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的 学 生 时 代 》

泉水咚咚

文 / 铂 汾

我的学生时代，有过快乐，有过梦想，也有过坎坷，无论是喜是忧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学生时代是走向人生路的起步阶段，心中隐藏的都是那些最纯洁最真实的故事。

我八周岁了，记得是姐姐带我去报名上学的。那时，整个郊溪至长岭只有一所小学，学校在离家五里之外的郊尾村，开设有一到六年级课程，每班大约50来个同学。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在郊尾小学度过的。

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在老师的眼里我是个好学生。我读书勤奋，学习成绩优秀。最令我终生难忘的是，读小学三年級期间，有一天暴雨过后，郊溪洪水暴涨，那时郊溪桥还沒建成，到我家里要从上游涉水过去，姐姐牵着我走着走着，突然洪水涨到我的腰脐，我的身子开始飘浮，一个漩涡卷来，我和姐姐都被漩涡卷到水里，姐姐紧拉住我不松手，情况危急， 岸边的同学看到都大声呼喊救人，这时，刚赶到岸边的谢老蓉(表叔公)和谢玉茹同学(也是表舅)，他们俩奋不顾身跳入水中，奋力抢拉我们上到对岸，我已喝了满肚的水。回到家里，祖母得知后煮来4个鸡蛋，让我们姐弟俩一人吃两个，说的是能“去邪保平安”。那时，我们年幼也不晓得去报答表叔公和表舅的救命之恩，只记得母亲与邻居聊天时常常提到，多亏老蓉和玉茹救了我们姐弟一命。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原因主要是，当时，班里来一位插班生， 老师安排与我同桌，他从小拜师学会雕刻木质印章，经常还带些刻好的印章让我欣赏，慢慢地我也喜欢上了，就拜他为师，他也很热心的教我。从此，我上课学习不够专心，有时还会入迷走神，老师提问我也会答非所问，曾被老师批评罚站过，学习受到影响。

所幸的是，到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姐夫林文发从仙游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家乡教学，他既是我的语文老师又兼班主任。那时，他与我姐姐已经订亲(因我姐姐还不到结婚年龄)，之后，姐夫一直跟班到我读完小学六年级。姐夫对我非常关爱，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辅导我，我的思想和学业都得到姐夫的很大帮助。到六年级下学期，姐夫还让我住校给予特别辅导。有时姐夫还会教我识谱学习唱歌，寒暑假他还把收藏在家里的小说全拿给我看，大多是中外名著，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类的书。

临初考前，姐夫还亲笔写了几篇作文范本，帮助我提高写作能力。记忆中，姐夫经常鼓励我，要我好好读书，他还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在姐夫的教育下，我慢慢懂得了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初步知道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对人生目标也有了朦胧的认识。姐夫是我人生道路的引路人之一，如今，他离世约三年了，每每夜深人静时，我就会想起得益于他的关爱，让我受用终生。对姐夫的感激将是永远的，至今我对他还十分怀念。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之前，自已根本没想过长大后要做什么？父亲对我寄予厚望，那时他给我设定的人生轨迹是努力读书，然后考上大学，将来分配一份工作。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三舅林金杉从部队第一次探亲回家，我看到他身穿军装很气派，那种英姿飒爽的风度、庄严的神情，让我从小就十分羡慕和神往。从此，我就很崇拜解放军。

有一天放学回家，听同学说是野营拉练的部队晚上要在学校操场放电影，我回家吃过晚饭急忙和几个玩伴，连跑带走直奔郊尾小学，到了电影《南征北战》已经开始。电影结束后，我们几个玩伴迟迟不愿离开，想看看我们心目中的军人是啥样子？站在路边看到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口号，那威武雄壮的形象，在我脑海中象磁铁般吸引着我。从此。成为一名军人是我儿时的梦想。

1964年7月我小学毕业，作为郊溪考生参加了全县初考, 我考上莆田第十二中学。当时全班考上莆田第十二中学有5名同学，有一位同学考上莆田第九中学(据说他有位亲戚在九中当老师)，其他多数考上华亭农业中学(校址在下花村，属半读半农的)。能考上镇里(当时为公社)最好的中学，姐夫也为我感到高兴。

　告别了小学，进入初中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个新起点。我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初中生，面对的一切都是新的。莆田第十二中学在公社所在地，离我家约有10里路。开学了，要住校没有被单，是母亲从外婆家要了一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了给我，这条被单陪我度过将近三年的住校生活。

那时，我每周都要回家拿下一周的食粮，地瓜是家里的主粮，每周我带到学校的粮食也是以地瓜为主，母亲会想办法给我备点白米。三舅林金杉从部队转业正式安排工作后，每月都会给外婆寄些生活费，每次都是通过父亲转交。当时他知道我上中学后，也常常会多寄些零用钱给我。

读初一那年，我学习很努力，学习成绩都是班里头几名。记得从初二上学期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开始下滑。住校期间，因家庭困难，我经常是所带的粮食不够吃，有时临近周末就仍饥挨饿，由于营养不良，我得了胃病。从此，我的学习情绪不佳， 尤其是代数渐渐地变得一团糟。所幸的是，代数老师余福在知道我得胃病，影响到学习成绩下滑，他开始关注我，也经常给我一些个别辅导。经余老师的耐心辅导，从此，也提高了我对学好代数的信心。这个余老师我想简单描述一下：他是个不善言辞、身材虽高但偏瘦，教代数很棒，学生都怕他，其实他表情严肅，心底十分善良。

我暗暗下定决心，上代数课时，我认认真真的听，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钻研代数难懂、难解的奥秘所在？奇怪，从此上代数课，我全听懂了。然后，我坚持每节课照余老师说的，既认真听，又注意做好笔记，有不懂就及时问余老师。哈哈！从此，我开窍了。那些原来繁杂的公式、定理仿佛变得简单了，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我总算尝到了扬眉吐气的滋味，渐浙的，我的代数成绩也提升到班里的前几名。

在班里，我从来就不觉得语文有什么难的，这与我在小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关。可是读俄语，虽然和语文有些类似，但单词啊、语法变格啊，大多要靠死记硬背。而学俄语我确实也不是很用功。所以，我的俄语成绩顶多是中上水平。

在读初中时，老师曾绐我很多的爱，他们在思想上、学习上和生活等方面关怀我，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有童金宗、余福在、池锦洪、陈文谋、翁老师。在读初中时，我与同学之间也相处的非常融洽。因家里贫穷，生活艰辛，但是师爰、亲情和同学绐我很多温暖。

在女同学中，我要特别感激的是曾凤娥同学，她也是我的表姐，她的奶奶跟我奶奶是亲姐妹，这得从我读初一上学期说起。一天上午，我进教室刚要将书包放进书桌时，看到桌底下有一大包东西，我差点喊出“谁的东西”？舜间看到表姐曾凤娥向我点头微笑，心想一定是她给我的。我不便推辞，下课后，我将大包东西带回宿舍，打开一看是“油炸豆腐和煮熟的猪肉”，这够我吃一星期的菜。从那之后，表姐曾凤娥会经常带些好吃的东西绐我。她家在园头村，离学校比较近，只需在学校吃午饭。

记忆中，我奶奶与园头姨奶奶是最亲密的姐妹，我上小学前她奶奶会经常带她来我家玩，那时我们都还小，玩时都是男孩女孩各玩各的.。上小学后，就很少看她来过。还是我考上莆田第十二中学后，有一天，祖母带我去园头姨奶奶家玩，我看到表姐曾凤娥已是大姑娘了，看上去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越长越漂亮了，那天听表姐说她也考上莆田第十二中学，而且我们都在一个班级里。

从上初一开始，我们都在一个教室里，她的坐位就在我的右前方，上课都会常常见面。 那个时代，她与许多同龄的女生不同，总是一头精炼的短发。上课时，我常常会用直愣愣的两眼看她，她也常常会看我点头微笑。有时，我也会把班里的女同学与她对比，总觉得她更漂亮，长长的睫毛下，两只双眼皮大眼睛扑闪扑闪的，身上穿着搭配得也很得体。 她对我像对弟弟一样关爱，姐爱情深，她是我表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同学。特别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那一次次雪中送炭的“好菜”，而且那种煮熟的“甜美香味”，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学会识谱喜欢唱歌，还学会了吹笛子，弹琴。那时，在同学中会识谱唱歌的很少。当年正流行“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珊瑚颂”等, 就是高难度的“长征组歌”中的歌曲我也会唱几首，常常也会给同学们分享，博得同学们的好感。心情好了，加上吃药调养，我的胃病也慢慢好了。

到了初二下学期，学校要组建文艺宣传队, 准备参加庆”七一”文艺汇演，同学们极力推荐我，班主任童金宗老师笑眯眯的对我说：既然同学们都推荐你，你就去参加吧！可到学校文艺宣传队，翁老师沒安排我唱歌，却让我演 “对口词、三句半”，原本性格内向的我，有点紧张、害羞。不过骨子里还是有点跃跃欲试。校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都是用的假日课余时间，一天晚上，在公社影剧院彩排，我竟然第一次走上舞台，演了“对口词、三句半”，班里的同学们都给我喝彩鼓掌。到了“七一”前夕，学校正式组织演出，那天晚上气氛很是高涨，我的“对口词、三句半”演得很成功，在台上我还瞅见，影剧院后面及走道上全站满观众，有许多校外村民，也跟着喝彩鼓掌。

因为我一直喜欢唱歌，所以不论成绩好的、差的男同学都愿意向我靠拢，喜欢听我唱歌，有的还拜我为师学吹笛子。而我从不“势利眼”，都能真诚地对待他们。所以, 我与同学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洽。

有一天，班主任童金宗老师找我谈话，让我写一份入团申请书，说是根据我的一贯表现，学校共青团总支要发展我为共青团员，不久就让我填表。正式入团的那天，全校16名新团员在校礼堂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校团总支书记陈文谋老师亲临现场表示祝贺，並提出希望和要求。我们初二（4）班一起入团的有4位同学，其中有班长苏金明等，我被任命为初二（4）班共青团支部委员会书记。现在回想起来，初二下学期应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时光。

　1966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到了下半年便是“文革”的盛行期。我刚读初三上学期，学校开学上课没多久就“停课闹革命”，全校相继成立了多个红卫兵组织，起初我对这种革命激情表现出极大兴趣，也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卫兵组织。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把“文化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所需食宿和交通费一律全免。于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迅速出动，神州大地到处都有红卫兵的身影。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们也都跃跃欲试。

那年国庆节前，9月15 日应上级通知，学校要推荐学生(红卫兵)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班里可热闹了，想去的人特别多。可是毕竟僧多粥少，毎个班只有5个名额，但必须在“红五类”的学生中挑选。在这种情况下，只得采取民主推荐，最后由班主任确定。也不知怎么回事，同学们对我看法并不坏。尤其是苏金明同学，那时，我们俩是班上第一批入团的，他是班长，我是班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按理我们俩是最有条件当选的。为了确保我们俩能顺利当选，他动了一番脑筋，提前做通几位要好同学推荐我们。那时候，进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可是一辈子足以荣耀的事情。

记得，那年我是9月20日随团赴京的，超负荷运载的列车，挤满了各地赴京串连的红卫兵，车厢的货架上，甚至座席下面，到处是散发着汗气，衣帽不整的“红卫兵”。大家忍受着上厕所都需要长时间等待的极大困难。到处都能看到走南闯北，盲目流动，随随便便地换车，又熙熙攘攘地挤车的红卫兵。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达北京，我们被安排在王府井一家玩具厂住宿，这里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北京是祖国的首都，第一次来北京，我终于目睹了首都的真容面貌。作为世界的著名古都，当我们第一天来到宽广无比的天安门广场上，看到那高大天安门城楼和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还有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我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时，北京的天气开始冷了。担任赴京代表团团长的校务主任池锦洪老师，鉴于我衣衫单薄，慷慨解囊，帮我渡过了御寒关。因此，我至今还记得曾经帮助过我的池锦洪老师和苏金明同学。1971年我第一次从部队探亲回家就去看望他们。出于感恩的情愫，我一直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现在校务主任池锦洪老师已经过世，再也看不到他了。

下图：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先后接见红卫兵一共8次。到了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也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那时，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我们学校去的代表(包括66届毕业生及教师代表)一共有68名。国庆节前，中央国庆节活动总指挥部还专门派出军代表，对参加国庆活动的红卫兵代表编成若干个方块，每个分列式方块约200人，前后进行了约7天的分列式训练。总指挥部还专门组织了一次综合演练。到国庆节那天，我们早上1点多就开始排队进场。上午9时，扩音广播里不断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约10时左右，我们不断地呼喊着“*****”等口号，依次走分列式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突然听到有人高喊 “我看见毛主席了”！同时，我也非常清晣地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因前方有不守纪律的人，突然停住不走了……那时，我们已走在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的位置，我又一次非常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总理还不停地挥手，示意游行队伍快走……。

1966年国庆节后，我们继续在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串连，也有到故宫 、长城等景区游玩。国庆节后的一天，三舅来看我，能在北京相见，我们还一起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天安门前照相留念，让我十分高兴。三舅两年前就从部队转业安排在建阳第一中学工作，他也是该校“红卫兵”师生代表，国庆节前就来北京参加国庆17周年庆典活动。

到10月16日我们才坐火车离开北京，先后经过上海、福州等地串连，沿途每到一地看到的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毛主席语录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群众的口头禅和生活的一部分。在上海、福州等地小到学校、工厂，大到地市、县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其主要的活动集中在革命故事会巡回演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汇演、放幻灯片、戏曲和民歌调演等内容上。红卫兵上街宣传时一般采用歌舞的形式，手持红宝书跳起“忠字舞”，唱毛主席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彊》等歌曲。

随着运动的深入，军装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服装。无论男女老幼，都以穿军装为荣。那时候，我可喜欢绿军装了，对绿色军装和军营，早已心生崇敬和羡慕之情。从北京回到学校，父亲当时给的10元零用钱，我只用了不到5元，加上三舅在北京相见时给我的零花钱，正好买来的绿色布料可以做套绿军装。第一次穿上, 当时的那种喜爱，可不是一般的稀罕、爱好；是心驰神往，是真正的迷恋、是心爱。

1966年10月底, 我们学校在原文艺演出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红色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宣传队)。按自愿报名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全校共挑选38名男女学生及6名老师参加，我被推荐担任宣传队队长，名誉上我是队长，实际上节目的排练及演出都是翁老师负责，我负责做些保障协调工作。

宣传队深入到各个大队(村)巡回演出。学校宣传队重新登上舞台，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进入宣传队的队员们个个热情高涨。当时宣传队里只有锣鼓、大鼓，二胡、笛子等几样乐器，还有几件老旧的“音响设备”。演出的“舞台设备”就是叁盏汽灯、一个大喇叭。那时可没有现在的话筒，也没有好的扩音设备。全靠演员大声唱，有时真的是声嘶力竭。

值得回味的是，这样的业余演出也能吸引观众奔走相告。当时，演出大都是在露天的土戏台上，大人、孩子们也能神情专注坐在台前，秩序井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节目必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文艺为政治服务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个年代，既有文艺生活贫乏的一面，又是文艺活动频繁的一面。那时，人们的生活需求显得单纯，也是这个年代特有的。可以说，我在文艺宣传队这一段时间里，对我的锻炼收获很大，这也为我日后走向社会做了铺垫。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不断升级，之后又发展到动乱、武斗。当我目睹了学校及社会上一些激进的红卫兵，不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没有标准，没有定论的荒唐恶斗，使我感到十分的不解与困惑。再是知道父亲被当成“走资派”批斗，以及这期间发生的种种，更让我感到极度的伤心与不解。

1967年冬季，派性、武斗从县城遍及到乡村，华亭公社也发生过两派相互枪击事件，派性恶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动乱、武斗开始之时，也即是我们离开学校的日子。我们学校多数学生各自都回农村了。读书无望，回农村当农民，这都不是我想要的。18岁的年龄不光是考虑快乐了，我已开始探索人生，目光也不象过去那么单纯了，已开始迷茫，开始有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追问了。于是，我就有一种想当兵的冲动。

1968年3月，我体检合格应征入伍前，与同学们欢快地聚在一起，度过学生时代的最后时光。大家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彼此循环着轮流坐庄。离别之际，大家还相互赠送礼品留念。

时光荏冉，岁月如歌。回首学生时代，老师给予了我们无价的师德和师爱，给予了我们通往知识殿堂的基础和桥梁。我们不仅收获了学业，更收获了友谊！回顾那青春燃烧的岁月，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亲切！同桌的笑声记忆犹新，老师的教诲至今难忘！回首风风雨雨，有太多的感言，太多的追忆。

下图：《文革期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