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母亲走的那天恰好是农历大年三十。</h1><h1>那天轮到我值班。和平日里一样，母亲在医院的病床上安静地躺着。护工让我把母亲抱起来以便替换床单。</h1><h1>母亲卧榻一年多，我们兄妹三人轮流去医院探视。仅管我妹妹每天精心调剂各种食材，粉碎做成流质通过鼻饲给她补充营养；经管我弟弟和我竭尽全力的服侍，但母亲仍然不可遏制的消瘦下去，我把她抱在怀里时感觉是那样的轻。</h1><p class="ql-block"><br></p> <h1>此前几年，父亲过世了，全家去奉贤给他落葬，祭拜完毕尚未走出墓园，在平坦如坻的墓园大道上母亲忽然跌倒在地，这一跤跌得那叫一个狠，腿立马肿了起来，我们兄妹三人面面相觑：“这是父亲舍不得母亲离开，拽她呢”！果然自那天起，身体一向健康的母亲，体质如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先是拄着拐棍后来坐上了轮椅车。即便是如此，住在市北的我每次到市南看望她时，她都要挣扎着爬起来，坐在灶台前的凳子上给我做东西吃。天黑离开时我的心就像刀割一般的疼痛；直到有一天，母亲彻底躺倒了，并且再也没有醒来。母亲的这一觉睡的那叫一个惊心动魄憾人心智——整整一年天天24小时呼呼大睡，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h1><h1>大年三十这天，我把她抱在怀里，附在她耳边说“小时候你抱我，现在该我抱你了，是吗？妈”，说完这句话我真真切切看见母亲轻轻的点了点头，脸上显出一丝笑意，我心中一阵窃喜：“妈醒了，妈有意识了”！然而不到一个小时，母亲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我以为她躺累了要换一个姿势，赶紧的扶着她轻轻的替他捶背，几分钟后才发现母亲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医生来看过之后说老人家已经离去了！闻讯赶来的妹夫对我和弟弟说：“妈太仁慈了，她知道今天是大年三十，为让我们过好年，毅然决然地离开我们了”！</h1><p><br></p> <h1>母亲一生吃素，倒不是因为信佛的缘故，虽然在里弄的一帮阿姨的劝说下笃信了佛教，但那是后来几年的事。她吃素的缘由是小时候兵荒马乱，哪里吃得上一点荤腥？大约四、五岁时，家里一次办红事，席上有肉，于是逮住猛吃，结果吃坏了生了一场大病，自此沾腥就吐。母亲家后来也兴旺过几年，这全有赖于我姥爷肯吃苦善经营：农闲时推着小车将莱芜的姜和麻贩到博山去，回来时满车都是窑货（博山是我国瓷都之一）。我在家时经常听我舅说起他们当年为倒腾买卖翻越青石关时所受的艰辛！家道兴旺了便有钱送子女入学，所谓学校其实就是庄里的私塾，只有一个教书先生，读的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读物，即便是如此，在当时也是轰动乡里的一件事：风物开化到女孩子也上学啦！</h1><p class="ql-block"><br></p> <h3></h3><h1>只可惜上了一个星期不到，私塾先生当汉奸的大舅哥来攒掇先生，说：“指着学生交来的那两个钱，还不穷掉了腚，害得俺妹妹跟你吃苦受累，何如跟着日本人吃香的喝辣的？”于是私塾先生跟着他大舅哥到寨里的据点当了伪军。说来也忖，当天晚上八路军就来拔据点，一发迫击炮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炮楼，炮楼应声倒塌（豆腐渣工程），私塾先生被埋在了里面。于是，母亲的上学经历也戛然而止了。后来我母亲多少识了几个字，能看懂自己的姓名，那也是二村（上海日晖二村）50年代初举办“扫盲班”的结果。</h1><h1> 母亲十六岁就嫁给了父亲。我奶奶家和姥姥家相隔15华里，中间一条通向北山的公路将两边的村落划分为东乡和西乡。奶奶家是西乡，姥姥家是东乡。虽然都是传统的耕读人家，但西乡人注重教育，出了很多秀才。东乡人善于经营，出了很多商贾。当时有一个怪现象：东乡人的大门楼子上只能挂“忠厚持家”的匾，而不敢像西乡人那样挂“书香门第”之类的匾，否则会被西乡人讥讽为附庸风雅！我想，当初母亲远嫁西乡是不是有文化差异上的考量？须知“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是国人的传统思维。</h1><h3><br></h3> <h1>正因为读了书，父亲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结婚不到一年就参加了解放军打仗去了。随后，前线不断地传来噩耗，一会说父亲打济南时牺牲了，一会说父亲在淮海战役中让炸弹炸没了，一会说父亲过长江时掉水里了-----母亲也一次次哭的昏死过去。一直到50年才得到准确消息，说父亲已经进了上海，家里人把她送到上海与我父亲团聚了。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共产党刚进上海时看到满大街细皮嫩肉的城市女人，有文化又追求进步，于是纷纷把农村的糟糠之妻甩了，我父亲却没有这样做！</h1><h1> 母亲在父亲当兵的那几年里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每天不但牵挂着父亲的安危，还要服侍年迈的公婆，除了下地干活外还要推碾推磨烧火做饭，天天累个半死，以至于很多年过去了还耿耿于怀，三年困难时期二村居委会反复来动员母亲回乡，母亲死活的不答应。</h1><h1> 我一生见过母亲三次痛哭，一次是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一天山东老家来了封平信，母亲识字不多便让邻居阿姨读，当读到“父亲已经病故”时，母亲顿时站在走廊里嚎啕大哭起来，我和我弟弟吓的抱着母亲的腿也跟着一起哭；一次是母亲到上海老北站送我姥姥回山东，我和我弟弟顽皮，跑到前面去看火车头，火车徐徐启动后才跑回来，看到母亲已经哭成了个泪人；还有一次是为我的孩子哭，那时我爱人在莱芜山区的水库工作，每天与水打交道，只好把孩子托付给母亲代养。几年后我老婆调动工作来到了平原上，条件改善了许多，就想接孩子回来，临回山东的那个夜晚，母亲舍不得我孩子哭了一夜，那痛彻肺腑的哭声至今我记忆犹新-------</h1><h1> 据家人说，我常年在外，母亲经常因思念我从梦里哭醒。然而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二十几年不在母亲身边，母爱却并没有因此而缺失，因为我得到了另一个母亲的爱，她就是我的岳母！</h1><h1> 早年间，我岳父和今天的农民工兄弟一样，从胶东农村出来寻找生机，先后在青岛、天津、北平还有上海打工学生意。坎坎坷坷地转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济南，用所学的知识和打工挣来的钱办了一家化工作坊，专业生产轮带油，据说质量堪比同期的日本同类产品。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上交国家，成为后来的济南第四化工厂。文革爆发后，岳父因身份问题受到批判，急火攻心撇下六个子女英年早逝，我岳母含辛茹苦一个人照料全家，个中艰难自不待言。七十年代初，我爱人作为济南知青到莱芜杨庄人民公社插队落户，我们得以结识并做了夫妻。</h1><h1> 与今天“毛脚女婿”们携带着众多礼品风风光光上门看丈母娘不同，我第一次上门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上穿黑色棉袄下穿黑色棉裤，破洞处露着棉絮。浑身上下没有几个钱虱子倒是不少。岳母虽然也问了些诸如“你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什么养活她”之类的话，但最终还是接纳了我。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h1><h1>若干年后，我随爱人调回了济南，于是，我成了济南人。今天我的身份证虽然是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的，但身份证号码仍然是以3701---打头的。</h1><h1>我在济南渡过了将近十年的幸福时光；每到星期天我同几个连襟携家带口地去看岳母，岳母总是竭尽所有为我们准备很多好吃的，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充满了欢声笑语。</h1><p class="ql-block"><br></p> <h3></h3><h1>岳母活到了九十几岁。她过世的时候我已在上海工作多年。接到爱人的电话我立马赶回了济南。追悼会上我没哭，大殓时我没哭，但在返回上海的那个晚上，在济南火车站广场，我回头望了一眼沉浸在夜色中的这座城市，恍惚之间眼前浮现出母亲们的音容笑貌。我忽然意识到：母亲一生没有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把最真挚的爱毫无保留的献给了我们。</h1><h1>母亲在，我们再大也是孩子，母亲不在了，我们就成了孤儿。</h1><h1>母亲在，我们走的是过来之路，母亲不在了，我们走的路已经变成了回去之路。</h1><h1>想到此不由大放悲声，这一哭直哭得昏天黑地，直哭的天摇地动，以至于过往的旅客纷纷停住了脚步，就连出租车司机都停住车探出头来问：这是怎么了---------</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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