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记忆：华侨学生印象记

邓明

    1968年，正在文革中。大约三四月间，太原五中分来一批华侨学生。这批华侨来了多少，有没有女生，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相处时间短，现在都不记得了。我的印象大约十人左右，因为我给他们在校门口和毛主席塑像前拍过合影，大多是印尼的，有一个是越南的，没有女生。他们是从太原卫生学校分来的，大概是先在卫校集中了一段时间，又分到五中，别的学校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待了几个月后，他们就随着学校的分配而各奔东西了。

    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大多数学生对运动无所适从，厌倦了各种乱象，成了逍遥派，我也自不例外。那时我和好多同学一样，住在学校，虽无正经事可做，但也各得其所。还是中学生的年轻人，政治热情减退后，精力迅速转向了其他文化，看书的、学乐器的、学围棋的、清谈时政的，实可谓百花齐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天马行空，其乐融融。这在当时虽是社会的非主流，却是中学的常态，形成了那时一种特殊的校园文化。校园里时时刮着流行风。一阵儿看《红楼梦》，一阵儿看《红与黑》，一阵儿看《战争与和平》，又是《复活》《拿破仑传》《牛虻》《居里夫人传》《少年维特的烦恼》——同时流行着学围棋、哼唱《外国名歌二百首》、听《梁祝》，还有《拉兹之歌》《夜半歌声》——聚在一起，这些话题你要说不出个一二三，就有很落伍的感觉。我读许多中外名著、基本通读《鲁迅全集》、学围棋、学摄影，都是在这个时候。那个年代的这种“时髦”，并非消磨时光，而是出于心灵深处的精神需求和兴趣爱好，绝非现在的学习太多功利性所能PK。它们满足着我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填充着我们空虚的精神世界。但这种读书学习、丝竹管弦、纹秤论道的校园生活，时时受到社会动乱、同学矛盾、将来去向等现实问题的冲击，内心深处充满着无法排遣的苦闷与彷徨。

    这个时候，华侨来了。他们的出现，在校园里激起了一阵涟漪。大概老同学们从上学到文革好几年，不同班级、年级之间也熟悉了，校园里都是老面孔，对新来的一群生面孔自然新鲜好奇。

    那时还从北京转来几个69军子弟，我记得他们第一次在校园里露面时，正逢篮球比赛。每逢篮球赛学校最热闹，不住校的都专门骑车来学校看球。篮球赛俨然是学校盛大的节日。观众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常常比场上还热闹。他们出现在观众中，一个个壮壮的，穿着挺板儿的黄军装，很是扎眼，成了篮球赛的又一道风景。只是他们基本不在学校待，征兵一开始就走了，没给大家留下太多印象。

    而华侨的到来，则具有更多吸引眼球的地方。他们带来的新鲜感是多方面的。首当穿着打扮。我们大多是一身蓝，有的还打补丁，少数是一身旧军装，那算时髦的。衣裤都比较肥大。他们则是样式多：短大衣、皮外套、瘦腿裤、夹克衫、T恤⋯⋯色彩丰富：黑、灰、绿、黄、花⋯⋯而且衣服合体，显得精干。发型也都很时髦。好像都带手表。现在人们的穿着样式，翻来覆去基本上还就是四十五年前他们的那种样式。对他们的洋气，我们倒也不觉奇怪，也不羡慕。我认为，他们在海外的生活环境流行这样的样式，我们在国内的生活环境流行我们的样式，都是很自然的事。我反而有一种感觉，他们的穿着显得小气，我们显得大方，别看我们穿着单调，还打着补丁。那时只有一些社会青年追逐模仿他们。当然，穿着细事莫等闲，什么时候也不离审美意识。在那个穿着单调的年代，干净整齐是主要的标准。那时人们在穿着上的审美，细说起来，也可以写一篇专稿了。

    他们来了都住校，这样我们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互相串宿舍聊天。他们新鲜国内的事物，我们新鲜国外的事物，海阔天空，神聊海侃。现在想想，实际上彼此都没太久关注这些，新鲜感过后，谈的就都是生活中的细微琐事了。

    他们的个子都不高，但长的挺帅气，很斯文。说话客客气气，慢声细语。国内同学虽然没那么多温良恭俭让，说话直来直去，客套话不多，但也都待见他们的这种礼貌，觉得他们很文明。交往多了，感到他们其实很单纯，没那么多心眼、那么多花花肠子。简单，真诚、实在，让人特别有好感。

    我印象深的有三位：丘思奋、符致福、张继杰。丘思奋和符致福是印尼的，张继杰是越南的。尤其是丘思奋和符致福，我接触最多。

    丘思奋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白净文雅漂亮，用现在的眼光看，绝对是一个标准的“帅哥”，但一点不“娘”，性格沉稳而有涵养，很有男子汉的味道。他的家境似乎不错，家教也好。但家里究竟做什么没细打听，不礼貌。跟他聊天最多，他善解人意，话不多，却都在点上，很让人深思。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由于太无聊了，精神苦闷，我学会了抽烟。我们抽烟不分时间场合地点，在厕所蹲坑时也抽，觉得既解闷又除臭。丘思奋也抽烟。一次我和他一块儿上厕所，我抽烟他不抽。他问我，你们为什么在厕所抽烟？问得我一愣，心想这有什么不对吗？我反问他怎么了？他只说了一句厕所味儿多不好啊！后来他跟我说，抽烟是品烟的香味，在厕所不都给熏臭了吗？他的话我回味了好久，觉得是那么回事，抽烟是要讲品味的，那以后我也不在厕所抽烟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想到他就想起这件事。1968年底，我们几个同学到霍县林场调研，准备上山下乡，那时我心情很不好，他还送了我三盒大前门，又到车站送我们，让我很感动。在华侨里面，他和符致福关系最好。

    符致福肤色略深，脸型粗犷、刚毅。说话直来直去，挺爷们儿的性格，像北方人。他好拳击，从小师从一位全印尼拳击亚军练拳，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职业拳手。他说在他们那个小城里，华侨集中而且占当地人口绝大多数，父母多务农经商。他们都很爱国，因此常和印尼的反动学生发生冲突，经常打架，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出刚强、义气、爱国的品质。这正是我们喜欢和欣赏的。从穿着上看，他的家境似乎不如丘思奋，而且，富家子弟恐怕练拳击的极少。那时学校也有同学在练武，我去儿童公园、杏花岭体育场看过。我对练武兴趣不大，我想练拳击，知道符致福练过拳击自己兴奋至极，正求之不得。说实话，那时省体工队恐怕都没有专业拳击手。他给我做示范时，一摆架势就不一般，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闪转腾挪、进退有法、眼神如鹰、出拳快准狠，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让我随便打他的头部，怎么打都行，他不还手。但我无论按拳击打法、还是王八拳劈头盖脸，根本都不沾边；而要我防他，简直防不胜防。这才感到拳击真不是好练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真得从小练起。后来也只是玩了玩，新鲜了些日子就不了了之了。

    张继杰长得瘦小，文静老实，话不多，也不像富家子弟。越南华侨好像只有他一人，显得行单影只，他老跟着丘思奋和符致福，他们很照顾他。记得问张继杰要照片时，我挑了他一张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是120全身的。我按长方形半身洗的，这样好看些。我用圆珠笔在底片上划了一道印迹，结果去不掉了，事后我挺不好意思，和丘思奋说了，他说没关系，他和张继杰说，可见他们关系之好。我们去霍县林场搞调研时，张继杰也去火车站送我们。

    在学校的几个月里，他们并没有融入到我们所痴迷的校园文化中，主要还是自己活动，有时市里给他们组织一些活动。可能一是他们对学校的事情不感兴趣，二是文化生活方面的差异。当然这也是自己的分析。但我们双方之间互相尊重、相处融洽、没有矛盾，却是不争的事实，远比学校同学之间存在的各种派别矛盾强得多。可能正是这些原因，我总喜欢和他们交往，多少也有一点寻求轻松愉快的人际关系的心理吧。

    他们从小生活在热带国家，自然环境、生活条件要比国内好。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燥，生活环境对他们来说是艰苦的。最难适应的是饮食，那时的粮食定量标准，粗粮占70%，细粮（白面）占30%。粗粮中除了棒子面（玉米面），还有红面（高粱面），山西的高粱不像东北高粱可以蒸米吃，只能磨成面，口感不好，又难消化。如今又流行吃杂粮了，但也要掺些白面才好吃。对南方人有些照顾，配给些大米，对华侨更多些照顾，但仍别想躲过粗粮。虽然不记得他们倒过什么苦水，这必定还是要面对的。

    分配对我们是一道坎，对他们更是一道坎。在分配问题上对他们似乎也没有照顾。潞安煤矿招工时，丘思奋想去，这是我们都不想去的煤矿，在晋东南的偏僻山区，而且都是掘进工，就是井下挖煤！他这么一个家境富裕，白净文雅的华侨，竟要去这么个地方。我们劝他多次，他想和符致福一起去，符致福都不去，说他干不了煤矿。符致福那么勇猛的小伙子都吃不了那个苦，真不知道丘思奋是怎么想的。最后他还是填了招工登记表。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觉得丘思奋沉稳坚韧的外表下，似乎有一颗脆弱的心灵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无助的命运面前，会采取一种自虐的方式求得慰藉。他和符致福关系最好，按理说他俩家境、性格差异较大，可以说不是一路人，可能就是脆弱的内心想寻求的一种可靠的依托或者寄托。当然，这仅是我的感觉。

    后来我去修铁路了，我们失去了联系。一晃四十五年过去，白云苍狗，人生如幻。小伙伴们天涯海角，不知所踪。

后记：这篇文章，我是听着《拉兹之歌》和《丽达之歌》写的。这两首歌，当年迷倒了我们老三届一片人，现在又把我带回了那年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