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麻子沟（3）

李文静

五

    偏僻的小山村，贫困潦倒的地方，宗派之间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一小队汉族、回族比较多，河南人和安徽人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二小队少数民族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之间派别斗争十分激烈。争夺的焦点是小队权利，如队长、会计、粮食保管员、记分员等，这些岗位都生产队的实权。知青增添了三大队的新鲜血液，是一支有生力量，有文化、有思想、不沾亲带故、不倾向宗派的任何一方。公社工作组经过研究决定，马世荣接替二小队王孜宾粮食保管员工作，我被调到一小队接替胡老三（去当兵）粮食保管员工作。后来白炳伟当了副大队长，章世强当了二小队记分员，公佩莲当了副大队长。

    为了工作方便，隆冬季节我和冯雪天离开知青点，搬到了一小队。住一个单间，没有窗户，关上门白天都要点灯。冯雪天寒假回家，剩下我一个人，夜晚更加寂寞。三九天的一个黑夜，西北风刮的呼呼叫，门缝墙缝四处往屋里灌风。没有煤，只能用大筺大筺的包谷心子取暖。下半夜火炉灭了，屋里温度骤降，盖着厚棉被打哆嗦，上下牙碰的格格响。裹在被窝里盼着风停，盼着天明，盼着日出。人在最困难、最凄惨、最悲哀的时候才体会到家是多么的温暖，集体是多么的温暖，人与人相互关怀是多么的温暖。队里专门安排一个东乡族中年妇女做饭，水磨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又大又白又好吃，做的碱面也十分精道，就是菜少，洋芋、白菜、黄萝卜、皮芽子过冬菜都很少。

    新学期，学校腾出一间麻子沟唯一的天棚地板、穿鞋戴帽的房子，我算沾了冯雪天的光，一块住了进去。不到十二平方米的房子，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木箱，再架一个火炉子，满满当当，收拾的利利索索、干干净净，一个很舒适而温馨的新家，两个二十郎当大小伙子的家，一个住了将近两年的家。我两与马淑新、赵老师搭伙，我两负责弄面、油、肉、菜，她两负责做饭，四个人的小伙食调剂的有滋有味。学校放寒假暑假，只能自己做了，饱一顿饥一顿，或者到社员家里蹭一顿，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大队小学是属公社管理的第三小学，教学条件非常差。学校有一间教师办公室和五六间教室，低矮破旧，门关不严，窗户玻璃不全。下雨时屋顶漏雨，刮风时四面透风。汉语五个班，哈语五个班，教室不够就倒班上课。课桌板凳修了又修，长短不一，高低不齐，甚至几个孩子挤在一条凳子上听课。牧业队的学生和大西沟河东的学生住的远，大都是家长骑马骑牛送到学校上课。高年级的上全天课，午饭自带，没有开水。学校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王建贵因为会吹长笛、会画画，懂一些乐理知识和美术，所以人到了队里没有多久就被调到学校代音乐美术课，两三个月后调到公社当初中音美老师。冯雪天于一九七八年上半年调去教初中数学。

    郭俊义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安徽人，都叫他郭老师。我们相处的很好，他十分关心我们，生活上给予了许多帮助，如同亲兄弟一样。他家里排行老五，社员们都叫他小五子。妻子姓毕，身体好，很能干，特贤惠，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典型的农村妇女。郭老师喜欢玩，尤其爱下象棋，不太爱做家务，是个甩手掌柜。夫妻婚后关系一直处的不是很好，经常吵仗打架。婚后有一个男孩子，身体比较廋弱。农村有个说道，夫妻不和，给孩子认个干爹干妈，夫妻关系就会和好。所以，郭老师就把冯雪天认作儿子的干爹。可也怪，打认了干亲后夫妻关系果然好了，而且孩子的身体也慢慢结实起来，活泼可爱，讨人喜欢。一九七八年初夏郭老师妻子回老家探亲，要住一年半载。也在这个当口，赵老师调走了，马淑新参加高考去了伊犁师范学院上学，冯雪天调公社中学任教，我不好意思再赖在学校住下去，郭老师主动让我搬到他家去住。无法拒绝郭老师的好意，暂时搬进了他家，同吃同住，由此结下了更深厚的友情。

六

    粮食保管员要记账算账，离不开算盘。小学学过，早忘光了。那时候没有计算器，算账全靠打算盘。从头学起，勤学苦练，半个多月就能熟练地打加减法了。粮食保管员工作也简单，本职工作就是管理好粮食和记好进出帐目，可以少干活或不干活。自从走上岗位，进仓出仓搬运活抢着干，带头干，有时还和社员飙着干。一九七六年我和吆车夫、帮车的一道负责夏粮入库。扎口麻袋八十公斤，缝口的一百公斤左右，而自己当时的体重只有五十三公斤，要背起一个装满粮食的麻袋非常吃力。开始背麻袋象喝醉了酒一步三摇晃，甚至半道就倒下了。大约半个月摸到了背麻袋的一点窍门，也长了力气，背麻袋稳了，也轻松了，而且能上粮库十几米长二三十度坡的跳板，一鼓作气上到顶。三个人硬是完成了四五十万斤小麦过磅入仓任务。蓝卡几布褂子一夏天没有洗过，也没有时间洗。汗水浸透了，白白的硬硬的，散发出一股汗臭气。从而品尝到了什么叫苦，什么叫累，什么叫倒头就睡。当看到粮仓中堆的象山一样金灿灿的粮食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和快乐。

    一小队队长叫徐方运，安徽人，六十年代初来新疆。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脸型略长，古铜色的皮肤，沧桑岁月在脸上留下深深的皱纹；头发稀疏，一看就是个肯动脑筋的庄稼人。讲话有一点口吃，发火时更明显。一年四季总是戴一顶蓝色的帽子，披一件外衣。没多少文化，但对天文历史了解的挺多，会讲许多许多好听的故事。没见过他骑马，也许压根就不会。无论是下地察看庄稼，还是去公社开会，都是步行，也总是一个人去。是种庄稼一把好手，社员们服他，听他的准没错。工作细致认真。播种有讲究，量大了浪费籽种，量不够苗不齐影响产量。备耕时，他亲自反复调试播种机，保证每亩播种量刚刚好。夏收的一个晚上，我和徐队长一起看守麦场。躺在松软的麦草堆上，闻着麦子的清香，数着天上眨着眼睛的星星，听着徐队长津津有味地讲天南海北的故事，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这一夜过的真快，这一夜睡的真香，这一夜是下乡几年中最美好的一夜。徐队长时常提醒我干活不能太猛，悠着点，不要和社员飙着干，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领导、一个长辈对一个年轻人、一个知青、一个晚辈的关怀和爱护。父亲去知青点帮助盖房子。郭老师请父亲在家里吃饭，徐队长应邀和吕木匠坐陪。徐队长对父亲说你的儿子很能干，表现很好，差点让我激动的掉下泪来。那是用青春的汗水换来的赞誉呀。

    在徐队长身上让我看到了农民的朴实、勤劳、忠厚、忍耐与坚强，看到他对土地由衷的深情与热爱，看到他对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与探索，看到他对社员、对部下与人为善的品德，看到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望。

    徐队长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但又十分的无奈，心里苦闷迷茫。一个共产党员明知农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却束手无策，不得不听天由命，守着好山好水好地过穷困寮倒的苦日子，过要命的日子。

七

    麻子沟到县城四十多公里。下乡没几天，带队干部安排我骑自行车去县知青办办个手续。去的时候一路下坡，走的飞快。路不平，车把颠抖的厉害，手腕吃不消，屁股受不了。小半天就到了县里。第二天往回返就困难了，尤其是清水河到麻子沟一路上坡，而且坡度越走越大，越走越吃力，走了整整一天，掌灯的时候才到家。这是第一次骑自行车走长途。

    二小队在大西沟口有个水磨房，社员们磨面粉十分方便，水磨磨的农家面粉很好吃，筋道，有劲。吃清油比较困难，要用车拉着油料到清水河榨油厂去换。所以，队里不分菜籽、胡麻，而是换回来清油再分给社员。清水河来回一趟四五十公里，还要起早探黑，自带干粮、草料。油料亩产很低，也就七八十公斤，队里种的面积少。所以社员的定量就少，根本不够吃。

    记得在一九七六年春节初六，刚下了一场大雪。年还没过完，就告别父母兄弟，匆匆搭便车返乡。在清水河下车，向北望去一片白茫茫，太阳照耀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麻子沟山坳依稀可辨。洁白而又松软的雪，没有路，没有车轱辘留下的痕迹，没有行人的脚印。孤独的我摸索着走在圣洁的路上，沐浴在阳光下也感到忐忑不安、毛骨耸然。看看前方，回头望望，企盼着一辆马车、或一辆驴车、或一辆牛车和我同行，作个伴，说说话，吹吹牛。渴了，抓把脚下的雪填在嘴里滋滋口、润润喉；累了，坐在雪窝里歇歇脚。坚持，再坚持，自己给自己鼓劲加油。当夜色将要笼罩村落的时候，拖着疲惫的身躯，到了尚在熟悉中的村庄，一个冰冷的屋子，倒在孤独的床上，空腹进入了梦乡。

    又是一个春节后的返乡日，天空晴朗，路上的雪已经碾压磁实。下了便车刚走了不远，恰好碰上一小队的一个青年社员骑自行车回村。带着我骑不动，他又不好意思丢下我自己走，我也不想让他推着自行车陪着我。我想出一个点子，让他先骑车走，到看不见我的时候把车子停在那儿，步行继续向前走。我接过车子骑着走，再超过他。也算是骑车接力吧。这个办法真好，速度快又省力，也怪有意思。三年多的时光，我在清水河——麻子沟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四趟，一条仅有二十三公里的路，一条通往麻子沟唯一的路，一条弯弯曲曲的戈壁路，在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

八

    偏僻的小山村唯一的文体设施算是学校的半个篮球场了。球场上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几乎没有人打球。夏天，虽然邮递员每天按时到队里来送信送报，可都是几天前的，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家家挂个小喇叭，只是个样子，摆设而已，没听到响过。

    公社有个电影放映队，有了片子就轮流到各村去放，放映员的饭由队里派。一年也看不上几场，而且基本上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黑白老片子。看电影是农村文化生活唯一盼望。放电影那天，大人小孩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如同过年一般热闹。当夜幕降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约而同带着小板凳，兜里装着刚炒熟的散发出香气的葵花籽，围坐在白底黑边的银幕前。远道闻讯而来的牧民就骑在马背上观看，调皮捣蛋的孩子跑到银幕后面边看电影边打闹。既便是三九寒天冻得跺脚打颤也要看完。在那个精神和文化食粮奇缺的年代，可见人们对电影的热爱和看电影的执着。

    打倒“四人帮”后，一大批老电影放禁，看电影多了些。夏季天长，就跟着放映队到其他生产队去看电影，一部片子看四五遍是常事。大西沟公社河南人、安徽人占很大比例，喜欢河南绑子。豫剧《朝阳沟》片子一到公社，各生产队纷纷要求放映。我们跟着放映队跑了六个晚上，连续看了六场《朝阳沟》。有一天，闻讯电站工地放映《平原游击队》，晚饭后翻山越岭去看。放映员说三大队安排的饭不好不去放。电影结束，发电机熄火，我们在黑暗中将片子提回队里。放映员发现片子让三大队知青偷走了，报告文教干事韩国庆，结果挨了一顿臭骂，不得不赶着牛车来放映。

    回家探亲，看了一场老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片子小时候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一些台词都能背下来。回到小队就将电影的情节、人物、对话、服装等写成故事，大家竞相传看，如同看手抄本的爱情小说一样争先恐后，生怕晚了看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