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羌塘

走在云端

　　

2017年7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我照常打开数字人事系统，一个对话框映入眼帘,“谭**，您好！您已工作20年，感谢您对税收事业的坚守与付出！”

一声问候，思绪万千，往事并不如烟。

20年前的那个毕业季，三湘大地像下了火，从小山村通往县城有十几里地，满头花白的父亲扛着行李跟在身后，汗水夹着泪水淌满了双颊。从父亲手中接过行李，我挤上了去省城的火车，与其他12个同学会合，再辗转成都来到了拉萨。

一个多月后，大姐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我走后的十几天里，每当夕阳西下，父亲总会伫立在老屋前的土坡上，痴痴地望着远方，嘴里喃喃自语，“只怪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让雄伢子远走他乡……。”

其实，选择进藏工作，学校是发了志愿书的，但在家长意见的填写上我犯了嘀咕，思来想去，最后让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代劳了。对于我的自作主张，父亲是有过看法的，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2000年初第一次回乡探亲，父亲领着我房前屋后的转悠。说他想再攒点钱，把二楼的四间房装修一下，这样我们姊妹四个回来就都有了住的地方。在我离家的近三年里，父亲把微薄的退休金积攒下来，扒掉了已经风雨飘摇了多年的老屋，赶在我休假之前盖起了这栋二层小楼。父亲在向我和盘托出他的计划时，黝黑的脸上绽开了花。可不知咋的，望着他佝偻着的身影，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因为老大不小了，在家陪伴父母的时候并不多，父亲总在背地里托左邻右舍替我说媒，我明知道看了也不成，还是早出晚归的应付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刚到三月份，单位就来电话催我回去上班，规定的五个月假期只呆了四十几天。父亲得知后鼓励我说，“雄伢子，你就安心回去吧！好男儿志在四方，选择了就不要后悔!”父亲蹒跚着把我送到村口，好像实在是走不动了，才挥了挥衣袖沉重地背过身去。

也就是那年七月的一个早上，我正啃着馒头往办公室走。大姐打来电话，说父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我慌忙向局里报了假，从财务上借了些盘缠，在青藏公路上拦下了一辆大货车，跌跌撞撞第二天凌晨赶到拉萨，搭了一架飞往武汉的航班，再辗转十几个小时火车来到县人民医院，这已经是父亲高度昏迷的第三天了。母亲、姑姑和大姐都围在床边，父亲脸色乌黑，目光呆滞，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勉强维持着生命体征。我扑通跪在父亲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午夜时分，父亲拽着我的手渐渐松开了。父亲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能料到，四个月前的那次别离，竟成了我们父子间的最后记忆!对于父亲的突然离去，我曾有过深深的自责，“父母在，不远行”,“子欲孝，亲不待”，作为长子，我的自作主张带给父亲的却是终身遗憾。

那时候我在计会科担任副科长，守着一台局宝级的286电脑，进行会统核算与税收分析，当然，统计报表一类的大活还主要靠手工填报。隔三差五，局领导也会额外派点任务，整一整报给区局亦或是地委行署的要件。虽然忙点，却很充实。

转眼到了2001年，母亲似乎慢慢习惯了寡居。电话的那头，泣不成声的时候少了，絮絮叨叨似乎是同一个意愿——雄伢子，该成家了！

在父亲离开我们的这些日子里，一些亲朋好友也出来牵线搭桥，但一听说我远在藏北高原，姑娘们就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即便愿意交往的，也多是骑驴找马，最终都成了别人的新娘。这一点我能理解，她们对于天上西藏，对于“生命禁区”，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知之不多，或道听途说，莫名心生几分畏惧，索性就敬而远之了。

于是，我的婚事顺理成章成了“老大难”问题，并且迅速上升至事关全局的高度。局领导一方面老张罗着与银行等单位搞联谊，巴望着外系统的姑娘能够垂青于我；另一方面，我那宅心仁厚的老局长每每参加上级会议时，除信誓旦旦的承诺“任务我背回去，请组织上放心”等云云外，总会一脸恳切的附加一个条件，“给我们分配几个女孩吧，好让他们在藏北安居乐业！”我知道，除还有几个所谓的“剩男”外，老局长口中的“他们”首当其冲是我。

记得那是羌塘恰青赛马艺术节开幕的当天，一袭藏装的人事科长阿佳德吉笑哈哈地走进帐篷，向局领导介绍紧随其后的三个姑娘。一时间，草地上一阵躁动。不知怎地，也许是青稞酒的后劲上来了，我感到一阵眩晕。

几位好心哥哥试探我，相中哪个小姑娘啦？我支支吾吾，他们心领神会。于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针对那位有着高鼻梁、大眼睛东北姑娘的围猎上演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总会有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或友情聚聚啦，或打打“双升”啦，让这位小姑娘与我这个老男人不期而遇，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真实而美好。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平平的我也一夜之间野鸡变凤凰，悄然掳走了这位叫作晶晶姑娘的芳心。再后来，也就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妻子。

从相识相知到相守，我们的爱情在牛粪炉的炽热下持续升温。那时我们都住在单身宿舍，在那风吹石头跑、滴水即成冰的藏北严冬，背阴的墙壁总是挂着厚厚的霜，铁皮桶里的冰渣子足有二三公分厚。下班回来，第一件事便是翻炉生火，抱炉取暖。因为有前面的机缘巧合，又加上我湖南税专大师兄的身份，翻炉生火自然成了我责无旁贷的无上荣光。说起来这也算是个技术活，刚到那曲的时候，炉子偏不听使唤，科长分给我的报纸点完了，还是满屋狼烟，不见半点星火。后来，还是进藏二十多年的老杨面授机宜，手把手教会了我这门生存绝技。在与晶晶姑娘相处的日子里，我把烧牛粪的技术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金色火苗的辉映下，冰窖似的小屋温暖如春，我叙述着自己的苦难童年，她就着热水洗衣做饭。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刚走出象牙塔的小姑娘架不住情节的跌宕起伏，早已变得梨花带雨，楚楚动人了。

我的困窘在单位是出了名的，为此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位局长哥哥周末来我家，把电视柜、小饭桌挨个敲了个遍，听动静不对，掀开盖布一看，当时就愣了，憋出一句话，“小雄啊，你这家就不用锁门了吧！”我理直气壮地辩解，每个月拿八百多块钱，在小饭馆吃碗面条就五块，哪有闲钱办家当啊！只能利用职务之便，把装制式服装的纸箱顺回家，稍加改造就成了我的资产。再说，这不是节能环保嘛！

按照我和晶晶的君子协定，还完欠账之时，便是我俩的成婚之日。当我把夹在辞海里的那张小账单扔进牛粪炉时，已经是第二年的八月了。于是我们去民政局办了登记，晶晶用一年的积蓄把我们的小家打扮一新，按我俩的想法，这就算是一家人了。可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局长时，正好是赛马节前夕，他一脸庄重地说，“局里好久没人结婚了，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吧！”于是，局长亲自为我们证婚，四十几位同事兵分两路，或娘家人或婆家人，场面好不热闹。

多少年以后，晶晶是这样评价我们的婚姻的，一是以多欺少，一群老男人合谋蒙骗了一个小女子；二是她娶我嫁，这是如假包换的“倒插门”；三是婚姻自主，这是彻头彻尾的儿大不由娘。直到婚后十二年，当妻子望眼欲穿、千辛万苦迎来一双可爱的小生命时，我对这三方面定性基本是心服口服的，唯独当她拖着虚弱的身子主张子随母姓时，我以缄默表达了对她上述部分观点的反驳。当然啦，这是后话。

2004年，我接任计财科长，且在妻子的耳濡目染下入了党。随着综合征管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一系列软件的上线运行，羌塘草原开天辟地迈进了税收信息化时代。妻子一直从事窗口服务工作，常常是一落座屁股就沾在了椅子上。有一次因为闹肚子，抽空上了趟厕所，一个税户把登记证啪地甩在了她脸上，嘴里还嘟囔着“懒驴上磨屎尿多哈”。类似这样的委屈，妻子极少跟我提起。从我们相识的那天起，缺氧低压带来的严重高反梦魇一般，一直折磨着孱弱的她。于是，我们从内地买来制氧器，每一个头痛欲裂的夜晚，妻子在吸完七八袋制氧剂后，往往是黎明破晓方才勉强入睡。婚后二年多的时间里，妻子像吃了小苏打似的全身肿胀，生理周期变得杂乱无章，在拉萨实习时的熟人见了，都说小雄虐待媳妇，把个可爱的小姑娘变成了这般模样。好不容易捱到年底休假，我因为年终决算走不开，就跟晶晶说，你自己回去治治病吧！经过我的极力劝说，她在岳母的陪护下去长春做了第一次手术。

关于妻子的苦难，我常常追根溯源，结果发现我乃罪魁祸首。如果不是我在藏北孑然飘零，继而发展成为有可能影响税收大业的“老大难”，上帝就不会派这么个神仙妹妹来救我，从而在拯救我的同时搭上了她自己。

2005年是个好年份，同事们纷纷把牛粪炉扔进了垃圾堆，欢天喜地的搬进了供暖供水的新家。我和晶晶也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妻子看看这，摸摸那，兴奋的像个孩子，“老公，终于可以在家里拉粑粑了耶！”告别了挑水扒灰倒夜壶的日子，同事们过上了城里人的体面生活，幸福的歌声不时回荡在浙江路上的税务小院。

作为局里的账房先生，我清楚的知道，大伙幸福的背后是局领导多年的奔走疾呼。羊群走路靠头羊，这个全国海拔最高的地（市）级税务局，曾经有过两位声名远播的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七八十号弟兄趴冰卧雪抓收入，满腔热忱带队伍，战天斗地优环境，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勤政为民的正气、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胆气，书写着羌塘税收史上的壮丽与神奇。

2006年税务工作会后，我像很多志在基层的同志一样，去了可可西里南边一个与太阳同名的小县城，和四个青年大学生一起，为三百多万的收入任务忙得灰头土脸。两年后，又回到机关任办公室主任。在年度税收总量突破2亿元大关的第二年，我调到了首府拉萨，与分居了四年的妻子团聚。再后来，我们迎来了两个可爱的小生命，日光城里的小日子灿如夏花。可茶余饭后，我和妻子常会念叨，我们的老局长他还好吗？病痛缠身的老朋友现在过得怎么样？税收规模几亿啦？羌塘草原长树了吗？……曾经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幻灯片似的从眼前掠过，他们或是扎根藏北的老税务，或是子承父业的藏二代，或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生代，他们有的悄然倒下长眠在了唐古拉山脚下，有的常年一瘸一跛举步维艰，有的长期一家几地聚少离多……

记得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写道，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201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一位中青班学员问起我的收入和住房，然后唏嘘不已，满脸狐疑地说，“你们为啥选择在那个地方活着呢？”面对这么严肃的人生命题，我想，一代又一代坚守在茫茫雪域万里羌塘的税务人有着同样的答案，“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