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不寂寞的美篇

老李不寂寞

　　有感于现代通讯科技的发展，哈青二连战友发起了《哈青二连情》的微信聊天群。由此，促成了我们重返北疆，圆了哈青二连战友大聚会和我们重回哈青探访的的夙愿。

2015年7月30日，上海战友一行二十多人，天未亮，便整装赶往浦东机场，见面都说难抑激动，彻夜难眠。

    飞机呼啸着升空，向着三千六百公里外的黑河翱翔。云端之上，飞机引擎嗡嗡作响，机身随着气流微微地摆动，在亢奋的精神状态下，好像又乘坐在上海到大连的客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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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8日，我与哥哥李松定，踏上了北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征程。那是毛主席为我们铺垫的道路。上海市政府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从人民广场的集合点到客轮码头的沿线道路两旁，汇聚着夹道欢送的人们。那是人的海洋，歌的海洋，旗的海洋。其隆重程度，如同当时西哈努克亲王到上海进行国事访问。  

码头上，送行的亲人们乌泱泱地挤满了趸船平台。汽笛声响，客船起锚，船上的“兵团战士”与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泪雨滂沱，哽咽声浪盖过笛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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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船到大连，我们换乘知青专列，行进在哈大路上。

东北平原广袤辽阔，时值冰雪消融，枯木逢春的时候，原野上，勤快的农民刚刚着手耕作土地。不断掠过车窗的树木上，枝桠交错，还没有绿的生机。

第一次离开上海，离开亲爱的爹妈，我凝视着车窗外景色单一的东北大地，在繁华与蛮荒的比对下，脑海里一片茫然。

我们是当年从上海出发的第一批兵团战士，列车沿途停靠站都安排了迎送的队伍。

傍晚时分，列车缓缓驶入鞍山火车站，站台上已经等候了很长时间，由少先队员们组成的欢迎队伍，举起了“向上海大哥哥大姐姐学习”标语牌。我趴在打开的车窗上发呆。队旗舞动，队鼓、队号声彼此起伏直入耳瞽。        

一位老师指着我，让拿着红纸糊成的大大的“慰问信”的男孩把红纸袋献给我。男孩在车窗下，行过队礼，将红纸袋举到我面前。

接过慰问信，突然，我没有任何意识地关闭了车窗。站台上，老师和那位小同学木然地望着我，我顿时发现了自己的无理和野蛮，正想重启车窗向他们表白谢意，但是火车开动了。

我看着渐渐远去的他们的身影，一阵寒战，眼泪潄潄。这事埋在我心底，折磨了我五十年，每每想起，无地自容。虽然哥哥一直都在劝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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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列喷着黑烟，呼哧呼哧地北上，沿途停停靠靠，火车从哈尔滨折向西北方向继续开行。两天后的中午，火车开到了铁路的尽头，一列车的兵团战士被招呼着下了车，那里是嫩江火车站。

嫩江火车站没有站台和车站栅栏，积雪刚融化，一片泥泞。不远处一长溜敞篷“嘎斯”卡车头尾相接，这是辐射分散我们一火车人的交通工具。

站台上，一群现役军人，一手拿着花名册，一手举着用报纸卷成的喇叭筒高声喊话，认领着自己的部下。两千来号兵团战士要准确地归队到自己的麾下并非容易事。

直到傍晚时分，哄闹的场面才平息了下来。卡车载着人陆续离开嫩江火车站。这时的现场就剩下一百多人和几辆成色很新的“吉尔”敞篷卡车。我们知道，这车，是为最后离开嫩江的人准备的，还发给我们每人两个硕大的面包。

我们捧着赤裸的大面包，蝗虫般地爬上“吉尔”车。上车前，我问了车楼里，驾驶员旁带队的领导：“我们的目的地是那里，行车多少时间”？回答嘎巴溜脆：“到了就知道了，两小时”。

卡车沿着颠簸不平，尘土飞扬的沙石公路疾驰。车队蜿蜒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中，只见巨木参天，松涛阵阵。凛冽的寒风吹透了上海出发前发给知青的厚棉大衣，这时候，想家之类的小资情感被寒风一扫而光。已经成为战友的同学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抱团取暖，盼望着赶紧到达终点。

寂静的原始森林里，突然出现了很多散步的解放军，大伙儿不解。同车有位年长我们三岁的高中生好像发现了情况，悄悄地告诉大家：“这山里肯定有山洞，驻扎着抗击苏修的部队，我们再往前走，就是前线，帮解放军挡子弹啦，怪不得让我们坐新车，还发面包”！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头抽筋，害怕之极。夜幕降临，黑夜无边无际，车灯照耀着前方的路，没有尽头。坐在车厢前面的人拍打车楼顶盖，问：“还要开车多少时间”？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别再胡闹啊，还有两小时”！

这“还有两小时”的情景出现了好多次，终于在1969年5月14日的天亮时，汽车驶进了一片房屋当中。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里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车停在营部。

与营部毗邻的是二连，知青到达，由二连接待，等行李运到后，再分配这帮人去各个连队。

接到接待上海知青任务的二连上下，为迎接上海战友，好几天前就腾出条件较好的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为的是让上海知青有一个良好的住宿条件；

炊事班里，通宵达旦地做着手擀面条，为的是让百多位上海知青拂去路途的尘埃，有一个家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人还小，带着几分稚嫩，几分迷茫又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被瞒骗，惊吓和寒冷，从车厢板上爬下来时，两脚发软打颤，全然没有领情。把嫩江火车站发的面包扔得满地皆是。觉得碗里的手擀面条，其色香味形远不如上海的阳春面，随手就倒在路沟里。一起来的同学，不分男女，聚在一起就嚎啕大哭。

终于，拉行李的车到了，还没等领完行李，那位瘦削的高中生又鼓动起来：“我们不要当炮灰，我们步行回上海”。

在这天际一样遥远的地方，刚从十里洋场里出来的学生们，面对眼前的生活现状和处境变化，产生了强烈的思维震荡。在激昂的鼓动下，很容易用最本能的方式，来宣泄情绪的躁动，以求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于是，我们抓着能肩扛手提的行囊，沿着汽车进来的路，往回走去。人在迷茫困顿的时候，内心很容易被强烈的从众心理占据。这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披挂着厚重的棉大衣，肩膀上耷着旅行袋，手提着上海出发时妈妈亲手将生活用品装得满满的网线袋，散漫、急促、头也不回地走着。

不知道家的方向在哪里，也没有人询问走到那里是个头。没有哭泣，没有声响的一支不小的溃散的队伍，不知不觉中，已经行走了一个多小时，也走出了好几里地。

这情景，好像黄河决堤时，河南灾民集体逃难；又如战场上的残兵败将，丢弃阵地寻求生命的保全，没有丝毫的尊严。

因为还没有分配连队，事发又在营部，营部领导悉数出动拦截我们。要求二连放下工作，出动人员、马车、拖拉机，帮助我们返回营部。

现役的季营长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张开两臂向人群大声喊着：“你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边疆到兵团来的，我们有责任安置好大家，请大家回去，服从安排”！

二连的杨连长也首当其冲：“这里是边境，你们是走不回去的，再往前走，就是投敌苏修”！

领导们的喊话落地有声，在盲目前行的人群中产生了震慑。毕竟我们是知识青年，理智终将战胜愚昧。

大家放缓了脚步。梁宏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我们中间，顾不得马受干扰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忍痛好言相劝我们。常宝昌赶着马车，让大家把行囊放到马车上。李奎兴的拖拉机车斗大，要我们上他的车。好多徒步赶来的哈尔滨战友，与我们结着对子，帮助我们返回原地。

这样一折腾，回到营部，等分配好连队，已经日头西斜了。我们三四十人，分配到独立一营二连。晚饭时，杨连长在简短的欢迎仪式上说，1966年，哈尔滨的战友们在此拓荒，创立了哈尔滨红色青年农场，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北端的知青部落，现在被列入解放军的序列。但是，我们有一个响亮的称号，这里是“哈青二连”！

从此，我们迈出了人生开端的第一步，在哈青二连扎下了根，融入了哈青二连这个充满爱意的大家庭。在共同的工作、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许许多多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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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中飞行了大概有三个小时，飞机落地黑河机场了，一走下舷梯，四十多年前就把这里当故乡的我们欢呼起来：“黑河，我们又来啦”！

哈尔滨战友孙万臣和马淑华为我们能顺利地探访故里打了前站，还到机场迎接我们。老战友相见，握手相拥泪花闪落，说话时喉头梗塞。

黑河，当年这里是反苏修的前沿，黑龙江沿岸岗楼耸立，苏修的直升飞机悬停在黑龙江主航道上空，边民们虎视眈眈。

现在的黑河，市井繁华，入夜，灯火通明，俨然一座不夜城。听说当年哈青驻黑河办事处的小白楼还在，我对小白楼还存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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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兵团司令部发出通知，自明年1月1日起，兵团战士可以享受每年一次探亲假。这通知，无疑是旱地里打春雷，我们欢呼雀跃。

    我与金关键平日里喜好相同，话语颇多，在哥哥的鼓励下，一时起兴，向杨连长提出探家申请。杨连长对上海知青特别关照，有一次摸着我的头，说这孩子挺乖巧。

    杨连长接到我俩的探家申请，欣然同意：“明天去营部办手续”！

    营部办公室里，遇见了现役的朱政委，朱政委是上海青浦县人，长期在东北部队服役，是68年随部队转战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敦实厚道的朱政委接待了老乡部下，坦诚地告诉我们，独立一营刚成立，组织机构不完全，回家探亲开具边境通行证和假期审批权，目前由兵团一师一团兼管，一团在黑河南边，明天早上，送给养的卡车回去。你们可以搭乘便车。

    那天是1970年12月29日，我俩准备好了回上海探亲的行囊，打算批了假期，元旦就能踏上回家路了。

12月的黑河天寒地冻，在没有遮盖的卡车车斗里，我俩捂得严严实实，席地而坐，心里像揣着兔子，没有比回家更心切的。

    冰雪路上，车在蠕动，号称280里地，足足走了七八个小时。到一团团部，已经是食堂快开晚饭的时候了。等我们寻找到管事的部门，得到的回答是：“元旦期间战备紧，探亲假不批”！

     一盆冰水泼来，让我们手足无措。天黑了，人生地不熟没有去处，又没有交通工具，我俩决定步行到黑河。不就是20里地嘛，走两小时就到了。

沿着公路走啊走，冬天的路比想象中要难走。路上的雪被车轮碾过再冻上，光滑如镜。棉胶鞋的橡胶底在低温下变得僵硬，没有一点点抓地力，每走一步都要用脚尖抵住重心，才能防止打滑不至于摔倒。

天越来越黑，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大冬天的，路上没有遇见行人和车辆。风刮在路旁电线杆挑起的电线上，发出“啾-啾”的声响，像鬼在哭、狼在嚎。黑暗中的恐惧远胜于体力上的疲惫，我们一人截了一支树枝当拐杖使，又能用作防身武器壮胆。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到黑河镇了，在一片漆黑中看见有一处微微的光亮，走近才知道是家小饭馆，饭馆早已打烊，我们求情说好话，总算卖给我们两个凉的馒头，我们狼吞虎咽着裹腹了。

敲开了小白楼的门，办事处的哈青人让我们今晚住在楼梯拐角处的阁楼上，虽然没有床，但是屋里暖和，这一觉睡得特别香。

　　2015年8月1日，重回哈青探访的上海战友与哈尔滨战友在黑河会合了，足有五六十人。

通往哈青的道路，由原来的土路变成了的水泥路。看见了哈青村的路标牌，一车人欢呼起来，沙哑着喊：哈青！哈青！泪流满面。        

哈青人撤离此地后，外乡人买下了哈青，取名哈青村。若多年来，现在哈青村变化不小。周边的林木被砍光了，印入眼帘的是丘陵坡地上颇具田园风光色彩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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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刚到哈青时，我最喜欢营区西边的那片林子，那是小兴安岭森林的余脉。林子里红松挺拔，最多的是白桦和柞木。我们在林子里采木耳、黄花菜，晒干了带回家，那是真正的山野珍品。

因为毁林造田，如今周边的树林没有了，好在我们找到了哈青原来的痕迹：“那是食堂，就是原来木格楞的房子”！池海英大声地招呼我们。池海英是朝鲜族人，曾在食堂工作。她教我摇轱辘把打井水，告诉我挑水时，腰肢扭动脚步会轻快。她还送我一本朝鲜语教材，教我朝鲜话“乌利嫩、阿玛尼、思密达”之类的词句。

为建设新农村，哈青村获得政府的专项补贴。过去用原木垒叠起来的食堂外墙。被新型复合材料覆盖了，房顶也做了防水隔热处理。

食堂门口，原来有张木桌凳。1970年6月18日，为庆祝毛主席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批示二周年，在这张桌凳上杀了一头大白猪。这头猪是关淑敏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精心饲养的。猪血一放，关淑敏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那是从学生到兵团战士角色转换过程的成果，今天成了盘中餐，能不伤感啊。

这天是我十八岁生日，谢谢关淑敏，我享用了她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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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臣指着一处红砖房，告诉我，你的手指就在这里受伤的。

　　哦，真的，没错！1970年开春，家里寄来邮包，给我和哥哥带来的是一只新腌制并风干的家乡咸鸡。有好吃的自然要分享。

我直奔木工房。木工房在红砖房的偏厦里，忻培昌是我们哥们，当木工。那里有锅有取暖用的大铁桶炉子。

我架好锅，准备劈柴升火煮鸡。右手操起一把飞快的木工斧，左手扶着柴火木块，手起斧落，“铛”地一声响，我左手大拇指被纵向一劈两瓣，刀口两寸长，仅连着手指肚上一层皮，耷拉下来。就像猪蹄子让屠夫从中间剁了一刀，看见的是白森森的肌腱和骨头碴子。

我尖叫：“培昌，我手指掉了”。随即握住残指，直奔营部医院。

    营部医院是一栋独立的板夹泥小房子，土墙、土地，房椽上铺盖着麦秸算是房顶。一张桌子是诊疗台，一个小柜子放置些常用的药品器材。

我刚跑进医院，副连长刘翠兰也急着赶来了，一定是忻培昌去报的信。

刘副连长大我两岁，是早我一年到哈青的哈尔滨知青。她平日里刘海短发，内敛还带些腼腆。我最喜欢看她穿绿军装，束军用皮带的精神劲儿。虽说她是年仅二十的女干部，但她处理突发事件干脆利索。见我惨状，她一把擎住我的手，说手举得高于心脏可以少出血。

接诊的是擅长内科的徐医生。哈青医院里少有急诊，娇小的女医生一时间没了主张。

“昨天不是有齐齐哈尔卫校来的小董吗，让他来看看”！刘副连长的话，让徐医生回过神来。

董医生与我们年龄相仿，也是知青。因为读的是中专技校，有学科专长，被兵团调配到哈青医院的。没成想刚来乍到就遇到了我这位“自残”的急诊病人。

董医生看了情况说必须手术，不是截肢就是缝合，刘副连长当机立断：“最好不截肢，否则以后遭罪”。说着，双手紧紧攥住我，眼睛里噙着泪。

随后，医生们准备消毒器械，围观的人们一起忙乎起来，用木棍撑起白床单，搭成了临时的手术室。

手术开始了，董医生检查了血色模糊的伤口，心里盘算着保住手指的手术方案。刘副连长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她是这台手术的第一助手。

当要剔除被劈碎的关节骨时，只听见手术剪咔嚓一声响，刘副连长的身子也应声蹲了下去，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冷汗珠，她晕厥了。

哥哥陪着我足有半个月。手术非常成功，我的手指功能基本恢复，没有给以后的生活带来不便。

我还在沉浸在手术的情景中，被“对面是值班连男生宿舍”的喊声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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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值班连队战士配有武器，为了便于管理， 1969年夏天，二连为值班连男生排盖集体宿舍。宿舍摈弃板夹泥的样式，改用砖木结构，这是当时哈青建筑史上的辉煌。

连队从黑河镇上请来了老师傅当建筑顾问。胖乎乎的徐师傅是瓦工，瘦削的吕师傅专事木工。他们用一根垂线，一把水平尺，嘴里念着口诀，一会儿功夫就放样、划定了地基。方向正南，中间开门，进门左右各三间大房，尺寸不差毫厘。

忻培昌是木工，门框窗套按照师傅给的尺寸，由他完成。做房山架子是粗活，连里让我去做帮手。在工地现场，我学会了用锛子锛榫口，用扒锔子连接檐梁。

当初盖的宿舍，四十多年后依然挺立着。这所房屋曾经做过学校，现在是哈青村村委会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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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秋天，新房竣工，男战士们乔迁新居。搬家时，除了被褥行李，还有枪械子弹。班长，配枪是苏制54式可折叠枪托的冲锋枪。战士们用54式半自动步枪。我是机枪手，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高喊“向我开炮”时端着的那种圆盘机关枪。当然还有专打苏修坦克的火箭筒，“火箭筒”是现代肩扛式导弹的雏形。

那时侯枪械不入库，睡觉时放在身边，以便应对苏修的突然袭击。

宿舍前100米，是岗楼，岗楼下有弹药库。值班连肩负着夜间站岗放哨保卫弹药库的任务。男战士两小时一岗，由几位副班长轮换着值夜叫岗。

岗楼是木架支撑起来的一个四面有窗的小笼子，有十来米高。我们最害怕大冬天，站下半夜的岗。被叫岗的副班长从热呼呼的被窝里拖起来，睡眼惺忪地走进零下三四十度的岗楼里挨冻，绝对是一种痛苦。

宿舍的房间里，对面两排双层铺。班长睡铺头，靠近房门，副班长睡铺尾，在窗台下。我睡在上层铺最后一个靠窗的铺位，下面是副班长王增国。

那天是王增国值夜叫岗。夜深了，一屋子人鼾声四起睡得正香，没有陪他聊天的对象。

晚上不能睡觉也难受，他就坐在铺前摆弄冲锋枪：装上弹夹，做着持枪动作，看着窗户玻璃上映射的自己雄赳赳的形象多么精神；又作瞄准状，心里默念着射击要领，三点一线，屏住呼吸，左手托枪，用右手的虎口合力扣动扳机，嘴里还模仿着发出子弹飞出枪膛的“嗖嗖”声。

  突然，“啪”的一声震天响，真的，是子弹飞出了枪镗，随后宿舍里弥漫开浓烈的火药味。

“枪走火啦”！王增国叫得嘶声力竭。满屋子人从睡梦中惊醒，骨碌着从被窝里跳将出来，揉擦着眼睛，探问出了什么状况。

只有我嗜睡没醒，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当我被无数双手拽起来时，还喃喃着：“干哈啊，不让我睡觉啊”。

“枪走火了，你快动动身子伸伸腿，看伤着没”！这时我才感觉到，鼻腔被火药味呛得难受，但身手灵便，没有伤着。

寻找弹头时，但见弹头擦过我脚后的铺板下沿，镶嵌在火墙上。在这次惊心动魄后，哥哥被调防到一师师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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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外面，扩音喇叭发出通知，来探访哈青的前辈们，请到活动室集合吃饭。

哈青村的上级领导闻讯我们到来，书记，乡长齐出动。还派了边防军，为我们作保驾。村里杀猪，大摆宴席，闷，炖，熘，炸，美酒飘香。  

活动室里，哈青二连的战友们和新一代的哈青村人，围坐在十数张大圆餐桌边，杯觥交错，欢聚一堂。 

二连战友也与哈青村村民一起载歌载舞，营造了两个时代哈青人的情谊和热烈气氛。

　　我带着摄像机，采集了探访哈青时的视频素材。回去要编辑一部取名《哈青恋》的纪实纪录片。还要把它刻录成光盘，据说刻录在光盘里的信息能保存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