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往事：远去的“旧”粮食局

阿轰

　　漳州市（现芗城区)粮食局是我母亲徐行工作多年的地方，坐落在延安南路和博爱道交叉路口的东北角，平常的二层骑楼，把粮食局包裹其中，唯有延安南路那两间粮店大店面，似乎在告诉人们此地和粮食有关。粮店靠北那间叫第一门市部，专供驻漳部队的军粮油；靠南那间叫和平粮店，供应市民。“文 革”前我尚幼，逢幼儿园、小学放寒暑假时，母亲常会带我去粮食局上班，我哥哥和妹妹都有此经历，于是我们都对粮食局怀有特殊感情。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粮食局搬迁到延安北路和南昌路口西北角新建的粮食大楼后，为区分这两地方，我们兄妹便习惯把老地方称之为“旧粮食局”。

　　（▲从网络上找到的照片，和当年从延安南路与博爱道交叉路口向北看的位置高度相似。右边骑楼下很像是当年粮食局“旗舰店”和平粮站的位置，楼上是粮食局的办公室。左边台阶上画面以外的是南市百货大楼。)

　　（▲现在经过整修后的街景。左为原南市百货大楼；右边骑楼为原粮食局和平粮店和办公室外景。）

　　那时我家住在公园小学里面父亲工作的地区机关干校平房宿舍，去粮食局感觉很远，要走公园小学南小门进入中山公园的“七星池”旁，再从公园东门穿出，几乎要从北向南的走完整条延安南路才能到。那时母亲牵着我，连拉带拽的，路上车少人也不多，好在有不少商店、摊贩，遛遛哒哒连玩带走的便也不觉腿酸。下班时再按原路返回，记得在过了延安路邮局便有家专洗汽油桶的店，常赶上店家在空汽油桶内倒入水和碱、放入一根粗铁链，拧紧桶盖后“掩倒”在地，用脚底板推着桶走到和台湾路交叉口再推回去，满街响着铁链和铁桶摩擦发出的金属声，我总喜欢跟在后面伴着有节奏的“哗啦”声走。

　　粮食局大门是个门洞，开在博爱路骑楼下，朝南，一间房屋大小，门洞楼上一溜的二楼是办公室。穿过门洞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大石埕展现在眼前。出门洞的右边住着局长谢长盛一家，谢局长那时大概40岁左右，个子不高，不长的头发向后梳起，显得很精干；谢局长的女儿比我稍大，扎着两个小辫子，穿小花裙，每天都打扮得像个漂亮的小公主，是粮食局大院里最受人们喜爱的小明星。隔壁则是小礼堂，透过大大的玻璃窗可见里面摆满靠背条椅，这是全市粮食系统开大会的地方；左边贴墙边有个露天的石头楼梯通二楼办公室。

　　院埕铺满石条板，有篮球场般大小，正对着大门的埕仔边有个戏台，偶尔会挂上银幕晚上放电影；在戏台和上二楼的楼梯旁各有一个小门，通第一门市部与和平粮店的店面；埕仔右边是食堂的厨房和大餐厅，餐厅后面是个大池塘、上面加盖了有顶棚的就餐区，摆了几张圆桌和板凳，是夏天大家吃饭时喜欢去的地方，这大池塘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断蛙池“了，有小伙伴会溜下去捞虾；池塘那边是漳州汽车客运站的进出车通道，紧挨着东护城河壕沟西沿，常见有载满人的客车进出。

　　大埕上在食堂和礼堂的夹角处有个大青石井台，井口上搭着高高的木架子，上置大圆木桶，有电机抽水到大木桶供食堂用，没水时有人会去合上电闸，“嗡“的一声响起便开始抽水，水满时就突然的如瀑布般从桶口哗哗的直泄下来，声很大，但凡此刻，便会有人大喊“水满了！水满了！“于是又会有人慌慌张张的从食堂冲出去拉电闸关抽水机。粮食局如此“大间”的地盘很阔气，据知情人说，此地原是越南华侨的房产，解放后卖给了政府。

　　（▲前右是母亲徐行，和人秘股的同事合影。前中是通讯员安亩，前左的阿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左施月娥、后右许南飞阿姨。摄于1963年4月8日。)

　　从院子露天楼梯上去二楼，右边第一间就是母亲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人秘股”的牌子，相当于现在单位里的“办公室”。母亲文化水平较高，写一手飘逸略带狂草体的钢笔字，上班除了收发文件、联系办理公务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用打字机打文件。打字机是那时最先进的铅字打字机，上面的圆筒卷压上蜡纸，下面的铅字盘的字全是反着的，纵横密麻象坐标纸，工作时靠打字员左手左右前后移动找到需要的字所在位置，然后右手按住把柄压下，机器会把需要的那个铅字夹住、再狠狠的朝上划个半圆弧线“砸”在蜡纸上，敲下字的印记，再落回原地，发出“咔哒”声，圆筒会自动的向右进一格。打字最大的难点在于要知道每个字所在的位置，全靠脑子好用；如果没有需要的字，则要到生僻字的盒子里去找。如果打错字了，要用专门的修改油涂在蜡纸上、让错字上面的蜡融化，吹两口气冷却后重打。打好的蜡纸要放到油印板的细铁丝上，用滚筒涂上油墨一张一张的滚印出，稍不注意蓝黑色的印油就会沾到手上衣服上。人秘股里总有一股淡淡的油墨香味。

　　母亲打字的速度极快，基本上是“盲打”，她眼睛只看着稿子不看字盘，两手飞快的移动配合，只听打字机“咔哒、咔哒”发出好听有节奏像打击乐的响声。我第一次看母亲打字时简直是看呆了，能随意操控如此复杂的机器太厉害了，那瞬间对母亲佩服得不行。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学会了电脑打字的“盲打”，才知道会操控铅字打字机的不易，因为电脑只需记住26个字母的位置就行，而当年的打字却要记住几百个反着的铅字位置，太不容易了，母亲这一手本事不知是怎么炼成的。

　　（▲ 网络图:铅字打字机的样子。）

　　母亲开朗随和，和大家都很熟络，包括各公社粮站、直属工厂来局里办事的人都认识，人缘极好，她去各办公室送文件办事我都会怯怯的跟着。人们每见到我，便会顺势在我的脸蛋上捏一把。隐约记得有个叫“小高叔叔”的，他喜欢打扮、头发往后梳着，最喜欢逗我们这些小孩子玩了。再到后来我熟悉了环境胆子也大了，闲来没事时会到处溜达，从小门跑到和平粮店看卖米，去食堂看炊事员洗菜做饭，坐在池塘餐区的栏杆边看对面汽车站的客车进进出出，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右边是母亲徐行，和人秘股最要好的同事许南飞阿姨的合影。摄于1965年10月22日。)

　　在人秘股里，母亲和打字员许南飞阿姨的关系最好。她俩年龄、性格相仿，像“闺蜜”般。记得母亲带过我和哥哥去南飞阿姨家玩过。南飞阿姨住在打锡巷的一间大厝里，是他爱人单位的宿舍。进门是个大石埕，有走廊，住了几户人家，以前可能是个非官即商的大户人家的宅子。南飞阿姨有两个年龄和我们相仿的男孩，我们在一起玩着。而母亲和南飞阿姨则谈着她们感兴趣的事情，意犹未尽。我则盼着早点回家。南飞阿姨也带过她家的小哥俩到我家串门。记得我和哥哥带他俩玩公园小学里的大滑梯，这滑梯又高又陡，第一次见到的人都不敢上去，而我们却炫耀般的向他们哥俩表演滑滑梯。

　　（▲网络图:米簿仔-粮本。）

　　长大以后才知道，粮食局掌管的是民生大计“开门七件事”之米、油、酱、醋这四件大事。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定量供应制，每家都有一本牛皮纸面的“米簿仔”（粮本），规定着每个人每月的定量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也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这一切全靠政府主管粮食部门-粮食局的把控。“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是千真万确的，尤其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最有体会了。和平粮店可谓是粮食局直属的“旗舰店”，货品最齐全，有大米、面粉、花生油、玉面（挂面)、面干（晒干的圆状碱面)、面片干（晒干的馄饨皮）、米线、面线等等，服务周边居民，是漳州市区最大间的粮店。

　　（▲粮店里卖油的机器，上面的金属柱子上有刻度，需要买多少营业员就在相应的位置上拨出一个插销，再提起把手到插销处、再按下把手，油瓶放在右边的管子下，买的油量就流出来了。)

　　粮店里的货品供应有着强有力的工厂支撑，所以粮食局还统管好几个直属单位厂，这些厂都要以粮食作为原料，靠粮食局统一计划、调拨。粮食局的直属单位除了遍布市区街道的粮店之外，还有碾米厂负责把粮库里带壳的稻子碾成大米，厂子在洋老洲，去九龙江游泳常要从工厂门口经过；油脂厂用花生轧出花生油；酱油厂、醋厂生产酱油醋；面粉厂用小麦磨出面粉；豆干社生产豆腐、豆干；饲料厂生产猪饲料；隐约有听说过面线厂，生产面线、碱面干、面片干、玉面（挂面）的。记得有在防洪堤上见过用竹编匾子晒面干、面线，用瓜八叉晒挂面的，小时候除了碾米厂之外，都不知道这些厂在什么地方。

　　郊区各公社的粮站也是粮食局的直属单位，负责收、储公粮，承担国家粮库的任务。印象中母亲有时会说到“南山粮库”，应该是直属粮库，我一直不知道在哪里，直到现在才知道是在南山寺旁边，和油脂厂在一起，但现在已拆了，仅存几间房子保留在南湖公园里。 记得1972年中日建交后，粮食局进口了一批用于往返各公社粮站运储备粮的日本柴油汽车，深绿色扁平的车头，方向盘在右边，驾驶员坐在高高的驾驶室里很神气，开起来飞快。这是那时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进口日货了。

　　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况且粮食局还担负着军粮供应的重任，所以也要重点防护。

　　（▲网络图:国家粮食局军用粮票，都是大面值的，市面上没有流通。）

　　那时福建属对台的海防前线，老蒋叫嚣要“反攻大陆”，漳州成战略要地，空军、机场、高射炮、雷达、陆军野战军等的驻军很多，少有重工业，随时准备打仗。粮食局是重要机关，也有配备枪支。记得我在靠博爱道的二楼有间办公室看到墙上有个“枪柜”，外面蒙着白布帘子，拉开帘子见摆了一排枪，十来支，擦得油光铮亮，印象最深的是有美式卡宾枪，带着小弹仓，很好看。

谢局长也配了一把精致的手枪，用红绸子包着，塞在小皮套了，别在腰间，小皮套外面插着五粒晶亮的铜子弹，上衣掩不住，会露出皮枪套和红绸裹住的枪口，很神气。每当看到谢局长从楼上下来，我总会等着他走过去后再看看后腰是不是鼓着的带枪了。那时也幻想着自己啥时候也有这么一把精巧的手枪就厉害了。谢局长的枪可不是带着玩的，有一次通讯员从楼梯上下来、边走边咋咋呼呼的说：“谢局长要打枪喽！”这一喊把我们几个同是大人带来单位玩耍的小屁孩给高兴的，跟着到食堂后面的池塘栏杆边。通讯员从食堂里拿了两个鸡蛋壳扔到池塘漂在水面上。谢局长潇洒的掏出枪，“哗啦”的拉枪栓顶子弹上膛。我们赶紧躲远些，手捂住耳朵，眼睛眨也不敢眨的盯着枪口。谢局长潇洒的单手举枪瞄准，我眯虚着眼睛战战兢兢等待着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随着“啪”的一声，如同放小鞭炮，鸡蛋壳旁边溅起一朵小水花。“枪声不响啊！”我内心遗憾，和我心理预期相去甚远，挺失落的。谢局长又打了几枪，都没命中目标。“不准”，我暗暗喊着替谢局长着急。谢局长放了几枪就不打了，手枪放入枪套，解下皮带，把枪交给通讯员帮着去擦枪，我们又赶紧跟在通讯员后面去看擦枪。

　　（▲卖米、面粉的磅秤。)

　　食堂是平房，进门左边一溜是操作间，右边就餐区摆着许多吃饭的大圆桌，靠南边有个楼梯可以上二楼，楼梯里很暗，上到二楼有个小客厅，地上铺着绿色图案的瓷砖很漂亮，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瓷砖竟然能如此奢侈的铺在地上，可见这里以前主人的品味。夏天中午很热，我们没有回家，吃过午饭，母亲就在地上铺张报纸让我躺着午休，瓷砖冰凉很舒服。那时母亲担心我们走外面的大石阶上下楼不安全，常带我们走食堂这木楼梯。楼梯可以上到三、四楼的房子，这有两户人家。那时粮食局晚上会有学习，而我父亲工作的地区机关干校也要在晚上给专署各委办局的工农干部补习文化，父亲要给学员上哲学和语文课，也没有时间照顾哥哥和我，母亲便把我俩带到粮食局，用父亲从部队转业带回来的背包带绑住我俩，一个绑手，一个绑脚，背包带的另一头绑在办公桌脚上，这样我们即可自由活动又不会到处乱跑。到学习结束后我往往睡意正浓，母亲便抱着昏睡中的我走回家。

　　食堂也是我喜欢去溜达的地方，门口停着辆买菜的三轮车，我总喜欢骑上去，装模作样的像大人一样做骑行状，其实脚还够不着踏板。食堂有两个炉灶，一个蒸煮饭，一个炒菜，这炉灶是漳州粮食系统所特有的，只烧碾米厂的下脚料-谷壳。灶口上砌了个长方形的槽子，把谷壳倒入，炉膛用条钢砌成整齐的斜坡状，像楼梯，谷壳倒入后会在每层“楼梯”上都有谷壳但又不会漏出来，底下点火后逐层燃烧到上面，就形成火区加热锅底，要不时的拿个扁扁的条钢“烧火棍”伸进炉条间左右扫一下去灰，炉火立刻就旺些，我很喜欢去帮助干捅炉灰这活；谷壳的消耗量很大，猪圈旁有间屋子专门用来放麻袋装的谷壳；炉灶上架口大锅，每天中午要蒸饭，蒸饭用的是陶制的钵头，外面还有一圈突出的沿便于拿着不烫手，像个飞碟，一钵二两，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这样的钵子了。

　　食堂有四个人工作：戴耀宗是总务，大家都直呼其名叫他耀宗，他负责采购、记账，又有一手做面食的本事；金珠阿姨是杂工，她约四十来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人很开朗，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烦心事的，见谁都满面笑容，干活麻利，很勤快，负责洗菜、洗盘子和喂猪（猪圈在戏台旁边的池塘边上围栏里）等，她干活我经常跟着看。还有两个男炊事员，一个叫老卢，一个叫老郑。老卢负责蒸煮饭，他家住在龙眼营，会裁缝，粮食局很多人都托过他帮助裁剪做衣服，有印象小时候母亲也曾带我们兄妹到他家量体裁衣。老郑是大厨，负责炒菜，拿手菜是“卤猪蹄”，做得绵软胶香特别好吃，现在想起都还能记得那味道；那时粮食局和粮店的很多人中午都在食堂吃饭，遇有像“卤猪蹄”的许多人会买回家去犒劳家人；中午卖不完的干饭到了晚上会加点葱“欠香”炒一下再卖，这炒饭很好吃，哥哥特别喜欢吃，但母亲说太贵了，只能偶尔吃一下。总务耀宗会蒸馒头和包子，他的拿手好戏是做“干拌面”，加碱水和面，然后把面团放在案板上，用根大木杆压着，人骑在木杆上一颠一颠的压面，再切成细面丝下锅煮，捞出后装入已经放了调制好的芝麻酱小碗里，撒点葱花，搅拌均匀开吃，面条筋道，酱料足香，是粮食局食堂的“名吃”。做面的过程很有看头，我会蹲在旁边从头到尾看下来。

　　（▲网络图:粮油店窗户上的标语。)

　　国祥伯姓黄，粮食局的人都喜欢叫他国祥伯。漳州话中把人名后面加“伯”是对年长者的尊称，可见国祥伯很受大家的尊重，“社会地位”很高。国祥伯那时有五十岁左右的样子，脸上有皱纹，大眼睛，有点驼背，平时一脸严肃，他每次见到我二话不说直接上来就朝我的脸上捏一把，我有点怕他。后来我只要远远的见到他便赶紧躲开。其实国祥伯很开朗，说话大嗓门，是有主意的能人，又特别热心助人，所以局里有集体活动、或谁家逢有婚丧嫁娶、砌灶修房的都愿意请他帮忙。他便会分配任务，该置办些什么东西，先后礼序，良辰吉日，民俗乡约的讲究都听他指挥，只要他在，三下五去二的便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把事情办得顺顺利利。

　　周末放电影时是最过瘾的，干部们会提起把消息告诉家人，于是各家各户大人小孩都早早的吃过晚饭过来，在埕仔上摆好椅子占位，楼上楼下满院子都是小孩子乱窜、打闹嬉笑的很热闹，像过节般。印象最深的是记得看过电影《粮食》。

　　（▲电影《粮食》的海报。演员是当年很著名的。左起：张平、葛存壮。）

　　《粮食》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摄制，抗战题材，说的是1943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伪军的粮食经常发生困难。华北某边远小村康庄的麦子丰收，日军和伪军都想要这些粮食而发生争斗。县委派已在根据地学习的党支部书记老王回村，领导群众和敌人进行斗争。在邻村民兵的配合下，康庄村民兵和群众设计出虚张声势的场面，使敌人误以为八路军大队人马前来袭击，日伪军不敢出动，康庄的群众乘机保护粮食通过封锁沟，安全送达抗日根据地的故事。里面有个镜头是民兵队长知道面粉柜里躲汉奸，故意坐在柜子上，用脚大力的边敲打柜子边怒骂汉奸的镜头。等民兵队长走了，那汉奸满脸满身都是面粉狼狈的钻出来。这镜头太过瘾了，把全场的小孩子们都看高兴了，哈哈大笑还直拍手跺脚的欢呼。那时最喜欢看打仗的电影。

　　那时粮食局的气氛很和谐，遇有重大节日会有晚会，由文艺能手和各部门表演节目。凡有此会，其盛况和看电影一般。尤其是春节前的辞旧迎新晚会很隆重，直属单位的也会邀请来参加，有报幕，演员穿着借来的演出服。演员和观众平时都是同事，孩子看着家长在台上，熟悉的人此刻变换角色在表演节目，觉得很新鲜好玩，加之春节前每个人心里本已充满期待，再看着晚会的热闹欢乐，其内心的愉悦是可想而知的。母亲那时是文艺积极分子，会吹口琴，会唱歌，舞蹈表演里少不了她的身影。记得母亲表演过《洪湖赤卫队》的名曲-“手拿碟儿敲起来”，我在家里还好奇的问母亲，那碟儿是怎么拿的、敲起来还挺清脆的？母亲当场拿个瓷盘子和两根筷子给我示范。母亲平时喜欢哼唱当年的一些名曲，像《十送红军》等等，令我们耳熟能详，也给我们以音乐启蒙。

　　（▲1965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在漳州市粮食局联欢晚会上，当年粮食局“十姐妹”中的五个姐妹表演舞蹈“采茶舞曲”。母亲徐行在后排左二，许南飞阿姨在后排左一，其余的演员是苏水银、胡秀兰、林亚英。）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上一中后，粮食局搬到了延安北路的新址，一楼仍然是粮店，非常的宽敞明亮。我去过几次粮食局。母亲仍然在二楼的第一间办公室。粮食局大门开在南昌路，和市政府并排，有着市政府“左膀”右臂的意思。只是进门没有了石板大埕、没有了食堂，显得很逼仄，沿窄窄的通道前行到底再右拐上楼梯。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通道的左边仍然有挖个大水井，井上任然有个高高的木架，上面有个大木桶，仍然需要抽水机抽水，仍然在水满时仍然会哗啦啦的溢出来。

　　上中学后我没再去过旧粮食局甚至是它附近的地方，也不知道它还是粮食系统的地盘或是变成别的单位。1975年夏天高中毕业后，我和粮食局又有了密切的联系。我下乡来到了粮食局挂钩的浦林公司畜牧场当知青，粮食局还派了带队干部；知青中有许多粮食系统的子弟，或许当年我们在旧粮食局的大院里就曾见过，写此文时，我们知青章丽贤、李大权、徐白莲、杨跃进、林如滨、姚明等人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细节，引起了对粮食局大院的集体回忆；浦林公社畜牧场的知青食堂里也有一个粮食系统特有的烧米壳的大灶，我们的手扶拖拉机每周要去碾米厂拉一大车米壳回来当燃料，那时母亲已调到碾米厂工作，对我们知青很照顾；畜牧场的知青酱油厂要用油脂厂的豆饼当原料，生产出的酱油在浦林一带口碑和销路很好；畜牧场养猪需要用麦麸当饲料，要靠面粉厂提供；许多知青当年也会从家里带些面干来，在冬天的晚上用煤油炉煮来当夜宵。

　　（▲从挡板上面拍摄的“旧”粮食局大门大致所在的位置，已经看不见往昔的旧貌了。)

　　前几年我从北京回漳州休假，妹妹和妹夫开车带我重游漳州古城，那天恰好路过博爱道旧粮食局大门，忽然的就看见儿时记忆中那两层骑楼的粮食局大门整排房子全都被拆了，仅留下部分残垣断壁，有挡板围着，停车下去观望，踮脚看挡板那边，有绿树荒草，尚未再开发，情景颇为凄凉，儿时的印记荡然无存，曾经是心目中高大的圣殿竟悄然坍塌，失落的心情难以名状。

　　一切都远去了，那人、那事、那旧粮食局......

（成文于202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