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

百里冰

上周回村里参加了舅舅去世三天的所谓的“送灯”仪式。之前，老妈打电话说舅舅病重了，可能捱不过这几天了。没想到头天回去看了他，第二天他就走了。

回去看他的时候，正值冬季的艳阳天，阳光普照大地，暖暖的。他和之前一样直挺挺地躺在火炕上，阳光肆无忌惮地射在他的身上，安静而祥和。那一天，他的精神不好，胃口也不好，没怎么睁开过眼，也没怎么吃过东西。舅家女倒是时不时地蒸鸡蛋糕，冲牛奶，一勺一勺的喂在嘴里，可是舅的喉咙却不下咽。脸色蜡黄，瘦削，两只眼睛深深陷了进去，颧骨高高凸起，嘴巴却不干涩，如同碗一样张开，大口喘着气。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触碰有关舅舅的文字，关于他我一再的回忆，反复挣扎,他却在我的回忆中没有丝毫的记忆。我只知道，舅舅是老大，姨姨是老二，妈妈是老三。兄妹三人可谓是有着穷苦悲惨的童年。在舅舅十几岁时，姥姥，姥爷就撒手走了，他们便开始了东家流浪，西家过的生活。穷苦了十几年，好不容易都结了婚，成了家，生活已经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了更广泛的内容，但有时命运就是那样的无情，风雨雷电有时会在同一时刻向你砸来。姨姨在四十多岁就患上了脑梗，卧病在床六七年，全身腐烂，年仅五十一岁离世。舅舅也在姨姨去世的前一年患上了脑梗，先是能走能动，后来舅妈搀着走，后爬着走，挪着走，直至无法行走，整整十三年。命运啊，有时让人来不及呐喊要扼住它的咽喉，就已经让人完全屈服。

第二天，老妈哽咽着告诉我舅舅去世的消息。我并没有哭，心情也算不上难过，只是有些莫名的惆怅和烦躁。舅去世的时候，人很多，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不知道他难不难受，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没有人知道，或许他自己也不清楚。都说人死之前会灵光返照，但是舅没有。我想起查拉图的那句教导:“在适当的时候死亡”。我也同意这是一个圆满的死亡，于活人这是一个刺痛，亦是一个念想；于死人是一个释放，亦是一个解脱。更何况，十三年，足以消磨所有人的耐心，十三年的卧床生活也把舅妈拉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光里。人已逝去，活人亦然要过。

按规矩人在死后的第三天要举行“送灯”仪式，就是正式把死者的灵魂送走。回舅家的路越来越熟悉，越熟悉就越容易烦腻，以至于无滋无味。这季节，寒冬的山野显得荒凉又寂寞，山上或沟渠，像裸奔的少女再也没有什么遮拦。土地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风吹着口哨跑出来，时不时地把路边的灰土扬到行人的脸上。远处的山坡上，偶尔有一垄玉米秆子，被风吹的零零乱乱铺在地上。山野和路边的树上全部掉光了叶子，在寒风中孤零零地站立着。

刚进村口我以为满耳都是呼天喊地的哭声，因为世界上最爱“我”的父亲走了，因为世界上陪伴了大半辈子的“丈夫”走了，因为世界上最溺爱我的“爷爷”走了，亦或是哥哥，姐夫，姑父，舅舅……意外的是到了家门口没有听见一丝的呜咽之声，惟有风的咆哮及院子里的嘈杂。老妈已经等在门外了，红着眼圈嘱托我们穿戴好孝服，并要求哭着进门，像村里人一样扯着嗓子哭喊着。我是哭不出来的，但有些东西堵在心里让人失言。对于舅的死亡，我一直都不大难过，有时候我为我的不难过而难过，我甚至难过自己是如此的冷血。我低着头，没有喊舅，也没有眼泪，甚至没有悲伤，在村里人的注视下走进院子，走进灵堂，怀着生者对死者的尊敬，恭恭敬敬地烧了几张纸，磕了几个头。我想到了阿育王寺偏殿上那两句寓意颇深的诗:“万古贤愚三尺土，百年贵贱一堆尘”。还没来得及细细打量舅的棺木及摆放在灵前的不知何年何月的老照片，人们已经涌了进来，哭声边此起彼伏。屋里乱作一团，这种悲怆太突然，太剧烈，乍一看都感觉到有点假，这或许就是真的极致吧。

鼓敲了起来，喇叭吹了起来，人们哭了起来，或真情或假意，我也被人群推搡着加入了这支“送灯”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