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记龙游籍中国工程院院士汪燮卿 作者:吴正章

雪蜗牛工作室

<h3>  在石油化工领域,以重质原料生产丙烯等产品的催化裂解技术( 简称DCC 技术) 可谓大名鼎鼎,它是我国首个成套出口的炼油技术,也是中国石化第一个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的技术。但是在一等奖的获奖名单里,长期主持该项技术研发工作的一名科学家却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其中,他就是石油炼制及分析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汪燮卿。</h3> <h3><b> 一.少年科学梦</b></h3> <h3>  浙江龙游,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衢江畔的茶圩镇店铺林立,集市繁荣。汪燮卿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这个典型的江南小镇里度过的。汪燮卿的父亲是从安徽到龙游打工的学徒。旧社会学徒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除了伺候老板日常起居,还要苦练基本功。比如说晚上关门后练习打算盘,从背口诀开始一直到把算盘放到头顶上打加减乘除。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父亲终于开了自己的酿造店,店名叫“合盛俊”。1933 年2 月,这个家庭的大儿子汪燮卿出生。由于父亲只读过很少一点书,所以只给他取了名,而没有“字”。后来汪燮卿第一次登门拜访书香门第的岳丈家时,被问到“字”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人的“字”呢。这件事让他一生都耿耿于怀。“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汪燮卿上了小学,校名叫“靖端小学”。上学的第一天就是拜孔夫子,每天早晨首先念“总理遗嘱”,虽然他总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接下来要背“十二守则”,其中最后一条“有恒为成功之本”他到现在仍记得清清楚楚。1944年,年仅12岁的汪燮卿考取衢州省立第八中学。衢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先后派亲信汤恩伯、余汉谋在此设立绥靖公署,并修建了军用机场,故日军常对城区狂轰滥炸,学校被迫迁至石梁。当时条件下,学校只能借用祠堂和庙宇做教室、宿舍,师生们生活十分艰苦,但学生们都怀着一颗“读书救国”的心,克服种种困难。老师们那种认真教学、关心学生的良好行为,给汪燮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物理老事变”的第二年,汪燮卿上了小学,校名叫“靖端小学”。上学的第一天就是拜孔夫子,每天早晨首先念“总理遗嘱”,虽然他总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接下来要背“十二守则”,其中最后一条“有恒为成功之本”他到现在仍记得清清楚楚。1944年,年仅12岁的汪燮卿考取衢州省立第八中学。衢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先后派亲信汤恩伯、余汉谋在此设立绥靖公署,并修建了军用机场,故日军常对城区狂轰滥炸,学校被迫迁至石梁。当时条件下,学校只能借用祠堂和庙宇做教室、宿舍,师生们生活十分艰苦,但学生们都怀着一颗“读书救国”的心,克服种种困难。老师们那种认真教学、关心学生的良好行为,给汪燮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物理老师上课时讲“功”与“力”的概念区别时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从前有一个精明的老财主,雇了一个长工,要他挑一担稻谷进城,财主给了长工五毛钱,长工很高兴。有一天,长工突然发现财主家的一片围墙倾斜得快要倒了,急忙伸出双臂去撑着。过了老半天才见财主走过来,他向财主要钱,财主却摇摇手不给,说你只用了“力”而没有作“功”,因为只要用一用一根木头把一块木板顶在围墙快要倒塌的地方就行了。这就是“功”与“力”的差别。七十年后,汪燮卿仍然清楚地记得老师讲的这个故事。那时吃不到白糖,只能吃一种用麦芽发酵制成的麦芽糖。这种糖为饼状,很硬,咬得动但掰不开,不过只要把它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拍,它就会像玻璃一样碎成好几块。在讲牛顿三大定律时,老师就抓住这个现象,问同学们怎样解释?牛顿能从掉下的苹果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同学们能不能发现一个“糖饼破碎”定律呢?这些把书本知识与日常生活现象相结合的思考方法,引起了汪燮卿对自然科学的浓厚的兴趣,并启迪他要在不断探索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和方法。1951年,18岁的汪燮卿考进了清华大学化工系。1953年,因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清华大学将化工系调整为石油系,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从此,汪燮卿就与炼油和石油化工结下了不解之缘。化学的神奇,吸引着这位有志青年走上化学之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考大学的时候选择了化学吗?就是因为上化学课的时候我看到老师带我们做制肥皂的实验,我觉得很神奇,怎么几种东西混在一起一变化就成了另一种东西了呢? 所以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就报了清华大学的化工系。”几十年后,当汪燮卿回忆起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时,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直觉得兴趣对搞科研创新是最重要的,没有兴趣就不会有灵感,工作可能就很没意思。”成长的历程并非都是美好的记忆。日寇的入侵,飞机轰炸,平民百姓陈尸江边,日寇甚至制造鼠疫,都是汪燮卿记忆中最黑暗的部分。有两首歌叫《梦江南》和《红杜鹃》,都是描述当时的情形的,直到现在他想起其中的歌词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2008年,汪燮卿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给龙游县史志办写了一篇《关于龙游县抗损课题调研资料的补充》,刊登在2008年第二期《龙游史志》上。文中追忆了1941年“官驿前”村遭日机疯狂轰炸后的惨状,1942年他父亲店里的安徽小学徒孙光明被日本鬼子枪杀的悲惨遭遇。家仇国恨在少年汪燮卿心灵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从那时起,他就决心勤奋读书,立志成才,用知识和科学报效祖国。少年汪燮卿有着一个美好的科学之梦。历程并非都是美好的记忆。日寇的入侵,飞机轰炸,平民百姓陈尸江边,日寇甚至制造鼠疫,都是汪燮卿记忆中最黑暗的部分。有两首歌叫《梦江南》和《红杜鹃》,都是描述当时的情形的,直到现在他想起其中的歌词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2008年,汪燮卿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给龙游县史志办写了一篇《关于龙游县抗损课题调研资料的补充》,刊登在2008年第二期《龙游史志》上。文中追忆了1941年“官驿前”村遭日机疯狂轰炸后的惨状,1942年他父亲店里的安徽小学徒孙光明被日本鬼子枪杀的悲惨遭遇。家仇国恨在少年汪燮卿心灵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从那时起,他就决心勤奋读书,立志成才,用知识和科学报效祖国。少年汪燮卿有着一个美好的科学之梦。</h3> <h3> <b>二、开往欧洲的列车上</b></h3><h3> 在当时还没有发现大庆油田的情况下,1956年组织上选派他到民主德国麦塞堡化工学院学习人造石油技术。1956年夏,阳光下的西伯利亚大草原美丽得像柯罗笔下的油画。淡蓝的天空、墨绿的森林、深蓝的湖水、灰黑的远山、翠绿的大草原……一切都是那样地广袤而苍茫。这时,一台老式的蒸汽机车吐着白烟拖着一列长长的车厢“哐当当……哐当当……”地驶来,给这幅沉寂而静止的大自然画卷注入了勃勃生机和鲜活动感。这是一趟从中国满洲里开来的专列,上面满载着赴苏联和东欧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列车中部的一节车厢的窗口,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白色布衬衫、身形消瘦的青年人。他凝视着窗外,眉宇间流露出专注的神情和南国水乡那特有的灵气。他叫汪燮卿,二十三岁,来自浙西丘陵水网地带的龙游,是北京石油学院选送去民主德国学习人造石油的公派留学生。三十九年后,他成为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世界知名的石油炼制专家。此时汪燮卿惊喜地望着窗外,是因为一个小时前,列车进入苏联国境时,驶过之处除几块长满芦苇的水草地外,大部分都是光秃秃的不毛之地。然而当列车驶入西伯利亚大草原后,美丽的自然风光豁然展现在眼前。一缕缕青草的芬芳从开启的车窗处飘进来,沁人心脾,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高尔基笔下的流浪的茨岗人:蓬乱的头发粘着草叶,被太阳沐浴过的面庞黝黑而粗糙,手指根夹着一支自卷的呛人的漠河烟,慵懒地仰面躺在散发着清香的草丛中,从嘴里向空中吐着一个个烟圈,悠悠闲闲地讲着那些据称是亲眼所见的让人似信非信的离奇故事……一派原生态的淳朴。风景最美的是贝加尔湖地带,列车好像围着这个世界第一大湖画了个大大的弧线,整整行驶了几个小时。八月,可能是西伯利亚最好的季节。明媚的阳光、深蓝的湖水、茂密的森林、远处覆盖着残雪的山脉,彼此烘托、相互映衬,充满了鲜活而凝重的生命力。望着这秀美的景色,年轻的汪燮卿不禁陡生感叹:“这片大好河山原是中国的版图,竟被腐败的满清政府拱手送给沙皇俄国,太可惜啦!”不过,这种感叹是非常短暂的。当时对苏联老大哥的崇敬及中苏两国是友好弟兄的观念,很快就把汪燮卿那原始的爱国主义感情给淹没了。之后,列车经过伊尔库茨克再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穿越乌拉尔山脉这条欧亚大陆的交界线进入欧洲,汪燮卿再无异样的感受。车站建筑是千篇一律的俄罗斯风格,墙壁都是土黄色的,胖胖的妇女拎着大包小包蹒跚于车站,而男人们则头戴哥萨克帽叼着自卷的卷烟大口大口地吸着……这番情景,汪燮卿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书里已经看到过了。景最美的是贝加尔湖地带,列车好像围着这个世界第一大湖画了个大大的弧线,整整行驶了几个小时。八月,可能是西伯利亚最好的季节。明媚的阳光、深蓝的湖水、茂密的森林、远处覆盖着残雪的山脉,彼此烘托、相互映衬,充满了鲜活而凝重的生命力。望着这秀美的景色,年轻的汪燮卿不禁陡生感叹:“这片大好河山原是中国的版图,竟被腐败的满清政府拱手送给沙皇俄国,太可惜啦!”不过,这种感叹是非常短暂的。当时对苏联老大哥的崇敬及中苏两国是友好弟兄的观念,很快就把汪燮卿那原始的爱国主义感情给淹没了。之后,列车经过伊尔库茨克再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穿越乌拉尔山脉这条欧亚大陆的交界线进入欧洲,汪燮卿再无异样的感受。车站建筑是千篇一律的俄罗斯风格,墙壁都是土黄色的,胖胖的妇女拎着大包小包蹒跚于车站,而男人们则头戴哥萨克帽叼着自卷的卷烟大口大口地吸着……这番情景,汪燮卿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书里已经看到过了。</h3> <h3> <b>三、碰巧赶上留学</b></h3><h3> 汪燮卿是1951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家乡的衢州中学(即现在衢州一中)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的。1953年我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汪燮卿随全系转入了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学的是炼制系人造石油专业。到石油学院后,汪燮卿就当上了炼制系的政治辅导员和团总支书记。由于学校规定担任政治工作要半脱产,并推迟一年毕业,所以本来是应该1955年毕业的,却拖到了1956年。俗话说:赶早不如赶巧。到1956年,党中央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派出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深造,汪燮卿正是因为晚毕业了一年而赶上了这个好时候。由于在政治和业务上表现都不错,而且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所以他很顺利地就被组织上选中了。那时国家未对外开放,争取一次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由于当时还没有发现大庆油田,所以汪燮卿留学民主德国学习的专业是人造石油。6月份接到通知,匆匆考完毕业考试,然后经过了一系列繁杂的出国程序,同年8月份他连家也没有顾上回就踏上西去东德之旅。汪燮卿坐的专列全是硬卧车厢,载着留学生约四五百名,是分别去苏联、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的。这趟卧铺车原是用于运送志愿军伤病员的,车厢内全都漆成了白色,放行李的架子也改装成了可以睡人的两层卧铺。车上伙食很好,二荤二素,四菜一汤,这么好的伙食汪燮卿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享用。从北京到满洲里,火车走了一天半。因为中苏两国的轨道宽度不同,到了满洲里后汪燮卿他们换乘了苏联列车。苏联的车厢比较高级,虽然也是硬卧却是四人一个房间,结构与我们现在的软卧车厢基本相同。北京到满洲里,火车走了一天半。因为中苏两国的轨道宽度不同,到了满洲里后汪燮卿他们换乘了苏联列车。苏联的车厢比较高级,虽然也是硬卧却是四人一个房间,结构与我们现在的软卧车厢基本相同。</h3><h3> <b>四、途经莫斯科</b></h3><h3> “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到了!”“哇,这就是心驰神往的莫斯科呀!”第七天清晨,火车驶进了莫斯科车站,大家都非常兴奋。到苏联留学的同学,他们的终点站到了;到东欧其他国家留学的同学也将在这里倒车,各奔东西。汪燮卿也异常高兴,因为在莫斯科他们有足足八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对于在列车上困了近一个星期的他来说,这简直太奢侈了。“可以好好地逛一逛这座伟大的向往已久的城市啦”,他想。“注意啦!去东德的同学在这里集合,去东德的同学在这里集合!”随着领队一遍遍的喊声,留德的学生在站台上聚集到了一起。领队先是强调今天全部是集体行动,接着讲了这一天的日程安排及注意事项,最后清点人数。在领队一个个地点名、同学们一个个地答“到”的过程中,汪燮卿心里默数了一下,去德国的学生一共有五十多名。之后,他们与去东欧其他国家的同学们互相作了告别,列队走出了车站。汪燮卿他们先去了全苏农业展览馆。汽车把他们拉到列宁山上,在展览馆门前停下。展览馆建筑得高大而宏伟,馆前的广场也很开阔。这么大的场面,涉世未深的汪燮卿是第一次见到。民以食为天,此时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了,于是一下汽车就分散开,三五成群地到露天小摊上去买油炸肉饼吃。确实比列车上的黑面包好吃,所以当时同学们个个吃得都很香,满嘴油光光的。这个展览馆的图片和展品集中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成就,但是没有人讲解,汪燮卿他们又不懂俄文,所以只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草草地浏览了一圈,照了几张相片,留作到此一游的凭证。接着他们去参观了莫斯科大学。汪燮卿早就听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里最好的大学,不但设备先进而且住宿条件很好,是两个人一间,还有洗澡间。带队的专门让他们参观了这种宿舍,同学们看了以后唏嘘不已,羡慕得不得了。但在之后的1960年夏天,汪燮卿回国集训,路过莫斯科时,驻苏使馆专门安排他们在这种宿舍里住了一个晚上。真是领教够了,那一夜汪燮卿基本没睡着觉,浑身被蚊子和臭虫咬得是大包连着小包,卫生条件之差难以想象。着他们去参观了莫斯科大学。汪燮卿早就听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里最好的大学,不但设备先进而且住宿条件很好,是两个人一间,还有洗澡间。带队的专门让他们参观了这种宿舍,同学们看了以后唏嘘不已,羡慕得不得了。但在之后的1960年夏天,汪燮卿回国集训,路过莫斯科时,驻苏使馆专门安排他们在这种宿舍里住了一个晚上。真是领教够了,那一夜汪燮卿基本没睡着觉,浑身被蚊子和臭虫咬得是大包连着小包,卫生条件之差难以想象。参观完莫斯科大学以后,最有纪念意义的是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和列宁、斯大林的陵墓,但当他们下午到达红场时,那里早已排起了很长的队。“哎哟,照这么个排法,我们还赶得上今天傍晚的火车吗?”刚排了一会儿队,留学生的队伍里就发出了议论声。带领参观的是我国留苏的学生,听到议论后,他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前面长长的队伍,扭头和领队说了一声“我去和他们的领导交涉一下”后,就离开了队伍。他很快就找到了守卫陵墓的军队领导,听说还是一位少将。幸亏当时苏联老大哥对中国兄弟还十分友好,听了留苏学生的诉求后,少将同志满口答应并立即吩咐部下给予照顾。带领参观的留苏学生回来时,身边多了一名苏联士兵。在这名士兵的带领下,汪燮卿他们很快就被领到了队伍的前面,大家一个紧跟着一个地鱼贯进入陵墓,不许出声。通过地下通道,先瞻仰列宁遗容,后瞻仰斯大林遗容。两个墓室因为人太多只能停留几秒钟,连鞠躬致敬的时间都没有,当然更不许照相。出来后,汪燮卿他们在陵墓广场照了一张集体相,背景是克里姆林宫灿烂的金色圆顶。这张照片一直是汪燮卿一生中珍贵的收藏。那天傍晚时分汪燮卿他们搭上去柏林的快车,途经波兰,穿过奥德一尼斯河德波边境进入德国后,大约四五个小时就到达了柏林,整个行程约三十多个小时。望着车窗外不断闪过的波兰和德国的土地,汪燮卿遥想起当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吞并波兰,侵犯苏联,逼近莫斯科,可谓不可一世,但最后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想到这些,他不由地从心底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和浴血奋战的苏联红军肃然起敬。火车抵达柏林的时间,大约是第三天上午的十点左右。下车以后,见车站两边还有残垣断壁,汪燮卿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战争的创伤还历历在目,一股凉风吹来,不禁使他回想起了幼时日本鬼子侵略家乡的悲惨情景。中国的使馆人员早已在站台上等待他们了,然后把他们送到了使馆。稍事休息后,是一顿美味的中餐招待。一个多星期没有吃到中餐了,一大群小伙子,包括年轻的姑娘在内,那种狼吞虎咽的情景可想而知。还是中餐好吃啊,这绝非列车上的黑面包和莫斯科的油炸肉饼可比。饭后,驻德使馆的文化参赞稍作指示,汪燮卿他们一行五十多人就乘大公共汽车南下莱比锡,开始了一年的德语学习。车抵达柏林的时间,大约是第三天上午的十点左右。下车以后,见车站两边还有残垣断壁,汪燮卿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战争的创伤还历历在目,一股凉风吹来,不禁使他回想起了幼时日本鬼子侵略家乡的悲惨情景。中国的使馆人员早已在站台上等待他们了,然后把他们送到了使馆。稍事休息后,是一顿美味的中餐招待。一个多星期没有吃到中餐了,一大群小伙子,包括年轻的姑娘在内,那种狼吞虎咽的情景可想而知。还是中餐好吃啊,这绝非列车上的黑面包和莫斯科的油炸肉饼可比。饭后,驻德使馆的文化参赞稍作指示,汪燮卿他们一行五十多人就乘大公共汽车南下莱比锡,开始了一年的德语学习。</h3> <h3><b> 五、在莱比锡学德语</b></h3><h3> 汪燮卿和同学们到莱比锡后,被安排在卡尔·马克思大学(即现在的莱比锡大学)学习德语。这是一种强化式的德语训练,目标不但要会听、说、读、写,而且还要能适应德国人的生活和上学能听懂大学专业课程。学习是紧张而有趣的。先由上一年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同学介绍学习方法,并帮助德语老师将新同学的中文名字转换成德语拼音。可能是这位南方同学普通话说得不过关,地方口音太重,结果汪燮卿的名字写成德文后成了Wang Chia—dchin,造成在德五年间每个德国人叫汪燮卿名字时,他本人却从来没能听懂。接着是办学生证和银行储蓄卡。汪燮卿他们的助学金是由中国驻德使馆通过银行发的,大学生每月180马克,研究生230马克。汪燮卿是研究生,每月23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150元。这是当时国内技术6级和行政13级的工资数额,比起那时第一年拿48元,第二年拿55元,然后连续几年工资不再长的国内大学毕业生来说,这个助学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德国,汪燮卿每月吃饭大约用120马克左右,还剩近一半的助学金可用于其它方面。但使馆有一条规定,助学金有积余不能汇回国内,因而无法贴补国内家里的生活。由于那时提倡上交个人财产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汪燮卿的助学金除吃饭和零用外,剩下的积攒起来后都上交组织了。开始是学习德语口语。由于德语老师不懂中文,而汪燮卿他们连德文的字母也没学过,因此教学方式便有点特殊了。首先是学生自己备课,把第二天要学的课文中的生词一个个地全用德汉字典查出来;然后在课堂上由同学自己一段一段讲解,翻得对不对老师也不知道;老师只管教发音,有时也借助手势表达。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教学方法效果竟然很好,逼得学生认真备课和做发音训练。有些发音很特殊,例如r,是用小舌头的功夫,不像俄文的P是用大舌头发音。有的同学下课后就模仿清水嗽口的样子,把水含在口中仰起头来练发声,如此苦练颇为奏效。德德国有一种边上课边实习的教学方式很好:老师把学生带出教室去火车站教如何买车票,走第几号站台、上几号车厢、找几号座位;如何到银行存取款;如何到邮局寄信;如何去商店购物;如何去剧院看戏剧等等。汪燮卿最感兴趣的是教如何过圣诞节和如何过生日,老师讲得兴致勃勃、声情并茂,同学们听得津津有昧、跃跃欲试。为了帮助中国留学生学习德语,校方还特意安排一位德国同学与一位中国学生同住一个房间,那位德国同学就成为了中国学生的德语辅导员。汪燮卿的辅导员叫沃尔夫冈,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沃尔夫冈看见中国同学串门聊天时喜欢用中文,于是就在房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写:“IN DIESEM ZIMMERWIRDE NUR DEUTSCH GESPROCHEN”,翻成中文就是:“此房间只说德语”。这办法果然灵验,来串门的同学不说中文了,因而给汪燮卿创造了一个学习德语的语言环境。三个多月的口语学习,效果非常明显,到过圣诞节时汪燮卿已基本掌握了日常生活词汇。这种学习外语的速度,如在国内,会觉得是不可思议,但在当时那个环境中他们却做到了。接下去就是训练听专业课的德语学习,校方请中学的数理化老师用中学的课本来教,效果也很好。由于汪燮卿他们德文的生活词汇已很丰富了,因而彼此交流起来基本无障碍。在半年的专业德语学习过程中,汪燮卿不但在语言上进步很快,而且在基础理论上也有收获。因为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都出自德国,如开创相对论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发现x光的伦琴、量子化学的倡导者海森伯格和薛定锷等。这些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时间很短,但印象很深,为汪燮卿以后的学习奠定了很好的基础。</h3><h3><b> 六、感受战后的德国</b></h3><h3> 战后的德国生活是很艰难的,东西两个德国都是从废墟中建起来的,东西两部分人民原来的教育和文化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人为地被分开了,形成了在不同制度下生活的局面。东德人民遭受到比西德人民更重的苦难,因为他们还要偿还战争赔款。当时苏联人将东德工厂大批的装置和设备拆回去做为战争赔偿,包括高压输电的电线杆和电缆也都成为了赔偿物资。汪汪燮卿在市郊的公路上就亲眼目睹了一幕拔电线杆和割电缆线的场面。那天早上他经过这条路去了郊区的一个农场,可下午回来时路被拦住了。汪燮卿上前一看,原来正在拆高压线。他以为是要搞什么大工程呢,于是好奇地问正在拦截线前担任保安的德国人:“这里计划盖什么建筑?”得到回答是:“这里什么都不盖。电线杆和电缆线是苏联人拆走的,用它们来抵偿战争赔款。”因路被拦住过不去,汪燮卿只好绕道回城。远远望着电线杆拔走后留下的一个个深坑和堆成堆的一捆捆旧电缆线,他心里大惑不解: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情意吗?把好端端的高压电线杆拔走、高压电缆割走,简直就是破坏。实际上许多东西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一拆下来基本就成为了一堆废品。那时东德老百姓表面上说苏联老大哥的好话,内心却在积蓄不满,暗地里牢骚不断。亲历过德国后,汪燮卿就很理解为什么三十年后“柏林墙”会被推倒。还有一件事使汪燮卿更加认清了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兄弟情意”。这就是苏联人把德国的煤炼油用的气化炉子拆下来,不是运回国重新安装使用,而在五十年代中期将这套旧装置卖给了中国,云南的压力气化炉就是这么一桩买卖。后来中国煤炭工业部的一个代表团来东德访问,想了解煤炼油气化炉如何开工,使馆安排汪燮卿去当翻译,这才了解到了其中的底细。由于汪燮卿他们来自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在当时十分困难的生活条件下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每人每月有一公斤白糖;每天有一小块约十克左右的黄油。对德国人来说,一小块黄油吃一餐都不够,所以只能以人造黄油来补充。白糖和黄油都是凭票供应,购物票是按等级发给国民的。当时汪燮卿的待遇水平相当于东德的一个科级干部。作为一个东方人,汪燮卿吃不了那么多的黄油和白糖,但他依然把配额的东西全部买回来,然后送给同房间的沃尔夫冈。沃尔夫冈很懂事,自己舍不得吃,总是统统带回家孝敬母亲。他母亲则将这些东西再做成蛋糕送给汪燮卿吃。这是一个很合算的交换。交换的虽是食品,但传递的则是友谊。一般来讲,中国人爱吃洋糕点,在那种生活条件下这已是一种很高级的享受了。 </h3><h3><b> 七、约见莱勃尼茨教授</b></h3><h3> 学习了一年德语后,根据德方的规定,中国留学生要按专业分配到大学并明确各自的博士指导教授。汪燮卿是来学习人造石油专业的,于是被分配到麦塞堡化工学院的莱勃尼茨教授门下就读。莱勃尼茨教授是当时刚成立不久的麦塞堡化工学院院长、德国科学院有机化工研究所所长,又是民主德国国家奖章获得者,在当时颇有名气。进校后要预约才能见教授,不像国内随时可见,通过学校秘书再三联系,汪燮卿在入学的两个月后才有幸与教授见了一次面。教授身着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领子下打了一个绅士领结,灰白色的头发梳得非常光亮而呈波浪起伏状。“欢迎你,汪先生!下面我们来谈谈你的学习。”教授说话开门见山,在表示了欢迎后,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汪燮卿补习两年的大学基础课,每门课考试及格后再开研究生课题,具体研究方向和课时以后再说。这次苦等了两个多月的见面,前后竟不到10分钟。初次约见,汪燮卿的第一感受就是日耳曼人的高傲,但在以后为数仅三四次的交往中,使他逐渐改变了对教授的看法。要补两年大学的课程,汪燮卿起先对此很不理解,认为他们是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的教学水平。但“师命”难违,只得服从。 </h3><h3><b> 八、万事开头难</b></h3><h3> 汪燮卿就读的麦塞堡化工学院在麦塞堡市郊。麦塞堡是一座小城市,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县城,人口大约只有2~3万人,地处哈雷市和洛伊纳之间。哈雷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地级市,下辖麦塞堡县,而洛伊纳从行政区域划分来说应该是一个村。由于洛伊纳是东德最大的化工基地,整个工厂职工超过一万人,因而这个村子的人口与麦塞堡城不相上下,所以有人也把麦塞堡城叫作麦塞堡村,在德文里把一个堡字BURG字改成DORF村字就行了。当时学院在麦塞堡的那部分还在建设中,还有一部分在哈雷城,那里是马丁路德大学的校址。因为学院刚刚成立,基础课就在哈雷的大学听。从麦塞堡到哈雷20公里,学生们坐学院早上开的班车去。冬天到了,天亮得晚,汪燮卿每天清晨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草草地吃个小面包就登上班车,往车座一靠,眼睛一闭,昏昏沉沉地继续自己的美梦。车行途中要经过BUNA化工厂,那是二战时主要的军工厂,合成橡胶以BUNA命名的品种不下数十种。当当车子开到BUNA附近时,汪燮卿常会被一股迎面扑来的恶臭熏醒。那是鼎鼎有名的三氢化磷,它是电石法制乙炔时的副产物。之后,车子开到哈雷的马丁路德大学教学楼的台阶旁边停下来,同学们鱼贯下车,匆匆走进教室。当时听教授讲课,对汪燮卿来说简直像是听天书,根本听不懂。特别是放投影把教室的电灯关掉时,他的上眼皮就渐渐的不由自主地与下眼皮合到了一起,开始打盹……等教授讲完课,学生们用手敲打桌子时才醒过来。这是德国大学里特有的习惯:学生认为教授课讲得好,在下课时,就把手握成拳头敲打桌子,以表示敬意。这个动作如用在中国,表达的意思可能就相反了,是宣泄愤怒和不满。从1957到1958年,补课的头一年是汪燮卿最紧张的适应期,晚上回来要自己做饭。好在学院为大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一个公用厨房,四个煤气灶,靠墙还有一排冷藏箱,每人一个小抽屉,发一把钥匙,自己可以存放些食品。德国学生在厨房里主要是烧点开水冲咖啡。说起那时的咖啡,那根本不是咖啡豆磨成的天然咖啡,而是用燕麦炒糊了磨成粉的代用咖啡,虽然有点香味,但与天然咖啡相距甚远。汪燮卿想起小时候在农村,有时吃得太多伤了胃,母亲就把米炒糊后熬成汤给他喝,有一点焦糊的香味,那香味与代用咖啡相似。代用咖啡和人造黄油是东德那个年代的特征。汪燮卿除了吃早点时在食堂凑合喝一点这种代用咖啡外,一般都是喝茶。因为有了厨房,又是中国人住在一起,汪燮卿感到方便多了,但这样一来德文的水平又有所下降。不过这与生活的迫切需要相比,汪燮卿也不太在乎了,况且那时国家根本没有对外开放,他还不清楚回国后德文是否用得上。</h3><h3> </h3> <h3><b> 九、严酷的外事纪律</b></h3><h3> 1957年国内开展的反右斗争,也波及到东欧留学生。虽然在学生中间没有划右派,但也要学习文件,人人过关。要对照文件的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向党交心,特别是要查找有没有违反外事纪律的事情发生。有一位在伊尔明瑙学习的留学生自己向党交心,说看中了一位德国姑娘,圣诞节去约会时,一见面就拥抱了她。那位姑娘没有思想准备,就顺嘴说了一句德文“Du bist unartig!”意思是你真讨厌。这位同学本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向党交了心就没事了,但结果是:违反纪律,立即被遣送回国。在当时,东、西德国之间紧张的政治气氛是留学生必须恪守纪律的一条严正理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东、西德国之间紧张的政治气氛是留学生必须恪守纪律的一条严正理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柏林的交通没有障碍,特别是钻进地下铁道后,就可以从东柏林到西柏林,再从西柏林乘上飞机就可以去西德,因此想逃跑到西德去的人都通过这条捷径。为此,中国使馆明确规定:留学生不许乘地铁去西柏林。这对于汪燮卿这些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一种近在咫尺的约束。有一位与汪燮卿同时出国的女同学,她既是汪燮卿他们学生支部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他们学生队的领队。作为学生队的一个领导,她不仅活泼、开朗、漂亮、大方,而且办事泼辣,政治性强,说话很有号召力。当时在学生队里,这样“巾帼不让须眉”的杰出女性,自然是众男生追求的对象。半年后,一个相貌英俊的高个子男生从众多追求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她的芳心。之后是其他人退出竞争,两人确立了朋友关系。后来汪燮卿分配到麦塞堡化工学院,女支部书记和男朋友则分配到了哈雷的马丁路德大学,也是学化学。由于汪燮卿头两年的基础课是在马丁路德大学上的,所以两人平时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就在那段日子里,这位女同学计划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与男朋友到波茨坦去玩一回。波茨坦是东德城市,就在西柏林的西边。去波茨坦有两种去法,一种是先到东柏林,然后坐公共汽车沿着东、西柏林的边界绕一个大圈子绕过去。这种走法要想一天里打个来回,在时间上紧张一点;另一种则近多了,到东柏林后乘坐地铁,从地底下穿过西柏林,上去后就是波茨坦。为了能在波茨坦多玩一会儿,并顺带享受一下当时中国尚没有的地铁,这位女同学和她的男朋友选择了走近路。本来这纯属私人的一件小事,只要他们自己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事实上,两人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回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同学们只知道他们俩星期天经常出去玩,至于去了什么地方及怎么去的,都不清楚。可是,不知是她作为支部书记党性强呢,还是她幼稚地认为他们俩并没有去西柏林,只是从西柏林的地底下穿过而已,谈不上违反纪律……总之,她后来在一天晚上学生队开会的时候,当众将此事向党交了心,结果是双双立即被遣送回国,而且遣送得非常快。汪燮卿是在她向党交心的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得知了他们被遣送的消息。在汪燮卿知道这个消息时,他们俩已经在早上被使馆来的车接走了。这一走,从此便是渺无音信。听到这个消息后,汪燮卿非常震惊,做梦也想不到“被遣送”的事会发生在她的身上。外事纪律是严酷的,没有因为她是党支部书记就网开一面。汪燮卿真为她深深地惋惜,同时也为她的事纪律是严酷的,没有因为她是党支部书记就网开一面。汪燮卿真为她深深地惋惜,同时也为她的前途担忧。三十年后的一天,这位女同学敲开了汪燮卿家的房门,突然出现在了汪燮卿的面前。如果不是她自报家门,汪燮卿已经完全认不出她来了:憔悴、苍老、身子有些佝偻,头发几乎全白了……一副经历过大磨大难的样子。那天,她告诉汪燮卿:被遣送回国后,她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又被开除了党籍,与她的男朋友一起被发配到黑龙江某偏远地区的一所中学教书。在那里,她与那位男朋友结了婚,直到1978年才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那次旅游路线的走错,虽铸成了千古恨,但所幸的是,由于教书的中学地处偏远,之后他们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在那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了几十年。 </h3><h3><b> 十、失败的追“风” </b></h3><h3> 到了1958年时,国内刮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风。由于大使馆组织学习国内文件,传达贯彻精神,结果那股风也刮到留德学生中间。麦塞堡化工学院的9名中国学生决定,打破各人的小灶,效仿国内办个公共食堂。9人轮流做饭,每人一周。在这一周内,由值周的人全权负责大家的伙食,从买菜、做饭到洗碗,全部包干,钱也由值周的人自己掏腰包。但由于学习负担重,上课和做实验时间不一致,运行起来困难不小,所以在热过一阵之后,这个留学生的“公共食堂”就销声匿迹了。另一件事是大跃进搞献礼。使馆号召各校留学生都要献礼,要求在1959年元旦把礼品集中到德累斯顿,并召开留学生的献礼大会,但没有规定献什么。通知是在两个多月前发出的,于是各校留学生各显神通。麦塞堡的同学为此进行了磋商,开始大家觉得很为难,因为他们都是搞化学的,怎么能通过化学反应合成出一个既新鲜又具形象的东西呢?商量了几天也没定下来。后来他们看见学校物化教研室的德国助教正在自己安装一台示波器。发现示波器通上电以后,在荧光屏上能看出交流电的信号,非常形象,觉得还拿得出手,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也学着装一台示波器去献礼吧。最后推举由汪燮卿和另外一位同学共同完成这个任务,钱由大家分摊。这对于汪燮卿来说,真是一个大难题,过去从未干过,在知识和技巧上都是一张白纸。遵照毛主席他对于汪燮卿来说,真是一个大难题,过去从未干过,在知识和技巧上都是一张白纸。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教导,汪燮卿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于是在紧张的学习中,他挤出时间一人坐火车到爱尔福特电子管厂去买示波管,然后再买电子原件,接着是学着老师的样子把电阻、电容和三极管一点点焊起来。由于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制作进度很慢。离元旦就差两天了,示波器还焊了不到一半。没有办法,汪燮卿只好夜以继日地连续熬了两个通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照猫画虎地做出来一个示波器。当看到荧光屏上出现了信号时,大家兴奋极了。1959年元旦的清晨,蔚蓝的天空像被清水冲洗过一般。已经没有时间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了,汪燮卿他们马上抱起示波器,马不停蹄地乘火车赶往德累斯顿。将近中午时分他们赶到献礼大会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一个多小时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汪燮卿他们一进会场就连声道歉。“哗—— ”看见他们几人冲进会场时气喘吁吁、衣冠不整的狼狈相,与会者反倒向他们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同学们,安静!同学们,安静!我提议,下面就请麦塞堡化工学院的同学们上台,向大会敬献厚礼!”大会主席也被他们的真挚所感动,顺水推舟地让汪燮卿他们提前上台献礼。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汪燮卿立即抖擞精神,整了整衣服,擦了擦汗,在掌声中和同学一起抱着示波器登上了主席台。“今天我们向大会献的礼是示波器。待一会儿,我接上电源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显示屏里就会出现一条交流电的光电信号,非常漂亮!”汪燮卿先是得意地向与会者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作品,话语中洋溢着成就感,然后不紧不慢地将示波器的电线插头插进了旁边的电源插座上。“咦?”怎么没有信号!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然后叽叽喳喳的议论声雀起。“不可能啊—— ,它原来是好好的呀!今天早上它确实出信号了。”汪燮卿急得满头大汗,一边打开机器的后盖捣鼓着,一边嘴里不停地解释着。但是,不管他怎么捣鼓,信号就是不出来。在献礼大会上,汪燮卿当众出了个大洋相,成就感顿时烟消云散,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这次献礼失败了。事后分析:可能是由于火车的颠簸和沿途的奔跑,不少线路焊虚的地方被颠断了。不过,数年后汪燮卿倒觉得,这场荒唐的献礼与国内那个大跃进运动一样,失败其实是正常结果。过,数年后汪燮卿倒觉得,这场荒唐的献礼与国内那个大跃进运动一样,失败其实是正常结果。</h3> <h3><b> 十一、补习专业课</b></h3><h3> 从1957年正式入学开始,补课确实是严格的。它不但体现了德国教学制度的特点,而且也反映出他们治学的严谨。但此时,国内的“大跃进”不仅使汪燮卿他们搞出了荒唐的献礼活动,而且也使他们头脑中滋生了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的思想,觉得:如果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下去,太落后于大跃进的形势了。当时国内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补习两年,就意味着晚回国两年;晚回国两年,德国的先进技术就晚两年用于社会主义建设;那样我国的科学技术就会落后于世界水平。“国内正在一日千里地‘超英赶美’,我们还能在这里心安理得地‘炒剩饭’吗?”经过一连串想当然的推理,汪燮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头脑发热了,于是与同班的两位研究生沈尧曾、孙粹芳商量,决定一起找教务长谈一次话,强烈要求不再补课也不做论文,只希望能到附近几个大化工厂去实习一年,然后立即回国。这几个大化工厂包括:洛伊纳LEUNA是大型合成氨和高压加氢煤炼油,布纳BUNA是从乙炔到合成橡胶,贝林BOEHLEN是褐煤造气、高压加氢、烷基化和非贵金属重整生产高辛烷值汽油等,专业内容都很对口。“教务长,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和您开诚布公地谈谈。”汪燮卿三人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教务长雷曼教授的办公室。但当他们一五一十地谈出自己的想法后,立即受到了严厉地批评。雷曼教授说:“你们如果是要来德国带点技术回国,就好比用剪刀剪点资料拿回去,那容易得很。但,这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意图是,你们要用知识武装自己的脑袋,要打好基础,学会灵活运用知识,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为此,你们必须要按部就班,从基础课的补课开始,完全按照德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行事。”德国人办事是认真的,也是固执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汪燮卿只好按照校方的规定继续进行补课。但国人办事是认真的,也是固执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汪燮卿只好按照校方的规定继续进行补课。但数年后,汪燮卿体会到雷曼教授的话是对的。如果按当时自己的想法行事,急功近利地实习一年就回国,以后恐怕很难有大作为。首先补习的是分析化学,主要是学习经典的分析方法,除了听课以外特别重视做实验。一个助教带七八个学生做实验,实验前先预习,然后自己去领玻璃仪器。在一条长实验桌上,每人一个实验小抽屉,自己领来的仪器自己保管,打碎了要赔。没有人预先帮你把仪器架好,全是自己动手。做完一组实验后助教要考一次。那是一种启发谈话式的问答,主要是了解你知识掌握的程度及遇到的问题,例如:用变色硅胶放在干燥器里做干燥剂。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助教要从气体分子扩散的物理作用到硅胶变色的化学作用,统统给你讲清楚。这种把日常遇到的普通现象用科学基本原理来解释明白的方式,使汪燮卿日后养成了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习惯。在做有机化学的定性分析时,助教常把几种化合物混在一起,要你回答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德国学生很有意思,他们首先是用鼻子去闻,拿着试管自己闻了以后还叫别人闻。只见他们在实验室里以舞蹈的姿势来回转,一边走一边唱,在每个同学都嗅了一遍以后,自己才口中念念有词地做出最后判断,而且还要“上帝保佑”结果是正确的,在助教面前不会“挨刮”。在德国学化学,有时就像过去旧中国私塾馆里学生读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一样,要求统统能够背下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老师考学生,问锰一共有几价?举例每价有什么化合物?它们是呈什么颜色?当时汪燮卿只能答出氧化锰、二氧化锰、四氧化三锰、锰酸和高锰酸的价数和典型化合物。老师就说,你们答得不完全,锰有八个价态,接着从零价开始一直讲到七价的高锰酸钾,而且能举出每个价态有代表性化合物的颜色。如此全面,汪燮卿听后瞠目结舌。专业课的学习很快就进入了考试阶段。德国的考试方式与中国不同,不是坐一大屋子学生,发卷子笔试。而是采取口试的方法,并且是一对一的“单兵教练”。老师由浅入深地提出一个个的问题,直到学生答不出来为止。这很像田径运动的跳高比赛,一个一个高度地跳,直到跳不过去,最后跳过去的高度就是运动员的成绩。所以在德国,考试是一定要问到学生答不出来才结束。但是他们并不只是死记硬背,而是在拥有大量知识的基础上提倡灵活应用。有一次无机化学考试,汪燮是他们并不只是死记硬背,而是在拥有大量知识的基础上提倡灵活应用。有一次无机化学考试,汪燮卿敲门进去,老师一指门边墙上的开关,要汪把电灯打开,然后示意他坐下来接受口试。考试开始,老师一开口就甩出了一串问题:“汪先生,我刚才让你打开了电灯,你是否知道灯丝的温度大约是多少度?日光灯管的温度是多少度?工人在炼钢炉旁操作时为什么要戴有色镜保护?为什么工人拿镜子一照就大约知道炉内的温度?”这连珠炮式的一串问题一下把汪燮卿问懵了,这些知识老师课堂上没讲过呀。不过他还算镇静,稍稍考虑了一下,绵里藏针地回答道:“这些知识在教科书上没有写明,应该不在考试范围内。”老师马上更正,说:“不对。在化学课本的碳元素一章节里就画有一个平时化学实验室里用的本生BUNSEN灯,画面上都标明了氧化、还原和中间的火焰各个区的温度,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知识用到其它地方去呢?”老师的反问真是拨云见日,使汪燮卿一下就理解了什么叫触类旁通,也明白了应该如何灵活地去运用已掌握的知识。 </h3><h3><b> 十二、过回国集训“关”</b></h3><h3> “嘿,听说了吗?今年暑假可以回国探亲了。”“我怎么听说是回国集训?”“嗨,有什么可集训的?这不明摆着是照顾咱们回趟家嘛。”在远离亲情的异国他乡一待就是四年,同学们都很想家,听到能回国的消息,大家兴奋地奔走相告。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中苏之间关系的紧张,中国与东德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保持着内紧外松。1960年,国内高教部为了加强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要求所有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于暑假期间回国集训。但是,当时汪燮卿他们并不知道上级领导的真实意图。所以在留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把政治集训当回事。不少人认为集训只是个幌子,上级领导的真实意图是照顾他们回国探一次亲,因而大家都纷纷作回国探亲的准备。有机会回国,汪燮卿当然非常高兴。他从1951年上清华大学,到现在已经9年没有回过家了。而且他比别机会回国,汪燮卿当然非常高兴。他从1951年上清华大学,到现在已经9年没有回过家了。而且他比别人更高兴之处是,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回国结婚。他与叶嗣懋早在1946年在龙游家乡上初中二年级时就认识了,一直是同班同学,但直到1951年高中毕业,5年间彼此说过的话恐怕不到10句。后来汪燮卿到北京上大学,叶嗣懋上了浙江医学院,两人有了些书信来往。倒是这次出国,天各一方,他们频频鱼雁传书,通过长期的两地通信相互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因此双方决定趁这次回国探亲的机会把婚事办了。汪燮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学们,大家为他们俩准备了结婚礼品。礼品是一本相册和一套当时尚属稀少的塑料家用器皿。由于叶嗣懋是学医的,一个喜欢画画的同学还在相册第一页上画了一个女医生在看显微镜的素描。但后来回国后,因为叶嗣懋的姑妈不久前刚去世,按照家乡龙游当地的风俗:红白喜事不能在同一年里办。结果他们的婚事一直拖到两年后的1962年才办成。这已是后话。在北京的政治集训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除了对国内大好形势的歌颂以外,就是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认识。那时对苏联的评价还留有一点余地,叫作“半修正主义”。汪燮卿顺利地过“关”了,学习结束后立即踏上了回家的路途,见到了阔别9年的父母和弟妹们,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原来汪燮卿的出生地茶圩镇已毁于水患,不复存在,他的家也搬迁了。由于当时思想进步,汪燮卿回到浙江龙游的家里后,仅歇了3天就随农民一起下田劳动了。短暂的探亲假很快就结束了,汪燮卿按时回京报到听候指令。等大家集中以后他才知道,又有一批同学留在国内不能再出去了。什么原因不清楚,至少是政治上不可靠。就这样国外的留学生又被筛除掉了一批。汪燮卿这时才感悟到,国内的政治斗争形势太严峻了。他们这些在国外念书的学生,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政治敏锐性太弱了。回想一下集训的那些日子,那些被留下的同学在言行方面确实有许多不谨慎之处。如果那些同学能从一开始就重视这次回国集训,自始至终地端正态度、检点言行,他们还会被淘汰吗?他们已经在国外学习了四年,再有一年就能毕业了,这一淘汰,即将到手的文凭也随之打了“水漂”。人生几何呀,且不说他们将来的政治前途怎样,仅留学数年没拿到文凭这一点就够让人可惜的。汪燮卿庆幸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又顺利地闯过了一关。看来是平时办事一向认真的习惯,帮了自己的忙。</h3> <h3><b> 十三、麦塞堡的留学生活</b></h3><h3> 麦塞堡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市,市的东边有一个小湖,湖边杨柳轻扬,春风吹皱一湖碧水,野鸭子自由自在地浮游在水面上,恬静而和谐。临近傍晚时分,落日的金辉将近处教堂的尖顶倒映在湖水中,迎着夕阳方向望去,湖面上波光与倒影交相辉映,编织出了一幅欧洲城镇特有的风景画。麦塞堡教堂是哥特式建筑,教堂钟楼里传出的钟声清亮而又悠远,特别是礼拜天,那“当!当!当!”的钟声撕破长空在整个小城的上方震荡,使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种森严肃穆的宗教氛围中。那钟声极具穿透力,汪燮卿在宿舍里,听着就像是在窗外很近很近的地方敲响似的,就是用被子把头包起来,那钟声依然不屈不挠往耳朵里钻,搅得汪燮卿星期天怎么也睡不成懒觉。那时汪燮卿在德国,虽然学习很紧张,但政治上比国内还是轻松得多,那里没有政治运动。生活上虽然也有各种曲折,但吃的方面比起正在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国内来说,岂止好多了,简直可以说是犹如天壤之别。在麦塞堡的日子里,每天早上,汪燮卿都到附近小面包店去买刚出炉的小面包,德国人叫做BROECHEN,抹上黄油和果酱,又香又脆又甜,再泡上一杯茶,那种感觉真是美极了。中午,一般都在食堂吃。德国饭虽然简单,而且大多数的菜都是淡而无味,可还是有几样汪燮卿特别喜欢吃的菜。比如:一种用洋白菜、小肉块和土豆烧成的汤很可口,德国人叫做EIN TOPF,翻成中文是“一锅煮”。还有酸菜烧猪蹄,一个猪蹄至少有半斤重,烧得很透很熟,加上酸菜,是又解腻又好吃。德国人把它叫作“EIS BAHN”,意思是“冰猪蹄”。据说是以前小孩冬天在结冰的湖面上玩耍,在小木板下面绑两只猪蹄,小孩坐在木板上用以滑行,因而得名。汪燮卿他们晚上经常烧猪蹄吃,一来价钱便宜,买十几个不过三五个马克,煮它四五个小时,到了晚上看书累了,大家就大吃一顿,然后再睡觉。另外就是德国的煮香肠或烤香肠夹小面包,上面再抹上一些芥末,一到开大会或上其他公共场所,小摊上有的是,与现在风行的汉堡包、麦当劳或肯德基相类似。不过,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人们吃东西的口味也越来越高了。三十多年后,德国DAAD在北京举办冷餐会时,汪燮卿拿了几块吃吃,竟觉得远不如以往那样好吃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时过境迁了。在在麦塞堡化工学院有9位中国留学生,大家相处都很好,每逢过年过节,总要举办联欢会和聚餐会。各人做自己的拿手菜,汪燮卿做的红烧鱼总能得到大家的称赞。汪燮卿从小就喜欢唱歌,乐器方面二胡、笛子都会几下。到了德国,因为助学金比较高,每月除了吃饭和零用,还有50马克盈余,所以来德国半年他就买了一块手表,一年后又买了一架手风琴,经常与同学们自娱自乐。1959年10月1日是国庆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晚上,汪燮卿这些海外学子在教室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晚会,并邀请一些德国朋友们参加,一同庆祝社会主义祖国10周岁的生日。在晚会上,同学们争相献艺,汪燮卿演奏了二胡和笛子。德国朋友对中国的民族乐器很感兴趣,演奏后博得了他们的大声喝彩。晚会的后半程是社会主义国家歌曲大联唱,汪燮卿手风琴伴奏。无论是中文还是德语,不管是南腔北调还是五音不全,中国留学生与德国朋友一起引吭高歌。从中国歌曲、德国歌曲唱到苏联歌曲,还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歌曲。大家欢聚一堂玩得很开心,歌声寄托深情,海外学子的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儿子的赤诚之心永远向往着祖国母亲! </h3><h3><b> 十四、在贝林工厂的日子</b></h3><h3> 汪燮卿的博士论文是在贝林工厂作的。这个由当时德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命名的煤化工企业有一万多名工人,从事从褐煤的露天开采到高级汽油的产品出厂,包括气化、合成、加氢、烷基化和重整等一系列工艺过程。那时,汪燮卿的导师莱勃尼茨教授已不再担任麦塞堡化工学院院长,而是到莱比锡的柏林科学院有机化工研究所任所长。在将近两年的补课完成后,他指定由贝林工厂的DHD车间主任毕特勒博士为汪燮卿的协助指导教师。毕特勒是匈牙利裔德国人,在厂里地位很高,备有专车和司机,享有厂领导待遇。王要是他想搞技术创新,因而与莱勃尼茨交往甚厚。当时他正在研究重油轻质化的中压加氢技术,与匈牙利科学院共同成立了一个瓦加VARGA协会。匈方也有研究人员参加,其中有著名的催化材料专家RABO。RABO后来去美国UOP工作,成为了炼油催化剂方面的国际权威。由由于有上述关系,汪燮卿的论文就成为瓦加VARGA协会研究项目的子课题,内容是中压加氢条件下沥青质分解机理的研究。这在当时是前沿的研究课题。导师在车间里专门为汪燮卿建了一套100毫升的中压加氢装置,有工人为他倒班,而汪燮卿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分析加氢前后沥青质组成的变化,从中推断反应机理。导师的任务是定研究课题和方向,协助指导老师则是给汪燮卿提供研究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使汪燮卿的研究工作能够比较顺利进行。汪燮卿在工厂做化学实验,然后再把分离出来的样品拿到莱比锡研究所利用色谱、红外等物理仪器进行分析鉴定,这样工艺研究和分析研究结合得较好。导师规定汪燮卿要写季度工作小结,并参加瓦加VARGA协会的学术讨论。因为汪燮卿的工作属于整体工作的子项目,VARGA协会除了给汪燮卿交房租外,每季度还给他约300马克的奖金。由于他们对汪燮卿的工作比较满意,最后评定汪燮卿论文的成绩为一分(优)。最令汪燮卿难忘的是在莱勃尼茨教授面前的综合考试。根据德国学生的经验,你选择的考试时间最好是教授的生日,因为那天他的心情一般是最好的,不会太为难学生,因而比较容易过关。如果你献上一束花,那效果会更好。但汪燮卿预约的结果并非所愿,考试的时间是由教授秘书定的。临考前,除了着装端正以外,汪燮卿也未敢送鲜花“行贿”。考试简直是一场天南海北的高谈阔论,从哈伯的合成氨到成煤的机理;从中国的煤炭资源到煤化工的合理利用方向;从石油加工的主要工艺到产品质量。考试结果:汪燮卿的毕业成绩为优秀,成为麦塞堡化工学院第一位外国毕业生,拿到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为了能多学点实际知识,毕业后汪燮卿在厂里又继续实习一个半月,搞煤的加压气化、加氢和碳四烷基化,还到德国科学院有机化工研究所参观学习色谱、红外和元素分析。笔记写了三大本,这些对于他回国后的工作很有帮助。</h3> <h3><b> 十五、生活在德国人中间</b></h3><h3> 在两年多的研究工作期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贝林工厂时,虽然全厂只有汪燮卿一人是中国人,但由于环境所逼德语水平却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住的是该厂新建成的单身宿舍,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有电炉可以做饭;被褥、床单等定时有人拿去清洗;还有公用电视;居住条件胜似现在宾馆的标准间。车间里的一位技术员还借给他一台收音机,这样生活就更不会感到寂寞了。生活在德国人中间,汪燮卿觉得德国的有些风俗与中国有些暗合。比如有一次,车间的工程师和生活在德国人中间,汪燮卿觉得德国的有些风俗与中国有些暗合。比如有一次,车间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夫妇带他去参加一个婚礼。在婚礼上,除了常见的喝酒外,汪燮卿还见到了德国人的摔碗习俗:把买来的一大筐新碗一个个摔碎,摔得满地都是碎片,以表示吉利,很像中国的碎碎(岁岁)平安。德国人购物找钱的方式也很有意思。汪燮卿到居住地附近的小店铺买了一包茶叶、一瓶酱油、一包白糖及一些零七碎八的物品。售货的老头用铅笔算清后,加起来一共是12马克49芬尼。汪燮卿给了他一张50马克的钞票。如按中国人的找钱习惯,应该先心算:用50马克减12马克49芬尼等于37马克51芬尼。找钱时,先给37马克的整钱,后给51芬尼的零头。但德国人不同,是先从零头找起,而且是用加法凑整,一直凑到汪燮卿所付的50马克这个数字。只见售货的老头从钱箱里抓过一把零钱,先是念出12马克49芬尼这个应付款额,然后一边将找给汪燮卿的钱点到柜台上,一边嘴里数着钱数:50芬尼、1芬尼、13马克、l4马克、15马克、20马克……一直数到50马克,之后把点到柜台上的钱往汪燮卿怀里一推,手上剩下的钱放回钱箱。看着售货老头找钱时的认真劲头,汪燮卿心里直想笑。回味一下德国人的售货及找钱的全过程,它的精妙之处就是:只用加法,不用减法。最令汪燮卿敬佩的是德国人对二战的忏悔,特别是对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所表示出来的忏悔精神。学校专门组织汪燮卿他们去参观了著名的布痕瓦特集中营。为了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告诫后人永远不再重犯这种滔天罪行,整个集中营保留了原样。远远望去,水泥柱子上的铁丝电网,把整个集中营围得严严实实。进了大门后有一个展览厅,里面陈列着用从死难者身上剥下的人皮所制成的各种日用品,包括人皮灯罩和人皮鞋;还有用人的毛发生产的酱油。那烟囱耸立的焚烧炉和推尸体的铁车,几乎与国内火葬场的一样,只不过多了一排排刑具和屠宰场里用的铁钩。德国人能够勇敢地承认历史,忏悔罪行,面向未来,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样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日本对二战中滔天罪行的认错态度就不一样,也许这是日耳曼民族与大和民族的差异。</h3><h3> </h3><h3><b> 十六、再见,麦塞堡</b></h3><h3><br></h3><h3> 1961年5月,在经过4年零9个月的学习后,汪燮卿的学业完成了。他成为了麦塞堡化工学院第一1961年5月,在经过4年零9个月的学习后,汪燮卿的学业完成了。他成为了麦塞堡化工学院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并且是提前3个月学成回国。就要结束近5年的留学生涯了,在临行的前一天,汪燮卿恋恋不舍地踯躅独行在麦塞堡—— 这座美丽的小城里。傍晚,吃过晚饭后,他又到城东的小湖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夕阳还是那般金红,湖光还是那般潋滟,小城还是那般秀美,5月的麦塞堡已经沉睡在烂漫的春色中了。汪燮卿凝神望着不远处的教堂尖顶,想起了家乡小南海也有一座寺庙,名叫童坛寺。每年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乡里要举行祭神活动,小伙子们只穿着一个裤头,在脸上、身上、腿上涂抹上各色颜料,举着各种祭神的幡,敲锣打鼓地去寺里祈求风调雨顺。“当!当!当!”教堂晚祷的钟声响了,还是那般清亮而悠远。这钟声,汪燮卿已经听得习惯了,就像小时候在家乡听那“嗵!嗵!嗵!”的舂米声一样,感到亲切。在家乡大概也是这个季节,稻叶青青,蛩鸣蛙唱,入夜他常躺在家乡的舂米房里,看着大水车“哗哗”地旋转,在舂锤有节奏的“嗵嗵”声中,甜甜地进入梦乡。临行前,汪燮卿最想见的人是莱勃尼茨教授。他心里明白,已经不是学院院长并且已不住在麦塞堡的莱勃尼茨教授,明天肯定不会来送他。他也明白,现在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中德关系也开始紧张,如果走前见不到莱勃尼茨教授,那么今生今世他恐怕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他尊称为导师的老人了。在几年的留学时间里,他见导师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汪燮卿对莱勃尼茨教授的崇敬已远远多于怨艾。因为这个高傲的日耳曼老头不仅是一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知名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劳动者,他毕生辛勤耕耘的那块土地叫:科学。和蔼可亲的指导教师毕特勒博士是汪燮卿常见的人,也是他尊敬和信赖的前辈。在那些耳提面命的日日夜夜里,汪燮卿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不会忘记这位匈牙利裔德国人拍着他肩膀说的那句话:“汪,总有一天我会为有你这个学生而感到自豪的!”莱比锡的沃尔夫冈,你还好吗?临行前,汪燮卿又想起了与他同居一室的日子,还想起了门上那莱比锡的沃尔夫冈,你还好吗?临行前,汪燮卿又想起了与他同居一室的日子,还想起了门上那“此房间只说德语”的纸条和他妈妈做的蛋糕。汪燮卿在湖边一直坐到太阳从麦塞堡城的西边沉落下去,像放电影似地一幕幕回忆着4年多来的留学生活。他想起了连珠炮似地向他提出一串问题的德国老师和一同做试验的颇有表演天赋的德国同学,想起了哈雷、马丁路德大学和雷曼教授,想起了贝林工厂、毕业考试和VARGA协会,也想起了售货老头那只用加法而不用减法的找钱方式和好吃的“冰猪蹄”。“再见,麦塞堡,我就要走啦。感谢这些年来对我的厚待,在这里我深深地谢啦—— ”汪燮卿在心里默默地告别着。可能正是因为要离别,思绪才变得如此缠绵。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第二天,在向送行的老师和同学们作了最后的告别后,汪燮卿被使馆接他的汽车直接送到了柏林。在柏林的中国大使馆住了一夜后,第三天上午,使馆的同志把汪燮卿和在莱比锡戏剧学院、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的丁扬忠等两位学艺术的同学,一起送上了东归的火车。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驶向中国首都北京的列车缓缓地启动了,望着窗外渐渐消失的站台、城市和农庄,想到不知哪一天才能重回这块熟悉的土地,汪燮卿感慨万千,从心底由衷地祝福这块土地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幸福、安宁,永离战争??“再见啦,柏林。再见,莱勃尼茨教授。再见,毕特勒博士。再见,麦塞堡化工学院。再见,我的留学生涯。”汪燮卿深情地望着车窗外闪逝的景物,心里默默地作着最后的告别。铁轨上,车轮滚滚;车厢内,汪燮卿思潮滚滚。一种无可名状的情绪紧紧地揪住了汪燮卿的心。</h3> <h3><b> 十七、重返故地</b></h3><h3> 二十六年后的1987年,已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常务十六年后的1987年,已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汪燮卿博士,率一个技术考察团又踏上了东德那块久违的土地,沿着当年留学的路线走了一遍,沿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在贝林接受了当地政府授予的“荣誉市民”的称号及证书。那时,莱勃尼茨教授早已去世,已经退休的毕特勒博士被专程接来欢迎汪燮卿一行。毕特勒博士衰老而憔悴,头发全白了,坐在椅子上自己已站立不起来。他见到汪燮卿后泪花闪闪,非常激动,被人颤巍巍地从椅子上搀起来后,紧紧地拥抱了汪燮卿博士,并把他珍藏了二十多年的1961年发表在《弗莱堡研究学报》上的汪燮卿博士毕业论文的单行本,亲手交给了汪燮卿。多少年过去了,德国朋友仍然记得汪燮卿当年喜欢吃什么,那天专门为汪燮卿煮了一大锅的“冰猪蹄”,并在里面掺了许多切成细丝的去油腻的德国酸菜。 </h3><h3><b> 十八、硕果累累</b></h3><h3> 回国后,汪燮卿被安排在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后改名为石油化工研究院隶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作。从此,一头钻进国产喷气燃料的研究工作。当时,由于国外的封锁,加上国产喷气燃料在使用性能上未能过关,所以国家对喷气燃料的言之成为刻不容缓的科技攻关项目。汪燮卿受命主持对国产大庆、新疆、玉门等喷气燃料的结构成分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它们变色的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空,遵照国务院指示,汪燮卿主持解剖了被我空军击落的U-2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F-4鬼怪式歼击机、P2V低空侦察机等多种飞机,对机上所使用的喷气燃料和润滑材料进行化学分析,并组织科技力量试制出类似的航空材料。国防科工委授予他“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荣誉证章。“文化大革命”大动乱期间,由于汪燮卿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尽管社会上乱成一锅粥,他还是能静下心来埋头搞科研。他在留学生同学的身上已经吸取了政治斗争的教训。对于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只从每天的报纸和广播里了解一些情况,而不加一句评论。他在政治上谨小慎微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因而他能集中精力,应用近代物理仪器,分析解剖国外高级小轿车所用的防冻液和刹车油,并参考此类成分研制成高质量的国产刹车油和防冻液。他的研究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1972年,他主持长沙1号汉墓出土的古尸的内棺水结构分析,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集体奖。1979年,他的论文《我国石油分析的进展》在《分析化学》刊物上发表,979年,他的论文《我国石油分析的进展》在《分析化学》刊物上发表,得到行家里手的好评。1983年,论文《气相色谱/质谱/数据处理系统中若干技术问题的探讨》在《石油炼制》杂志上发表;论文《用色谱/质谱和热离子检测器分析催化裂化汽油中的碱性氮化法》(英文)被收编进《中德色谱学术会议论文集》;《高分辨质子磁共振在合成润滑材料分析中的应用》发表于《合成润滑材料》杂志;《国产天然石英制作弹性毛细管色谱柱》在《石油炼制》上发表;论文《质谱法分析单烷茎苯分子量分布》在《分析化学》杂志上发表……1983年,是汪燮卿家乡龙游恢复县制的一年,也是他发表论文最多的年份。这一年,他刚满五十足岁。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h3><h3><b> 十九、破解无头案</b></h3><h3> 1968年5月底的一个下午,汪燮卿正和一些“反动学术权威”们在北京东郊农场劳动,突然高音喇叭呼唤他的名字,说是军管会有重要事情找他,令他马上回石油科学研究院去。广播里突如其来的通知,是他这位“资产阶级黑苗子”感到忐忑不安,是祸是福,只得听天由命。在那个非常时期,令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回院后,军代表对汪燮卿说:“接上级通知,有紧急任务交给你。明天一早由两位民航局的保卫人员陪同你乘飞机去太原,具体任务到达后会有领导布置的。”一下飞机,汪燮卿即被请到机场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机场领导简要地介绍了情况,说三天前一架磁力探测飞机在执行任务途中因发动机熄火被迫返航。着陆后,经化验汽油合格,但发现发动机的滤油网被一些灰色细粉末堵死,造成汽油无法进入汽缸而致使发动机熄火。由此认为,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案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汪燮卿这次太原之行的任务,就是从技术上帮助破案。当时公安局已瘫痪,破案工作是由军管会直接领导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汪燮卿所承担的任务可谓既艰巨又“神圣”。经现场调查,他发现另一架单引擎飞机机翼内的油箱里也有灰色细粉末。这细粉到底是什么物质?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脑子里打上了两个大大的问号。因发现离机场三十多米远的一个基建工地上堆有几袋水泥,机场领导分析判断:很有可能是破坏分子从工地弄来水泥,撒入汽油内。轮到汪燮卿从技术上支持领导的“判断”了,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到汪燮卿从技术上支持领导的“判断”了,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油箱内的灰色粉末是不是水泥,只要分析化验一下就清楚了。可机场没有任何化验的仪器设备,就连最起码的化学试剂也没有。怎么办?他灵机一动,机场里有飞机和汽车,所以一定有蓄电池,而蓄电池里的硫酸可以取出来用作试剂。于是他临时用饭碗做烧杯,把水泥和从飞机上取下的灰色粉末分别放入两只碗内,然后倒入经过稀释的浓硫酸中,只见那灰色粉末立刻冒出很多小气泡来,而水泥则毫无反应。试验证明:这是两种不同的物质粉末。于是,“利用水泥进行破坏”的判断被推翻了,但灰色粉末到底为何物?从何处而来?仍然是个谜、当天夜里,汪燮卿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一直思考着那奇怪粉末的来源。突然,一种灵感袭上心头:山西人爱喝醋,是否与当地的水质有关?水质与粉末两者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第二天一早他就去问地勤人员,飞机的大修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程序进行的?从采访调查中获悉,飞机大修是在离太原不远的长治县进行的,说不清具体的操作过程,只知道机翼内的油箱先是用锅炉蒸汽吹扫,然后用普通自来水冲洗后,再晾干。而所用锅炉的水垢凝结情况十分严重,过不了几个月就要清垢一次。汪燮卿心头的谜团终于解开了,答案找到了:由于水的硬度太大,油箱内的水分蒸发后留下了碳酸盐细粉末,长期积累后混入汽油,导致油路中的过滤网被堵死。这既不是一桩政治案件,也不是一起技术责任事故,而是由于没有严格的操作规程造成的无头案。他把灰色粉末带回研究院进行了化验分析,证实了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飞机事件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而山西省内所有机场都吸取了教训,一律使用过滤的标准水,避免了类似事故发生。</h3> <h3><b> 二十、马王堆古尸之谜</b></h3><h3> 1972年6月30日下午,石油科学研究院正在召开批斗大会,忽然石油部军管会一个电话把汪燮卿召去,要他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军管会领导告诉他,长沙马王堆挖出一具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古尸,尸体看上去就像刚去世的一样,肌肉还有弹性,原因是尸体浸泡在棺水里,这种棺水具有很强的防腐作用。石油部当时正拟建一条输油管道,如果这种“棺水”对石油管道防腐蚀有用处,就可以继承古代科学文化遗产,创造一个古为今用的奇迹。于是,汪燮卿怀着一种既怀疑又好奇的心理,带上军管会的介绍信,与同事王宗明一道立即乘坐火车南下长沙。七月初的长沙像个烤酥饼的炉子,热的全身冒汗。长沙有关方面的领导热情接待了汪、王二人,并告知因观看古尸的人太多,只得把古尸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第二天中午,汪燮卿和王宗明被领到湖南医学院一座教学楼顶层的小房间里,一位医学院教师告诉他们,尸体已经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原来的棺水已经倒掉,只留了两瓶供化验用。医学院已组织专家对棺水进行过化验,却化验不出什么结果,得不出肯定性的结论,而棺水只剩下半瓶了。汪燮卿感到有些失望,只得去观察那具汉代的古女尸。古尸安放在一具另外制作的棺材里,全身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透过盖棺材的玻璃板,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位老贵妇安详地仰卧着,皮肤的毛孔还很清晰。打开玻璃板,汪燮卿伸手去触摸了一下女尸的身体,感觉到已经没有了弹性,这是因为受了福尔马林溶液作用而变硬的缘故。看过女尸后,湖南博物馆的同志带领他们参观了从古墓里挖掘出来的文物。有绫罗绸缎、刺绣、谷物、水果等。汪燮卿在观察过程中,发现绸缎上有几粒白色的结晶,立即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在征得当地领导的同意后,用纸包上几颗准备带回去做分析化验。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湖南博物馆又派车把他们送到离长沙十多公里外的马王堆。那是一个小山丘,挖开后足有四五百平方米大小。据说驻地部队为贯彻“备战”指示在那里挖防空洞,休息时因有战士点火吸烟突然引起洞内气体燃烧。说也奇怪,那火竟燃了一天一夜。消息传开,引起当地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经过精心挖掘和保护,整个古墓的棺、椁及文物都保存完好。但因缺乏必要的设备,古尸仅用冰块作冷冻处理,加上围观群众又多,不久女尸的鼻子尖就开始腐烂,所以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改用福尔马林溶液来保存。土丘旁,用铁丝网围着一堆出土的排列整齐、如铁路枕木般大小的木头和一大堆木炭。为防止被百姓群众拿走,上面还故意画了一些骷髅等有毒标志。听说当古墓打开后,老百姓看到如此奇迹,都想取走一些东西。就连那些木头都视为宝物,谁都想要。甚至有人制造谣言,说这些出土的木头煮汤喝了能治百病,盗墓成为疯狂的举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文物管理部门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属不得已而为之。这个古墓的设计和建筑是非常科学的,用枕木似的木头、白膏泥、木炭、棺、椁等一层层密封得十分严实。在这个密封系统内,陪葬物多是生物制品,经过微生物作用,变成甲烷气体,形成了一个甲烷燃烧形成怪火。为解开棺水防腐之谜,汪燮卿等对带回来的几颗白色小晶粒进行了分析化验。通过红外谱观察,发现是,与标准谱图完全对得上号。所以它不是加进去的防腐剂,也起不了防腐作用。再把取下的棺材漆片做了分析,证明含有硫化汞。接着,把剩下的少量棺水作了化学分析。经过各种化学处理、色谱和各种波谱分析,得到了低碳脂肪酸和醇类等系列物质。但它们都不是防腐剂,而是有机物质分解的产物。正当山穷水尽之际,忽然发现在试管壁上沾有一颗红色小水珠,起初没有注意差点把它倒掉。参加工作的李秀容忙把它取下来,汪燮卿即用发射光谱进行分析,化验结果含有大量的汞,再进一步证明是硫化汞。这种物质自古以来中药行称为朱砂,说明西汉时期已经把它作为药材或防腐剂来使用了。经过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尸之谜的研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兴趣。不久,这一过程被拍成科教电影后在海内外放映,汪燮卿也有幸生平第一次上了荧幕。</h3><h3><b> 二十一、走向辉煌 </b></h3><h3> 汪燮卿博士1961年回国时,正逢国家遭受人祸天灾、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还是能够享受到定量供应的主食和菜。他少年时就憧憬着科学之梦,现在,他觉得圆梦的时刻到了。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科研成果一个接着一个,受到了领导的赞赏和同事们的好评。他先后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和首席总工程师、中国石油学会炼制分会副主任、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化学化工专业组委员、美国化学会会员。退居二线后,还继续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分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及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汪燮卿长期以来从事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的科研开发和科研管理工作。他率先开发成功一条炼油与石油化工相结合的以重质石油为原料生产轻质烯烃和高质量汽油的新技术路线,并任该项目总负责人,完成了具有独创性的、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攻关等,其中DCC技术已于1994年经美国SWEC公司代理正式转让给泰国石油公司,实现了我国重大炼油技术的首项出口。 他主持的“催化裂解工业化技术(DCC)I型”获1992年中国石化总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多产液化气和汽油催化裂化成套工业技术(MGG)”获1993年中国石化总公司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国专利发明创造金奖;“ZRP—1分子筛”获1996年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发明一等奖;“层柱累托石分子筛”获1999年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发明二等奖;“新型催化材料钛硅分子筛(HTS)研制开发”获2004年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技术发明一等奖等。汪燮卿先后发表论文80余篇、专著3部,获国内外专刊50余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龙游籍寓外专家。汪燮卿终于用毕生的心血和睿智,把少年时代的科学梦画得像中秋的月亮那样圆圆的。他的成功启迪世人:追求梦想、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就能到达成功的彼岸。有梦想才有动力,肯奋斗才能圆梦!</h3> <h3>作者:吴正章</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