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门福生

纪念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诞辰九十四周年！☆

门和利

　　2019年5月1日，晴空万里，春意融融。我从石家庄出发，沿着京昆高速公路北上，驱车230公里，来到了山西省灵丘县庄儿沟门村。

     庄儿沟门村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的小山村。别看它不起眼，可对我，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

     73年前，我的父辈们曾在这里生活，学习，战斗有半年时光，并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东安阳村。那里是贫困山区，士地贫脊，靠天吃饭。

    1933年，由于连年大旱，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我的爷爷奶奶，带领当时只有6岁的父亲及哥姐四人，举家北上。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南口铁路道班谋得一养路工差事，全家便在南口定居了下来。

     不幸的是，两年后，爷爷被笨重的体力劳动压垮了，吐血而亡。全家生活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1937年，大伯在张家口列车段，找到了一份工作，全家生活才略有好转。5年后，经大伯介绍，父亲也在张家口火车站上了班。这一年，全家又来到了张家口。

    1945年，经过8年的抗战，日本终于战败投降。当时，张家口是察哈尔省首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八路军迅速接收了张家口。9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边区政府，也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进驻到了张家口。

    1945年，父亲只有十八岁。接触共产党只有几个月时间，就认定了共产党。1946年2月光荣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随后，大伯，六爷六奶等门家多人，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9月底，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第105军大举进攻张家口。晋察冀军民进行了张家口保卫战，歼敌2万余人。

     由于敌强我弱，10月11日聂荣臻率部主动撤离了张家口。     

     9月中旬一个下午，在接到撤离通知后，我的奶奶母亲等近百人，连夜坐火车紧急撤离。火车从张家口站出发，走走停停，一宿才到柴沟堡站。

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己经把铁路线炸毁了，

火车不能坐了。又换乘马车，继续向南撤退。怕白天遭到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所以，只有晚上才能赶路。三四天方到达蔚县境内。此时，完成护厂护段任务后的父亲等一批人也撤了出来，与家属们汇合在一起，继续南下撤退。

 要撤到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是各地兵站，按照上级指示周密安排的。

     大约又向南走了四五天，便来到了庄儿沟门村。通知终于来了，不走了，要在这里驻扎，听侯命令。

柴沟堡火车站

庄儿沟门村，位于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腹地， 群众基础好。村庄在一个小山沟的尽头，不易被外人注意。所以，在这里驻扎很安全。      

人们驻扎下来后，大伯，六爷等人先后去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党校培训。

        1947年4月，根据党中央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党组织决定，除了我父母，全体人员开赴东北，去支援东北根据地的革命事业。而我的父母则参军入伍。

        他们被编入平绥支队，后平绥支队又整编为察哈尔军区独立团。(当时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是开国上将王平将军)。父亲担任侦察班长，机枪班长。母亲做后勤工作。至此，从张家口撤退下来的百余人在庄儿沟门村住了一个冬天后，各自奔向了不同的革命岗位。

今日的庄儿沟门村

  我的母亲于1926年正月初9，出生在北京大清县深沟村一个穷苦家庭。艰苦

的环境，从小她就磨炼出不怕吃苦，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性格。

    1946年5月10日，她与父亲结婚。结婚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而对于母亲却是一个磨难的开始。

    与父亲结婚刚刚4个月，就遇到了战争动荡。党员家属要随大部队全部撤离，母亲一点准备都没有，说走就走了。 撤离是艰苦的。翻山越岭，昼伏夜行，异常艰辛，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参军后，时不时从前方抬回阵亡战士的尸体安葬，生死考验冲击的每一个人的心理。母亲从没惧怕过。

    有一天，部队一名炊事员，下山采购物资，遇见我母亲，就问:“要不要上山见老门？”母亲一听很高兴。跟着炊事员就上山了。

    那时，前方与后方相距几十里。几个小时后，父亲见到母亲上山来了，大吃一惊:“你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啦”。

    父亲一着急，一场大病突然降临。一连几天，流鼻血不止，用我母亲的话说:流血量大概有全身血量的5分之一。而且高烧不退，人一下子就卧床不起。跟着，母亲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两人生命垂危。

    当时，部队缺医少药，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用现在医学看，不是出血热，就可能是伤寒。无耐，部队用担架，将母亲送到老乡家，只能听天由命吧。

    老乡心眼忒好。见母亲这么年青，死了太可惜了。她们就用当地的土方法，将母亲头发剪掉一些，用当地的瓦片焙干研细后，给我母亲灌服。

    说来也神奇，母亲的鼻血居然止住了。但喉咙却堵的厉害，象是快要憋死一样。母亲挣扎着起来，扶着墙，用力咳嗽，一块血疙瘩，从母亲口里喷出。由于用力过猛，随着“啊”的一声，母亲怀孕7个月大的女婴，不幸早产夭折了。

    母亲命保住了。父亲怎么样了？一天晚上，母亲用担架抬着，又跟上了部队。巧得很，当晚行军，担架队休息时，父母的担架竟放在了一起。透过夜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现俩人都还活着，而且身体都有了好转，一颗悬着心终于落地了。几天后，父母二人都被送到了后方的休养连。

　　随着张家口第二次解放，父母的军

旅生涯也划上句号。

     1947年11月，父亲转业，被分配

到了老家顺平县委工作。父亲认为，在老

家工作不好干，毅然辞去这份工作。只身

来到位于曲阳县的华北兵工局15兵工厂，

当了一名工人。我的母亲也跟随而来，在

附近一个叫葡萄口村住了下来，一住就是

两年。我的大哥就诞生在这里。                        

    1949年7月，兵工厂整体搬迁到太原。父亲的铁路情结，又使他回到了张家口站工作了。

六十年后重访大哥出生的小屋

  由于父亲工作积极，成绩突出，再加上部队的经历，1955年11月调到了北京铁路公安处。第二年5月全家搬到了北京。1959年，父亲升任石家庄铁路公安段副段长。 1965年8月，全家又从北京搬到了石家庄。

大哥与父母在张家口

四个哥哥在张家口

张家口家的原址

父母六十年代在北京

全家在北京

　　在此之前，数不清的搬迁和磨难，对于己是6儿1女的母亲来说，都在话下。然而，她那里会想到，更大的磨难还在后头。

1966年5月，随着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下达，一场席卷全国的 “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这场运动，波及范围之广， 受害人员之多，是空前绝后的。而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

运动一开始，我的母亲就感觉不对劲。原本邻里关系不错的人，由于出身不好，一夜之间就成了“黑五类”，遭到关押批斗。街道造反派，动员母亲加入到看管“犯人” 斗争中。母亲心想，我与她们无冤无仇，以后还怎么和人家相处，所以她拒绝参加。但又不好明说，就和我父亲商量，找一份临时工，以躲开这些烦心事。

父亲在石家庄铁路公安段

多年没有工作的母亲，几天后，很顺利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石家庄市第一托儿所，当了一名保育员。

妈妈与妹妹在托儿所

随着“文革”的深入，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越叫越响，公检法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严重。终于，父亲被打倒了。因为日本统治时期，父亲当过铁路工人，就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因为是单位领导，“走资派”的高帽就给戴上了。这

些莫须有的罪名，使父亲遭受到了非人的磨。批斗，做喷汽式，隔离不让回家，甚至遭到羞辱扇耳光。                     

人呀，一旦被洗脑，比什么都可怕。      昨天还是同事，今天就成魔鬼。父亲无法理解，身心受到了巨大伤害。

    1968年8月15日，是我们全家最黑暗的一天，也是我们永世难忘的一天。我们敬爱的父亲含冤，永远离开了我们。

    消息传来，全家顿时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哭声一片。父亲才41岁呀！怎么可能走了呢？

    我是最后看见父亲的人。当时，我12岁，上小学5年级，正在放暑假。按照学校的要求，正在父亲单位对面的饭店刷盘洗碗，搞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

    8月14日，母亲对父亲不放心，让我去饭店前，先去看看多日不让回家的父亲。大概是上午九点左右，我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只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抽着闷烟，眉头紧锁。我把母亲宽慰的话，转告给了父亲，父亲只是点点头。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事，传达完母亲的话，就去饭店了。晚上回到家，我把见到父亲情况，跟母亲讲了。母亲更加担心了。因天色己晚，母亲决定第二天，亲自去看我父亲，去安慰他。

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凌晨5点，父亲就出事了。这对母亲打击太大了。而我也深深地陷入了自责之中。明明看到父亲心情不好，为什么不马上回家，先告诉母亲，再去饭店?如果是这样，父亲可能就不会出事了。

    这种自责，使我多年无法摆脱。以致过了许多年，我总在梦里梦见父亲。他告诉我，他没有走，而是逃回老家避难了，文革结束，他又回来，我们又团聚了。可一觉醒来，总令我叹惜悲痛。

    父亲走了，天塌了。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压力，如同两座大山，一齐向我们袭来，压得母亲几乎要窒息。然而，母亲没有倒下，而是带领我们一步步艰难的前行。

    当时，我们兄妹7人。大哥19岁，正在北京南口司机学校上学。二哥17岁，在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读书。三哥四哥读初一，我和弟弟妹妹都在读小学。

     父亲在世时，每月工资104元，这在当时，全家生活还是可以的。突然经济来源没有了，只靠母亲打临时工挣来的27元，根本就养活不了一家8口人。

母亲思来想去，决定让我三哥退学，找工作，挣钱养家糊口。 刚上初一的三哥，不得己退了学，15岁就开始替母分忧，代父尽责了。

    经过四处奔波，三哥终于在石家庄酒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每月15元。由于三哥踏实肯干，厂里准备给他转正，到街道开具证明时，却遇到刁难。街道被造反派把持着，不但不给出证明，还跑到酒厂告诉厂里，这是反革命的孩子。结果，三哥转正不但没戏，临时工作也丢了。

     街道造反派们，还将大字报，贴到了我母亲工作的托儿所，说单位不能用反革命家属  ，企图把母亲的工作也搅黄了。母亲在托儿所己工作了两年，她的人品，所领导是认可的，不但没有辞退我母亲，还将她转成了正式职工。对此，母亲一辈子都在念叨所领导的好。她们的正义感，使我母亲没有坠落进万丈悬崖。

    

造反派们，没有就此罢手。他们三番五次到我们家捣乱，撵我们走。说房子不能让反革命家属住。母亲心想，房子是单位分配的，和街道有什么关系？硬是顶着不搬。

     生活的压力是多方面的。我们兄妹7人都处在长身体年龄，如何填饱肚子，让母亲操碎了心。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粮食定量供应，那点粮食根本不够我们吃。每个月初，母亲就找邻居，把全家的白面，换成玉米面。1斤换4斤，从而增加口粮数量。那个时候，我们没吃过白面。除了窝窝头，还是窝窝头。为了让我们吃好，母亲想办法不断变着花样，花1角钱，买一堆白菜帮子，给我们做玉米面菜团子，烙玉米面菜饼，熬玉米面疙瘩粥。为了省钱，每年她都腌两大缸咸菜，咸菜是我们副食的标配。即使是这样，饿肚子也是常事。挖野菜，摘榆树花充饥。那时饭店出售豆腐渣，几分钱1斤，实在饿得不行，就买几斤豆腐渣炒着吃，豆腐渣特别难吃，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下咽的。

 

     穿衣服，那可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一件衣服有七八块补丁，一点都不奇怪。

 

  

      实在揭不开锅了，母亲只好向亲戚张嘴。每次都是母亲说，我来写。向东北工作的大伯，叔叔发出求助信，可每次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后来才得知，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冲击，跟我父亲的处境一样，身不由己。

    令我们一生无法忘记的是，阳泉的二姑和兰州的大姑，是他们伸出了援手。特别是兰州的大姑，每次写信求助，都给我们寄来50元钱。50元，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可在当时，那可是我们全家8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呀。这对母亲，就象是行走在无垠沙漠里，突然看见一片绿州一样。她们的恩情，我们没齿不忘。

    为渡过难关，每到寒假，母亲就把我和四哥弟弟送回老家过年。一连几年都是如此。这样可以缓解母亲的压力。

    1970年，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为了备战，

上级决定，托儿所要搬迁到，距石家庄30多里外的元氏县农村去。这着实给母亲出了个大难题。不去吧，工作没了。去吧，孩子们无法照顾了。权衡再三，母亲决定还是去。否则，抚养孩子无法保障。

    为了两头兼顾，己44岁的母亲，学起了骑自行车。短短几天时间，她竞然学会了。她还不厌其烦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和煤泥，怎样生火，怎样做饭。能想到的，母亲都想到了。

    每周一，凌晨5点，天还没亮，母亲就蹬上自行车，奔向30里外的元氏，上班去了。

    两年里，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母亲不停地往奔波在元氏与石家庄两地。这期间，母亲摔过多少次跤，淋过多少次雨，只有天知道。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此话一点不假。母亲在元氏工作期间，我们兄妹几人都学会了做饭，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生活能力得到了煅练提高。而更重要的是，从小就把我们培养成了爱劳动，有事靠自己和勤俭持家的作风。比如，我们哥几个结婚时，需要房子，我们就打坯和泥，在小院门前盖起了一间13平米小房。结婚需要家俱，三哥和四哥就学起了木工，利用四哥车辆厂每年分到的一车旧木材，拉锯凿笷，打造家俱。我们哥几个结婚，没为家俱犯过愁。

    1977年8月，随着党的十一大召开，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的“文革”终于结束了。在我们不知道吃过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后，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1978年4月24日，父亲在蒙冤受难10年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上级党组织给父亲的评价是:“门汉君同志参加工作后，二十多年来，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于党，忠于人民，工作积极负责，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在公安保卫工作中做出了贡献。门汉君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父亲的平反昭雪，我们得到了解放。对母亲无疑是莫大的安慰。

  

　　

全家在自建小房旁合影

　　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实，我们家庭状况也渐渐好转起来。我被照顾招入到铁路，参加了工作。妹妹被安排到父亲生前的工作单位，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文革”中，被“发配”到柳州铁路局麻尾机务段的大哥，也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在母亲的教育下，我们严格要求，积极进步，埋头工作，先后都入了党，提了干。大哥二哥和我，还一起进入了石家庄铁路分局机关工作，被同事们戏称，分局机关“门氏三兄弟”。

孙辈们在奶奶的寿宴上给奶奶敬酒

妈妈高兴的参加卓卓的婚礼

　　 每当母亲看到我们有了新的进步，都特别高兴，灿烂的笑容溢于言表。我们清楚，这都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得益于伟大的红色基因。

我们感谢她，我们亲爱的平凡而伟大母亲。

    

                        

门和利

 2019年5月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