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上海市五四中学

顾啸龙

我的母校－上海市五四中学，坐落在静安区新闸路1370号。

五四中学的校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成立的大同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和1918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撤销了大同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建制，两所大学的附中合并，更名为上海市五四中学，成为建国后上海最早由私立转为公立的中学。原大同大学的校址新闸路1370号就作为五四中学的校址。

五四中学培育了无数人才和国家栋梁，其中有两位副总理钱其琛、曾炎培；16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31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贝聿铭、曾乐等世界级大师和全国英模；还有史良、傅雷、华君武、丁光训、周培源、丁石孙、于光远等社会贤达，以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如中国象棋特级大师徐天利、中国篮球技术典范、前国家篮球队主力后卫乌维培、著名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徐根宝、《白毛女》第一代喜儿扮演者石钟琴等等。

2002年10月8日，学校建立了“五四院士墙”，已知的校友中有31位院士，这是五四中学的丰碑和荣誉。比如有21届校友、理论物理及流体力学家周培源，32届校友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30年代校友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42届校友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前水利部长钱正英等等，也许大家在“院士墙”上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名字。

1965年夏天，我等来了盼望已久的五四中学高中录取通知书。五四中学初中每个年级有8个班，高中每个年级有6个班，全校一共是42个班。高中年级第5个班是俄语班，因为我在初中时学的是俄语，所以我被编入高一（5）班。带着好奇和探索的目光，我们开始了五四中学的高中学习生活。

我们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叫李志华；副班主任是是教物理的，叫陈方毅，是两位年青人，也许是因为和我们年龄相差不大，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李志华老师标准的普通话、陈方毅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课我们至今还不能忘怀。要知道当时在许多中学里老师都是用他们的家乡普通话讲课的，说实话夹杂着浓重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可以让听的人想哭，所以李志华老师的讲课我们像听广播一样，是一种享受。还有教生物的邬启诚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讲到细胞分裂时，配合着像声词和手势，“卜洛笃一个变两个，卜洛笃两个变四个”，妙趣横生的讲课让我们至今还忍俊不已。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教数学的杨志鹏老师，人称“三角大王”。杨志鹏老师治学之严谨，推导之严密，分析之清晰，教学之认真使我们终身受益。杨志鹏老师把“认真”、“订正”等词都刻成图章，批改学生作业时按需要就盖上，至今在我脑海里鲜红的“订正”还不时浮现，时刻提醒我做事不敢有丝毫疏忽。那时学习氛围非常好，但绝对没有像现在中学生参加奥数班那么疯狂。集体荣誉感也很强，大家都想着为班级的集体出一份力。记得那时我和陈德承每天早晨在同学们上课之前把当天的新闻要点写在小黑板上，挂在教室里。当看到同学们在浏览这些新闻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说一件趣事，在去年我们同学聚会纪念毕业五十周年时，大家说起时还笑声不断。我们学校离开上海益民食品四厂相隔一条小马路，每天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可能正是面包出炉的时候，浓郁的面包香味一阵阵的飘来，本来同学们就是肚子饿的时候，闻到这诱人的香味，顿时咕噜咕噜的响声不可抑制的此起彼伏。呵呵，这也是紧张学习生活中的一朵可爱的小浪花。1977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在学业荒废了十年之后，我就是凭着在五四中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以68届高中的身份我考上了当时的南京药学院（即现在的中国药科大学）。要知道，当时文革积累了10年的高中毕业生，全国有573万人报考大学，录取27万，录取率为4.7%，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五四中学的课余活动也非常的丰富。五四中学篮球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曾数次夺得上海市中学生篮球比赛冠、亚军，篮球已经成了五四中学的“校球”。每个班都有篮球队，我们班的周惠临篮球打得最好，是当仁不让的篮球队长兼教练。有时候放学时，碰到校队训练，操场上被“粉丝”们围的水泄不通。那时候篮球队教练是乌维培，他也是五四校友，曾担任国家队主力后卫，我们国家的篮球规范基本动作影片就是由他作示范表演的。篮球队队长是葛文耀，他就是后来的大名鼎鼎的上海家化董事长。我记得1965年，五四中学和向明中学在市体育馆（后来的卢湾区体育馆）争夺上海市中学生篮球赛冠军，看台上座无虚席，两校球迷泾渭分明，啦啦队呼喊声此起彼伏，最后五四中学获得冠军，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

五四中学有两个操场，第一操场就在南阳路西康路，现在的静安区体育馆，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和四百米跑道，这在当时的中学里还是比较少的。每天放学后，操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每个篮球架下都有矫健的身影在移动，去晚了就占不到位了。第二操场在西康路上，现在的静安区中心医院对面，1966年的时候，全校师生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长25米、宽15米的游泳池，这在当时中学里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和亲朋好友聊天时，说起自己学校的游泳池时都是倍有面子。游泳池的服务人员都是老师和学生，而且都是义务的。我和我们班的史剑卿、姚守达都担任过游泳池的义务救生员。现在聊起那时的趣事，大家都唏嘘不已。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1966年7月，学校组织了畅游黄浦江活动，起点是上海划船俱乐部，终点是吴泾化工厂，全程一万三千米，我们班的史剑卿、王汉华和我都参加了，后来还给我们发了一个证书。

1965年11月，我们下乡参加“三秋”劳动锻炼，好像是在黄渡的外冈人民公社。那时候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还感到“乡下头”真好玩，晚上睡觉时“落枕即着”。当时印象比较深的一道菜是蘑菇柄烧青菜，那都是现摘现烧，真叫一个鲜。要知道，蘑菇柄只有一分钱一斤，蘑菇柄比菜多，这还能不鲜吗？那时的我们从小就知道勤俭持家。对了，我记得当时管生活的同学是石复兴。下乡劳动结束，学校组织我们师生全体步行回校，路上足足走了二、三个小时，大家精神抖擞，没有人叫苦。1966年5月份，学校又组织大家去长兴岛劳动锻炼。6月下旬劳动结束，我们全体师生坐船回上海时，在船上听到了关于《五·一六通知》的广播，这预示着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国家将要进入动荡不安的状态，我们的学习生活将要终止，再也不能在课堂上安静的听老师讲课了，更不可能想到三年后我们将要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里的“师道尊严”被彻底打翻，学校里到处都是大字报，那时候时兴“革命大串联”，于是大家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了。有的同学天南地北都去逛了一遍，而且还是车费食宿全免。我和班里的郑国墀、石复兴、杜哲军等人一起步行串联到了杭州，甚至把杭州周边的山头都爬了一遍。回到学校后，没有课上、没有老师管，同学们都成了“逍遥派”，猫在家里。我们只能几个同学纠集在一起疯玩，还成立了一个“左锋战斗队”，我们发现即便是玩，也得有组织，否则人都凑不齐。那时候我们成天就是打篮球、游泳、聊天。我家离周惠临家很近，我最喜欢的就是去他家里，坐在安乐椅上，慢慢的摇晃着，静静的听他拉小提琴，听的最多的就是“梁祝”、“红色娘子军”，以至后来在东北接受“再教育”的时候，一听到“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我就知道是第几场。据说周惠临毕业后去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当首席小提琴手了。三年的大好光阴就这样流逝了，当时不会想到，紧接着后面还有十年的光阴也将在我们的指缝白白的流去，再也不会回来、重现。我曾不止一次的在遐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考上什么大学，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历史没有假如，只有痛惜！

从1969年3月份开始，我周围的同学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上海，他们去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安徽、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面的照片就是我们送郑国墀去黑龙江时，在学校操场上拍的。我和我的同学们离开上海的时刻终于到了，1969年5月15日中午12：38，在一片震天的恸哭声中，列车缓缓驶离上海彭浦车站，奔赴齐齐哈尔，目的地是黑龙江军垦兵团56团。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它就停摆在1969年5月15日。

当年的青涩少年，今天已是古稀之年，可是五四中学生气勃勃的校园、和蔼可亲的老师、朝夕相处的同学已经深深的隽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母校带给我们的荣誉、教会我们的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品行，至今不能忘怀！

－201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