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麻子沟（1）

李文静

    我的爸爸李厚祥于2019年4月21日凌晨1:4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梦回麻子沟》写成于2012年11月，写的是1975-1978年我爸爸在麻子沟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的一段往事，曾在《伊犁日报》某个栏目连载。我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祭奠我的爸爸，只能将他生前最爱的文字发布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梦，有人说是蓝色的，有人说是红色的，可也有人说是黄色的。梦，究竟有没有颜色，是哪种颜色，也许谁也说不清楚。但梦肯定是斑斓多彩的。

    一个久远久远的梦，一个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梦，一个时常让人兴奋、让人回味的梦。许许多多的往事，几十年后再去慢慢回忆，就如同一场梦。梦里有我，也有可亲可爱青年时代的伙伴和朋友，还有一个个好听好玩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用现在的话叫作五零后。我们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作文里经常有“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美丽词汇。老师们也经常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幸福的一代，可爱的一代，国家的希望，世界的未来。我们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们曾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红旗的一角，是为新中国英勇捐躯的先烈们用鲜血染成的），举着右拳向祖国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新中国初期，国家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上筑造社会主义大厦，万众一心建设美好家园。人民群众热情激昂，建设高潮轰轰烈烈，政治形势蒸蒸日上，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又面临重重困难和层层阻扰，饥饿和贫困威胁着翻身当家作主人的亿万人民，艰难困苦挑战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但是幼年又是在饥饿贫困中度过，挣扎与死亡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们是幸福的一代，脉搏与共和国阔步前进的步伐一起跳动，跌宕起伏。在长身体的时候，国家出现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天灾人祸，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许多同龄的孩子骨瘦如柴匆匆离开了这个美好世界。在需要读书求知的时候，十年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葬送在造反有理的大潮中，破灭了许多人的美好梦想。长大了需要工作的时候，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好不容易走上了工作岗位，能用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时候，改革开放的狂潮再次把五零后抛向风口浪尖，两鬓花白的人被工厂企业裁员下岗，被迫以最低廉的经济补偿买断工龄，失去获得劳动收入的工作岗位，失去生活唯一的经济来源。所谓的国家的主人、企业的骨干，一夜之间铁饭碗没有了，变成了下岗工人、社会的弱势群体，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要谋求再就业，去寻求社会公益对四零五零的救助。微薄的经济收入既要支撑家庭起码的生活开支，又要看病就医、供子女上学，还要购买与自己收入不成比例的昂贵的住房。市场经济的社会，金钱万能的现实，肩上生活的担子和心灵的压力随时能把一个堂堂五十岁的汉子击垮。我们迷茫过、惆怅过、沮丧过，然而五零后没有倒下，从曲折中走向成熟，从艰难中摆脱痛苦，在坎坷中摔打的更加坚强。我们以坦然的心态笑对人生，以平常的心情迎接明天。

    这是因为我们五零后都有一段抹不掉的经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教育，在那个时候谁也无法逃避，是初中、高中毕业生的唯一选择。必须选择这条路才有可能进入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工作。党的十八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205人，其中有知青经历的65人；政治局委员25人，有知青经历的7人；政治局常委7人，有知青经历的4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党中央的号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的号令。一时间全国百万青年学生象决堤的洪水涌向农村，去实践“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时的农村十分贫困，生活极其艰苦，环境非常恶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教育的过程对每一个青年都是一种磨砺，一种锤打，一种锻炼。知青一代是不幸的一代，同时也是收获了宝贵财富的一代。几年再教育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磕磕绊绊的经历，熟悉了农村，了解了农民，积累了经验，锻造了意志，洗礼了灵魂，丰富了人生。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用自己的双手勤奋地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一个幼稚的青年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面对未来。深深认识到再教育的坎坷经历非但不是葬送青春，荒废生命，而是五零后的一笔无形资产，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

一

    我是上世纪七五届高中毕业生，也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

    根据上级的文件要求，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改以往分散自由选择下乡为以父母工作单位所在系统分别在农村建立知青点，并派出得力的干部对知青进行管理。因此，从我们往后的知青要比以往的知青幸运一些，起码下农村有人管，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州商业系统把两个知青点设在霍城县的阿克苏公社（也就是现在的大西沟乡），一大队五小队和三大队二小队各为一个点。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伊宁市晴空万里，秋高气爽。解放路、斯大林街等几条主要街道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从西大桥到伊犁饭店的街道两边排着百十辆大客车和拉行李、炊具、煤炭的卡车。州级各系统集中安排知青下乡，举行盛大的欢送会。欢送大会会场设在州党委院内。会场四周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插着无数面红旗，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州直机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欢送大会”红底白字的横幅，高音喇叭里播放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歌曲。各系统知青汇聚在一起，足有一千多人。有认识的，更多是不认识的，人人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个个精神抖擞，意气奋发，兴高采烈。州党委书记欢送词热情洋溢，鼓舞人心，如同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知青代表发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誓言慷慨激昂、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撼天惊地。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与亲人、与朋友、与同学告别，与伊宁市告别。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叹息，只有欢歌笑语。下乡知青们在群情激昂的欢送口号声、震耳欲聋的锣鼓声、节奏欢快的歌声中登上送知青下乡的车辆，在亲人们目送和挥手中缓缓离开伊宁市，奔向陌生的、未知的、广阔的天地。

    阿克苏公社位于霍城县清水镇正北十八公里处，由清水镇向北眺望山脚下就是。从清水镇到阿克苏公社虽说不远，但是没有正式的路，汽车在河床戈壁滩上行走，左右摇摆，上下颠簸，不晕车的人也会晕。七十八公里的路程，汽车足足走了三个小时，可想路多么难走。一路上，知青们有的兴高采烈地哼着小曲，有的相互介绍聊着天，有的望着窗外似乎在默默地思考着什么，也有父母送孩子下乡在千嘱咐万叮咛......

    阿克苏公社是个小公社，仅有十几间办公室、一个可容纳一二百人开会的小礼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广播站、医院、供销社门市部、邮政所、储蓄所、粮站、农机站、小食堂、中小学校、边防派出所。公社下面有三个大队一个农科队。

    到了公社再向西北方向走五公里才到了村子——麻子沟三大队二小队。

    一同到小队的知青有冯雪天、白炳伟、章世强、孙建新、马世荣（回族）、库德尔江（维吾尔族）、米吉提（维吾尔族）、库尔班（哈萨克族）、马淑新、唐美芝、胡红英、胡尔西旦（维吾尔族）、古丽（哈萨克族），还有王建贵（锡伯族）。带队干部是州食品公司的业务干部黄贞汉。

    为迎接知青的到来，生产队专门平整收拾好一个小院子。东面依山，西面临沟，北面是三间干打垒的土屋，南面是一间伙房一个草棚。住房里外用白石灰粉刷一新，随说有些低矮破旧，里里外外还算干干净净。别看干打垒的房子低矮，高个儿进门稍不留心就会着头，可土打墙的屋子保温性特别好，冬暖夏凉。又是坐北朝南，冬天屋子里很暖和。

    一个单间由四个女知青居住，还专门搭了一个木板通铺。一个套间，外间小些里间大些，将碾压过的麦草铺在地上，边上放一根方木，再铺上苇席，地铺就成了。父亲得知队里没有床，从单位借了张旧单人床让我带去，算是特殊化了。这就是知青的家，兄弟姐妹十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大家，一个在农村建立的新家，一个有五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

    小队指导员阿布力孜（维吾尔族）、粮食保管员王孜宾为知青的到来忙前忙后，安排吃住，介绍情况。王孜宾是安徽人，个子不高，身体很强壮，说一口流利的哈语，与当地的哈萨克村民关系相当好。为人爽快，耿直豪放，热心助人。妻子是河南人。从阿布力孜和王孜宾那很快了解了生产队的基本情况。 

    二小队依山傍水，一排排青一色低矮破旧干打垒的房子，屋里屋外黄土色，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家家一个六七分地的宅基地，院内院外一样脏、一样乱、一样坑坑洼洼，到处是牛羊粪便、鸡飞狗跳、小猪乱串。大山脚下偏僻的小山村，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每户一个没有声音的小喇叭，冬季邮递员两三天才送一次报纸信件。一小队有个供销社的门市部，卖些日常生活用品、针头线脑。出门依靠马车牛车，要么以步代行。照明点油灯，买不起灯油的只能摸黑睡觉生孩子，家里一贫如洗孩子满炕爬。二小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贫穷、落后、愚昧，称作穷乡僻壤一点儿也不为过。二小队的北面是公社牧业大队。  南面是一小队，相距不足一公里，鸡鸣狗叫都能听见，中间还有一个不大的坟地。

    大队干部有党支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民兵连长、会计，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田间地头、炕头是大队领导经常召集开会的地方。大队除了一、二生产队外还有一个机耕队、一个医务室、一所小学校。

    知青下乡每人有二百五十元安家费，用于添置劳动工具和厨具，以及第一年的生活费用开销。劳动工具（铁锨、镰刀）和厨具是在伊宁市置办好的。

    我们自己开伙前生产队临时搞了一个食堂，宰了羊，打了馕。第一顿饭是羊肉汤，大块的骨头大块的肉，味道好极了，有生以来都没有这样吃过肉，清香甘醇，回味犹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市口粮和主要食品都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半公斤肉票，谁家也舍不得大块的煮肉美餐一顿，要省下来留作过年。所以下到农村的第一餐真棒、真美、真解馋。九月的天气还比较热，肉放到第三天就有味生蛆，清炖羊肉就让难以下咽。

    自从自己的食堂开伙，由四个女知青轮流做饭，男知青闲时帮伙，打打下手。马淑新负责食堂管理，伙食调剂的很不错，井井有条。虽然油少点菜少点，可年轻人在一起吃大锅饭十分快活，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集体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女知青们也就不想家了。

    麻子沟三大队说起来地很多，实际上水浇地少、旱田多，又大多是坡洼地。水浇地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胡麻、油菜等，亩产都很低。旱田种小麦，天如作美下几场透雨，就有好收成，如果雨少收成就差。再加上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社员没有劳动极积性，磨洋工，混工分，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比比皆是。有一种可笑的现象，上工时男社员想休息就凑在一起抽莫合烟，女社员想休息就结伴去找地方方便，出勤不出力，消极怠工。因此，穷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有一句口号叫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能不导致老百姓受穷遭罪吗？一九七六年年终决算，二小队一个工的工值才一毛五分钱。十分为一个工。一般劳动力一天记八分，才挣一毛二分钱，当时只能买到一个半鸡蛋。一个大小伙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做到头，不仅从队里分不到钱，反而要欠队里口粮款。

    一九七六年九月份，三大队又来了一批州商业系统的知青，安排在一小队的有安新、吴毅、王力勇、涂金泉、涂金玲、黄琼英、张卫、小藏等，带队干部州食品厂的干部涂清亮。涂清亮是涂金泉、涂金玲的父亲。公佩莲、公佩军被安排在二小队。二小队知青点带队干部由公宝奎接替了黄贞汉。公宝奎是公佩莲、公佩军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