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观展笔记

风清日丽

2019年4月29日“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特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展出的230余件（套）阿富汗珍宝，按四个出土地点，即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古城遗址划分单元，分别展示了青铜时代、希腊化时期、月氏人入侵至贵霜王朝建立之前、贵霜王朝四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化遗产，是古代多文明互融交汇的见证。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简称阿富汗，是位于亚洲中南部的内陆国家。阿富汗的历史跨越了5000年，不仅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文明，还通过青金石贸易，与最早的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阿富汗被东方的帕米尔高原、南方的南亚次大陆、西方的伊朗高原和北方的中亚草原地带所包围，由于地处欧亚大陆中特殊的心脏地带，自古即是多种文化和文明交汇的中心，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

2017年3月，一批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藏文物走进故宫博物院，以“浴火重光”为题，在午门东雁翅楼盛大展出。展览主题彰显了这批珍宝极其特殊而惊险的传奇经历，吸引广大中国观众的目光。故宫展览结束后，这批珍宝先后赴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馆等6地巡回展出，所到之处皆掀起公众对阿富汗文明与文化关注的热潮。展览展出的230余件（套）阿富汗珍宝均出土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前，战争期间因藏于喀布尔中央银行大楼下的秘密金库中而得以幸存，并于2003年重现天日。自2006年10月起，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20多家博物馆先后巡回展出了这批珍宝。

第一单元 法罗尔丘地 

法罗尔丘地地理位置图

据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中考古发现的用青金石制作的大量艺术品可知，阿富汗文明的起源可能也相当的早，因为当时青金石的原产地只有一个，那就是位于今天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山区。1965年，与青金石原产地相邻的巴格兰省几位农民据说在一处叫法罗尔丘地的地方，发现了一批制作精美的金银器。农民们为了均分和变卖，将这些金银制品切割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经喀布尔国立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努力，共追讨回5件金器（计940克）和12件银器（计1922克）的残件。虽然专家们后来根据农民们的说法到所谓“发现地”去试掘，却一无所获，也许农民们根本就不愿意说出这批宝藏的真正发现地点。

几何纹金杯 法罗尔丘地

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金 高8.4cm 直径9.94cm

公猪纹碗残件6片 法罗尔丘地

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金 最大碎片高11.6cm

公牛纹碗残件 法罗尔丘地

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金 高14.9cm

这批金银器的纹饰，可以分为几何纹、动物纹和素面三类。本次展出的，分别是1号几何纹金杯、4号公牛纹金杯和5号公猪纹金杯的残件。1号杯中的凸字纹（阶梯纹），是中亚早期文明中十分常见的纹饰，而4号杯上的胡须公牛形象，显然来自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它们隶属于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一个定居型文明——阿姆河文明，更多情况下被称作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共同体，区域范围以阿姆河流域为中心，包含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考古发现的证据显示，该文明与其西部的伊朗高原的早期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其南部的印度流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这说明了阿富汗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就是多文化交汇之地。

第二单元 阿伊哈努姆 

阿伊哈努姆地理位置图

1964年至1978年，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DAFA）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塔哈尔省的喷赤河东岸和科克恰河北岸的交汇处，发掘了阿伊哈努姆古城，这是当时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萨米尔汗（1914-2007）于1961年在此地狩猎时发现的。该遗址曾被认为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之后于公元前4世纪末建立的，但据新近的相关研究，当是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安条克一世（公元前281年-前261年在位）于公元前280年开始大规模营建的，并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的统治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直至约公元前145年游牧人的入侵而导致该城的毁灭。

二神驾车图像饰板 阿伊哈努姆，神庙遗址

公元前3世纪 银质镀金 直径25cm

棕榈叶形瓦檐饰 阿伊哈努姆，宫殿区

公元前3世纪 赤陶 宽18cm 高36cm 数量1

头像 阿伊哈努姆，神庙遗址，庭院

公元前2世纪 生粘土 21 × 15cm

该城东西宽约1.5公里，南北长约2公里，城墙约3.2公里，呈三角形，占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城东60米高的山顶上建有卫城，城中一条长约1,700米的大街纵贯南北，“拥有希腊化城市的所有标志”，如：依山而建的直径84米、有35排座位、可容纳4000-6000人的剧场；大型的竞技场（100×100米），希腊人对赫尔墨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奉献铭文被发现刻在其中一根柱子上；古典式三种柱头（多克利、爱奥尼亚、科林斯）的柱廊庭院；贵族住宅浴室中希腊古典风格的马赛克地板；随处散落的希腊式棕叶形或双翼状瓦檐，等等。城内城外，还建有多个神殿，其中最大的一座，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建筑样式，里面却坐着可能高达5-6米（据巨大的脚部大理石碎片推算）的宙斯塑像。遗址内发现的大量钱币、石器、青铜、神像和人像等，均打上了深深的希腊化的烙印。

器皿手柄 阿伊哈努姆，神庙遗址，庭院

约公元前145年 青铜 高12cm 宽13.7cm

科林斯式柱头 阿伊哈努姆

公元前145年以前 石灰岩 高74cm 直径90cm

半球形日晷 阿伊哈努姆，竞技场

公元前145年以前 白石灰岩 37.3 × 52 × 45cm

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掘，因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中止，发掘报告至今尚未完全出版。非常不幸的是，战争期间，这里沦落为战场，如今，地表遗存已几乎消失殆尽。

第三单元 蒂拉丘地 

蒂拉丘地地理位置图

根据中国《史记》《汉书》等古代史籍记载，月氏人原本居住于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人打败后，便一路向西迁移，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征服了大夏，在妫水（阿姆河）的北岸设立王庭。通常认为，月氏人征服的“大夏”，就是希腊人后裔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然而，“大夏”一词得名于说吐火罗语（Tocharian）的游牧族群，他们其中的一支，当是塞克（塞种）人，因受到月氏人的逼迫向南迁移，约在公元前145年灭掉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建立所谓“大夏”。

三叶形饰片 蒂拉丘地1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硫化矿物

长0.9cm 宽0.9cm

神人驭龙吊坠 蒂拉丘地2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石榴石、青金石、玛瑙、珍珠 

长12.5cm 宽6.5cm

心形饰 蒂拉丘地2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绿松石 1.1 × 1.0cm

骑海豚的丘比特扣饰 蒂拉丘地2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4.5 × 3.0cm

几年后，约公元前139年-前130年间，同样说吐火罗语的月氏人来到阿富汗北部，灭塞克人的旧“大夏”，建立了新“大夏”——公元前129年，张骞到访。月氏人又分其国为五部翕侯统治，公元1世纪中期，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丘就却（？-约75）“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这就是后来鼎盛一时的贵霜王朝。蒂拉丘地的黄金宝藏，其时代正是公元1世纪前期，也就是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至丘就却统一五部之前——这百年间的早期阿富汗历史目前尚不清晰。这些黄金宝藏中，也具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图像元素。如4号墓出土当用于栓系短剑的一对带扣，扣身均饰有豹纹，豹首和前爪清晰可见，腹部以下不见，变化成了抽象的卷曲纹饰——这与西汉漆器、铜镜等器物上常见的纹饰如出一辙，即动物的上半身清晰可见，而下半身均幻化为翻卷的云气纹。为什么中亚地区的动物纹饰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产的漆器纹饰有关联性？一个较大的可能是，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于是汉武帝钦命因试图谋反而自杀的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作为嫁妆，原江都国（国都今江苏扬州）的漆器以及其上的纹饰可能也带到了中亚。

花形发饰 蒂拉丘地3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直径7.5cm

篚簾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直径23.0cm 高4.0cm

墓主头顶部位，则出土了金盘羊和树形步摇。大角盘羊是欧亚草原地带比较常见的被崇拜对象；步摇，上有垂珠，取其行步则动摇，故名，此种树形步摇，只在欧亚草原的高等级墓葬中有所发现，毫无疑问是墓主特殊身份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步摇的树干是中空的，与金盘羊头顶两角间的插管当是可以通过小圆竿插连的。

勇士纹扣饰 蒂拉丘地3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9.0 × 6.3cm

双马形吊坠 蒂拉丘地3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青金石、玛瑙、黄铁矿

8.6 × 4.6cm

蒂拉丘地，字面意思是金色的丘地或土墩，直径约100米、标高约3米，原本是一座青铜时代的拜火教神坛，后被利用为墓地，遗址位于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的席巴尔干市。1978年，由前苏联和阿富汗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地发掘了6座竖穴土坑墓（1男5女），出土了约21,618件金、银、铜、象牙、宝石等各种材质制作精美的文物。这批数量惊人的宝藏，将多种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独特的跨文化特征，是丝绸之路上迄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的安息银币、罗马金币、希腊神灵、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黄金饰品等，也无疑证明了公元前后的阿富汗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国际性、创造性和多样性。

有学者认为，古希腊的心形纹饰可能起源于一种类似大茴香的植物Silphium的心形种子，而这种植物拥有神秘的超能量，其竿中空有节，就像竹子一样，常常被用作希腊神灵的权杖。这种植物和它的心形种子还被希腊人印在钱币的正反面。

古希腊心形纹饰的起源

事实上蒂拉丘地6号墓，以及欧亚草原、乃至古希腊，均发现了中空、有“节”的神杖或权杖。在早期中国，竹子亦具有隐秘的象征意义，可作为神杖，甚至汉武帝在甘泉宫祭天的主要场所，也是在竹子建造的“竹宫”里——故而有“以竹为宫，天子居中”之说。而张骞完成首次出访西域的任务回到长安后，声称在大夏见到了经今中国云南、缅甸和印度运来的产自四川的筇竹杖和蜀布。筇竹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的货物，当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可能和信仰有关。

欧亚草原和古希腊的带“节”权杖

公元前113年，塔克西拉（Taxila）的印度-希腊国王安蒂尔西达斯（Antialcidas）派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出使印度的巽加王朝（Shaka，公元前185年-公元前73年），为表纪念，立了一根柱子，柱头即有一圈颇具象征意味的心形。

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立柱

公元前113年印度-希腊国王Antialcidas的大使Heliodorus立于巽加王朝

大约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开始，中国的器物上也开始出现用4个外向的心形构成的象征“四方”的纹饰（今人称作“柿蒂纹”，而近年又有学者根据铜镜的铭文，将其解读为“方花”），这种东西方对于“心形”纹饰和象征性的运用，背后隐藏的可能存在的彼此文化互动，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战汉时期的柿蒂（方花）纹

盾形饰牌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5.1 × 4.3 × 0.7cm

豹纹扣饰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4.0 × 1.2cm

公羊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5.2 × 4.0cm

金树与金羊的配置关系

此外，4号墓还出土有金腰带、金短剑、金剑鞘、金靴扣等，精美绝伦，无一不在宣示墓主极高的地位与身份。许多学者认为，6座墓的墓主，是月氏人的某个首领（也许是翕侯）及其眷属，甚或认为，男性墓主是建立贵霜王朝的丘就却的父亲赫拉欧斯（约公元1-30年在位），而5座墓女性墓的墓主，很可能是被安排陪伴这位草原首领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也就是陪葬）。

腰带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 97.5 × 2.0cm

短剑鞘饰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23.5 × 9cm

短剑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铁、绿松石 长37.5cm

短剑鞘饰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26 × 9.4cm

蒂拉丘地出土的两万余件黄金饰品，虽然带有强烈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特征，但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所受希腊艺术的影响，如6号墓和2号墓出土饰有酒神狄奥尼索斯、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维纳斯）和小爱神厄洛斯（丘比特）等希腊神灵的黄金制品。

西汉漆器上的纹饰

此外，出土于脚踝部位的靴扣，圆框造型内，表现的是神兽拉车的场景。车上一人，侧身，穿着宽袖式衣服，抬头上望，手扶围栏，从发式看，很像是中国古人的样貌。而扣饰背面，还可以看到清晰的织物印痕，有学者认为这是采用中国的“失蜡-失织”的工艺制作的。这种工艺，最初可能始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的燕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曾被广泛运用。

靴扣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玛瑙 直径5.5cm 高1.1cm

靴扣背面的织纹痕迹

靴扣上的人物形象身后角度线描图

而蒂拉丘地出土文物中显示所受中国影响最明确的例证，则是2号、3号和6号三座女性墓中，墓主的胸部位置均出土了一枚镜面朝下的西汉晚期铜镜。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铜镜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制镜的原则主要是法天象地，用在墓葬中，则被赋予映照宇宙、沟通天地的功能。而三枚铜镜均放置在胸口位置，当不能仅仅以简单的照容功能来解释，说明某些中国与铜镜相关的信仰，可能已传播至此，抑或可能被赋予新的意义。

长袍颈饰 蒂拉丘地5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石榴石、黄铁矿 长29.1cm

王冠 蒂拉丘地6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仿制绿松石 45.0 × 13.0cm

墓葬年代的上限，由3号墓出土的一枚印有罗马皇帝提比略（公元14年-37年在位）像的金币所确定，这种类型的硬币是公元16年-21年之间在罗马帝国的吕格杜努姆（今法国里昂）铸造。关于6位墓主的族属，有三种说法：塞克人、月氏人或帕提亚（安息）人，更多学者倾向于是月氏人的某个首领（也许是翕侯）及其眷属，甚或认为男性墓主是丘就却的父亲赫拉欧斯（约1年-30年在位）。

王冠展开图

王冠反面的安装细节

步摇在欧亚大陆的传播

王冠每个组件上面，有规律地缀满了圆形薄金片和6叶形花饰。5个片状的花形树，中央的那片较宽，造型上呈现出一种对称的拱极形，尖部是心形，两侧如同两条头向下龙的剪影，底部中央的圆形内，是一个反旋的涡纹（这是一种常见的中国纹饰）。两侧的4片较窄，整体呈对称的宝瓶形造型，尖部是心形，两侧分别是一只鸟相向站在翻卷的纹饰上，最下面是龙尾的形状，中央是镂空的两个相背的心形中间夹着一个新月形。

这种对称的拱极形，是早期中国十分常见的造型纹饰（象征上古以来中国人最崇尚的“北天极”，最典型如玉璧、玉璜等礼用玉器上对称的拱极形纹饰），加上反旋的涡形纹，表明这个王冠的设计结构可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王冠两侧花树线描图

王冠中心花树显示的对称拱极形装饰

以及上面出现的反旋的涡纹

西汉玉璧和玉璜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包括该王冠在内，蒂拉丘地的金饰上出现无数个心形纹饰（比较重要的，如前面提到的女神动物纹坠饰的顶部位置，以及2号墓出土的第56号展件“神人驭龙坠饰”神人头顶冠饰上的两个心形。

女神动物纹坠饰 蒂拉丘地6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5.8 × 4.6 × 0.5 cm

饰牌的画面结构，可能表现了世界的基本模式：上方是鸟，象征天上；中间是神或人；下方是鱼，象征地下。有意思的是，闻名于世的中国长沙公元前2世纪西汉马王堆墓中出土的T字帛画上，有着与之惊人一致的画面结构——最下面是两条相交的鱼，中间是人物和龙，天上则是鸟。这种相似性，当不能仅仅用巧合来解释。

女神动物纹坠饰线描图

6号墓发掘平面图

以及胸部位置出土的西汉铜镜

树形步摇 蒂拉丘地4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珍珠 高9cm

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扣饰 蒂拉丘地6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6.5 × 7.0cm

巴克特里亚式阿芙洛狄忒像 蒂拉丘地6号墓

公元25年-50年 金、绿松石 5.0 × 2.6cm

女神动物纹坠饰顶部的心形纹饰

第四单元 贝格拉姆 

贝格拉姆地理位置图

贝格拉姆位于喀布尔市以北60公里，帕尔万省内古尔班德和潘杰希尔两条河流交汇处，靠近兴都库什山脉南麓的萨朗山口，乃沟通山南与山北最便捷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尤其重要，如今仍是贝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所在地，外人难以踏足。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这里被称为高加索的亚力山利亚，要塞中驻扎了大量的马其顿人和希腊雇佣军。传统上，这一区域叫卡比萨，644年，唐僧玄奘（603-664）路经此地，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其为“迦毕试”。公元125年以后，月氏人征服这里。

女神雕像 贝格拉姆第10室

公元1世纪 象牙 高45.6cm

门下女子饰板 贝格拉姆第13室

公元1世纪 象牙 15.8 × 16.1cm

狮鹰支架 贝格拉姆第13室

公元1世纪 象牙 高30cm

一般认为，贝格拉姆遗址是第四任贵霜王迦腻色迦（127年-140年在位）的夏都，正是在这位君主的手中，贵霜王朝达到鼎盛，不仅国土疆域扩张到最大，更因地处东汉与西方广泛贸易的中心位置而获益颇丰。公元89年，《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写信给随军出征北伐匈奴的弟弟班超（32-102），提到：军队携带了1000匹丝绸，用来交换月氏马、苏合香和毾㲪。公元90年，贵霜王助汉军攻打车师有功，因求汉公主，被班超拒绝，心生怨恨，于是遣军七万攻超，为超所败，纳礼求和。正是在贵霜王朝时期，发源自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影响深刻且久远。

男青年胸像石膏圆板 贝格拉姆第13室

公元1世纪 石膏 直径22.3cm

紧那罗水壶 贝格拉姆第13室

公元1世纪 陶 20.2 × 13 × 21.8cm

彩绘高足杯 贝格拉姆第10室

公元1世纪 玻璃 高12.6cm 直径8cm

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DAFA）开始调查和发掘贝格拉姆古城遗址。1937年和1939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先后在被认为是皇宫区域的两个当时就被封堵的房间中（编号分别为第10和第13室），发现了约2000件珍贵文物，无可置疑地再次证明了阿富汗作为东西文明交汇中心的独特历史价值：希腊罗马风格的青铜铸像和石膏浮雕、印度的象牙雕件、叙利亚的玻璃、埃及的银器和石制器皿等——甚至，还有9件中国汉代的漆器。

恩底弥翁与塞勒涅石膏圆板 贝格拉姆第13室

公元1世纪 石膏 直径16cm

恩底弥翁与塞勒涅石膏圆板 贝格拉姆第13室

公元1世纪 石膏 直径16cm

哈尔波克拉特斯 贝格拉姆第13室

公元1世纪 青铜 高13.3cm

这两个房间，到底是贵霜王朝用来囤积历代珍宝的皇家宝库，还是商人经营东西方奇货的仓库？目前尚无定论。不过，出土文物的年代可以定为1世纪和2世纪之间，让这批珍宝因241年萨珊王朝第二位君主沙普尔一世（240年-270年在位）的入侵而遭埋藏的推测，成为可能。20世纪三十年代，阿富汗贝格拉姆古城与意大利庞贝古城几乎同时发掘，成为令当时的世界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界无比激动的盛事。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该遗址已经毁于20世纪晚期的战争年代。

附属单元 阿富汗考古与艺术文献展 

早在1939年，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就展出了部分出土于贝格拉姆的文物。自从2002年阿富汗国内局势趋稳后，战乱中流失、藏匿于各处的文物被学人们顽强地重新整理出来。学人们决定要通过文物展览向世界展示一个与曾经发生血腥暴力战争不一样的阿富汗，以此来对抗恐怖分子毁坏古代文物、毁灭古文明的恶行，让人民意识到古代文化和宗教共融共存的事实。2006年，从战争中劫后余生的阿富汗珍宝，被运到集美博物馆，以进行整理修复，之后，便一直在世界各大博物馆进行巡回展出（2017年3月开始中国之行），像个旅行者一样穿越大洲大洋，观看着当今世界和人间百态。巡展不仅吸引了全世界各界人士的关注，也成为阿富汗战后文化复兴和文化宣传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经历战争劫难，被学人们用生命作为代价保存、用尽毕生精力研究的珍宝，其价值本身已经超越了文物本身的含义，也是历代学人捍卫文化尊严的直接体现。同时，历次展览的主题构成、策展方式也与阿富汗考古学及艺术史的发展一脉相承，体现出了该国将近百年深厚的人文科学研究历程。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错失了参与研究的最佳机遇，因此我们回顾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得失，陈述一个多元的、直观的与中国文化因素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展览也很有必要。我们特设一个单元，将相关考古图录、展览档案和人物影像展示出来，以铭记过去、思考当下和探索未来。

“器服物佩好无疆”取自中国古代典籍《穆天子传》，书中记载了周穆王（约前1054年-前949年）曾经到西方巡游，除了见到西王母，还见到西方的奇珍异宝，并用“器服物佩好无疆”来形容它们。举世闻名的巴克特里亚黄金宝藏，以及丝绸之路上青铜时代和希腊化时期的文物皆是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代表着两河流域、波斯、印度、希腊、埃及等国家的民族文化在阿富汗交汇与融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华彩篇章。阿富汗的古代文明不仅属于阿富汗人民，也属于全人类，它是人类共同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