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的革命生涯

禹辛

父亲汪正初1915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裕安区韩摆渡镇赵嘴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妹三人，一个弟弟和妹妹，据父亲讲，由于家庭贫困，养活不了更多的孩子，爷爷、奶奶只好忍痛将我唯一的姑姑早早的送给富人家当了童养媳，至今下落不明。

父亲小小年纪上不起私塾学堂，只能给地主牛喜旺家放牛、干杂活，吃不饱饭，稍不注意就遭来地主的羞辱打骂。1932年4月的一天，父亲于往常一样饿着肚子，早早地出去给地主家放牛，父亲和弟弟（汪正开）坐在山坡上遥望远方，远远的看到一支整齐的队伍走来，领头的军人高高的举着一杆红旗，迎风飘扬，他们都身穿灰色军装，脚穿草鞋，头戴八角红星帽，背着长枪，有的人后背还插着大刀片，有的扛着红缨枪，他们一边走一边微笑着，不停的向老乡们摆手打招呼。

父亲以前就听说这是一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军队，父亲受够了地主的打骂和欺凌，让身边的弟弟告知父母，自己跑去参加了这支队伍，这是一支1931 年刚刚组建的红二十五军的部队。父亲被编入步兵连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父亲1933年1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内战时期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时期参加山西乡塘堡战斗、百团大战、神头岭伏击战、太谷县范村“麻雀”战、长生口伏击战、响堂铺战斗、黄崖底战斗、山西广源战斗，东北剿匪保卫红色政权等，从此跟随这支队伍转战南北、戎马一生。

这是我慈祥淳朴的奶奶仅存的一张照片，1950年6月26日奶奶托人在照片背后写上：“吾儿正初留念”，我的爷爷汪守训连一张照片也未曾留下。

我的父母亲：汪正初 张慧

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

总部旧址位于四川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在县城文庙街，1988年1月，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城后，设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于此至1935年春。这里历史地成为川陕苏区军事、政治指挥中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等在此运筹帷幄，胜利指挥了一场场浴血歼敌的重大战役。

六安市位于安徽西部，大别山北麓，俗称“皖西”，是大别山沿淮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六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等主力红军相继在这里组建和战斗。

1931年红二十五军在六安县麻埠镇(今属金寨县)建立。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六安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巨大贡献，革命战争年代，有30多万英雄儿女参军参战，走出了108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并拥有金寨、六安两个将军县。

红四方面军军旗飘扬，永驻心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大规模第四次“围剿”战争

1932年4月父亲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后，即跟随部队开展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蘇家埠戰役後，1931年以六安、霍山兩縣獨立團為基礎，分別組建了紅二十五軍七十四師、七十五師，健全了紅二十五軍的建制。

1932年6月，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组成左、中、右三路军，除以左路军10余万人“围剿”湘鄂西苏区外，以中、右两路军9个纵队、2个总预备队共24个师又6个旅，计30万人，及4个航空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省信阳（后移湖北省广水镇），蒋介石兼司令官；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省六安，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司令官。

此时，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由于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被黄安、苏家埠等4次战役的胜利冲昏头脑，因而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这次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不堪一击，拒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提出的暂时停止进攻，将红军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待机，预作反“围剿”准备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方针。

先是命令红四方面军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信阳至广水段出击，进而威逼武汉，继又令红军南下夺取湖北省麻城，继续实现其威逼武汉的冒险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两次围攻麻城未下，费时近月，极大地疲劳和消耗了部队，致使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8月7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

10日，其主力中路军第2纵队第2、第3、第80师由湖北省宣化店向黄陂站、七里坪急进；第6纵队第10、第83师由茅店、夏店直扑河口镇，第89师由长轩岭进抵河口一带，直扑黄安。张国焘见黄安危急，被迫决定撤围麻城，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赶向黄安以西迎击，企图一举粉碎“围剿”。

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在冯寿二、冯秀驿地区迎击第6纵队，经3日激战，形成对峙。这时，第2纵队3个师已迫近七里坪，威胁红四方面军主力侧翼。红四方面军总部鉴于再战不利，即率主力转向七里坪倒水河以东阻击第2纵队的进攻。

15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经勇猛反击，歼第2纵队担任主攻的第2师4个团大部，迫使第2纵队主力在七里坪西北据险防守，双方形成相持状态。以上两战，红四方面军共毙伤国民党军5000余人，但未能转变整个战局，并遭受重大伤亡。17日，第6纵队2个师由黄安北出，企图与第2纵队夹击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即转移到檀树岗地区另寻战机。

22日，国民党军第2纵队避开檀树岗一带险要地势，绕道黄陂站向宣化店集结，拟经陡山河与第1纵队靠拢，会攻鄂豫皖苏区政治中心新集。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军这一调整部署的行动是溃退，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攻击第1纵队。

但红四方面军刚到达新集以北地区，第2纵队4个师就由西面逼来，红四方面军主力遂在新集浒湾西北和西南的扶山寨至金兰山一线进行阻击，激战5天，毙伤第2纵队2000余人，迫其转为防守。9月6日，国民党军第1、第6纵队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向红四方面军侧后进逼，与第2纵队构成三面合围之势，红四方面军续战不利，经白雀园、余家集、汤家汇向皖西金家寨地区转移。国民党军即以第2、第6纵队平行尾追，以第1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分头堵击。新集、商城、金家寨、独山、麻埠、罗田、英山相继被敌占领。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拟攻英山，因未获战机，即分两路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抵达黄安城以西河口地区时，与国民党军第1、第88师各一部共6个团遭遇，激战数小时，将其击溃。9日，国民党军第2师再向河口东北的红四方面军阵地猛攻，红军连续打退其七八次冲击，毙伤其近千人。战斗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第11师政治委员甘济时牺牲。

这时，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等部从东、南、北三面逼近。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与会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下第27、第75师及各独立团在苏区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12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10、第11、第12、第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从广水、卫家店间越过平汉铁路，开始了脱离苏区的战略转移。此次反“围剿”作战，历时两个月，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而失败。

鄂豫皖根据地军民的第4次反“围剿”斗争，历时2个多月，尽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最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其根本原因在于张国焘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及其错误的形势估计与战略指导。

张国焘片面夸大红军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认为国民党军已成“偏师”，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到来之前，仍坚持执行“坚决进攻”的战略方针，令红军出击京汉线，威逼武汉，造成了作战之初红军就处于不利态势。在国民党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不是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方针，而令红军主力黑夜西移，迎击国民党军主力，试图与其决战 ，一举打破敌人的“围剿”。

结果在冯寿二、七里坪等战斗中，虽然红军指战员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但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也未改变不利的战局，而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第1、第3、第5军团扩大到8万余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但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而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由红3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1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

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东方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敌在抚河会战。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革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军收复黎川。10月6日，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出侦察之国民党军3个团遭遇，将其全歼后，干9日进攻硝石。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方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严重，中央军主力阻止南城援军也未达目的。13日，“围剿”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8日，驻南城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22日，红军“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7、红9军团。此后，中革军委又令红7军团深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11月11日，红7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3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12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7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15~17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红军中央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此时，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前往镇压。此时，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蒜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而中共临时中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12月11日，蒋介石为保障其进攻第19路军的翼侧安全，以第8纵队3个师从黎川向团村、东山、德胜关进攻。12日，该纵队2个师向团村附近红5军团阵地发起攻击。红一方面军急调红3军团、红3、红34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仅击溃其一部，未能大量歼敌。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5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红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抵御失利，被迫南撤。2月9日，红l、红9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鸡公山及熊家寨与国民党军各1个师激战，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红1、红9军团、红3军团第4师、红5军团分别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与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均未获胜。25日开始，红1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建宁西北山岬蟑与国民党军激战3天，击溃其1个师。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至此，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准备进攻广昌。在闺西北方向，2月24日~3月下旬，红7军团等部先后在沙县、将乐、泰宁、归化等地区与国民党东路军展开激战，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军东路军亦筑碉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北路军第3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各路“围剿”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县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并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1、红3、红9军团及红5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10日开始，国民党军7个师又1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广昌失陷。4月下旬，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蟑、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

红军6路分兵抵御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于7月上旬开始全面进攻。此时，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省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但此举亦未能牵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和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了6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破、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红3军团和红5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至月底，击退国民党军多次集团冲击，使其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但红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9月初，红1、红9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8军团。10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独树镇战役：

独树镇战役是指1934年11月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爆发的战役，交战双方是红军的红二十五军和国民党的豫鄂皖3省围剿总队。 独树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征途中的阴谋，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使得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父亲当时在红二十五军步兵连，参军不久。1934年11月中旬，继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后，红25军近3000人也奉命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战略转移。

11月16日，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罗山县何家（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7日，红25军突然行动，越过平汉线，直抵桐柏山区。蒋介石闻讯红25军西进，十分震惊，急忙调动豫鄂皖3省围剿总队的5个支队和3个师等大批兵力进行围追堵截，妄图围歼红25军。

红25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26日进抵方城县以东地区。这天寒风刺骨，风雪交加。红军指战员顶风冒雪，踏着泥泞，步履艰难地朝着独树镇七里岗急速行进，13时，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由七里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

但弹药充足的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于两小时前到达，并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等一线阵地，突然向红军行军队形猛烈攻击，红军仓促转入防御。

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率部队与敌展开肉搏，副军长徐海东率二二三团及时赶到，经一番恶战，打退了敌军的进攻。接着，红二二三团向七里岗守敌发起冲击以图打开缺口，连续冲击3次，均未奏效。

入夜后，红二十五军转向杨楼一带集结，在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昌）南（阳）公路，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27日上午，国民党军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又尾追而来，红军占领五里陂、高老山一带高地，将其击退。

28日，红二十五军又在澧河附近击退堵截和尾追的国民党军，经由神林、熊背、下汤等地继续西进。红二十五军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击退了数十倍的堵击之敌，当晚挺进伏牛山区，完成了向陕北挺进的战略转移任务。此战，红二十五军近百名将士英勇牺牲，二百余人身负重伤。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红二十五军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敌“追剿纵队”的前堵后追，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不仅是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而且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正是由于军首长在危急时刻身先士卒，置生死于不顾，指挥和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博斗。后续部队跑步救援，挫败了敌人的攻击锋芒，稳住了阵地，突出了重围，才得以转危为安，继续前进。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生死攸关的一场血战。这次战斗，红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在敌强我弱、敌锐我疲、地形与天气都不利的情况下，指战员们舍生忘死，英勇战斗，挫败了国民党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长征途中的阴谋，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为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并先期到达陕北，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并在陕北建立革命大本营奠定了基础。

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传奇的红军队伍，他们是五支长征红军中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建立根据地的红军队伍，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人数不减反增的红军队伍，同时还是最早到达陕北、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革命立了大功”的红军队伍。

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军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11月26日，经方城县独树镇恶战，主力部队遭到重创，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1934年12月，陷入重围的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河南卢氏县，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从重重山林中突出重围，进入陕西与中央红军会师，在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2月4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卢氏县叫河(今属栾川县)一带。根据侦察报告，在豫陕交界的五里川、朱阳关一带，布满了国民党重兵，堵住了红军入陕之路。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左右还有夹击，红二十五军已经进入敌军布下的“铁桶阵”，硬打硬拼，突出重围，胜算极小，情况万分危急。

就在红二十五军首长绞尽脑汁寻找入陕之策时，一个叫陈廷贤的货郎小贩告诉红军，还有一条很少有人知道的入陕小道。在他的带领下，红二十五军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里路脚不干”的深山峡谷，隐蔽前进。

12月5日晨，手枪团兵分两路:一路化装成老百姓，按选定路线先行出发，侦察敌情;另一路到朱阳关以东地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主力则直下大石河，在“堆堆石”上留下“杀上前去”的大字标语，赶往文峪。当晚，绕过卢氏城，一路西进。8日，红二十五军从兰草直扑豫陕要塞铁锁关，出其不意地击溃守关敌军，胜利进入陕西省境内。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抵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所在地--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部队：

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们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共同感受：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过草地之难、难于上青天”，“死亡陷阱”……这些词句，都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红军过草地时的千辛万苦。

而作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等部队，由于受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影响，长征的历程更为曲折和艰难，单是草地就过了三回。

1935年8月，由于张国焘故意延宕阻挠，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只好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横亘在北进途中的川西北草原，纵横300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所以有“松潘草地”之称。那里既无道路，也无人烟，更无可食之物。草丛下叉河、曲流交错遍布，形成大片沼泽，稍有不慎陷入泥潭，就将遭受没顶之灾。草地气候也是十分恶劣，雨雪冰雹来去无常。

经过一周艰苦跋涉，编入红军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第4、第30军官兵于8月底前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与此同时，左路军先头部队也进入了草地，但受张国焘错误影响，不久即被迫停止前进。

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占领了包座，可本应向班佑靠拢的左路军却迟迟没有动静——张国焘又耍起了延宕北上的旧把戏。

第4军、第30军的红军官兵不得不第二次进入渺无人烟的草地南下。

二过草地，使红军又付出了巨大牺牲，仅30军就由原来8个团变成了6个团。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引起了部队的思想混乱。朱德、刘伯承也因反对张国焘，一个被派到前线，一个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

突然南下的红军，趁国民党军没有防备，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张国焘，要求部队继续向南推进。11月19日，在百丈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十几个旅阻击，经7昼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也标志着张国焘南下创建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

1936年7月1日，红2、红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北上。这又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行军，为此，那些已经两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0军官兵不得不第三次穿越一望无际、满目苍凉、绵延数百里的大草地。过草地不时会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尸体。他们有的手挽着手，胳膊挽着胳膊，一齐倒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背上则背着另一个战友；有的牺牲之前仍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身旁有用手指挖出的长长沟痕；有的女战士抬着伤员一起牺牲，担架还压在她们的肩上……悲惨景象触目惊心。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的重大胜利。

据父亲回忆，长征中很多红军战士都会抽烟，抽烟的主要作用是解乏。长征路途险阻，长时间急行军下来，人困马乏，歇下来的时候，抽几口烟，顿觉精神百倍，走路也感觉有力量。战士们没有烟抽，他们就找来没有毒的树叶或麻叶放到后背晾干，然后将树叶搓成碎末，再用树叶或破纸卷起来当香烟抽。父亲和战友们一边抽着自制的“香烟”，一边谈笑风生，还风趣的说红军是“香烟制造厂”。

红军长征时的草鞋

红军战士的大刀片威震敌胆

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它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平均海拔3400米以上。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为林彪的红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人最多携带8~10斤粮食，一般的带5~6斤。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

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趟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了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找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实在是没粮食了，一望无际的草地，没有人烟，战士们吃起了所有能吃的东西。

野菜、草，还有身上的皮带，甚至是草鞋上的皮襻襻，锣鼓的鼓皮。老红军们的回忆中，用这几种办法把难咽的皮带嚼进肚：

第一种，煮着吃。老红军郭才高记得，先用刀将皮带切成一条一条，然后要煮到最表面一层软了，小心刮去，里面就是可以吃的牛皮。

第二种，烤着吃。老红军李文模说，烤到有些变色、变软，就能吃了，可不能烤久，不然烤焦就浪费了。烤了之后撕咬成一小块嚼；嚼几下，喝口水；嚼一天才舍得囫囵咽下，一根皮带吃了一个月。

第三种，先煮再烤。老红军蒲国恩有条战友送的皮带，最困难时解了下来，放在开水里泡软了，再埋在火堆里烤，借着里面没熄掉的火烧熟。

第四种，先烤再煮。先用火烤热，烤完把黑灰刮掉再放到锅里煮，等煮软了切成丝，和野菜粥搅在一起。其实，大锅里才飘着几根皮带丝，看得见，捞不着……

除了皮带、草鞋，还有野菜。冬苋菜、马齿菜、苦菜、灰灰菜、大黄叶、野芹菜……吃到嘴里都是菜。

野菜吃完了，吃草根。当发现草根可以充饥后，战士们第一时间传口信给后面的部队——是甜的！

也曾有过苦作甜。那次战士偶然在一处洼地里找到一副牛骨架，上面居然还黏着几片肉，老红军田仁乾几人大喜过望，将它搬回营地集体分配：那几片肉给妇女娃娃们，那骨架大部分给了兄弟部队，只留下一小部分归他们几人，作为存粮慢慢吃。

最绝的是贺龙。当时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的夫人要分娩了，贺龙不声不响用麻绳和针做了一个鱼钩，就这么往水草里一扔，居然还真钓上了鱼。他的堂弟贺文玳回忆：“也许是被红军精神感动了吧，鱼也来贡献。贺龙吩咐炊事员熬了鱼汤送去。后来，萧克夫人顺利产下一男娃，因在红军土制的一碉堡所生，贺龙就给娃子取名为碉堡……”

疟疾复发，红军战士戴天福临终前委托卫生员带给毛泽东一个纸包，里面是发给重病号的一小块马肉。卫生员流着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周围一个个七尺男儿，失声痛哭……

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太冷了，有的战士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和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几天以后也没有了。

草地净是泥泞潭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等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实在找不到，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战士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

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

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的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

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路途险，首先是路途艰险。

草地上没有路。美丽野花和厚厚草垫的“魔毯”下，处处是吞人陷阱。

一个人是不敢睡觉的。老红军母良成他们当时搞不懂什么压力压强，只是以生命为代价学会了：两个人三个人或者许多人睡觉，都一定要背靠背，才能增大面积避免陷下去。

一只脚是不能站立的。老红军袁子清他们当时已经很小心翼翼了，都是踩着草根走，却还是一片软绵绵，一只脚拔起来那一刻必须特别当心，否则重量全压在另一只脚上，草丛受力过大就有可能下陷。

于是，红军长征过草地，一次次这样悲壮：

老红军胡绵弟亲眼看见，班里一个战士陷下，立即伸手拉他的另一个战士也跟着陷下，速度很快，眼看泥浆就要没住脖子了，最先陷进去的战士用尽最后力气，摘下军帽挥了两下，告别战友……

说到陷人坑，老红军徐彬眼里起了潮红：“仿佛是一条黑泥河横在面前，浮着一个个草堆，周围全是泥浆，绕都没法绕。前面的部队没经验，一脚踩进去就直往下陷。后来学聪明了，就像青蛙一样，从一个草堆跳到另一个草堆。可问题又来了，一个草堆往往只能被跳两次，第三跳就会踏破下陷。于是专门下令，一个草堆跳两人……”

其次是剧毒难防。草地毒，首毒在水。

老红军刘金国过草地时，半条腿泡在水里，肿得流脓了，颜色就和草地里有毒的黄水一样。

老红军母良成讲，进草地前，战友们每人准备了一小块黑色的布包脚，等走出草地，那块布已完全被毒水洇烂。

老红军袁林记得，草地上踩一脚就有黑水冒出，脚上有伤口的就会烂掉，他的脚没伤，但从此以后，脚趾甲全脱落了。

草地毒，次毒在草。老红军陶立功当时是团部卫生员，他见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景：当时有一个排，几天没吃东西，突然碰到一片草，长着大片大片的叶子，大家就摘下来猛吃，不一会儿，整个排的人跳啊叫啊，猛跑一阵后倒下，再也没起来。

为了以身试毒，那时候，多少战士奋勇争先。老红军赵本清至今说起来还忍不住落泪：“说好轮流试毒，有天轮到我，可司务长带我到烧菜处一看傻了眼。只见一位负责拔野菜的老兵瘫倒在大锅旁，他见我们来了，挣扎着叫我们不要再吃。司务长见状就骂：“说好大家轮流试吃的，为什么你偏偏不听话？”他勉强回答说：“我负责伙食，却没有东西烧给大家吃，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如果我烧给大家吃的东西有毒，我会更难过。所以我先吃了，就是想保全大家……”，话没说完，这位老兵牺牲了。司务长一边还在不停骂老兵不守规矩，一边失声大哭：“他是个好人啊，他是个好同志啊……”

草地毒，最毒在气。烂沼瘴气，夺命无形。老红军瞿道文记得，有一天清晨吹过起床号，有一顶帐篷却始终没有动静，走近一瞧，几位战友静静地躺着，已经没有了呼吸。

老红军孟克则记得，进入草地前几天，早上起来见有战友脸上发胖，不知道那是浮肿，大家还笑一番，谁知再到宿营时，胖的人都不在了。

最难受的，是接下去的草地行程，同志们看到发胖的人，再也笑不出来了……

红军不怕远征难 ，过草地，史书中这样写下：“横跨草地，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草地行军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几乎超越了人体所能承受的生存极限。在极端艰难困苦面前，红军指战员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激情，将困难和艰险甩在身后，前仆后继，一往无前。他们依靠的是团结互助的高尚情操，依靠的是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依靠的是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依靠的是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亘古荒原上奏响了团结奋斗、人定胜天的壮丽凯歌，谱写了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慷慨悲歌，写下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不朽篇章。”

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当时，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一师四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尔盖出发进入生死莫测的大草地。近两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剩下约5000人，减员7000余人。

1935年9月，手握红四方面军指挥大权的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率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和部分编入四方面军中的中央红军调头南下。

1936年7月，当红二、六军团经过1个月的雪地行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1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2000多人。

“全师1500多人，从草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过草地时任二军团四师十团副政委的陈浩说，活下来的人，也是靠战友情、同志爱结成的巨大力量支撑下来的。雪山有多少，又有多少勇士化作山脉？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海拔4800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在长征胜利前夕，长眠在这座雪山之巅，16年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于是，便有了世界上最高的红军墓。

父亲所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简史：

1.历史沿革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刘伯承、徐向前；分别任这三个师的师长、副师长。

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但由于八路军的称号已经在各级部队中广泛传播，因此八路军的称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沿用直到解放战争中期。

八路军129师是由原红4方面军部队改编，129师386旅（旅长陈赓）771团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31军91师。1937年8月，八路军成立时，771团的团、营两级指挥员为：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参谋长黄新友、政训处主任吴富善；1营营长徐其海、2营营长邹国厚、3营营长吴宗先。

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历史沿革：

六安、霍山起义组成红11军第33师——红1军第3师——第3师第7团——红4军独立团——中央教导2师——红4军12师——红25军73师——红4方面军第31军（下辖91、92、93师——红31军91师——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1团——129师新编第4旅771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771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新编第4旅771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6军17师49团。        

    

2.战斗历程

1929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六安、霍山起义，随后组建了红11军33师，经过数年发展，该部发展为红25军73师。1933年以73师为基础扩编为红31军。其中一支以光山独立团为主发展起来的部队组建了红31军91师(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历经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开辟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之后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1937年8月,91师奉命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6旅771团(团长徐深吉、政委张南生)。1938年7月,771团在临清地区与东进纵队的2团、抗日游击独立第2师合编为129师独立旅(旅长徐深吉,参谋长卜盛光),8月,独立旅在南宫与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合并,青纵的3个团分别编入独立旅的3个团,名称仍称“青纵”(司令员段海洲、政委李聚奎)。1940年5月,青纵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新编第4旅(旅长徐深吉、政委吴富善、文建武),辖771团、10团、11团。1942年夏,新4旅改辖771团、20团、军区骑兵团3个团,成为第二个时期的新4旅(旅长徐深吉、政委钟汉华)。11月下旬,新4旅与冀南4分区合并,辖771团和11团。1944年2月,771团和386旅16团（386旅新1团）、冀南军区25团组成第三个时期新4旅,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新4旅(旅长王近山、政委徐立清),肩负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编第4旅各部队参加了神头岭、黄崖底、响堂铺、长乐村、香城固、百团大战、韩略村等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7年10月，新四旅和教导旅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称6纵新4旅（旅长程悦长、政委黄振棠）。1949年2月，新4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6军第17师（师长程悦长、政委黄振棠），下辖第49（771团）、50、51团。

解放战争时期，第17师（新4旅}参加了延安保卫战、陕北三战三捷、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陕中、扶眉、兰州等重要战役战斗，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典型的游击战”：

1937年11月26日，就是一二九师和顺会议之后的不到两周时间，父亲时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二营六连排长，部队在团长徐深吉率领下到太谷以南，阻击由太谷向范村进犯的日敌军。

这天拂晓，天气晴朗，但有点西北风，阵阵寒风刺骨。日敌军出动了步兵500余人、骑兵百余，携带炮6门、汽车2辆，向范村进犯。

我部已连续作战多次，部队减员尚未得到补充，因此，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不可能“吃掉”这股敌人。但这个时候，我们已掌握了日军进攻最显著的战术特点：当进攻某一阵地时，日军会依仗其军事优势，非攻下不可。

抓住敌人这一特点，团长徐深吉决定采用“消耗战”的办法消耗敌人。他指挥二营主力从范村撤到东面山梁子上等待时机，敌人上山后再相机打击敌人；派出八连对敌人进行运动防御，诱敌进山沟打消耗战消耗敌人。采取的办法是：用一个排的兵力在正面诱击敌人。等敌人接近至200米左右，突袭敌人，当敌人展开火力还击时，就隐蔽撤退，到后面占领新阵地。这样多次反复，不停地变换方位，牵着敌人的鼻子一步一步地深入，让战斗小组从四面八方杀伤敌人。

上午9时许，敌人开始行动。步兵、骑兵、炮兵共600多人的部队采用行军纵队，如同一般行军，不派侦察兵警戒，气焰十分嚣张。

敌人大摇大摆地向范村走来，二营八连一排已在范村西北阵地埋伏。当敌人距离200多米时，伏击的战士开始开枪射击。敌人就地散开进行还击，步枪、机关枪、掷弹筒、火炮一齐开火，但未敢发起冲锋。同时，有五六十名敌骑兵向范村南前进。徐深吉团长估计敌骑兵可能会迂回进攻范村，就指挥部队从范村村边隐蔽地撤退到范村东边占领新的阵地。敌人见没有还击，便向范村内前进。

当敌人继续前进到村东500多米的小山前时，突然遭遇我军猛烈的阻击，敌人就地展开还击，机关枪、步枪、掷弹筒一齐开火，接着炮兵也开火了，枪炮声在山谷中响成一片，敌骑兵也闻声来到村东边，这时候，阻击部队又隐蔽地撤到北田受村西新阵地去了。

敌人打了一阵枪炮未见还击，便又开始前进。七七一团正面分队又在北曲河村西新阵地与敌军对抗，敌人恼怒地开始追击。这时，八连二、三排各个战斗小组埋伏在北曲河北面山坡上，对进犯之敌采用“麻雀战术”进行侧面射击，不但敌人的先头部队遭到打击，后续部队也同时受袭。一排战士则引诱敌人从北田受、北曲河、西曲河、东曲河直至五公村山沟里，一路前进了十来里路，打死打伤日军100余人，破坏汽车1辆。

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敌人收拾了尸体和伤兵开始撤退。七七一团二营各战斗小组继续侧击敌人，正面诱敌深入的一排跟踪追去，直追回到范村。敌人在范村抢走了老乡的几辆大车和十几匹骡子，带着伤兵和尸体撤回了太谷城。

这一天的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敌人打炮弹200余发，而七七一团却无一人伤亡。“只听敌人炮声响，未见我军有伤亡，消灭敌人保自己，这次战斗真漂亮。”当战斗报告到师部，刘伯承师长表扬了七七一团二营，称赞这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消耗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并给这次战斗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麻雀战”。

1938年2月，日军3万余人向晋南、晋西方向侵犯。三八六旅的任务就是将这股日军歼灭。陈赓旅长决定以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作为主要兵力，分别在井陉地区的核桃园与长生口设伏，痛歼和阻击了由石家庄来晋的日本援军。

3月16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邯（郸）长（治）公路线上的潞城县神头岭设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缴获马匹600余匹。自身伤亡240余人。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就连日军统帅部也把它看成是八路军“典型的游击战”。

3月31日，徐向前指挥一二九师七七一团、七六九团在晋冀交界的响堂铺伏击日军十四师辎重部队，毁敌汽车180辆。敌增援部队600余人也被八路军增援部队击退。响堂铺战斗共毙伤日军400余人，自身伤亡300余人。此役严重地破坏了邯（郸）长（治）公路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响堂铺伏击战被日军称为“更典型的游击战”。

1938年初，连续取得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对粉碎日军在晋东南的围攻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它不仅打破了日军企图消灭晋东南根据地的计划，而且打出了八路军的威名，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三次战斗也都列入全国抗战著名战斗的史册。

1938年4月的一天，朱德总司令来七七一团视察，问团长徐深吉说：“深吉同志，七七一团现有多少人？”徐团长回答：“3853人，但三分之一以上用的武器是长矛。”总司令说：“有人就好办，经常保持这样满员就好，去向日本人要枪。”

七七一团到山西仅半年时间，由于根据地子弟兵的不断加入，战斗的伤亡不仅没有使部队减员，兵力反而增加一倍。

黄崖底战斗：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1月，在抗日战争的太原会战中，中国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山西省昔阳县以东黄崖底伏击日军的战斗。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1月，在抗日战争的太原会战中，中国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山西省昔阳县以东黄崖底伏击日军的战斗。

1937年11月初，日军第109师团第136联队1个大队，由九龙关向昔阳进犯。八路军第129师判定，日军必然经过昔阳以东之南、北界都和黄崖底地区，该地为河谷地带，有利于设伏，遂决定以第386旅第771团在黄崖底以南风居村地区设伏，第772团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一带高地设伏。2日，日军第136联队1个大队进至伏击区，伏击部队立即开火，日军阵形大乱。当日军抢占高地被击退后集结于黄崖底河谷时，伏击部队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其间日军3次向伏击阵地发起冲击，均未得逞。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300余人、骡马300余匹。八路军伤亡30余人。

长乐急袭战：

1938年4月4日，日军以第一O八师团为主力，出动兵力3万余人，分九路向我晋乐南抗日根据地分进合击，企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史称“第一次九路围攻”。

4月13日，敌一O八师团第一一七联队进攻榆社，后因榆社已成一座空城，敌又受我军第三八六旅顽强截击，于15日仓皇窜回武乡。我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尾随敌军至武乡，伺机歼敌。是日黄昏，敌军弃武乡城东窜，我军立即紧紧抓住这个战机，决心以突袭手段，将这股日军主力歼灭于浊漳河河谷。

当夜，第一二九师以第七七二团、第六八九团为左纵队，以第七七一团为右纵队，分别沿浊漳河南北两岸对敌实行平行追击，第七六九团为后继部队、第七七一团两路纵队在武乡长乐村河谷将敌后继部队截住。我军迅速占领两岸高地，枪弹、炮弹、手榴急风暴风暴雨般飞向敌军行列，敌军顿时人仰马翻，死伤遍地，车辆、辎重沿河堆积。随后八路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下高地，与展开白刃搏斗，日军被截为数段，如一条垂死长蛇，被困在长乐河谷地带。

已过长乐村敌之主力闻讯大惊，为解救其被困部队，急忙1000集中余人，向八路军左翼纵队发动猛攻。第一二九师师部即令第七七二团十连担任阻击，该连与10倍之敌，激战4小时，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冲锋，终因众寡悬殊，终于夺回了失去的阵地。15时，日军组织第一O五联队千余人由苦米地旅团长自带领，从武乡蟠龙向长乐村增援，我军一二九师第七七二团、第六八九团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冲锋与反冲锋，给敌人以重创。激战至17时，敌又从辽县方向急调1000多人前来增援。根据当时情况，已不能全歼敌人，为巩固即得胜利，第一二九师决定以第七六九团、第六八九团各一部形成游击网，袭扰与迷惑敌人，其余主力主动撤出战斗。长乐之战我军共毙伤日军220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枝和一批军用物资。第七七二团团长顺成焕同志在撤退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5岁。

长乐之战，是刘邓首长采用急袭战术置敌于死地的光辉战例。刘伯承曾称赞说“决心迅速正确，夹击与追击配合得当，撤消时战术灵活机动。”这次战斗是粉碎“九路軐攻”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至此日军九路围攻宣告失败，八路军雄踞太行的局面得以实现。

响堂铺伏击战：

八路军129师在1938年2月进入太行地区后，短短37天内，在井陉长生口、潞城神头岭、涉县响堂铺连续对日军交通线进行了三次伏击，史称三战三捷。这三次伏击，为开辟太行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而响堂铺伏击战在战术上，更是成为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典范。

1938年3月上旬，日军在山西继续进军，相继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公路和同蒲铁路南段，深入到晋东南和吕梁山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大都退到黄河西岸，晋东南地区只有武士敏的98军和李家钰的47军还在子洪口、长治一线继续抵抗日军。

日军进入晋南以后，企图渡过黄河，实现战略突破，同时将八路军115师、129师驱逐出晋西、晋东南，以巩固在晋南的占领区，稳定后方，实现与津浦路日军会合陇海路、南取武汉、西夺西安的战略计划，因此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这样一来，邯长公路以及长治至临汾的公路，自然就成了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线。为了保障黄河前线的部队补给，日军在这条交通线上的运输活动相当频繁。在经过长生口、神头岭两次伏击后，日军也加强了对这条交通线的保护，把公路两侧一百米距离内的树木、庄稼全部割光，除了在黎城驻军1000人，在涉县驻军400人，在武安驻军1500人外，还在椿树岭、东阳关增设了据点，派驻了中队级别的守备分队。

东阳关又称壶口旧（故）关、壶口关、盂口，春秋时就开始设置关隘，明朝设置巡检司。虽然东阳关比不上平型关、娘子关、雁门关险要，但也位处山西通往河北的要道，正在太行山的主脉上，关隘两侧都是峻岭悬崖，乱石层峦，几乎没有一步路是好走的。清朝编著的《山西通志》这样描述东阳关：“泽、潞凭高设险，障蔽两河，而潞川中夷外阻，尤自古形胜地也。其当东出之冲者，曰东阳关，在黎城县东二十里，一名吾儿峪，古壶口关也。”正是因为东阳关地势险要，所以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发生过不少战事。

针对日军在晋南的动向，129师师长刘伯承认为有必要再对日军运输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以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由于刘伯承马上就要去参加3月24日朱德总司令在沁县小东岭召开的军事会议，所以在刘伯承开会期间，由刚刚到任的邓小平政委坐镇师部，负责全局，由徐向前副师长具体指挥作战。

徐向前排兵布阵：

徐向前决定在从黎城至涉县之间的公路上选点设伏，这段约50公里的公路沿线有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诸点。徐向前带着计划参加伏击战的386旅旅长陈赓、769团团长陈锡联、771团团长徐深吉一路察看地形，一致认为响堂铺是个理想的伏击地点。

响堂铺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神头乡，可以说就在河北省西南与山西交界处，再往西就是山西省黎城县的东阳关。村南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峻岭，山崖陡峭，难以攀登。村北虽然也是海拔1200多米的山地，但山势相对平缓，地形起伏，还有不少谷口。两侧山地之间是一条长约15000米的山谷，晋南日军的生命线邯长公路就从这片山谷中通过。公路南侧山地等于是天然屏障，北侧山地可以隐蔽伏击部队，众多的谷口又便于出击，只要卡住东西两头，伏兵从路北杀出，谷底公路上的日军就是瓮中之鳖了。

徐向前的部署是投入129师385旅769团、386旅771团、772团共3个主力团，以769团和771团为伏击部队，除以小部队埋伏在路南山地脚下，阻止日军向路南逃窜，主力埋伏在公路以北后宽漳到杨家山一线。考虑到黎城日军兵力较大，而且东阳关又有日军据点，一旦伏击战打响，必然是日军主要的增援方向，所以将772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负责阻击由黎城、东阳关出援之敌，并派出小部队分别向东阳关和苏家峧担任警戒。虽然涉县距响堂铺更近，但日军兵力较小，即使出动增援，援军也不会太强，所以由769团派出4个连在椿树岭、河南店之间，阻击由涉县来援之敌。另外再派1个连进至杨家山东北的王堡，保障769团侧后安全。

129师主要是由原来红四方面军部队改编而来，徐向前曾经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在红四方面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参战部队听说这次战斗由徐向前来指挥，士气更是高昂。

部队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始进行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考虑到当时部队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从未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所以在战前准备中特地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如何打汽车的作战要领介绍，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人员，然后是打司机，最后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这些战前教育，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指战员了解汽车的特点和打汽车的要领，在后来的战斗中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月26日，邓小平率129师师部从韩壁出发，经西营、下良，进驻佛堂沟。随后邓小平和徐向前便一起到769团进行了战前动员。不久接到确切情报，日军将在3月31日要从邯长公路运输大批辎重，徐向前副师长立即决定31日在响堂铺设伏，打掉日军这支运输队。

根据31日进行伏击的部署，参战各部队从30日起陆续向预定地点开进。30日夜，徐向前带领参谋人员进入设在响堂铺路北后狄村小山坡上的前进指挥所，386旅的前进指挥所则设在后宽漳。31日凌晨1时，各部队全部进入预定阵地，隐蔽待机。伏击阵地大多是在背阴面，虽然已经是3月底，但坑坑洼洼里的积雪才刚刚开始融化，夜间气温还是比较低，又结了一层冰，战士们忍受着寒冷，一动不动地隐蔽着。伏击部队全部进入预定阵地后，徐向前要求：“行动一定要绝对秘密，前卫队要大胆沉着，一定要把敌人全部放进口袋里，才能动手。后卫队要坚决顽强，坚决把口子堵住！何时封口、开口、冲锋，要服从指挥！”另外专门还派出1个排把住响党铺和前后宽漳村各路口，不准村民进出，以免暴露行动。

拂晓，徐向前接到772团报告：日军由东阳关出动200余人，正向苏家峧开进，同时还有骑兵正向侧后运动。请示是否撤出主力前去截击？如果这是日军发现设伏后的包抄后路之举，确实非常危险，那就必须放弃这次伏击，另作打算。但是徐向前判断，如果日军真发现了设伏企图，想来个反包围，截断伏击部队的后路，不可能只派这么点部队。这点兵力只会“打草惊蛇”，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包围。所以他认为不大可能是被日军发现，命令部队继续隐蔽潜伏，不得暴露。同时命令772团派1个营到庙上村以东高地，加强警戒，掩护伏击部队的右后方安全。此外派师部参谋到东阳关和苏家峧侦察核实，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

很快派去的参谋就回来报告，东阳关日军没有异常动静，所谓东阳关日军出动的200余步骑兵，是一群老百姓牵着几头驮驴在赶路。好一场虚惊，要是徐向前轻易听信不实报告而取消了这次伏击，那真是太可惜了。

8时许，观察所就报告听到东阳关方向有汽车马达声，很快又报告日军汽车队已经从东阳关沿公路向东开来，随后又报告总共有180辆汽车。根据日军资料，这支日军是由森本浩少佐率领的第四兵站汽车队本部和2个汽车中队，总共400人（其中军官17人），汽车169辆，配备有手枪39支，三八式步枪143支，三八式马枪98支，轻机枪2挺，重机枪1挺，掷弹筒4具。属于辎重部队的汽车队之所以会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是因为1938年初华北日军的汽车部队多次遭到中国军队伏击，为了加强汽车队的自身保护，日军给每个兵站的汽车队本部加配1挺重机枪和2具掷弹筒，给每个汽车中队的自卫小队加配了1挺轻机枪和1具掷弹筒。

当时771团的伏击位置在西，769团在东，考虑到769团抽出5个连负责对涉县的警戒任务，兵力相对不如771团，所以徐向前把180辆汽车中的后100辆交给771团，前80辆交给769团。

等到日军汽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而且前80辆进入769团的伏击地点后，徐向前发出了攻击命令。这次伏击的是129师的2个主力团，装备在八路军中都算是比较精良的，不但有轻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所以当攻击命令一下，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就立即开火，再加上密集的手榴弹，几乎在一瞬间，就将在谷底的日军车队完全笼罩在猛烈的爆炸火光和尘烟之中。毫无防备的日军在这番猛烈而突然的打击下死伤惨重，一片混乱。

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吹响冲锋号，八路军的伏击部队从北山发起了全面冲锋，用刺刀、大刀、红缨枪和日军展开白刃肉搏，日军根本无法抵抗，一部分在八路军的猛攻下向南山败退，又遭到南山脚下八路军的迎头痛击，彻底被打散。还不到两小时，除了少数人钻隙逃入南山外，大都被歼。

事先，八路军已经发动周围百姓，组织了大车和骡马，战斗一结束便迅速将车上物资搬运一空。由于八路军没有会驾驶汽车的，只好按照战前教育的方法，把汽车全部烧毁。等到下午日军出动飞机前来时，这里只剩下遍地的日军尸体和汽车残骸。

响堂铺的伏击打响后，驻守在黎城和东阳关的日军立即前来增援，但援军在马家拐遭到了772团的阻击，被击退。败退的日军回去后又会合从黎城出动的第二批援军，再次驰援响堂铺的运输队。结果在772团的顽强阻击下，又被击退。另外，涉县的日军也出动约200人分乘6辆汽车驰援，在椿树岭遭到769团的阻击部队，同样被击退。两路阻援部队的奋战，确保了响堂铺伏击战的顺利进行。

此次伏击，共毙伤日军森本少佐以下400余人，焚毁汽车181辆（包括在椿树岭阻击战中的战果），缴获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长短枪130余支，八路军伤亡317人。绝对是一次教科书式的经典伏击战。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堂铺伏击战中缴获的武器、物质。

父亲于1943年10月至1945年2月在延安抗大学习。

1937年1月20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在延安成立，原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第一期的学员，约 300人。“抗大”有教职员共1000余人，其中包括校务部、训练部和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有女学员1000多人。抗战8年间，“抗大”共培养了20多万名党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干部学校的典范，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3年10月父亲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参加了第二期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 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 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运动的宗旨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是分两期进行的：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 中央党校系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1年半时间。第一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次整风学习的干部，共约4、5千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间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这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普遍参加整风运动的阶段。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共计1万2千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6、7千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时，中央党校是空前地扩大了，全校共分为6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总学委， 毛泽东为主任委员；总学委下设分学委。此时，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彭真任常务副校长。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

清除匪霸斗争大会

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在主力部队到东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务等人员进入东北，收编加委敌伪残余、惯匪和被清算的地主恶霸等，对各地土匪进行“接收”，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保安军”、“忠义救国军”等。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的2.5倍。

可以说，匪患对中共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解放军不得不展开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剿匪斗争，堪称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的“第二战场”。

6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把克服东北当前危机、转变危局的中心环节，放在了“彻底剿灭土匪，解决土地问题”上；6月12日又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明确了一批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并确定了剿匪的兵力部署。

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长春、吉林以后，形成了敌兵压境，后方紧张的严重局势。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一些被击溃的土匪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地主武装、黑恶势力也乘机反攻倒算，袭击民主政权，破坏根据地建设，企图与国民党军队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置共产党和民主力量于死地。在这一时期，东满地区约有土匪5000余人，多活动于吉南、吉北地区。

辽吉地区约有土匪5000余人，多活动于大赉 、 乾安 、 郭前旗一带。这些土匪数量虽然不多，但多为残匪骨干顽固份子，多与国民党有联系或受国民党军队直接指挥，他们对解放区、根据地情况较熟，有作战经验，狡猾刁悍，很难对付。如不及时剿灭，将对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

为在短时期内，将东北解放区内部的顽匪彻底消灭，以解除后顾之忧，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重新布置力量，动员一部分野战部队及所有的地方部队，划分地区对土匪开展清剿，先消灭数量最多、对我危害最大的大股土匪，然后再进剿小股流窜的土匪，消灭残匪。

按照东北局和东总的指示，吉林省委于7月下旬制订了“武装清剿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发动群众与专门侦破相结合”的剿匪方针。辽吉省委于7月28日发出《关于武装斗争的方针及其建设的指示》，指出：“必须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利用停战间隙来准备自卫——加紧剿匪……”。

吉北地委成立之初，正是土匪猖狂之时，仅榆树县就有17股之多，其中“占中央”、“双山”等土匪，经常袭击基层民主政权，杀害干部。舒兰县约有土匪15股，较大的有“青山”、“金山好”等。两县土匪最多时曾达2000余人。吉北地委为保证根据地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第一纵队第二师第六团的支援下，对各股土匪逐个发起攻势，在群众的配合下，到年底前，将土匪基本肃清，稳定了吉北地区的局势。

在辽吉二分区，东北民主联军北撤之后，境内土匪四起，在国民党“纵匪反共”方针的鼓噪下，一时间土匪遍地流窜，横行乡里。辽吉二地委及时指示军分区部队和各县大队要把剿匪作为主要任务。仅在长岭县境内，就进行剿匪战斗50余次，毙伤土匪450余人，俘获300余人。

在辽吉三分区，军分区部队配合各县武装，在郭前旗剿灭了“大五洋”、“过江好”等土匪2000余人，在大赉、安广县围剿了“占北”、“两点”等土匪，还击垮了“金山”、“金海”等土匪200余人，肃清了匪患。在辽吉四分区，部队于1946年10月到年底，剿匪作战20余次，歼匪1300余人。到1947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了围剿土匪的任务。

至1946年12月末，各地大股土匪基本被肃清，人民武装得到了壮大和发展，根据地秩序大为改观。为进一步肃清残匪，各地从1947年1月至5月相继开展了“挖匪根”运动。各地在军民共剿的同时，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使残匪无藏身之地，只好投降。

自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各根据地经过近一年的群众性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东北解放区剿匪斗争的胜利，是在特殊境况下取得的，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它不仅有力地保卫了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建设，密切了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极大地巩固我军的战略后方，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日后的全国各解放区剿匪提供了借鉴。

吉林省政府、吉林省軍區關於剿匪的布告。

在吉林省檔案館館藏中有一份珍貴的“吉林省政府吉林軍區布告——防字第一號”檔案，詳細地介紹了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在東北吉林地區開展剿匪的真實情況。

這份檔案是1948年由省政府主席周保中簽發的。在檔案資料裡有關剿匪工作的指示中，吉林省政府、省軍區在告示中說：“階級斗爭在農村中並未熄滅，蔣匪特務與地下軍破壞分子依然潛伏存在，至於新收復區的治安秩序那就更是值得注意，散兵潰匪和埋藏的非法武器並未清除，這些都是易起土匪滋擾的條件……”東北由於地處邊陲，與蘇聯、蒙古、朝鮮多國接壤，這裡不但是滿清封建王朝的發祥地，還曾經飽受日本侵略者的統治蹂躪，多種勢力在這裡犬牙交錯，情況十分復雜。東北的土匪問題也由來已久。東北的土匪又稱“胡子”，是地方上以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為職業的武裝。土匪的情況相當復雜，有的是不堪官府和外國侵略者的壓迫，逼上梁山的﹔有的是當地土豪惡霸，乘著亂世拉起人馬佔山為王的﹔還有的是社會渣滓、流氓惡棍糾合在一起的。

抗戰勝利后，偽滿政權垮台，新政權尚未建立和鞏固，國共兩黨在東北的戰爭，一些敵偽殘余、地主豪紳、地痞流氓、投機分子乘機結伙為匪。有的組織“光復軍”、“先遣軍”，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共軍隊接收地區，進行暴亂，殺害干部，騷擾百姓，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和民主政權的建設。東北解放區是聯結東北與華北的樞紐，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因而清剿土匪的斗爭，對於創建鞏固的東北革命根據地有著決定性意義。

在這份公告中，還強調了要依靠群眾來解決匪患問題：“各縣區武裝與各級公安機關，務必協同一致，經常搜求匪根及各色潛伏地下破壞分子，依靠群眾積極贊助，斷絕匪之根源。”各地公安部門緊密配合剿匪活動，採取剿撫兼施政策，大力清查與懲處特務、散匪，對其中民憤極大的匪首、窩主由政府逮捕公審、鎮壓，對罪惡較小又願意悔改的脅從分子，採取教育的方法，動員其交槍回家。政府命令：一律取消聯庄、大團等地方武裝，用強制繳械、槍支登記等辦法，收繳地主手裡的武器，從而恢復並鞏固了各縣區民主政權，安定了社會秩序，為進一步深入發動群眾創造了條件。

在多方的努力下，吉林匪患問題得到了控制和解決。1945年12月末，敦化土匪勾結敦化縣臨時政府縣長劉化一進行叛亂，該縣保安大隊在朝鮮義勇軍一部的配合下，收復敦化縣城，平定叛亂。東北民主聯軍吉東部隊在敦化、額穆一帶剿匪，將紀大作、劉化一、張永春等部5000余名土匪基本殲滅。194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關於剿匪與發動群眾工作的指示》，針對國民黨軍佔領四平、長春后土匪大肆活動，要求抽調部分主力部隊配合地方武裝予以徹底清剿﹔要求抽調最大數量的人員開展群眾工作，建立真正的人民武裝。7月25日，東北局又發出《關於抽調兵力進行群眾工作、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抽調三分之一的兵力與五分之三干部組織地方工作團下鄉工作外，還應再抽調2個到3個團的兵力分散去從事群眾工作與剿匪工作。7月，延吉警備團圍剿流竄到汪清、延吉、和龍、安圖、敦化的土匪，共消滅土匪4000余名，取得了剿匪斗爭的階段性勝利。

在西部白城子地區，反動武裝“光復軍”不但殺害黨政干部，而且爭城奪地，一度攻佔洮安、大賚、安廣縣城。面對這種情況，以鄧華為首的遼西省軍區組織分區及縣區武裝，在新四軍三師主力部隊直接配合下，從1945年冬到1946年春，進行了頻繁的剿匪戰斗。在白城子、洮南、開通、鎮東等地，地方黨委、軍分區也發動了對反動武裝的進攻，擊退和消滅了大量“光復軍”，收復了各縣城。二分區武裝在長嶺消滅了土匪“天霸”部，在前郭旗我蒙古騎兵部隊殲擊了與國民黨軍相勾結的陳榮九等股匪。1949年，吉林省人民政府軍事部持續開展剿匪斗爭。全年搜山10次，共殲匪160人，收繳機槍5挺，炮1門，長短槍275支，子彈29845發，手榴彈154枚。捕獲煙匪240人，繳獲大煙土65斤，追回牲畜275匹，追回其他物資折價約3億元東北幣，最終取得了剿匪斗爭的決定性勝利，人民群眾過上了安定的日子，使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落到了實處，使我軍在東北站住了腳，為東北解放和推進全國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这是1948年9月23日，在吉林省农安县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北二地委杨易辰和军事部长陈松岳签发的剿匪命令书。父亲时任怀德支队长，负责范家屯至公主岭之间的剿匪任务。



主要是消灭长春至靠山屯一线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土匪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通过调配武装部队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战斗。

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匪患，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是毛泽东运筹帷幄，为大东北的前途和命运所下达的第一道指令。

有一些地主武装自划地盘，占山为王并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纠合成山匪与人民解放军为敌，他们公开骚扰袭击我人民解放军，杀害我土改工作队干部和农民干部，制造政治恐惧气氛，已经成为严重阻碍和影响土改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武装隐患，到了不剿除不行的地步。

东北解放区剿匪斗争的胜利，不仅有力地保卫了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根据地，为日后的全国各解放区剿匪提供了经验，而且剿匪与土改并行，使广大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为保卫革命成果，东北人民积极支援前线，到1948年底，上前线参军参战的东北百姓平均一天拉出一个连队，可以说创下了空前的奇迹。

1948年父亲任辽北军区独立三团参谋长，这是独立团轮训队课程表，父亲主讲靶场训练和政治课。

1957年6月8日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三级八一勋章

三级解放勋章

东北行政委员会荣军管理委员会辽西省荣管处下发的荣誉军人证明书

三等乙级伤残

　　1946年父亲在东北大赉战斗中右腿中弹负伤，弹伤未曾痊愈，父亲仍坚持组织部队进行剿匪，由于走路一瘸一拐的，战友们戏称父亲是“汪瘸子”。

1955年7月21日在锦州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8速成中学第五期教学班毕业纪念合影（2排左4）

1957年12月20日，在沈阳市与辽宁省军区战友合影（前排左2）。

1957年12月20日与辽宁省军区战友合影（前排左2）

父亲经常给学校少年儿童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这是1971年父亲给少先队员讲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故事后，少先队员给父亲敬献红领巾。父亲经常应邀去学校，给学生们讲述那段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岁月，家里的红领巾不计其数。

1963年11月22日辽宁省军区政治部安排父亲离职休养

中国人民解放军离休干部荣誉证

1964年7月沈阳军区正式批准父亲离休

父亲离休后，沈阳军区政治部主办《前进报》，于1981年6月4日第三版刊发了一篇《一位老红军的答卷》——记本溪军分区离休干部汪正初的文章：

一个老同志，当组织上决定离休后，怎样保持革命晚节，继续为人民做贡献？本溪军分区离休干部汪正初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一、 “只要能活动，就要为人民做些事情”

汪正初1932年入伍，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原任本溪县人民武装部部长，1964年因严重慢性病，组织上批准他离职休养。离休后，他多次向组织表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只要能活动，就要为人民做些事情。”经再三要求，领导上安排他在本溪军分区军人服务社帮助工作。十多年来，他以服务社为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打水扫地，卸车售货，他都抢着干。部队工作忙，他和同志们把日常生活用品送到分区机关、市区武装部、连队执勤点。他还带领服务社的同志们把用过的纸箱、废包装纸、旧瓶子一点点收集起来，卖给国家，近两年，共卖了三百多元钱…………

二、“要有严格的组织观念”

汪正初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离休后，他和在职时一样，经常向党小组汇报思想情况，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一次，党小组开会，他正发烧，家里人劝他请假，党小组长也让他在家休息，他说：“是党员，怎能不过组织生活？”他吃了点药，带病参加了党小组会…………

三、“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多年来，汪正初从未因个人私事找过领导和机关同志。去年十月买秋菜，机关统一用车把秋菜送到住处远的同志家里，汪正初却借来手推车，自己顶着雨往家推菜。老伴下班回来，看她浑身泥水，心疼地说：“孩子不在家，你不会找机关的同志帮一下？”汪正初说：“我离休了，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通过一件件的小事，简单的概括了父亲离休后的生活，用自己的人生境界，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的赤子情怀。

1973年12月23日与本溪军分区后勤部战友合影（前排左2）

1978年本溪军分区后勤部全体战友在军分区办公楼前合影（前排左4）

1978年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1979年在辽宁省千山旅游景区留影

1978年父亲回安徽六安县老家探亲申请表

1979年本溪市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增选父亲汪正初为本溪市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常委

父亲随同本溪市政协部分常委在本钢南芬露天铁矿参观（前排左4）

父亲随同本溪市政协部分常委到农村走访参观合影（2排左4）

1955年12月辽宁军区门诊部下发的《随队生活之军官直系家属医疗证》

母亲1929年4月26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现公主岭市），原名张明清后改名为张慧，汉族，家庭出身下中农。

1947年5月在家乡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吉二分区文工团，1947年8月在卫生部医训队学习3个月医疗卫生救护理论知识，1947年10月在吉林怀德支队东北独立三团任卫生员，这期间，认识了时任吉林怀德支队长的父亲，并于1948年5月与父亲结婚。

随后跟随父亲调辽西军区警卫团卫生所任调剂员，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2月在辽西军区卫校药剂班学习，结业后，1951年6月分配到辽西军区门诊部任司药，1954年调东北第十六陆军四分院任司药，1955年转业随同我的父亲调沈阳市标准件厂卫生所任药剂士、1960年又随同父亲调本溪市第一人民医院任药剂士及药房负责人，1965年调本溪市卫生局人事科、组织科，1979年调本溪市妇幼保健所任副所长，1981年调辽宁省健康教育所工作，1984年离休。

1950年母亲（左1）怀抱长子汪雨波在锦州与战友夫妇临别合影

1951年6月参加辽西军区卫生技术学校调剂第一期学习班毕业证书

1952年11月9日在锦州市临别留念（左1）

立功证明书

1953年1月母亲被东北军区政治部授予的立功证明书

1953年7月辽西军区委任令，升任军区门诊所见习司药张慧为该所司药。

1953年11月于锦州

1954年10月28日于锦州

1954年10月于锦州

1954年11月母亲在锦州市辽西军区参加会议留影（右2）

1954年8月22日与锦州市留影“亲爱的战友再见吧”（后排左1）

1954年11月18日在辽西军区门诊部与药剂战线的战友合影（后排左1）

1954年在辽西军区与战友合影（左1）

1954年10月与战友合影（左1）

1954年10月28日在锦州市辽西军区与战友留影（左2）

1955年2月母亲在东北第十六陆军医院时的军人转业证明书

1955年转业前于锦州

1955年9月10日在沈阳市，母亲抱着长女小燕（汪一凡）和长子新华（汪雨波）次子新力（汪雨欣）与我的姥姥（保姆）合影

1968年10月姥姥的孙子给我们家的来信

姥姥是1952年辽西军区在当地锦县娘娘宫公社给我们家安排的生活保姆，她一直随同我们家到锦州、沈阳、本溪市，姥姥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家庭，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她来安排，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们，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是保姆，姥姥最喜欢小燕，每年都带她回老家探亲。

记得我在本溪上小学的时候，有时在外边惹事生非，邻居孩子家长找上门来质问告状时，姥姥都会找出各种理由维护我，怕我受到伤害，一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家庭雇保姆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亲无奈只好辞退与我们共同生活了15年的姥姥，父母亲提前给姥姥买了返家的火车票，临行的那天，我们全家去火车站送她，姥姥恋恋不舍的流着眼泪一步一回头的上了火车，离开了我们，回了老家。

家里的生活一下子乱了套，没有人再照料我们了，我们也开始学着料理家庭生活。第二年姥姥非常想念我们，又独自来本溪看望我们，姥姥这次回来，看到姥姥当年红润的脸庞消瘦了许多，额头上一道道皱纹刻下了许多沧桑，回到家里，姥姥看着我们，摸摸这，看看那，眼泪模糊了双眼。转过年，锦县姥姥家突然传来噩耗，姥姥突发疾病去世了，我只知道姥姥生前曾患有高血压病，据姥姥家的孙子来信讲，老人家多次因高血压犯病了，我们兄妹四人都非常怀念慈祥可亲的姥姥。

辽宁军区司令部下发给母亲的军属证

1956年8月24日在锦州市临别合影左1

1958年7月9日与沈阳螺钉厂同事合影（前排右1）

1959年10月27日，沈阳螺钉厂卫生所欢送母亲张慧和杨玉兰合影（前排左4）

1961年2月28日欢送杨亚清同志合影（后排左3）

1961年5月2日本溪市卫生党委党校第一期学员结业合影（前排右1）

本溪市溪湖区人民委员会下发的授予母亲为溪湖区1963年荣誉军人光荣称号

1961年9月20日，在本溪市第一人民医院欢送高庆波合影（前排右1）。

1965年4月3日与本溪市第一人民医院药房同事合影（前排右1）

1965年4月3日与本溪市第一人民医院好友合影（前排左1）

1965年4月3日本溪市第一人民医院药理化欢送母亲（1排左5）合影。

1965年10月本溪市民政部下发的“本溪市烈军属优待证”



持有本证在购买商品、主副食、观看影剧、治病、乘车享受优待。

1966年母亲从本溪市第一医院调去本溪市卫生局人事科工作

1968年8月3日参加本溪市第一次工代会第七代表团合影（前排右3）

1968年4月12日在本溪市母亲与好友合影（右1）

1972年10月8日参加本溪市委干校3连1班合影（前排右1）

在本溪市第一招待所参加会议合影（前排左3）

母亲在本溪市“五七干校”山坡劳动现场留影（后排左2）

母亲参加“五七干校”学习留影（2排右2）

“五七干校”劳动之余

1972年10月8日，参加本溪市“五七干校”三期首批在职干部轮训结业留念（前排右1）

1975年9月中共本溪市委党校干部培训班结业合影（前排左1）

1976年本溪市“五七干校”第十一期二班学习班毕业合影留念，正值毛主席逝世，学员们都臂戴黑袖标（2排右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

1986年8月母亲在辽宁省卫生科学教育所离休

父母亲与我们兄妹四人合影

1956年我和哥哥在沈阳市留影

1959年我们兄妹四人在沈阳市中山公园合影

1969年国庆20周年之际，父亲高兴地与我们兄妹三人到本溪市北地照相馆合影，长子汪雨波已经于1969年3月，在朝阳县下乡时应征入伍到吉林省梅河口市坦克团。

1970年母亲带长女汪一凡看望在北京房山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次子汪雨欣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1972年汪一凡在本溪县碱厂堡下乡时留影

记得父亲常对我们说他这一生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能够活下来看到胜利已是幸运的了，只有经历生于死考验的人，才能更加珍惜生命的价值！“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是父母亲给我们定的家训，父母亲以他们刚正的品格，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竖起了一面明镜，照亮着我们的成长道路，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价值观！

父母亲没有给儿女留下任何累赘和负担，唯一留下的是儿女们对父母亲的无限思念和衷心的爱戴。在父母亲长期言传身教下，儿女们崇德明礼、敬老爱幼，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俗话说，父是天，母是地。是父母给我们充足的营养；给我们充足的水分；给我们充足的阳光；给我们充足的氧气；这就是我的父母亲。

作  者  简  介

汪雨欣（网名禹辛）

出身于军人家庭，成长于部队大院。1968年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本溪县兰河峪公社；1969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北京总后勤部281部队1大队；1973年退役后分配到本溪钢铁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