1203弄 ...</h3> <h3>我们的下一代也长大了</h3> <h3>还记得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上题道:"假如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过,那么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将会一直跟着你″。每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氛围和气质,每条有岁月有底蕴的街道也同样如此,真的很庆幸自己有个在愚园路弄堂里的家。如今,我们都已临近古稀,而卜内门建筑群和愚园路更是沧桑百年,每每忆及峨眉月路上的那些往日时光,那些点点滴滴,心里的记忆仍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温馨……</h3><h3> </h3><h3> 马楠 —— 2019. 5</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