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

福榕

作者：李文汇

春节后第一天上班，到食堂去打饭，巡视一圈，看到油乎乎的猪脚和鸡大腿，激不起一点食欲。忽然发现有黄瓤的熟地瓜，眼前一亮。经过年前年后的酒肉穿肠，平日很少沾嘴的地瓜却成了香饽饽。一块黄地瓜下肚，咂摸着齿间的余香，不禁回想起与地瓜近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

我1970年出生在鲁中山区的一个小山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爷爷是村支书，1938年入党，新中国诞生之前就是村长，连书记加村长，先后干了三四十年；父亲从16岁下学，先是师从本村的韩姓爷爷学石匠，18岁开始学针灸，后来成为我村的赤脚医生。经过常年摸索和积累，中西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算是土生土长的全科医生，今年75岁了，还能悬壶济世。虽然爷爷是村里的“高干”，父亲是村里的“天使”，可是我家一直和寻常人家一样，靠挣工分养家糊口，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爷爷经常外出开会，父亲忙着给乡亲们看病，生产队里的集体劳动靠不住，耽误了挣工分，年年粮食分得少，一大家子人的生活难以维计，不得不通过交缺粮款勉强度日。直到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后好多年，我家欠生产队里的缺粮款才陆续还完。

七八十年代，山区水利设施落后，农业基本靠天吃饭，小麦玉米等精细粮食长不好，大多数山岭薄地都种地瓜，一则耐旱，再则高产，是当时的主要口粮。初春，每个生产队便开始修葺炕地瓜的地瓜池子（池子大约三米宽六米长，下面有火道，靠烧煤来提高池底的温度，池子上面用透明塑料薄膜棚住，类似于现在的蔬菜大棚，不过是增加了提高地温的设施），把在地窖里的“麦地瓜”埋在池子里催芽（又叫炕地瓜）。生产队的男劳力吆喝着闲了一冬的老黄牛开始犁地培地瓜沟。谷雨前后，栽瓜种豆，嫩嫩的地瓜苗栽下去，便栽下去父老乡亲一年的口粮，一年的希望，当然也有好喝两盅的老爷爷们一年的口福。相比其它庄稼，地瓜要好打理得多，一般只要锄三遍草，翻两次秧，追一次肥，丰收就没问题。深秋，等大多数庄稼都颗粒归仓了，便到了刨地瓜的时节。由于种植面积大，再加上怕遭遇霜冻天气，刨地瓜是每个生产队最繁重最紧张的活计。秋末冬初，昼短夜长，为了能多刨点地瓜，所有的从生产队都是白天刨，晚上分。天临黑，队里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和工分多少把地瓜用大抬秤过了，在地里码得一堆一垛，把写有的户主名字的纸条压在相应的地瓜堆里，然后由各家各户按图索骥，分别运回家。地瓜地大都在半山腰，沟沟坎坎，黑灯瞎火，运地瓜是个苦差事。更要命的是当天分的地瓜运回家，家里的女主人必须连夜切成地瓜干凉到山坡上，否则天天分，地瓜堆成山，既怕冻又怕烂，处理不及时，一年的收成就成泡影了。1980年前后，爷爷年龄大了，运地瓜的活干不了，父亲又被公社抽调去“带伕”（带领村里的青壮年劳力们参加公社修路或修水库等集体劳动），母亲除了拉巴我们姐弟三个，还承担切地瓜凉地瓜的繁重劳动。七口人的大家庭，每天都分一大堆地瓜，更急人的是生产队的劳力们往往都是把自家的地瓜运回家，才给我家运。所以等我家的地瓜运回来，已是深更半夜。母亲为了完成当天的任务，常常是彻夜难眠。地瓜干凉上山，最怕下秋雨。一旦天公不作美，不管是三更半夜，还是秋风乍起，全家老少齐上阵，当然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不放过，睡眼惺忪地跟在大人们的屁股上，灯笼火把上山去拾地瓜干。孩子们年少不更事，看着满山星星点点的灯火，感觉好奇又好玩，眼看天、手摸地，常常观景忘了干活，引来老人们的嗔怪催促甚至是呵斥。

等到粉白的地瓜干进了仓，一年的忙活才算告一段落。山区粗粮多，细粮少，瓜菜能顶半年粮。自深秋起，我们的主粮便离不开地瓜了。先是煮着吃，尤其是刨地瓜时，母亲没时间做饭，用黑铁大锅煮上一锅鲜地瓜，大的好的人吃，小的差的喂猪。中午吃了晚上吃，吃得胃里酸水往上撞。冬天，母亲的时间充裕了，把地瓜干上碾碾成面，掺上玉米面摊煎饼、蒸窝窝，饭食质量稍稍改善。有时人口多，煎饼窝窝不赶趟，母亲也往往把用水泡过的半干不湿的地瓜干上碾碾了，掺上豇豆煮成粥凑合一下。因为地瓜糖分高，好多人常年吃吃伤了胃，看见地瓜就反胃，我也是好多年对地瓜不感冒。后来街头上有了卖烤地瓜的，闻到那股焦糊味，偶尔买块拉拉馋，但大多数日子里，对地瓜还是敬而远之的。

爷爷有饮酒的习惯，那时山区没有茅台、五粮液，六毛五分钱的瓜干酒是爷爷最大的奢侈。手里钱紧，用地瓜干到代销点或者供销社去换酒，是爷爷的最爱我的常课。尽管地瓜干收得不易，为此奶奶年年磨破了十指，母亲熬红了双眼，可为了爷爷能饱饱口福解解馋，两位女老的也从不阻拦。而爷爷每每喝酒时对我最大的奖赏就是让我尝两口他少有的酒肴（不是一个煮鸡蛋就是一碟熟花生米）抿一口他那珍贵的瓜干酒，香香辣辣到如今，所谓对“吃香的喝辣的”幸福生活的描述也不过如此吧！

（写于2019年农历正月初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