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风

纪实风

发刊词

展现历史的深邃和现实的绚丽

文/ 三口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经过抚顺市作家协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各位编委及作协同仁们的共同努力，纪实文学委员会主办的《纪实风》电子杂志创刊了，这不仅标志着抚顺的纪实文学作者有了一个更开阔、更广泛的创作平台，同时也为抚顺的纪实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众所周知，纪实文学问世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创作出了无数佳品名篇。至今已经成为了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株奇葩，芳香四溢，花团锦簇，让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抚顺的纪实文学作者也在创作上激情旺盛，面对如此兴旺的创作局面，我们的《纪实风》顺应形势发展，适时推出这个刊物，必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我们每天都在现实中生活着，你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漫长的跋涉，是意志与体力的无尽消耗。如果让乏味、漠然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日复一日地偷偷主导我们的生活，你就会发觉这个世界不再可爱了，世界在日复一日的平庸轮回与重复中，单调得面目可憎。但是因为有了文学，有了像变魔法一样，不停歇地施展着魅力或威力，以防止人们漠然和颓唐的各种文学作品，于是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带给自己的无尽惊喜。

作为文学家族里的重要成员，纪实文学更是能及时带给人们这种惊喜，因为纪实文学可以在精悍的篇幅里，用一叶知秋的魔力去展现历史的深邃和现实的绚丽，在纪实文学的构架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一个个全新的、大大小小的宇宙中……

现在，我们的这个文学家园就要开始新的征程，正如叶圣陶先生说过的那样：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大心，是文学独具的力量。文学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使人们抛弃卑鄙和浅薄，趋向高尚和精深。可以说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文学家园所要实现的目标。我相信尽管前行的道路仍然曲折，但是我们的前途一定会是一片光明。因为苏轼曾经说过：“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我想我们这些任劳任怨、不辞辛苦的纪实文学爱好者就是一群立大事的人。

当然，要让美好的景愿化为现实，就需要我们一步步去探索，去实践，需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需要纪实文学爱好者们继续深入生活、勤奋笔耕，抱团取暖，需要与我们的文学家园热情相拥。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这片家园也一定会再接再厉，发现、扶植、培养创作人才，为繁荣抚顺的纪实文学创作增光添彩。

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所以说，只要我们热爱，只要有耐心和恒心去追求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就必定能够达到。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现在，我们的《纪实风》就是一种存在，所以我想我们的纪实文学创作一定会有希望，我们的前景一定会灿烂光明。

在此，我们要特别鸣谢市作协纪实文学委员会秘书长、《纪实风》执行主编杨砚女士，感谢她率领的团队，是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勤奋的耕耘才促成了这个刊物；同时我们要特别鸣谢为这个杂志付出努力的纪实文学委员会的朋友们；感谢所有的纪实文学作者朋友，是他们用自己那些美妙的华章撑起了这一小片文学的天地，为抚顺文坛增添了一方艳丽，为《纪实风》这个刊物贡献了一份力量。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平台，一定会带给广大读者更新的心灵感受，发出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同仁们所发出的心声。也许她还存在着很多这样那样的不足与粗糙，但是她能让我们真实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放过任何历史的深邃和现实的绚丽，能用开放的心胸去拥抱外部世界，去追随灵感的火光，去参透一切事物的意义，然后留下无数美好的文字，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祝《纪实风》电子杂志越办越好。

（本文作者为市作协纪实文学委员会主任、《纪实风》主编）

附

《纪实风》编辑委员会

徐品 林泰衫 张广杰 白翠兰 杨砚

主编

徐品

执行主编

杨砚

沉思录

彩色的文字

——我的30年公安新闻宣传经历

林泰杉

引子

我平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写字儿”，也喜欢别人说我是个“拿笔杆子的”，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文化人”，其实，自己心里明镜似的，我撑破天也就算是个“写手”。三十几年大部分时间都与“文字”打交道，还能够用文字表达思想、观点和情绪，那就权当是孤芳自赏、自寻安逸罢了。当然，与生活的多彩和不可预知相比，我的文字也许不够精彩，但是，万能的多彩文字，她可以在某个重要时期帮助我们慢下来，停下来，以便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

我出生在冀南平原一个叫鲁庄的小村子，也是我的父亲、祖父、太祖父出生的地方。村子按姓氏设置有四个南北向的“过道”（胡同），自村东往西数，依次是林家过道、张家过道、鲁家过道和王家过道。全村百十户人家，一直是张姓为大户，又因张姓家族曾出过一个举人，所以在那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可真的是地位显赫、令人景仰了。假以时日，村民们能够平安度日也就罢了，可是，我们林家长辈却摊上了一件过了几十年都令祖父胡子高高翘起的事儿。打记事儿，每次听到祖父的唠叨都心里打颤儿，这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5岁那年，因为我是林家的长子长孙，向来将“传宗接代”看得很重的长辈们，也就有了让我可以先期随着奶奶和姐姐赶到抚顺与在东北闯荡多年的祖父、父亲团聚的优待，这也使得我有了与祖父、奶奶长期生活在一起机缘。那时的祖父也就50多岁,在抚顺的一家建筑公司做瓦工。虽然工作很忙，也很辛苦，但是，每每祖父端起“牛眼珠”酒盅。在他惬意地“吱溜”声中，就要唠叨起那些件“翘胡子”的事儿。在祖父带着酒气的回忆中，我记住了解放前两年发生在祖父身上“目不识丁被人欺”那件事儿。守寡多年的太奶奶（据说太爷爷20多岁，在刚有了我祖父不久就与同伴“闯关东”，从此杳无音信）领着独子——我的祖父受尽了千般万苦，艰难度日，终于盼到了我祖父成家立业。一家人除了耕种祖上留下来的二亩薄地外，在祖父的亲自操持下，带着我的父亲、叔父靠做豆腐和“粉嘎巴”（冀南平原一种小吃，绿小豆为原料，磨成粉，和成糊状，铁锅烙制而成）沿街叫卖，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多年下来积攒了十几块现大洋（银元）的存款。老实厚道的农民从来都将土地看的为重，在太奶奶的张罗下通过中间人看中了本村张举人家村西老槐树下那块3分半水浇地。在中间人的说道下，谈好的价钱是11块现大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是就在写卖地契约文书时，张举人家的账房先生硬将11块写成了21块。事后得知，账房先生在写“拾壹块现大洋整”时故意在“拾”的前面留了个空白，待到祖父和中间人签字画押后要付钱时，慌忙在“拾壹块现大洋整”的空白处填上了个“贰”字，于是便变成了“贰拾壹块现大洋整”。白纸黑字！欺负我祖父是个“睁眼瞎”，平白多花了10块现大洋。每每提及此事，祖父就恨得牙根痒痒，把胡子翘的老高。待到我背着书包上小学那天起，祖父又将这事儿提起，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好好读书，一定做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就再也不受人欺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并暗下决心，决不辜负老辈人的期望，一定要做个“文化人”，也一定会是个“文化人”。

一、初识文学

五六十年代，人们十分崇尚文化。那时有这样一段顺口溜：上衣袋别“一支钢笔小学生，两支钢笔中学生，三支钢笔大学生。”在祖父的谆谆教导下，自小我就十分向往能够拥有三支钢笔，成为有学识、有才干、有出息的“文化人”。上小学时，我语文、算术等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尤其是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了，因为此前有写日记的功底，作文自然就写的比别人好，几篇作文被当作范文后，朦朦胧胧中自觉我应该是个文化人了。我喜欢读课外书，已经上初中的姐姐不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许多小说、游记、画报等书籍，因为她白天上课只能晚上阅读，而我上半天课（那时的小学因教室紧张都是两部制），所以也就给了我充足的阅读时间。有时为了赶进度（姐姐还书很守时），我只好放弃了许多与小伙伴玩耍的机会。此间，我浏览（实在不敢说是阅读）了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以及经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当代小说《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部叫《老共青团员》的小说。依稀记得，那是一部平装32开封面有一个红色人物剪影的长篇小说。后来得知《老共青团员》是五十年代的书，写解放前铁路上的事，主人公叫何有，生在穷人家，自幼死了爹娘，小小年纪就当学徙，受尽欺侮压榨。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日子比以前更惨。这时，在党组织的启发和教育下，他参加了共青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锻炼，他又领导了一支游击队，四处打击敌人，后来他听从组织安排又返回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最后，主人公何有身体垮了，眼睛几乎失明，但是革命意志更加坚毅顽强，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当时我真的很受教育，对我的人生道路和人生观的养成影响巨大，也为我最终成为“文化人”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此后，在上初中时，我的作文时常会受到老师的夸奖，便又萌生了当记者或作家的想法。初中毕业我就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意气风发地来到了清原县的一个小山村。乡下的劳作异常忙碌且繁重，生活也非常艰难。但是我仍然时刻不忘初心，忙里偷闲给当时青年们最喜欢的读物《辽宁青年》投稿。这是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路历程的短文，寄出后虽然如泥牛入海，但是心里还是有几分惦念，也不免给孤独贫瘠的心灵注入了一丝儿雨露。五年的“知青”名号换来了回城后的“青年职工”称呼，稍微平静下来的那颗小心脏，又被一份散发油墨芳香的《文学新兵》给骚动起来了。这是一张对开四版的由抚顺市文联主办的地方文学报纸，当初出版发行为月报。主要栏目有：小说、童话、诗歌、散文、杂谈等。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79年2月的《文学新兵》试刊第一期头版头题的小说《市委书记的儿子》。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那时候，人们的思想思维观念还很保守，有这样一篇讽刺时事的“文儿”面世，不啻于油锅里滚进一滴水珠，反响可想而知。捧着还散发着墨香的《文学新兵》，读着一篇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那颗带着梦想骚动的心再次激动起来，创作激情爆发，于是就有了试着给《文学新兵》写稿投稿的冲动。那时候，作为业余作者还有这样一个福利：“邮资总付”。那就是投寄稿件不必粘贴邮票，但是，每页300字的稿纸却是“洛阳纸贵”，很难买到。有时实在难忍投稿的欲望，只好在红条格子的信纸上打上竖格，用自制稿纸写稿投稿。一篇篇各类体裁的稿子不出预料的有去无回，但是我的意志无比坚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天终于有了回信，也终于在1979年的《文学新兵》试刊第五期（6月号）4版“煤都风情”栏目上发表了我的稿件《煤都之煤与抚顺“地产”》。“林泰杉”3个字终于变成铅字了！我心激动，热血沸腾，捧着印有“林泰杉”名字的那份报纸对着祖父的遗像我欣慰地笑了，这就是我初识文学的心理历程。

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文学新兵》报纸发表的稿件，不仅自己津津乐道，周边的人也都刮目相看了（自我感觉），于是，身为一家小厂的团支书便有了写作新闻稿件和写大稿上大报的理想与冲动。人逢得意之时，亦飘飘然矣。经高人指点迷津，说：想上大报，对一般投稿人来说，最捷径的路是写反面典型、批评类的稿件。正巧，我所在的小厂出了这样一件坏事儿:这个厂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从几千公里外的阳泉市购进大量“钵子罐”，这天运输班的两名青年工人就木锤能否打碎“钵子罐”展开争论，互相打赌取笑，其中一人竟持木锤将一个价值十几元的成品“钵子罐”击碎，在场的工人群众十分气愤，将此事反映到了厂部。

厂领导很重视，召开职工大会对为赌斗取笑损坏生产用具的两名青年工人责令大会检查，并按照原价5倍予以赔偿损失。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厂开展“争做工厂主人翁，增产更要讲节约”的思想教育活动。这事正好符合我这个“一般人上大报”的条件，于是，我连夜反反复复地终于将稿子写完邮寄给了《抚顺日报》，很快就在《抚顺日报》（1979年11月9日）3版“社会新闻”栏目发表了，题目是《为打赌损坏公物受处分》与另一篇《擒逃犯邹、张二人喜立功》新闻稿件相对应。这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篇新闻稿件，并且还发表在了市级媒体上，心里甭提多兴奋了。

俗话说：乐极生悲。我的笑口还未来得及完全裂开，那两个青年工人拿着报纸就冲我来。“你可真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呀！想出名儿都想疯了吧，拿我们当垫脚的。”这真的是始料未及，我压根就没有想到，在报纸上未提名道姓却在全厂人人皆知的事儿，能引起他们这么强烈的不满。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厂领导得知后，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并对那两个人给予严厉批评。就这样一场疾风暴雨般的风波过去了，却给了我日后从事宣传工作一个深刻的教训，也使我懂得了这样一个朴素又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搞宣传就要尽量说好听的，谁都喜欢听好话儿！”

能能够成为“文化人”可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梦想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自1979年至1985年的6年期间，我先后在省市区的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报纸、刊物发表新闻、通讯、散文、曲艺、文艺评论等稿件30余篇，也创造了有生以来多个第一。其中：在《文学新兵》文学报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随笔《煤都之煤与抚顺“地产”》；在《抚顺日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新闻稿件《为打赌损坏公物受处分》；在《辽宁青年》举办的1980年春季“全省青年、学生作文竞赛”中描写改革开放初期工厂生活的作文《爸爸又笑了》，第一次荣获省级优秀作品奖；在抚顺市文联主办的《五月》文学杂志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艺评论”稿件《麦苗改为苜蓿草的联想》；在望花区文化馆主办的《望花文艺》1981年9月第五期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曲艺作品，相声《名字的研究》等，与此同时，我也有幸与李宏林（专业作家）、张功升（故事大王）、孙世文（辽宁日报）、杨麦（市文联创联室）、杨尚青（《五月》编辑部）、高凤奎（市群众艺术馆）、刘巨才（望花区委宣传部）、李世栋（抚顺日报）、刘明乔（市话剧团）、付国新（望花区文化馆）、王淑珍（市工人文化宫）、杜鹃（市图书馆）等一大批创作高人结识或聆听讲座报告或书信往来。1979年10月前后，我还先后参加了抚顺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故事创作学习班”、抚顺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业余作者故事、诗歌创作学习班及抚顺市图书馆举办的学习名著谈创作笔会等；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新闻理论水平，我还参加了《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刊物、《辽宁日报通讯》等函授学习。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5月我参加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汉语言专业的函授学习。期间，聆听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江天、王恩涛、崔棠华、张庆绵等教授、老师的授课；1981年5月1日，我有幸收到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所林熙源副教授“关于如何写好民俗理论文章”的亲笔回信，洋洋洒洒2000多字深深浸透着老师的殷殷教诲和期望。经过4年的苦读磨砺，终于在1985年4月我拿到了“辽宁大学毕业证书”。我凭借着这个“红本本”由工人身份转换为“全民干部”，又由工厂调转到了政法机关——抚顺市公安局。10年后又从基层派出所调到抚顺市公安局政治部专司公安新闻宣传工作。

沉思录

爬到树上去读书

徐 洪

我的童年是在抚顺县关门山（现救兵镇关山湖）度过的。“文大”前，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在当年那个穷山沟里，足可以顶半个劳动力了。特别是那些老的老、小的小，人口多、缺劳力的家庭，更是盼苗吐穗般的盼着男娃们快点长大，好早点儿干活挣工分，为家里做点贡献，来减轻一些家庭负担。我的童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十口人的大家庭里。爷爷、奶奶和太爷年迈体弱，都已丧失劳动能力；几个弟弟妹妹又小，父母亲年复一年地、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到年底还是欠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的口粮款。爷爷奶奶常常唠叨：“等咱大孙子长大就好了！”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那时的我，当看到弟弟妹妹们过年时，因分的橘子瓣大小不均而争吵时、看到父母们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唉声叹气时、看着几位老人把仅有的一碗干饭推来让去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便暗暗地下了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那时，我正在本村小学读书。每天一放学，扔下书包，就帮奶奶整理屋里屋外、烧火做饭；要么就去喂猪喂鸡、照看幼小的弟弟妹妹们。再大些，便跟上大人上山砍柴、下地除草，或者到野外放猪、采野菜、挖草药什么的。成了大人们的一个得力的帮手。好在我父母是作教育出身，深知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宁可省吃俭用也要供我们读书。不若某些乡邻，早早就让孩子们辍学，扛着比自己还高一头的锄头下地，去挣那“三等”工分。即便这样，我除了在村小学每天上几节课以外，回家后哪里还有读书学习的份儿？那小小的农家庭院里，有着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每天等猪鸡入圈、柴水备足，早已是掌灯时分了。不等你写完作业，劳累了一天的父母早已发出了鼾声；我这里也就只好蹑手蹑脚地熄灯上炕，也正好节省了电费。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书，尤其爱读小说、故事等文学作品。为了能挤出时间多读些书，我对语文、算术等主课，都采取利用自习和课间休息的时间早学一步，然后把书后的习题全部做完的方法。等老师讲课时，如果我已经会了、懂了，便用教材挡着，偷偷地看小说。这样，回家也不用做作业了，腾出时间好去阅读同学之间互相串换的新书了。那时，家长们是反对我过多地读课外书的，怕影响学习和耽误干活。其实，我惦记着小说里未尽的故事情节，恨不能一下子把应学的早点学会、把该做的零活一下子全都做完，反倒促进了学习和干活。各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排在前面，也经常得到老师和学校的表奖。在家里因为要干活，又有大人们的限制，不便大大方方地坐下来读书。我便把书藏在腋下，在野外放猪时，坐在山坡上、躺在草坪上读，倒也十分得意。不料有一次只顾看书，两头猪把生产队的花生给拱了一大片，被队里罚了工分。回家后又被父母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没收了没有读完的小说。因为在那年月里，养猪是唯一被允许的家庭副业。喂一头大肥猪，是庄户人家顶重要的经济来源。孩子上学、春秋换季、添置生活用品等，就都有了指望。但按规定只有先交售国家一头猪的任务，剩下的才允许宰杀，否则只能是几家合伙凑份子杀一头。因为再穷的人家，过年也要见点荤腥啊。但买肉得花钱——而且还吃不全；更令人鄙视这家的懒惰。可养猪需要饲料，在那人都吃不饱的岁月里，能喂两头大肥猪，到了年底“一卖一杀，有吃有花”，这样的人家是被全村羡慕和夸赞的。所以，各家各户都摽着劲儿设法把猪养肥、养大。

后来，我在经常放猪的地方，发现有一棵绿荫婆娑的大柳树，我便爬上去，把那枝杈密集交错的高处稍加修整，再铺上厚厚的干草，竟成了一个庞大的“鸟巢”；更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了望台”，猪跑向何处，在树上看得一清二楚。猪一旦跑过界，我便在树上唤起卧在树下的那条经过训练的大黄狗，它便一跃而起冲过去，连叫带咬把猪赶回来。而我则躺在凉风习习、小鸟啾啾的树伞里美美地读书了，惬意得很。就连那些路经树下，或在树后上厕所的人都没有发现我的秘密“书屋”。就这样，我在大柳树上，一边放猪一边读书，先后读完了《红岩》、《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红楼梦》、《西游记》等多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对了解历史、认识社会、体味人生，乃至对日后步入社会和世界观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转眼五十年过去了，读书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嗜好，也早已成为我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通过读书使自己的生活得到充实、使自己的素质得到提高，也使自己的命运得到了改变。“文大”结束后，自己靠读书自学取得了高校文凭，走出了大山，登上了教育讲台，成为一名高级讲师、县委党校副校长。

我喜欢读书，也爱好藏书，更深深体会到读书的意义不是装点门面、不是附庸风雅、更不是给谁看的，它如每天的饮食起居一样，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常态。读书的目的在于应用，新知识要学、老资料要习，开卷有益。在如今知识信息爆炸的年代，一天不读书就跟不上形势，你的素质品位就要落后。

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不懈，读书、藏书、写书，从中受益匪浅，真正享受到了读书的乐趣。你想啊，作者几十年乃至毕生的研究成果，你一下子就轻易地得到了，这不是最大的便宜事吗？你会少走不少弯路的。希望年轻人也都能抵御市井的喧嚣，摒弃虚无的功利观，每天挤出点时间扎扎实实地读一些好书，这对自己的成长进步是大有好处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事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读书学习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图书馆、书店、报刊亭随处可见；电脑、手机、网络使读书更加便利，再也不用爬到树上去读书了。然而，童年的往事是难以忘却的。前段时间，借下乡调研之机，专程到故乡转了转，可惜那古树早已不复存在了！当年那生活的艰辛和偷读的乐趣，只能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记忆中了。别了，我那童年的老树、“书屋”了望台……

煤海钩沉

抚顺矸子山形成始末

臧玉仲

座落在抚顺市新抚区的华山矸子道（也称矸子山，今华山工业园区）。北临永济路，西接古城子河东岸的安泽路，南临国铁和抚矿运输铁轨南侧便是华山路，东至新抚顺十四道街。南北宽约1200米，长2300米，矸石山总体积约1，932亿立方米。最高处海拔110米。 有人说，这座“矸子山是石油一厂排弃炼油废渣堆积而成的”，这显然没有道理。据《西露天矿志》和有关资料记载：1911年初，抚顺炭矿从计军屯向东铺设铁路，翻弃剥离废岩，用来垫补浑河沼泽洼地（今新抚顺），为实施大露天计划和千金寨搬迁做准备。接下来就势启用北舍场（今华山矸子道）。当时，日本人不知道浅褐或暗褐色细致的石头是油母页岩，更不知道这种页岩能提炼出石油。他们开采到厚厚的油母页岩时，将覆盖于煤层之上的沉积岩——褐色油母页岩，一车接一车全部翻到北舍场抛弃掉，才形成了矸子山。1930年，抚顺炭矿制油工厂（今石油一厂）正式投产。由于矸子山常年着火，影响千金寨搬迁至新抚顺和“大揭盖”舍场太小等原因，才决定封闭北舍场的。1935年，抚顺炭矿修建古城子跨河大桥，启用西舍场（即古城子河西汪良，至青台子一带）。可想而知，从制油工厂投产到北舍场废弃，仅五年时间制油工厂炼后的废渣是堆积不起来整个矸子山的。这庞大的山体是油母页岩与极少量煤炭等可燃物掺杂堆积而成的，经过二十几年的风吹日晒，自然分化，自然冒烟，才自然着火的。这火不紧不慢，从里到外，足足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抚顺炭矿1920年从集军屯铺设北舍场及浑河南岸铁道为大揭盖排土弃石和千金寨搬迁（新抚顺）做准备 燃烧塌陷，人员无法躲避常常塌落进火区而丧命，机械设备也经常陷进火海之中被烧毁。《西露天志》载：1922年7月，把头黄某跑到炭矿劳务系，向系长报吿“计军屯劳工去北矸子道上盘移路，他们扛着撬棍，抬着‘架机’（抬高铁轨的工具），刚走到下盘冒烟那块，四个人踩空掌子，全掉到坍塌的火窟窿里，喷出几丈高的大火，一个人都没上来。”劳务系长没理这个茬，回话说“计军屯调度长电话的来，推土犁也掉下去的，赶快的到抢救！”这说明北舍场发火塌陷事故是经常发生，更是不可防控的。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在燃烧后的矸子山各道平盘上，西露天矿、市政建设公司、铝厂和永济路炼油厂等单位，陆续规划建筑近两百栋平房和屈指可数的楼房，成为了居民住宅区，取名为华山街道（即华山公社）。可是，即便盖了住宅，矸子山西侧较高处仍然冒着青烟，有的地处还燃烧着红红的火苗，散发着难闻的瓦斯味。甚至有的住宅屋里，随时都能闻到臭烘烘的味。人们看到整个矸子山，被烧结成一个红褐相间的矸石山。按每立方米1吨计算，当时日本侵略者给我国石油化工资源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个不可估量的天文数字。

资料显示：日本人对多年形成的矸石山的燃烧现象，做过测试和分析，发现冒烟、坍塌那里的地温从摄氏830度到2100度不等，而且地温越高喷发出的火焰高度也越高。页岩燃烧后所凝结的晶体，在显微镜下呈蓝色或微红色，有的如雪花，或针芒状放射，或结成类似碘盐状，或砂糖状。当时对这种褐色岩石的神奇，他们仍然莫名其妙，无从知道矸石能够炼制石油及其它化工产品这一现实。矸子山地带，计军屯人叫它“北川”。当年涉迁879户，良田11267亩。炭矿要废止原千军山南麓的排土场（今千台社区），启用计军屯北舍场排土弃石。计军屯乡正姚绍堂联合杨柏堡乡正何锡福、千金乡正陈荣、古城子乡正范锡云，商量呈文抚顺县，抗争炭矿非法占地。新任抚顺知府程廷恒接状，他褒扬抚顺人敢于抗衡日本炭矿、警察署、守备队，奋起与之斗争的精神，让这位苏州人感触颇深，备受鼓舞。程廷恒知书达礼，人情练达。在与日本人平日的交往中，他深知毕竟中日双方立场相悖，日本人表面上的示好，有着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双方尚未撕破脸皮也是暂时的。面对多位乡正的呈诉，程廷恒安慰说“诸位乡正一起来到县衙，本县十分理解。面对日方的无理行径，吾等应齐心协力，共同抗争，为民解忧。但我程某初来乍到，案大涉天，依本县看来，我们大家只好一起去见奉天府尹拿个辙。”程廷恒略一思索“赶早不赶晩，我让民政这就去买火车票。咱们就说去奉天开会，万万不可走漏风声。”几位乡正感动得热泪盈热眶。奉天府尹赵尔巽是清末汉军正蓝旗人，祖籍辽北铁岭。他召见程廷恒和抚顺的众乡正。赵尔巽感慨“诸位来府陈诉民情，实属不易。日俄战争让千金寨国人苦难深重，民不聊生。日本强行霸占了王承尧的煤矿，刚刚抚恤库平银25.5万两。前期日本人占地1450亩，修建了七条通十一个町目的“日人街”，对此，本府与民众同样愤慨。

外涉局前不久得知，炭矿要启用计军屯北舍场，关系诸位与民众的利益。其实，国弱民苦，何止占地？不是本府远见，而日本人实施‘大揭盖’，整个千金寨搬迁，当是不远的事。世界无宁、大战将起、国弱无策、民生更苦。当下本府携程知县，百般据理力争，亦只能向日本人讨得较高地价，尽量少占用或不占用耕地，以减少百姓损失。至于土地被占，全千金寨搬迁，则无力抗拒，还望诸位好自为之吧，此事全靠程知县权衡与周旋。”　

日本人占据计军屯北川大片土地，程廷恒关注民生，按奉天府尹赵尔巽所示，全力与日方周旋，他坚持“给利而拔、无利不拔、良田多补、薄地不让”的原则，背着日本当局，暗中鼓动民众宁缓不舍，拖累半年，计军屯北舍场才排土弃石。程廷恒心里十分清楚，日方的所谓友善，只是为了攫取更丰厚的煤炭资源，获取在千金寨更大的利益。因此，他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方面与之周旋，一方面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1913年（民国二年）4月，抚顺炭矿长米仓清族执意要将新建的浑河大桥命名为“四国桥”（ 四国军队）。尽管修建此桥炭矿和日国商人捐款最多，程廷恒还是在请示奉天将军张锡銮后，坚持将永安山东侧的大桥命名为“永安桥”。抚顺民众为此欢欣鼓舞。有人说，日本人在抚顺建了西制油和东制油，率先用油母页岩炼出石油。这种说法是极不准确的，那是日本人往自己脸上贴金。

如果阅读过《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641～650页），你就会知道，抚顺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不是日本人的发明和本能，更不是小日本的专利。日本人在开发抚顺煤田时，发现了覆盖煤层之上、纹理细致的浅褐或褐色岩石，而且用火烧之有可燃性，但是他们不能确认这种岩石是什么岩种。经过“满铁”中央试验所研究，得出结论“这55亿吨页岩可能是废料”。后来经过进一步化验，他们发现矸石所含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全部原油的四倍半以上，同时还可以获得好多副产品。”不过试验归试验，由于经过试验岩石出油率太低，最终日本人还是将油母页岩废弃到北舍场。 但是，由于日本海军液体燃料的严重缺乏，加之日本军人一直鼓动策划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战争，日本海军对抚顺发现的油母页岩盯住不放，要求日本徳山海军燃料厂继续进行研究试验。不过到头来还是没有显著成效。1920年，日本海军兵工厂专门派人到抚顺调查，然后提出报告，要求“滿铁”进行矸石工业性干馏试验。这个试验先后做了四次，但收效仍然不理想，达不到建厂生产石油的条件和标准。抚顺煤矿的油母页岩分布和覆盖于煤的上层，厚度为100～170米，品质由浅至深而不同。最上面的油母页岩品质优良，是含油富矿，含油率最高可达13.2～14.3%。中层含油量约7～10%。接近煤层的部分品质最差，含油量仅为1.2～3.2%，为含油贫矿。从这种上层含油率高，品质优良，接近煤炭部份含油率低，品质低劣现象，不难看出在沉积过程中，含大量油质的附着物，是漂浮在亚热带植物之上而沉积的。只是当时日本人没有掌握从中提炼石油的科学技术，并非油母页岩本身含油低，达不到提取石油的标准。在开采过程中，他们却把含油率高的富矿当成矸石废弃掉了。日本岛国的板图，恰似一叶漂泊在大洋里的轻舟，它本来就是个贫油国家。但是，出海要靠轮船，侵略扩张要靠军舰，缺乏燃油便寸步难行。

有关资料记载：1922年初，日本人不惜花费重金，由抚顺炭矿支付10万日元试验费，将100吨油母页岩装上船，派化工博士远渡重洋，分别去瑞典、德国进行试验。结果收油率仍然不高，只达到2～2.75%，还是达不到工业生产的要求。1922年3月，“满铁”中央试验所再次试验，并提出干馏报告，这才进一步地奠定了工业性生产的理论基础。为了验证理论的可靠性，两年后，于1924年，日本人又将500吨油母页岩装上巨轮，从大连出发，运往英国的英格兰油页岩工厂，出资50万日元，委托英国人进行干馏试验，这才得出了工业生产的良好结果。

到了1925年5月，日本在大连召开了有瑞典、徳国、英格兰和日本权威人士参加的联席会，对干馏生产提出新的主张。其后，日本人又将干馏式改为英国的内热式炉型，釆用先干馏再内热两段程序，利用瓦斯循环供热技术提取石油。为了将这一技术尽快应用于工业化生产，“满铁”明确指示接任抚顺炭矿长的梅野实，在英格兰化工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在抚顺化学工所瓦斯工厂（今石油三厂）修建可以处理10吨位油母页岩的内热式煤气炉。而后，于1926年修建一座日处理59吨油母页岩的干馏内热炉，收油率均达到9～10%，干馏供热量自给有余。到了1928年1月，经日本政府批准，决定投入正式生产，并兴建7.5万吨的制油工厂（今石油一厂），建日处理油母页岩50吨干馏炉80座，以及破碎、硫胺、蒸馏、石蜡等附属车间。又用了两年多时间，于1930年5月建成西制油，并相继开气运转出油。油母页岩提炼石油技术应用于工业化生产，虽然是瑞典、德国、英国化工专家的功劳，但小日本是出了高价的，所以他们把人家研制成果都记在了自己的功劳簿上。

抚顺炭矿制油工厂出油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日本国。内阁首相狄村在给天皇的《对满蒙积板政策奏章》中，恬不知耻地说：“煤油之物亦我国最欠之要品，也是立国之要品。幸我所有抚顺煤矿之层岩含有油岩之量，共五十二亿吨。此油层岩每百斤可抽出煤油六斤。如再加用美国之精机以制之，每百斤可得九斤之精油，以供自动车及舰船之用。现我日本每年从外国输入之矿油约七千万（吨），估价六千万元，尚在年年增加。按抚顺油层五十亿之额，如以四五最小而论，可得煤油二亿五千万吨。按平均三亿五千万吨得油，每吨利益则十五元而论，以抚顺之油层岩可得五十二亿五千万元利源，真可我工业三大革命。而有益我国之国防上，产业上极为重大，按满蒙之铁及煤、油可为我所有，则我国之海陆军策，近而为金城铁壁。夫满洲者，乃我日人之心脏云云，诚不虚言也。为皇绵绵所计，真可庆贺之至。”

有这么一段故事，让许多年长的抚顺人记忋犹新。说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投降时，日本有两位化工学家，去了早已废弃的原北舍场华山矸子山上，刨了二百斤燃烧过的、上面带有一层白霜的矸石片。回国前夕，他俩将这些矸石片当成“宝贝”，请家人、同事、学生和亲朋好友分别用牙具袋、牛腰饭盒等装好，带回了日本。据说，他们在东京大学科研室潜心研究了二十多个春秋。在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 期间，曾有过这样的传言，说是日本人要用一斤大米换抚顺华山地区矸子山上的一斤矸石。还说，当年日本的两位科学家对燃烧过后的页岩，经过潜心分析后确认，原北舍场燃烧过的矸石中除含钾、镁、胺等元素外，还含有价值较高的硒、铀、钼、镭等重金属。

抚顺也有好多热爱收藏和好奇的人，常常登上矸石山，随意釆集一块上面带有白霜的矸石，迎着阳光仔细看，那些白霜都亮晶晶的。更有收藏价值的，是在油母页岩掌子上，随意顺着层理掰开一块油母页岩，人们会发现片状页岩表面，有着好多好多小黃点。再仔细观察，用肉眼就可以发现那些密密麻麻的小黄点，原来都是小水虫的活化石。这些小水虫活化石，见证了油母页岩是由大量浮游动植物和藻类自然沉积，或水流携带沼泽生物，冲积形成的厚厚含油的油母页岩岩层。在这油母页岩的岩层中，偶尔还会发现鱼类活化石及陆地动植物的遗痕。

沉思录

双雄异路（上）

大雅清风

詹克远死了。是詹明来告诉我的。

二00八年四月二十日，我去参加同学刘金宝儿子的婚礼，遇到了詹明来。几杯酒下肚，他的脸红红的，眼睛里噙着泪花，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反反复复地说：“好好活着吧，好好活着吧，詹克远都死了。”我们俩都激动地唏嘘不已。

詹克远和詹明来是叔侄儿俩。按照辈分论，詹明来叫詹克远“叔叔”，他们俩都是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詹家屯的人，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屈指算来，到现在，我们的友情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我永远不能忘记，风雪严寒的黎明，淫雨连绵的深夜，两个孩子走在沈吉铁路上的身影……

我们相识于一九六八年的冬天。那时候，文大前入校的哥哥姐姐们在“革命造反”之后，已经光荣地“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了。学校要重新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于是，我们走到了一起。

我们学校是现在的抚顺市第二十五中学，那个时候叫“工农中学”。“文化大革命”时期，到处都改名换姓，什么“反修大道”了，“东方红学校”了，李卫东了，魏革命了，全是又红又左的词儿，所以，我们的学校叫“工农中学”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也可能是我们的生活水平低，肚子里的油水少，身上的衣服再单薄一些，所以，我们感到，那些年的冬天格外地冷。每天早晨，蒙蒙雪雾里，他们俩戴着菲薄的兔毛棉帽子，穿着光筒子的棉裤，背着破书包，夹着一把二胡，抄着手，猫着腰，沿着沈吉铁路走半个小时，来到学校。那时候，没有通勤车，即使有也坐不起。

与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相比，农村的孩子忠厚诚实，都很能吃苦耐劳。这些优点，在他们俩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们俩都是班干部，学习那是没的说。詹克远的脑瓜活一些，理解问题的能力很强，属于那种精明人；詹明来呢，像个小姑娘，不声不响地学习。谁如果夸他一句，他就会红起脸来，报你一笑。同学四年，他们俩没和别人打过架，红过脸。尤其是詹明来，至今还是那样一副憨厚、谦和、淳朴、天真的笑容。

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拉二胡。后来，詹克远迷上了手风琴。天天就是歪着头，看着键盘，随着节奏点着头。等到手风琴练成了，毛病也养成了。所以，他拉琴，你可以听，绝不可以看，那姿势太难看；詹明来呢，后来改拉小提琴，打扬琴，小提琴拉得相当好。就因为这个，后来他当了好几年的文艺兵。

那时候，他俩的家是我们城里同学的“度假村”，我们家是农村同学的大本营。每当全市文艺大汇演、或者是演出回来晚了的时候，他们就到我家吃饭，休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就是有啥吃啥，赶上啥吃啥。记得有一次，参加市里大汇演回来，大伙余兴未尽，跑到我家附近的一朝中操场上吹起了铜管乐。我们边玩边吃，半袋子生花生转眼间给造没了。詹家屯出大米，那大米，相当好吃。可是，他们喜欢我们的白面。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白面大米都是细粮，是按人口供应的，一个月也没有几斤啊。我那慈祥的母亲总是留起来一些，等到农村同学来的时候吃。

那是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我们的文艺宣传队成立了队委会，是由把持学校党政权力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领导、红卫兵团（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团委）领导和根红苗正的学生组成的，他们俩都是队委会成员。队委会的任务是掌握我们的思想动态，经常和我们谈心，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检查我们的日记，从中了解我们的思想脉络，给我们写批语。那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领导和带头人。也是小大人，一个个都成熟得了不得。张嘴闭嘴都是毛主席语录，都是马列原著，什么《哥达纲领批判》了，《国家与革命》了，《共产党宣言》了，把我们佩服羡慕得不行。

记得是一九七一年夏天，我们去新宾县南杂木基层车队慰问演出。散场以后，来接我们的大解放汽车已经被当地的孩子们给捷足先登了，无论我们怎样喊，就是不下来。我急眼了，把琵琶交给一个女同学，拿了一个手电筒，朝几个同学喊了一嗓子：“干他们！”，“呼”地一下子就窜上去了。紧跟着，几个男同学噼里啪啦都上来了。我们用手电筒照着对方的脸，嘴里狠狠地骂着，逼着他们下去。如果敢反抗，不下去，我们就啪啪搧他几个嘴巴子，然后把他扯起来，“嗖”一下子给扔出去。那些孩子一看我们太凶狠了，一个个老老实实地麻溜地下了车。好了，没事了，我们高高兴兴地上了车。

谁想到，这下子可惹了麻烦了。那帮孩子像游击队一样，沿途向我们袭击，砖头、瓦块、沙砾子不断地从黑暗中飞来。女同学们吓得抱着脑袋挤在一起，我们几个人就借助车灯寻找那些袭击我们的人。工宣队的师傅就怕我冲出去，一再叮嘱我：“你可不能出去啊！”，“你可不能下车啊！”。我抱着琵琶，答应着。忽然，“砰”地一声，一个砖头打在我的琵琶上，我的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我把琴交给旁边的女同学，解下了武装带，悄悄地下了车，盯着顺着路沟逃跑的那个小子，三步两步就追上了，搂头就是一下子。那小子惹完祸，心里肯定是美滋滋地，春风得意地往家走呢，他压根也没有想到，我能下车追过来。我这一下子把他打了个蒙头转向，转过脸来，我没等他看清楚，搂头盖脸又是几下子，那小子就抱着脑袋嚎叫着，蹲下了。我一看，行了，出气了，就转过身来，追上汽车，得胜回朝了。

我们刚回去不一会，那个孩子的家长领着他就找来了。原来，我那几下子太狠了，把那个孩子的脑袋给捩开了一个一寸长的大口子！人家不干了，非要找凶手，要和我们拼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站出来说：“怎么地？是我打的！”同学们都过来了，都说是自己打的。詹克远和工宣队师傅商量了一下，走过来说：“不管谁打的，先看病吧。”于是，由他领着，那个孩子和家长一起去了医院。路上大概是又做了许多工作吧，很晚很晚了，我们已经睡下了，詹克远才回来，那个孩子的家长没来。

第二天，针对我的事情，我们宣传队开会批判我。记得詹克远是主持会议的，他的话全是上纲上线的，说的相当狠。大家伙也都发了言，猛烈地批判我，就差把我打成“反革命”了。那时候，都是争先恐后发言，表明态度，立场。如果不发言，就是态度暧昧，就是同情落后分子。我呢，对大家的批评，还要以积极的态度、诚恳的心情表示欢迎，虚心接受，坚决改正。

就这样，詹克远帮助我过了这个难关。那时候的学生干部，就像是比我们大多少似的，真是好样的，真是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都很尊敬他们。其实，我们一般大。

1971年年底，我们毕业了。我进了工厂，他们俩回到了农村，回到了詹家屯。

流向心底的泪

——回忆我的同学阿远

文/ 杨砚

望着天上半残的月，我时常在想：“如果阿远不去北京，或者不那么拼命的挣钱，如今会不会还好好的活在我们身边？”然而这一切都只能是想象，真实的阿远已经归于尘土，唯有我的泪流向心底。

阿远是个苦孩子，三岁就没了娘。

阿远的父母曾经是医学院的高材生，文革中响应“支前支边”的号召去了内蒙古，在阿远三岁那年，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让阿远文弱的母亲一病不起，几个月后，撒手人寰。那时的阿远只有三岁零二个月，而小妹妹才五个月。父亲面对着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焦头烂额，苦熬了半年后仓促的续了弦。后来，继母有了自己的儿子，父亲没办法，只好含泪将小女儿送了人。

阿远是九岁那年回的城，从小学直到初中毕业，一直都是我的同桌。

也许是因为晚上了两年学，也许是因为经历过许多坎坷，他明显的要比同班男生更懂事，衣着简朴、言语不多，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

平时，阿远显得温和、谦让，无论和谁说话，脸上总挂着真诚而憨厚的笑容。但是，他一旦发起怒来却是那么凶猛，在初一的下学期，竟然把当时年部小霸王张强的鼻梁骨打成了粉碎性骨折，结果是被学校勒令停课一周。

复课时，阿远明显得憔悴了许多，眼睛里没有了昔日的光彩，头发也乱蓬蓬的。见我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他慢慢地从文具盒里拿出一张撕裂又粘好的照片，悠悠地说：“这是我和妈妈唯一的一张合影，那天被张强故意撕坏了……”。这照片我认得，他总在课间或者课后拿出来静静地看一会，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放回到文具盒的夹层。我轻轻的摇了摇头，又重重地叹了口气。当然，此事件发生后，便再也无人欺负他，而他也更加孤独了。

中考前填志愿，我很快就填好了。扭头看阿远，只见他呆呆的看着志愿表，踌躇良久，才慢慢地写上了二所技校的名字。我惊讶不已:“你那么好的成绩，为什么要上技校？你爸爸会同意吗？”

“会同意。昨晚不经意听到了爸妈的谈话，妈生完弟弟就没再上班，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供我上学。”阿远平静的说着，可是眼中却似有一滴清泪，将落未落。

一别四年。

大一暑假的一天，我正在家看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忙打开门，只见又高又瘦又黑的阿远站在眼前，他已经与当年判若两人了。

“搬家了也不告诉我，害得我好找。给你，早起新摘的樱桃！”他说自己去年就上了班，工作很累，工资也不高。

“对了，我在单位看到你发在日报上的文章了，我跟班长要了两份，一份剪下收藏了，这份给你，你是不是应该请客呀！”他和我开着玩笑。

记得那天，我们四个人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遐想着美好的未来……

后来毕业了，我上了班，又在业余时间自俢英语，日子过得紧张而忙碌，没有更多与同学联系。

再一次见到阿远的时候，他身旁站着一位婷婷玉立的女子。“老同学，恭喜了！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呀？”“我买断了，准备去北京闯闯。这是我的妻子梅，我们登记了，还没有举行婚礼，我想多赚点钱，给梅一个盛大的婚礼！”。阿远搂着梅笑了，笑得幸福而沧桑。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请他们吃了饭，算是祝贺，也算是饯行。

之后，阿远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涯。他一年只回来一两次，每次能呆上十几天。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会请他洗澡、吃饭，为他洗去一身的征尘，为他预备一桌丰盛的晚餐。

他也总会面对着满桌酒菜生出感慨:“谢谢，谢谢。但是太浪费了，你们呀，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一顿饭够我和梅在北京生活半个月了……”。我们就请他讲讲北京的生活，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现在住的是地下室……不过未来会好的……”

我们都知道阿远其实很苦，他既没资金又没技术，在北京只能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工地小工、超市理货员、小区保安……。梅在超市做促销，每天一站就是十六个小时……。阿远的梦想很远大，也很美好。“我要在北京买房子，让我的孩子成为真正的北京人儿……”。我们都向他竖起大拇指，此时，他的脸上是既骄傲又严肃的神情。

第三年，阿远在干活时伤了腿，半年没能上班，把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花去了大半。伤好后，阿远和梅经人介绍开始做医药代表。阿远人很聪明，一学就上了手，梅的专业也终于学以致用。

可是这一行的竟争太激烈了，潜规则也多。阿远每天都殚精竭虑，在整个北京城里来回奔波。

医院院长是要搞定的，办公室主任也不可小觑，医生和护士也要答对得乐乐呵呵。于是，阿远开启了当年最时兴的销售模式——吃喝唱洗一条龙，而且几乎天天如此。

千禧年我和丈夫蜜月旅行，计划在北京逗留一周。接站的阿远无比兴奋，将一束玫瑰递到我手上，又抢过沉重的行李箱。“你们不要去住宾馆，既浪费又不安全，就住我那里好了。”箱子很沉，阿远停下喘口气又接着说:“梅这次怀孕后，我们从地下室搬出来了！如今住在四环外的四合院里，一出屋就能看见蓝天，心里那叫一个敞亮！听说明年年底这片房子就能动迁了，到时候我买下一间，你们就瞧好吧！”阿远故意亮出几句京片子逗我们开心。

梅没有在家，她因处理业务去了东北，顺便回娘家小住几日。阿远将正房让我们，自己住在院子东侧的杂物间里，原来他在我们到达之前已布置妥当。让给我们住的房间里新换的床单被罩，床头贴着大红“囍”字，茶几上的托盘里竟摆着红枣、花生、桂圆和莲子。爱人激动的握着阿远的手，不知说什么好。

阿远帮我们安排每日的行程，如果生意不忙，他就会陪我们玩上一天，帮我俩拎包、拍照，既是向导又是跟班；如果生意忙，他也会尽快处理完一天的事情，早些赶回家为我俩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旅行结束，回到家中，我惊讶在行李箱底部发现一个精美的信封，封面是阿远遒劲的笔迹，里面整整齐齐的叠放着我悄悄压在他枕头底下的二千元钱……

春节小聚，阿远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和梅实现了今年的小目标，挣了十万元！”阿远高兴的向我们举起拳头，仿佛他有着无穷的力量。“等我俩买了房，就请你们去北京过年！”我们举杯畅饮，送给他俩真挚的祝福。酒酣处，阿远忽然又神色黯然然。“我对不起梅。这几年因条件所限，梅做掉了两个孩子，遭了不少罪……所以，我发誓一定要让梅过上好日子。”说着，他一口喝尽了杯中的酒。

阿远为了这份誓言更加拼命的工作、拼命的攒钱、拼命的对每一位客户开拓周旋……直到喝出了胃出血。

躺在医院里的阿远苍白而消瘦，才三十出头，两鬓竟已生出了白发。我劝他不要这么拼命，他淡淡地笑了，说：“我只想早点把首付攒出来。”我无言以对，只是想尽办法帮他换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当然还是销售。因为他说:“只有销售才能快一些达成我的目标。”

这一次是推销办公用品和运动器材，昂贵的办公用品可以让他多拿到一些销售提成，也可以借此接触一些高端客户。

以往的工作经验对他很有帮助，他的工作顺心顺手而且收入可观，我们都为他高兴。

阿远下了好多功夫，终于拿下了全运会大部分器材的代理权。他喜出望外，筹划着做好这一单后，就去交房子的首付。那是早已看好的一个小区，环境优雅、交通便利。他和梅盼望着、憧憬着，仿佛在睡梦中都能笑出声来。

然而，意外总是发生在最兴奋的时刻。当货车出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阿远整个人都怔在那里，良久不发一言，只让烟灰缸里的烟蒂逐渐堆积成一座小山。

日复一日。

处理完事故，付完货款和违约金，阿远不仅分文皆无，而且还债台高筑。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但是日子还要过下去，况且梅已经身怀六甲。阿远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每天出去工作，维持着基本的生活开销。

他的烟抽得越发重了，梅好言相劝，阿远点头应允着，却止不住一日甚于一日的咳声。拗不过梅的一再唠叨，阿远去医院做了检查。

主治医生是梅的同学，他看着梅隆起的腹部，欲言又止。梅抢过报告单。真是晴天霹雳！

阿远是肺癌！

得病的消息是阿远自己告诉我们的，说得云淡风轻:“这次回来主要是给我女儿认干爹干妈的，你们每人都算上啊！”

“咦，你怎么知道是女儿？”

“咱医院有熟人呀！”阿远狡黠的笑笑。“还有，我想回来休养一段，这些年太累喽！”

“当然要认了！我们都等着和侄女儿借光，也早日争取成为北京人儿呢，这要成了干女儿，光借得更大了哈！”我们打趣道，却渐渐从梅的神色里感觉到了异常。

得知消息的我们不知应该说些什么，他却笑着说：“没事，我至少要陪你们五年！你们要多请我吃饭哦！”

阿远的女儿满月那天，我和阿东帮着张罗了满月宴。阿远瘦了很多，强打精神笑着对我们说：“我给女儿取名叫‘赢’，爸爸输了，女儿一定要赢！”我们轮流抱着赢儿，内心凄然。

闻讯赶来的还有十几位来自北京的朋友，这是阿远北漂七年凭踏实勤奋和优秀的人品交下的真挚的朋友。大家都把赢儿认作了干女儿，并把丰厚的礼金放在梅的手上。我们心下明白，这不仅是礼金，亦是捐款。微软老总当场签下一张二十万的支票，动情的说“阿远，坚强点，不行咱去美国看，咱们团结紧紧地，誓看病魔能怎地！”阿远欣慰地笑了，笑得泪流满面。

阿远的病一天重似一天，渐渐地不能下床了，我们每天去看他，他却总要努力绽放出微笑，并用目光打量着每一个人，那充满留恋的目光让人心碎。

新的一年到来了，温暖的阳光穿越云层，照在阿远愈发苍白的脸上。他握住咿呀学语的赢儿的小手，温柔而深情地说：“叫我一声爸爸……”

然而，赢儿稚嫩的喊声没能唤回爸爸……阿远在我们的目光里一路远行，唯有流向心底的泪，印记着一个曾经奋斗的身影。

抚顺新貌

抚顺石化——中国石油化工的摇篮

李 永 全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是世界上主要的一次能源和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有专家这样评价说：石油工业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担负着国家的兴衰；石油工业是一个幸运儿，一诞生就给世界带来了光明；石油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出世就奇迹般地成长壮大。抚顺石化也历经苦难的洗礼，因而散发出更加绚丽的色彩。她承载着我们的光荣与骄傲，寄托着我们的梦想和未来。抚顺石化，她是现代中国石油化工的摇篮。

一

抚顺在历史上是我国著名的煤都，1909年发现油母页岩。1928年开始，建设以油母页岩为原料，经干馏生产页岩油原油，再加工生产汽油、柴油、石蜡等石油产品的制油厂，1940年改名西制油厂，即石油一厂前身。这时可年产页岩原油20余吨。1939年提出建设东制油厂，即石油二厂前身，1944年5月建成，生产页岩原油4万吨。1936年提出以抚顺烟煤为原料，用高压加氢的工艺方法制取航空汽油的石炭液化工场即后来的人造石油厂，石油三厂前身。1944年改用印度尼西亚原油进行加氢处理，生产出航空汽油1685吨，这是从建厂到1945年的最高产量。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948年10月31日抚顺第二次解放之前，除石油一厂时开时停外，石油二厂、石油三厂不仅一滴油没生产，还遭到严重的破坏。

二

建国后，1950年4月党中央确定了“石油工业要天然油与人造油并重”的建设方针，并对石油一、二、三厂恢复生产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极大支持。1951年10月23日朱德总司令到厂视察并题词：“工友同志们，为了巩固国防任务，必须努力发展人造石油工业”。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航空汽油紧缺，工厂恢复生产，研制试验航空汽油非常紧迫，领导上下都非常重视。一些专家技术人员，吃住在厂，不分昼夜工作，主要领导亲临一线协调指挥。1951年9月，经多方努力奋斗，终于在现在的石油三厂恢复了生产和正式投产，并举行了开工典礼。大会由抚顺矿务局办公室主任褚志远主持，东北重工业部吕东副部长出席了大会。并赠奖旗一面，人民币2万元。

产出的油品由中央军委沈阳后勤部运到北陵机场几十大桶，进行地面发动机试验，经十几天的反复试验合格，就由矿务局局长刘放、总工程师顾敬心亲自带20大桶油品到东塔机场试飞。苏联飞行员驾驶飞机升至千米以上，做了很多次上冲、下冲、翻身、急转等动作，在空中20几分钟后，平稳降落跑道上。飞行员走下飞机，便树起大拇指连连说：“很好，很好”，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恢复生产过程中，石化公司的副总工程师金果干，那时还是石油三厂加氢车间的技术员，在跟着倒班。一次在生产中，忽然发现反应器压力超高，温度也超过警戒线。在班工人都慌了神，手足无措，眼瞅着温度压力还在上窜，着火爆炸就在眼前，工人们没有经验纷纷逃跑。金总当时也犹豫一下，又立即反应过来，按着规章制度采取了应急措施，避免了一次特大恶性事故。以此，金果干获得了抚顺石化，至今仅有的国家一枚金质奖章，同时，被评为一九五四年抚顺市特级劳动模范。

到1960年抚顺已生产页岩原油70余万吨，占全国人造石油产量百分之八十，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页岩油生产基地，使我国页岩油工业居世界领先地位。大庆油田的开发，结束了我国“贫油国”的历史。随着我国石油工业历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抚顺石化工业大发展的新起点。抚顺石油工业由生产和炼制页岩原油向加工大庆原油转变，并不断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改造老装置，建设新装置，扩大加工能力，提高加工深度，发展综合利用，逐步建成了现代化的大型炼油企业。

1963年下半年，石油部领导经慎重研究决定，在大庆炼油厂，按照石油二厂流化催化裂化装置施工图，再建设一套。当时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等二厂的装置胜利投产后再在大庆建，一套装置投资1500多万，责任太大无人敢承担。余秋里部长再三摸底调研说：“第一套装置如有失误应该由部领导，有关单位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共同负责，第二套则完全由部领导负全部责任”。就这样经通力合作，克服了重重困难，继石油二厂流化催化裂化装置自立更生一次投产成功之后，大庆炼油厂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也很快一次投产成功。此后，全国又相继建成了三十多套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流化催化裂化装置。使中国的石油化工事业，奇迹般地迅猛发展大踏步前进。

1971年10月，我国第一条大口径地下输油管道建成，从大庆直通抚顺，连接一、二、三厂，为提高加工能力创造了稳定可靠的条件。六十年代初始，经多次进行扩建和技术改造，石油二厂年处理量达到了250万吨，石油三厂达到了120万吨。1966年，石油二厂南蒸馏装置经改造，年处理量由100万吨扩大到200万吨。到1985年一次加工能力总计已达450万吨。到1980年，抚顺石油工业的原油一次加工能力达到870万吨，是1959年原油加工量的11,13倍，创抚顺石油工业原油加工量的历史最高记录。

提高加工深度。一次加工能力提高了，还要进行深度加工。被称为60年代炼油新技术、新工艺“五朵金花”中的三朵，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装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建设起来了。而且工艺技术水平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时间不长，另两朵金花尿素脱蜡、炼油催化剂和添加剂也相继试验成功投入生产。五朵金花让我国的炼油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大大缩短，从而也増强了民族自信心。例如，1959年我国石化产品的品种只有300多种，五朵金花成功之后，就有497种产品可以自主生产了。70年代在石油一厂建成投产软蜡裂解装置、宽馏分催化重整装置、润滑脂精制等二次加工和产品精制装置。进入80年代，经不断地技术改造、革新，先后在石油三厂建成投产年处理能力40万吨加氢裂化装置，在石油一厂、二厂各建成投产一套年处理能力120万吨的催化裂化等二次加工和产品精制装置。从而大大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到2017年，已是“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的抚顺石化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30亿元，实现利润30,26亿元公司盈利水平位居集团公司炼化企业前二名。建设石油化工、化纤装置。加工深度的不断提高，为发展综合利用提供了广阔空间。石化公司先后建成投产了甲乙酮、降凝剂、硫化钠、聚丙烯、苯乙烯装置。化学纤维厂是我国第一家综合利用炼厂气资源的企业。

三

从50年代始，根据国家生产建设、国防等的急迫需要，抚顺石油一、二、三厂对页岩原油生产及加工工艺进行了研究，不断取得了丰硕成果。如1953年至1957年经过上百次的工艺条件研究考察，先后解决了高压加氢、焦化装置等在原油裂解过程中的结焦问题，踢开了石油炼化中的拦路虎，让石化发展上了新台阶。页岩油的日处理量及产品质量不断得到提高。1962年，石油三厂为生产高级航空汽油，进行了反复试验获得成功，这项科研成果，1965年获国家成果奖。

值得一提的是，一代代石化人在研究探索的艰辛路途中，精忠报国，默默奉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牺牲。如原石油三厂工程师严文谟，是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中国作协书记、著名作家严文井的弟弟。在到大庆炼厂的一次试验时，因装置二次爆炸不幸牺牲在现场。又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项至今不为人知的试验在石油三厂重整车间悄悄进行，那就是“搬倒塔试验”，如果试验成功，那被人骄傲地描写所谓的，“高高的炼塔林立”就不复存在了。当时，主要参与的是大连化物所的数名知名专家、重整车间技术员齐文彬，也就是后来的抚顺市副市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当时，从中央到省市相关领导都非常关注，曾几次到现场视察。后来试验虽然失败了，但它记载了石化人不懈奋斗的脚步，所以，这里必须记下一笔。

1973年，石油一厂经与多单位合作，研制成功粗蜡喷雾脱油新工艺，实现了可以连续生产、收率高、对原料适应性强的跨越式的进步，该成果获国家发明奖，对増产航空汽油起到了重要作用，于1977年获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尤其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抚顺石化不断挖掘自身优势，找准企业定位，走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道路。围绕主营业务需要，突出效益意识，持续创新战略实施，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新目标层出不穷。近年来，公司累计开展科研项目57项，其中10项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9项获国家专利授权。如抚顺石化，通过优化石蜡生产工艺，使石蜡生产工艺和产品品种的自主开发能力大为提高，产品质量不断上等级，上档次，形成了优势技术和独特工艺。目前，有42种牌号产品获国家和省部级优质产品奖，5种产品获国家银奖。2013年，公司石蜡产量30万吨。根据国际市场变化，2015年提升至40万吨，2016年提升至50万吨，2017年又进一步扩能改造年6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石蜡生产和出口基地。自1953年公司出口石蜡至今，已有65年。世界上每七根蜡烛，就有一根原料产自抚顺石化。为国家创汇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确立了抚顺石化的特殊地位。创新是一个慢变量，需要长期的投入和不断的试错。无疑，抚顺石化在科技创新领域是一个年轻的企业，但多年积累的创新力量和决心，定会在建成国内一流现代化炼化企业中，不断进取，再攀高峰。

90年的风雨历程，近百年的沧桑变化，就像一幅流光溢彩、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记录了一部机遇与挑战、拼搏与奉献交织的创业史，丰碑永驻，薪火相传。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集团公司大胆改革创新，全力提质増效，四年迈出了四大步，在2018年的前5个月，公司累计盈利21,4亿元，5月单月盈利和累计盈利均跃居中油集团26家炼化企业首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四

抚顺石油工业，不仅为国家生产石油化工产品，还不断地为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培养输送人才。建国60多年来，抚顺石化公司所属各单位，计数千人副处级以上干部及各方面的专家骨干，调往全国各兄弟单位，及新开辟的石油化工厂区、油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使抚顺石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石油化工的摇篮。

如：唐海，一厂厂长，调大庆石油学院院长；甘宁，一厂厂长，调石油部生产司副司长；薛秀川，一厂副厂长，调中石化生产部主任；顾敬心，一厂副厂长，总工程师，调省石化厅副厅长，总工程师；马龙，一厂副厂长，调石油六厂副厂长；王平，三厂党委书记，调南京炼油厂党委书记；兰丕伟，二厂党委书记，调燕山公司党委书记；李雨轩，一厂党委书记，调山东胜利油田党委书记等等。随着他们的调动，陆续带过去一批批石油化工的精英骨干专家。

还有先后调入以下单位担任正副厂长、局长、总工程师、总指挥、院长、党委书记的：山东胜利油田、湖南长岭炼油厂、石油部物探局、中石化工程部、盘锦炼油厂、陕西长庆油田、燕山石化、石家庄炼油厂、洛阳炼油厂、洛阳石化院、大港油田、大庆油田、炼厂、兰州炼油厂、北京石油设计院、抚顺石油设计院、吉林石化、四川南充炼油厂、辽阳化纤公司、广州氮肥厂、锦西石油五厂、茂名石化、荆门炼油厂、大连石化公司、南京炼油厂、廊房管道局等等。

在中国石油化工的版图上，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到处都有抚顺石化人的身影，都有抚顺石化人的声音和业绩。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很快树立起高大巍峨的炼塔和随之而来的灯火辉煌蓬勃发展的新兴城市，和机声隆隆的炼厂。这些中国石油化工的开拓者和创业者，他们将永远载入中国石油化工发展历史的光辉史册。

花絮

我的田园

韩建华

从市中心医院再往东走一两分钟，再过马路向南转，就进入了我的田园。

其实我指的就是抚西河岸边和再前面的浑河岸边，此时，她正“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请原谅我再一次用这个词，也可以说我词穷，也可以说我太欣赏欧阳翁之词，也可以说这里的确如此。

春天时一径的香雪海，一径的嫩芽初萌，现在，已然一片的葱茏，硕大或细长的叶子之间长出了比拇指甲还大的青杏或者小毛桃，密密麻麻挤满了枝间，只因春天时缀满枝头的花。我看她树影参差落满石径，偶尔一阵风吹过，宛然一幅幅转动的沙画。抬头，看那树隙间筛过的光柱，看白云朵朵悠闲自在；垂眉，沿着小径或河边，满是叫不出名的野芳，她们伙同一径的青青草，在熏风中散发着幽香。

这里，一年四季都是花，初春，桃花、杏花直到柳棉吹又少；暮春，丁香花、蔷薇花直到槐花落雨；夏秋，刺玫花、不知名的小花花直到芦苇花泛白；到了秋冬季节啊，霜花高洁，雪花轻盈。“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午饭过后，我来到这里看她树影一地参差斑驳；下班时我绕道通过这里，看夕阳把我的影子拉的悠长；晚饭后我来这里，看两岸灯火细细碎碎洒落水中。“朝而往，暮而归”，依旧乐而无穷。

如果没有良语和我一起走，我就自己来，因为我不忍心枉费了她随处散落的风景；如果下雨不是很大，我也坚持来这里，因为我不想错过泥土的芬芳。我常常想，如果上级教育机构同意每个星期有一节综合课，把学生统一带出来投入自然的怀抱，我第一个建议带孩子们来这里。喜欢作画的，就画这里的小桥流水花草树木；喜欢写作的，就写这里的春夏秋冬；喜欢歌唱的，那一阵阵鸟鸣绝对是最好的背景音乐；喜欢体育的，那两个小空地儿绝对能让你舒展腰身；喜欢研究生物的，那一径的花花草草是天然的教材。

也许，把她看成自己的田园不止我一个。那些垂钓者甚至整天在这里，我看见他们带着午饭，有时一直到日落西山才收鱼竿，可能他们一整天都钓不到一只鱼，可能，他们钓到了鱼，还会放回水中，那份钓胜于鱼的闲情逸致无人道出它的妙处。我甚至看过一些垂钓者，在下雪天也坐在岸边抚钩，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现实版演绎吧；那些抽陀螺的人，挥动鞭儿向四方，挥起的是力与美，转动的是无穷的乐趣，收获的是快乐和健康，宛如草原上的汉子，扬鞭策马，气势恢宏；那些如我一样悠闲散步的人，或情侣手相牵挽心相依，或结伴而行家长里短，或祖孙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平平常常的节奏，简简单单的日子，真真实实的人生。

也许，把她当成自己田园的不止是人类。那些植物，春天萌生，夏天繁盛，秋天枯黄，可是，你别以为冬天里它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气息，它们正蓄势待发等着春风来，一点点染绿你的希望；那些诸如麻雀的鸟类，“不知人之乐”却独乐其之乐，把自己的家高高的安在树桠之中，鸟瞰人类烦恼几何、快乐几多。对了，我去年和今年在这里都看见过蛇出没，小时候妈妈就告诉过我，你不惹它，它就不会反击你，我对它们的看法改变着：对于地球来说，人类是地球的孩子，其他物种同样也是啊。

我常常想，苏堤、白堤是杭州人的，隋堤是河南人的，只有浑河大堤、抚西河岸是我的，尽管她没有名气。外地的朋友肯定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就连有的抚顺外区人也不知道，甚至有的本区人也不知道，就是天天走在这里的人未必体察到她的美吧？

我喜欢走在这里，这里到处都有我的脚印，就像我走在儿时自己家的菜园，听着脚步噼啪噼啪响。听溪水的流淌声也听我自己的心跳，欣赏树影参差也欣赏我自己的影子，触摸蒿草叶子也我触摸自己柔软的内心，理解难以谅解的人也独自和解，我清楚地看着我自己：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这个地方，就像我现在依旧忘不了我曾经的田园。

这里属于抚顺人的，但你不在这里走，你没享受她一径的幽美，她可能就不属于你的；你在这里行走，她的美没闯入你的视野，她可能也不属于你的；你行走在这里，用心体会她的每一个细节，并把你的脉动波频同于她的，她，定然属于你的！

它山之石

城市的记忆

——寻找北戴河的百年别墅

白翠兰

　　

2018年9月9日上午，我和小莉从宝石路4号开始徒步，寻找北戴河区百年别墅旧址（据1949年北戴河人民政府统计，截止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共建有中外别墅719幢。其中，外国人别墅483幢，涉及美英德日意等20个国家。我们从中仅寻觅到几栋保存完好的建筑），看看百年前各国建筑工程师设计的别墅造型都是啥样式。我们依照手机地图，根据目的地离住所远近、是否顺路，又打听行人、顺着东经路朝东走去，一路风景如画，建筑物粉刷一新。马路两侧绿树成荫，花草艳丽素雅，十分安静，连一个行人都没有。

今天，北戴河举办三铁竞赛，交通要道封闭，各个路口都有交警执勤。但是，行人可以通过。我们一边打听老别墅地址，一边欣赏北戴河的别具一格建筑群。向当地人打听老别墅的下落，十有八九不清楚，或者说没听说过，什么是老别墅呀。

我们看到靠近海岸一带的建筑物，基本都是矮楼，最高四层。一个突出特点，阳台是一根连一根的小圆柱造型，这在建筑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我不知道，好像叫回廊。不对，应该叫水泥护栏。例如，女儿墙、美人靠、圆柱式、飞檐翘、雨搭等。连接的小圆柱（水泥护栏）粉刷一层白涂料，而墙体粉刷一层淡黄色，显得十分干净整洁。如果从密集的枝叶缝隙观看，浅黄、奶白、青绿、暗红等颜色相互搭配，好像美丽的童话世界，神神秘秘，安安静静，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无论是漂亮的建筑群，还是质优洁净的柏油路，静悄悄的掩映在绿树丛中，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海风轻轻地吹过，讲述百年之前，曹操东巡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传奇，还有山神献给秦皇那瓮甘泉神水的故事，以及传教士乘风破浪，踏入冬暖夏凉的避暑圣地——北戴河的虔诚脚步。

顺着东经路继续朝东走，右手边就是波澜壮阔的渤海，海水清凉剔透，泛起朵朵浪花，开在海滩的柔软细沙中。

左手边，绿树花草之中，一座座楼宇，几乎都是宾馆与培训机构，每年接待游客成千上万，构成北戴河的重要经济支柱。在东经路6号地段，我们无意之中发现一个肃静的大院，绿植茂盛，二楼房顶镶嵌几个大字——创意之家。走进去，高兴地看到两栋百年名人别墅——日本东金草燕别墅（何香凝别墅）、沈均儒别墅，便欣喜若狂地咔咔咔，一阵狂拍，左拍，右拍，信息收入镜头。看房、忆事、念人，虽说时过境迁，可是他们的业绩仍然熠熠生辉。

继续走，愉悦地走，跟着好奇的感觉走，行走到北戴河知名景点——碧螺塔酒吧。门票每人30元，游乐项目随意玩儿，使劲玩儿，都是年轻人喜爱的。我说，咱们不进去了，省下60元买一本书比较实惠。

从碧螺塔酒吧门口左拐，应该是朝西走，这一条绿树成荫的优雅马路叫康乐路。在这条路段两边，经查百度，遗存好几栋百年别墅（民国时期）旧址，如康乐路8号，美国陶牧师别墅；康乐路11号，法国布吉瑞别墅；康乐路25号，美国狄姓别墅；康乐路32号，美国毕牧师别墅。当我们真的走到康乐路8号一看，大门口有武警士兵站岗，属于军事禁区（军队大院）。军方将百年别墅（傅作义别墅，美国陶牧师别墅）围在院内，不准陌生人入内参观，好说歹说也没用，只好放弃。

据说，康乐路8号对面的北戴河友谊宾馆，占地面积大，院墙围起来的院落一眼望不到边儿，除了几栋楼堂馆所之外，就是参天大树，遮天蔽日。在这个神秘的大院里，就隐藏几幢百年别墅。可是，门口站岗的保安，或许值班的临时工根本不让我们进去，只能望洋兴叹，恋恋不舍。

我们走到康乐路尽头，猛然间发现靠路边有一栋破损严重的老房子，便从小铁门悄悄溜进，一顿拍照。经查获悉，是美国传教士的别墅，三间不起眼的平房，房檐一角脱落，泥瓦缺失，三层台阶倾斜，大门上锁。我猜测，这原是一栋无人居住的空房，静静地呆在康乐路，至少百余年。曾经的繁华，人来人往，今朝的冷落，无人问津，截然形成两个不同世界。我并不知在这儿曾经发生过什么，留住哪些精彩的过往，却目睹即将倒塌的房屋，茫然地掩埋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

紧挨着康乐路，一条丁字路口，其实就是一段不长而安详的柏油路，叫鹰角路。从路标上得知，在这条路至少有五六栋名人别墅，如鹰角路1号，马海德别墅，傅作义别墅；鹰角路8号，美国来牧师别墅；鹰角路23号，美国胡本德牧师别墅；鹰角路39号，东岭会教堂别墅。可是，我们从鹰角路这头，一直走到那头，也没找到这几栋别墅。问路人，几位退休老头说，鹰角路1号往西走。我们往西走，看见一个壮观的大门挂有两块牌子，即北戴河友谊宾馆、外国专家休养所。可保安说，他们单位地址是鹰角路5号，没有什么老房子，更没有听过百年别墅一说。后来得知，这两家单位的地盘很大，将百年别墅围在院里，是否重新装修或者拆迁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站在大门口向院里张望，搜寻百年别墅的背影。

当我们再次走回鹰角路2号（国家生态环保总局）时，在路口无意中发现一栋别致的黄色小楼，而且正在办公使用中。标牌上写道：郝华尔别墅，始建于1901年。郝华尔（1856——1943），美国人，被认为是世界知名的机械工程师。1901——1906年，在北戴河进行学术研究，对中国机械动力学研究起到引领作用。1924年，阎锡山派遣傅作义和温寿泉与张学良商谈合作事宜，温寿泉就居住在这栋别墅。看完标牌简介，乐得我和小莉一阵欢拍，拍来拍去，竟然将手机拍没电了。

继续使劲儿走，走到鹰角路尽头。听一名环卫工人说，这是东坡路，也叫玉溪路。在这儿，一连矗立两块方型石柱标牌，上面标出百年别墅名称、地址、邮编等信息。可是，我们来回走一个小时，也没有理顺出子午卯酉，连个别墅的影子也没查到。另一名环卫工人对我们说，东坡路的东山宾馆院内，就有几栋百年别墅，你们可以问问东山宾馆门卫。

我们虔诚的咨询东山宾馆保安，他的回答令人吃惊，东山宾馆占地600多亩，你根本找不着。再说，那个石头房子已拆迁，或许重新装修，有没有还两说。打道回府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两条腿已走完两万多步，几乎抬不起来。我心里在思考，北戴河拥有这么多幢（719幢）百年别墅的遗存，是一笔庞大的文化资源，为何圈在单位的院子里，不进行商业性开发，做好广告宣传，让当地百姓都知道，并为这张北戴河的稀有名片感到自豪。例如，章家楼别墅，张学良曾两次入住，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在章家楼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浪淘沙/北戴河。这么有名气的百年别墅，我们打听出租车司机，他笑话我们净瞎扯，哪有什么老房子，百年别墅。我从百度地图查阅，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章家楼，这栋百年别墅，在我们的梦里鸣唱流年往事，只能遗憾地说，下次再来北戴河，要想尽办法找到章家楼旧址，看看她长啥模样，重读那段人人皆知的、闪烁光芒的悠远历史。

在北戴河博物馆参观时，我和小莉得知一条重要信息，北戴河的联峰山公园（鸡冠山），是北戴河首批洋人别墅坐落地。这儿（鸡冠山）有英国人甘霖别墅遗址；美国人福开森别墅遗址；美国人范天祥别墅遗址。

我们登上联峰山，看到甘霖别墅建在鸡冠山顶端（海拔130米）的阳面，太阳一出来便暖意洋洋，四周绿树成荫，花草茂盛，感觉这是一块吉祥宅地。如今，清朝末年的甘霖别墅已化作轻风，吹散了当年漂亮、结实、情意绵绵的砦岩式小楼，留下一曲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

据说，光绪二十二年，英国传教士甘霖，于鸡冠山别墅落成。在道贺的亲朋好友中，有一位面目俊俏的女郎，租赁乡民毛驴前往。途径山坡的树荫下歇息时，偶遇英国画家速成一幅侧面写生图——仕女骑驴图。英国铁路工程师金达，将其印制成英文招贴广告。由此，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旅游招贴画。

当我们现在看到鸡冠山甘霖别墅遗址，已经化为一片安详的平地，连一块房屋基石都没有剩下，要不是那块甘霖别墅遗址牌子说明，还真看不出来这儿曾经是北戴河首批洋人别墅坐落地。而美国人福开森别墅，范天祥别墅更惨，因为不好确认其准确地址。所以，连一个遗址说明牌子都没有设置。

看来，仅用一天的时间，寻找北戴河百年别墅遗址是远远不够的。而保护这类文化资源，需要大量投入，不仅是人力、物力，还得有雄厚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