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谢勇

彭蠡京客（王敏）

忆谢勇

　　军校时期的大哥程文胜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一位早逝的军校同学。文胜兄年长，文字内敛，于同学情不着一墨，却处处见真情。看完后，泪光涟涟，也想写写这位同学。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二十六年过去，当年当事诸君皆在，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同学讳，欲言又止。欲言又止，非不言，是恐累己罪人，但是，骨骾在喉，不吐不快，夜半闻鬼哭，索性披衣，淋漓尽书，祭往者，也为那段青春岁月留一书证。

一

这位早逝的军校同学名叫谢勇。四川省仪陇县人，1989 年3月入伍，入学前是驻云南某部新闻报道员。谢勇报到第一天，就认识了我。野战军来的同学，军容风纪齐整，脸膛黝黑，严肃认真，一笑，满口白牙。我是空军机关兵，当年肤白且嫩，身着便服，趾高气扬，是个肚里没有多少货，愣是装得像模像样的家伙。谢勇报到，我出门迎，拿行李，带他进宿舍，俨然队干部模样。谢勇放下背包，毕恭毕敬朝我敬礼，礼毕，从随身的军挎里摸出一包云南出的“阿诗玛“香烟，抽出一支，给我点上，我那时并不抽烟，但是，装就装到底，也假模假式的吸着，我一支烟还在燃着，他已经抽上了第二支。抽完烟，谢勇又摸出一只啃了两口的苹果，用小刀切一半给我。苹果刚吃一半，副队长胡贻友晃着进门，招呼新报到的学员去队部领日常用品，转眼看到我，咋唬：“你小子瞎串什么，打扫卫生去。“。谢勇扭头看我“你也是学员？“我赧然，点头称是。

　　自此，便同谢勇相识。因为有了入学第一天的经历，又兼正式分班后，他在一区队四班，我在二区队七班，门斜对着，朝夕相处，走动便多了起来。也渐渐的知道了他家里的情况。谢勇是四川仪陇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十七岁入伍前，没有穿过一双新鞋，他有一个弟弟，比他小三岁，为了供他读书，十二岁就辍学，跟着村里的大人出外打工。贫寒的家境，让谢勇有压力，但同时，也有奋进的动力，他渴望成功，渴望改变家庭一穷二白的现状。谢勇表面是外向的，乐观的，但是，内心深处，他非常孤独，我经常看见他在僻静处踱步，一口一口吸着劣质纸烟。他合群，却没有知心的朋友，因为，他太敏感，他的内心其实是对所有人封闭的。

　　谢勇敏感，也十分要强。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面向全军招生，报考条件之一必须报纸上发表十五篇以上的文章（北京地区则要求在中央媒体和军兵种报纸发表），一时间，新闻系汇聚了全军众多的“才子“，同学中，有少有令名的诗人，有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的小有成就的作家，大多数同学都是揣着厚厚的剪报本踏入学院的大门。当然，这其中，也有类似我这样滥竽充数的庸才。坦率讲，谢勇在我们这一届九十多个同学中，才具算是中等。有段时间，他很郁闷，很焦虑。因为，在他所在的团，他是拔尖的，是最优秀的，是全团都有名的诗人。然而，在人才济济的新闻系十五队，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消解压力的方式之一，便是拿出厚厚的剪报本，让我拜读，我一边看，他一边在旁边眉飞色舞的讲述采写经历。有段时间，我读笑伟的《表情》，记得其中“有美国少女苏珊娜，坐在我对面一言不发“的句子，为笑伟才情倾倒。谢勇也拿出自己的诗作，那是用钢笔认真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的，大多是情诗，我那时还小，读不大懂，但我有时为了让他高兴，往往竖起大拇指，表扬一番。不懂诗，却懂谢勇。后来，谢勇到我们班来，跟我打完招呼，就往春庭旁边一呆，和春庭聊天，下棋。我理解谢勇，春庭文化成绩全班第一，有春庭这样的朋友，他会觉得很有面子。

　　多年后，我经常和春庭谈起谢勇。我们的共同感受是他有着四川人特有的幽默感，也有着川人特有的耿直。从不娇揉做作，活出了真正的自己。他是容易激动的，也是容易动情的。他可以为了一件小事同你争的面红耳赤，也可以因为一件小事哈哈大笑。上午才骂你龟儿子，下午仍是好兄弟。他算是一个读书人，明白“君子固穷“的道理。他是清贫，也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但是他穷得有骨气，不欠人人情。他抽着一两块钱一包的香烟，就这样还经常断顿。他就伸手找同学要烟抽，可是当他有钱买到了新的香烟，他又会热情的招呼那些他曾伸手要过烟抽的同学来分享他的烟。入不敷出的时候他也会找同学借钱，可是到了发津贴的那一天，他会准时还给你。偶有稿费来的时候，他也会邀上几个亲密的同学，翻围墙出去美美的吃一顿大排面，还加两个荷包蛋。周末外出的时候，他也和我们小酌几口酒，烟雾缭绕中讲述他的家世。他曾经告诉我，在他四川老家农村，灶头上都放着一块腊肉，那块腊肉并不是用来吃的，而是家里来的客人，用那块腊肉来擦擦锅底，好让客人吃上一口有油的菜。讲到这些，他都会眼泪汪汪。他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他憧憬过他的文学梦，甚或是将军梦。我相信他是朝着这些梦想而努力前进的。然而，谢勇的文学梦和将军梦被打断了。打断他这美好梦想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单相思。

二

大学二年级的上学期，谢勇恋爱了。说是恋爱，其实是一场单相思。他爱上了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是一位很优秀很好的同志。谢勇不顾一切的爱上了她。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把他的爱情告知了我、春庭等几个走得近的同学。我那时不懂爱情，但我并不看好谢勇的爱情。书香门第出身的我，懂得门当户对的道理。记得有一次，我和春庭等同学在学院图书馆小憩室，苦口婆心的劝说谢勇丢掉幻想，面对现实，放弃这段一定不会有结果的苦恋。谢勇痛苦万分，摇头叹息。一遍又一遍的诉说着他的相思之苦。他是真正的陷进去不能自拔了。他不断的给那位女同学写情书，晚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一遍一遍的写那位女同学的名字，倾诉着他对她的相思。他寻找着一切机会同那位女同学接触，那女同学不经意的一笑，也能在他心里激起阵阵涟漪。渐渐的谢勇茶饭不思，精神恍惚。谢勇的种种反常举动引起了学员队干部的重视。队干部掌握情况后，何队长，郁副教导员，胡副队长分别找谢勇同学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系里的叶政委亲自出马，试图把谢勇从单相思的泥潭中拽出来。可是，谢勇这个情种，这个铁了心的汉子，这个一条路走到黑的男人，已经被爱的烈焰灼烧的几乎失去理智。他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真情永远不会流失在沙漠里，纯真的爱情一定会开花结果。这个多愁善感的同学，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后代，在痛苦的旋涡里挣扎，在走不出的情感里挣扎，他脆弱的内心开始崩溃。

他开始变得沉默，变得冷漠。他精神恍惚，目光呆滞。他以毁灭自己的方式，同这个世界抗争。终于有一天他逃课，失踪了。记得那是一个大雨磅礴的日子，被队干部和班骨干严密看管的谢勇不知所踪，全体同学冒着倾盆大雨寻找着他。我三次爬上我经常和他逃课的小阁楼，想找到他。阁楼依旧，烟蒂满地，可哪里有谢勇的影子？当天下午，谢勇被队干部在南京中山门找到。第二天队干部陪同谢勇去南京军区总医院做全面体检，南京军区总医院得出谢勇患精神分裂症的结论。新闻系党委请示学院领导，决定把谢勇送到安徽某地南京军区精神病医院（陆军98医院）进行先期治疗。过了两天，何队长便亲自带车送谢勇就医，并挑选金志峰和黄春庭同学一路看护谢勇 ，送到98医院。据春庭回来跟我讲，在下车的那一瞬间，谢勇紧紧的拉着春庭的手，说，“我没病，我没病，老黄，带我回去。“，听闻此言，我心里五味杂陈，不是滋味。谢勇就医后，系里和队里的干部多次去看望谢勇，鼓励他认真治疗，早日返回学校。我们也热切的期盼着这位同学早日回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和我们一起完成学业，成为我军新闻战线上的杰出人才。那段时间同学们少了很多的欢笑，大家都牵挂着远在安徽治病的谢勇。某天下午，队里吹紧急集合哨，召唤骨干开会。各区队长和班长们刚刚坐定，何队长阴沉着脸进门，缓缓的告诉大家：“谢勇同学，今天早上在医院病房卫生间上吊自杀。希望同志们协助队干部做好班级的稳定工作。“队长话音刚落，会议室传出了一阵一阵的啜泣声。20位军人任由泪水流淌，为谢勇同学的去世感到悲痛。那天的晚饭大家谁都没有吃，悲伤逆流成河，为谢勇，为早逝的兄弟。

　　谢勇同学去世后，学院通知了谢勇家乡当地武装部。一个星期过去后，我轮值，刚在学员队门口整队报告，远远的看见系里张干事领着一男一女两位步伐蹒跚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男的头上包着川东山民常用的头巾，背上背着背篓，脚上穿着草鞋；女的穿着对襟的大褂，瘦小羸弱。同学们窃窃私语：这一定是谢勇的父母！这两位中年人还未走近学员队伍，便发出凄厉的哭喊声：“谢勇！谢勇！“，那不是哭喊，那是撕心裂肺的，心底里发出的嚎叫。此情此景让同学们肝肠寸断。原来谢勇的父母，是从四川仪陇转车到重庆坐轮船，7天7夜才到的南京，他们没有买上铺位，只能蜷缩在船的角落里，在痛苦和无助中捱过了这漫漫的长路和七个难熬的日出和日落。谢勇的父母来队，学院为了学员队的安全和稳定，并没有让学员和谢勇的父母过多的接触。在他父母捧着儿子的骨灰盒离开南京的时候，同学们和队干部纷纷捐出了自己一个月的津贴和工资，但是同失去的年轻生命相比，这样的慷慨，除了缓解心头的愧疚，还有什么意义呢？

若干年后，已是少校军官的我，受总政宣传局委派，赴《光明日报》军事部担任军事记者。有一年，受邀赴仪陇采访朱德元帅的一个纪念活动。公务活动结束后，通过仪陇县武装部查到了谢勇入伍之前的家庭地址，当即决定去看看他的父母。从仪陇县城出发，汽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大山深处谢勇的老家。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见到了谢勇的父母。两位老人尘满面，鬓如霜。提起谢勇便嚎啕大哭，泪流满面。此时，除了陪着他们流泪，再也想不出多余的话，来安慰这两位可怜的老人。谢勇曾经是他们的骄傲，曾是他们人生的希望，如今却成了他们永远的心痛。谢勇投环，自我了结，一了百了，留给这两位老人的却是余生漫漫的思念和哀伤。面对他的父母，我并不敢多呆，谢勇之死，也许已经成他们尘封的记忆，那么我就不能再把这个盖子揭开。只有把对这位早逝的同学的思念埋在心底。

三

谢勇离世，已经整整26年。人生苦短，岁月倥偬，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拼搏着，努力着，奋进者。繁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有时让我们喘不过气。没有也不可能时时想起这位早逝的同学，只是在同学的聚会上，有时会谈起他。谈起他什么呢？他没有事功，没有成就，没有实现他少小的理想，没有为这个国家，为这支军队作出更大的贡献。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死比鸿毛还轻。但我们仍在谈着他，在想着他。谈着他决绝的一死，谈着他不负责任的一死，谈着他万念俱灰的一死。其实谈论他，想着他，我们又何尝不是在怀念那远去的青春岁月呢？那时的我们年轻,迷茫,冲动,充满着幻想，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光华。那是人生的一段芳华岁月—一那是军人的芳华，那是理想主义者的芳华。

谢勇生于1972年。如果他还活着，正是47岁的盛年。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21岁。谢勇，如果你再见到我，一定不会再叫我小空军了。你曾经的同学和朋友现在已经是双鬓染白发，头发越来越少，肚子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理想越来越小。酒量越来越小，肚量越来越大。现在有句话，叫中年油腻男，那么我就是啦。同永远21岁的你相比，我们老了。老了就爱回忆，今晚忆起了你。愿你在天堂放歌，我能听得见。……2019年5月9日。于谢勇同学去世26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