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下）

海棠

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年方十岁，张居正身兼首辅大臣与帝师。

为防重蹈武宗的离经叛道，太后和张居正双管齐下，教导极为严厉。缺失的童年和刻板的教育，造就万历皇帝懦弱狭隘的性格特点。

万历朝的前十年，张居正主持“新政”，国家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大为改善。然而，改革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太祖朱元璋一手创建的事无巨细的国家制度不容改革，即使它已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

纵观中国历史，由于祖制带来的庞大的既得利益，使所有王朝中叶的改革都会面临强大的阻力。改革多因过于仓促或反对压力过大而大打折扣，甚至失败。张居正的这场运动最终也不过是重整纪律、严格落实和奉行节俭。

张居正规定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结余，所有官员要将任内税收征足，否则不能升迁。十年改革，国库内存银从负数至一千二百五十万两，支撑了后续的“万历三大征”军事行动。

不遗余力的筹措使百官交错不安，一旦张居正身故，反对派便乘机卷土重来。张居正晚年“宽以待己、严以待人”的奢华生活恰好授人以柄，万历皇帝对帝师的信任瞬间崩塌，开始彻底清算。

这种转变是万历皇帝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亦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不久，他便发觉摆脱张居正和冯保之后，自主权力仍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王朝制度的产物、文官可操控的傀儡。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非皇帝，而是朝堂之上争权夺利的文臣们。

张居正的案件刚刚尘埃落定，臣僚们立刻把目标转向皇帝。以劝谏的名义，批评皇帝奢侈懒惰、安逸享乐、宠爱郑妃等。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强迫皇帝纳入文臣设置的规范而受其摆布。

万历皇帝以最大的耐心聆听谏官的口诛笔伐，而这种容忍却没有换来百官的同情，反而愈演愈烈。君臣的冲突爆发于“国本之争”，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万历皇帝钟爱第三子常洵的母妃郑氏，欲立常洵为太子而置长子于不顾。臣僚们对“立长不立幼”的原则极端坚持，认为不合伦常之道。

或是感到生活的单调与苦闷、或是出于对臣僚的报复，皇帝开始消极怠工：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开始沉湎酒色，身体虚弱，腿疾加重，每况愈下。然而，国家并未陷入瘫痪。皇帝虽不上朝，依然批阅奏章、下传谕旨，包括指挥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平定西北、西南之乱及抗倭战争。

文官集团多年来也形成了自动工作流程。科举照旧举行，为朝廷源源不断选拔中下级文官。

然而，皇帝掌控者高级职位，出缺后宁可空置也不派人递补。此举对文官系统是致命打击，剥夺了大多数人升迁的希望。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充斥朝堂，但心灰意懒的皇帝对抗议的奏章扣在宫内、不加批示。

上升通道受阻，大臣们开始消极敷衍政务，贪污腐败横行，使大明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即明亡原因之一：万历懒政。

万历死后，长子朱常洛继位，一月即亡。万历之孙朱由校在位七年而亡，另一个孙子朱由检接替而在位十七年，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

明亡原因之二：经济崩溃。

朱元璋出身赤贫，因农民暴动获取政权。由于金元的严重破坏，中国的商品经济退化极为严重。因此明初建立了一个基于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财政体系。

此设计仅在开国之初有效，长久则脱离实际、窒碍难通。明朝两百七十六年，农业税率和税额很少变更。即使新垦耕地或丰收年景，其利益也为地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无所裨益。

税收的凝固使得摊派百姓的“赋役”名目繁多、日益沉重。而大户人家凭借官僚的身份而蠲免，使得整个社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农民不得不将土地送给官绅，以佃仆身份逃税。皇家、宗室和士绅通过疯狂的土地兼并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却不需要纳税，成为明朝巨大的包袱。

重农抑商的政策维持了明朝百余年的稳定，随着科技文化的进步，明代中后期依然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

但政府并不能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获益。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税收，遇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军官层层盘剥军饷，士气极为低下。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农民迫于生计，揭竿而起。1644年，李自成围困北京时，明朝政府无粮无饷，难以调兵。

崇祯帝号召在京官员及富户捐款。内阁首辅捐500两……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募银不足20万两。

而城破之后，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缴银七千多万两。

明亡原因之三：东林祸国。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张居正改革将税收重点转移到工商业，大大触动了江南的资本家利益。在此背景下，东林文官集团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便试图废除工商税。万历皇帝心知微薄的农业税不足充填国库，且农民已不堪重负，故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税。

由于管理外库的户部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此即万历“贪财”之由。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之军费皆由所出。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帝废除工商税。

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继位的天启帝重用魏忠贤，任由他去“残害忠良”，实则打击东林党对朝廷税收的绑架。

东林党对此极为不满，著书撰史时便有意丑化天启帝和魏忠贤。

天启死后，崇祯站在东林党一边，免除魏忠贤职务，令其守陵。天平顿时失去平衡，东林党文官集团一家独大，利用崇祯多疑的本性，打击宦官和武将。崇祯当政十七年，杀大学士两人、一品二品大员二十余人、地方巡抚十余人，更换五十位首辅，朝政几乎瘫痪。

东林党上位的第一步便是敛财，不仅立刻废除工商税，还执行海禁。名义上禁海，海外贸易却依旧红火。万历帝每年四百万两的海关税被大臣们以“保护费”的形式中饱私囊，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对每条船收“保护费”1000两。

崇祯朝内库的收入已经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辽东军费不断压缩，士兵甲衣下竟无冬衣可穿。

于是，只好对农民加收赋税，又逢连年天灾，农民揭竿而起。无钱无饷的军队镇压农民军不利，战局全线崩溃。

同时，文官集团还纵容商人向满清走私火器和军需物资。

内忧外患逼迫，国亡之时，崇祯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明亡原因之四：天灾不断。

整体来看，历史发展存在必然性，王朝的兴起、强盛、衰弱到灭亡，有趋势可循。而必然性中又充满了偶然性，局部的风云变幻往往是历史变革的推动剂。

在这个星球上，除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

17世纪的明朝处于小冰河时期。万历后期，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中原降雨量为秦汉以来的最低点。

风雨飘摇的明末，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崇祯六年，山西全境大疫，延续十年；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崇祯十三年，北京外周的顺德、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保定府均有大疫，且传入北京。

崇祯十七年，《明通鉴》：“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北京城里鼠疫正凶，军营亦未能幸免。“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城墙三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最后，宫里的三四千太监上了城墙。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明朝末年爆发的规模空前的鼠疫，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最直接原因。

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喜悦未尽，便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这便是李自成不守北京、离开北京后连战连败的原因。

一路退，一路传播鼠疫。“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曾经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

天灾与人祸为朱明王朝敲响了丧钟，崇祯皇帝的一条白绫终结了大明的江山。至此，最后一个汉人统治的封建王朝走向灭亡。

真正对明朝有感情的人，对它的前100年充满了敬佩，而后50年，实令人憎恨和无奈：偏执迷茫的皇帝，腐败和内斗的官僚，阴暗的特务政治，沉落迂腐的八股文，闭关锁国的禁海政策，饥寒交迫中挣扎求生的百姓和军人……

而此时的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的枷锁和思想的禁锢，理性和科学开始登上舞台。频繁的战争需要先进的武器和大量的财富，而狭小的疆域迫使他们把触角伸向大海，掠夺美洲和非洲的黄金白银，贸易日趋繁荣。

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导致政治的分裂，催生了资产阶级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进入快车道。

如果明末的皇帝具备战略眼光和文韬武略，如果明朝不亡于游牧民族的铁蹄，我们会不会拥有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十七世纪的中国没有变革的土壤。

中国几千年来是传统的农业文明，主要的依靠是耕地。开国皇帝东征西战是为了拥有更多的可耕地，控制更多的人口。

建国之初都要丈量土地，清查人口，登记造册，征税入库以供国家开支。

王朝后期，土地兼并，人口增加，税收却难以调整。税收少了，蛀虫的腐败却与日俱增。一旦遇到灾荒，国家没钱赈灾。农民叛乱，为平叛只得增加税收。

且只能从控制的人口那里收，农民不堪重负，于是造反此起彼伏，渐成燎原之势。

造反导致农业和商业瘫痪，税收更少。如此恶性循环，直到王朝灭亡。

因此，农业帝国无法突破自然规律形成的魔咒。不管明朝后期是谁坐在龙椅上，一个内生动力不足的僵化的古老文明不会自发地产生西方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

明朝是一个农业社会发挥到“极致”的朝代，“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制度完备、思想自由、社会开放、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生富足、君主“无为而治”、科技事业临界于突破、资本主义萌芽生机勃勃。

明代共276年，没有女后外戚弄权，没有武将跋扈，没有地方割据，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接下来的清朝是处于文明边缘的蛮族。由于对汉人的强烈不信任，和人口巨大差距造成的强烈不安全感，制定了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严密控制手段。

清修明史，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一百年的时间，反复删改之后的文字或已失去历史的真实，刻意的丑化和扭曲亦难掩大明王朝的精华。

满清入关以后，中国文明历史性大倒退，如同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笼罩在这片古老的、辉煌了几千年的土地上。近代的屈辱落后，固然不能全责于清廷。但异族入主的血雨腥风，“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的族群压迫，国家危亡仍不放松对汉人精英的钳制，清朝难辞其咎！

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本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焕发民族自信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民族的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