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高中生活

徐长玉

      今年4月23日是第二十四个世界读书日。作为图书馆馆长，总该写点和读书有关的东西。于是，思来想去，就想到了写我读高中时的一些经历。

巨大的心理落差

      1981年我如愿考取了延安中学。记得当年，延中高一按计划只招收6个班，每个班大约50名学生。其中志丹县只有8个录取名额。各县根据录取名额确定录取分数线。志丹县的录取分数线是280分，在各县属于最低之列。我的分数是282分，只比分数线高出2分。这就意味着在全校300个高一学生中，我的分数当属最低者之一。

      然而，这却不是我进入延中遇到的最大的心理落差。我遇到的最大的心理落差，是考延中和考中专的待遇之悬殊，给我带来的莫大的后悔。

      当时，延中虽然是高中，录取分数线却比中专高出许多。而其时，一名初中生能考取中专，通常都是班上的佼佼者，且中专毕业后，国家都给统一安排工作。所以，其时，一名初中生一旦考上中专，在当地立马就成了名人。至于我，居然考上了在人们心中比中专还好的延中，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很快在杏河上下川便成了人们羡慕和热议的对象。就连族人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认为我给徐家光了宗、耀了祖。

      可是，进校报到以后，我很快便知道，延中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大学或高中专，还得回家“戳牛屁股”，而考大学和高中专，在当时，谈何容易？！所以，初中毕业时没有报考中专，就成为我进入延中后最大的痛苦。当然，也成为我后来发奋学习、立志考大学的最大动力源。

      此外，读高中期间，还有一大心理落差对我影响深远。那就是我的高中同学，绝大部分是吃“供应粮”的城里人，而像我这样的农村娃，在同学里虽然也有其人，但绝对是少之又少。那时，虽然国家整体经济落后，但城乡差别同样巨大。这就导致农村孩子与城里孩子相比，在穿着、谈吐、举止、见识等方面，相去甚远。而这在大部分同学是农村孩子的初中，感受并不明显。所以，进入延中伊始，我作为“少数派”的农村同学之一，不由便在城里同学面前表现出“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了。尽管那时，并不存在城里同学对农村同学的歧视，更不存在如今的“校园霸凌”事件，但由这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城乡差别而滋生的自卑心理，还是极大地影响了我的高中生活。可以说，高中三年，除了极少的例外，我基本上是在沉默寡言中度过的。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给延安中学的题词。

大学般的管理

      上了大学以后，特别是经过和现今的高中比较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延中对高中生的管理，简直就是“放羊式”的大学般的管理，靠的主要是学生的自律和自觉。

      首先是大部分老师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外，基本和学生没有往来。一门课讲完，叫不起多数学生名字的老师大有人在。

      反之，除了上课外，大部分学生和老师也几乎没有关系。记得在读高中的三年时间里，我就只去过一次带数学的刘毓芗老师家，一次带语文的薛生民老师家，一次当班主任的白金平老师家。

      其次是老师和绝大部分学生家长没有联系。印象中，三年时间，学校没有召开过一次家长会。读延中三年，我父母没有来过一次学校，我后爷爷、三爸、四爸和妹妹虽来学校看过我，但压根儿没想到见老师之类的事。

      再次，班主任虽非“形同虚设”，但作用十分有限。我们的班主任，除了上课外，一学期到我们教室来不了几回，顶多偶尔站在窗外，“偷窥”一下学生的表现而已。除非班上出了诸如学生偷人的大事，班主任才会开个班会之类，训训话。

      至于上自习，高中三年，我几乎没见过任课老师到教室辅导过，更不存在老师照学生上自习的事。

      就连晚上睡觉，哪怕学生说话说到半夜，乃至把宿舍吵“塌”了，也很少有班主任或值周老师前来干预。至于楼管，或生活老师，更是闻所未闻。当然，学生宿舍的卫生更不属于老师的职责所在。

意外获奖

  读高中期间，我在班上的表现平平，默默无闻，但有且只有一次例外。这就是我意外获得了学校作文比赛一等奖。

      那是在我读高一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我写了一篇记叙文，大概是写农村邻里关系的，有生活原型，也有虚构。

      一天，下课后，给我们带语文课的薛生民老师悄悄把我叫到语文教研室，神神秘秘地问：

      “你看过某某杂志上的某篇小说没有？”

      “什么是杂志？我解不开。”我老实巴交地反问薛老师。

      “那就好，你写的作文几个老师一致说，情节真实，文字朴实，很有教育意义，但有老师说你的作文和某某杂志上的小说很像，怕是你照抄的哩。”

      时间不长，比赛结果出来了：三个年级总共有6篇作文获奖，一等奖只有一个，就是我。

      放假前，学校召开表彰大会，我最后一个上台领奖。至今，主持人念到让我上台领奖时，我羞涩得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和紧张得“浑身筛糠”的举止，依然历历在目。

      现在想起那次获奖，实在受之有愧。因为，所谓情节真实，无非是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平时经历的最熟悉的生活而已；所谓文字朴实，是因为我压根儿脑子里就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只能用从小和农民学到的词汇来写作；所谓具有教育意义，只是表达了一个小小少年的善良愿望罢了。

虱子多了不咬人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村已经实行了2年包产到组，我家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从小因为贫困而养成的能省就省的习惯，使我的高中生活还是在紧巴巴中度过的。

       三年期间，不管春夏秋冬，从头到脚，我只有一套和季节匹配的鞋帽和行囊。 所以，不要说平时隔三差五地换个衣服穿，就连穿脏了的衣服要换洗，都是问题。好在“办法总比问题多”。我一般会选择在周末晚上洗衣服，星期天就呆在宿舍里，甚至被窝里，直到衣服干了以后，才会出门。这时，让同学替我打饭就是常有的事。间或，当关系要好的同学非得拉我进城，我也会穿着半干的衣服，陪同学上街。

      记得三年高中，我没有穿过皮鞋和暧鞋。就连十冬腊月，我脚上穿的都还是一双洗得返灰或返黄的单薄的胶鞋。

      但也有例外，在那个男子流行戴帽子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居然也破费买过两三顶军帽，一年四季，都戴在头上。这不仅说明，“爱美之心”确乎“人皆有之”，而且，我也曾是一个爱赶时髦的人。

      其时，穿脏了的衣服没法换洗，固然是个难题，但最难的还不是怕衣服脏了，招人耻笑，而是衣服的拐角旮旯到处寄生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虱子。

      起初，衣服上的虱子还是挺咬人的。所以，趁宿舍没有同学时，我便会独自脱了衣服捉虱子。后来，看见别的同学竟然在宿舍的大庭广众面前，旁若无人地捉虱子，我也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捉将起来。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于没有衣服可供换洗，再捉，虱子都捉不完。于是，久而久之，我便学会了与虱子“和平共处”。奇怪的是，这时，虱子倒也“以德报德”地不咬人了。

同学领我见世面

      现在想想，除了面对高考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刻苦学习外，我的高中生活还是满丰富的。这就是在焦文件、宗德政、刘殿强、李广山等要好的同学，特别是李永宁和白建德两位城里长大的、同时又是我的志丹老乡的好伙伴的带领下，我经历了人生的许多个“第一次”。

      在吃的方面，我第一次吃羊肉泡，第一次吃狗不理包子，第一次吃小炒肉等，都是在高中经历的。尤其是尽管羊肉泡的价格不菲，但禁不住同学们的怂恿和自己的贪婪，三年下来，我着实没少吃。至今，那个位于延中沟口的、用帐篷和院墙搭建的、简陋的羊肉泡馍馆男老板的“光辉形象”，还在我的心里铭刻着。

      其他方面，比如第一次进新华书店，看到那么多图书，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书架上；第一次进理发馆，看到那么多人，排队洗头、理发；第一次进浴池，看到那么多人，赤身裸体躺在堂子里洗澡；第一次步行几十里，到延安机场，近距离看飞机的“真容”；第一次到已退休的延中老校长家里看电视；第一次跨过延河大桥，到近在咫尺的延安大学，见识大学的模样，目睹大学生的风采……

近乡情更怯

      三年高中时光，是我平生第一次远离家乡，除了写信，再没有任何与家人的沟通方式。由此便使我饱尝了人世间最锥心的痛——思念亲人之痛。

      面对举目无亲的延安城和口音不一的陌生的师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会一个人钻在被窝里，深深地蒙着头，一边想着家乡的至亲，一边任由眼泪静静地流淌，把枕头浸得一摊一摊……

      我对亲人的思念，起初，更多的是由于对第一次出远门和第一次面临陌生环境的不适应和不习惯。后来，更多的是因为对家人莫名的担忧。不知咋地，我总会白凭无故地想到家人可能会生病、可能会遭遇不幸，可能会受人欺凌……我的这种对家人的担忧，三年来，没有减过分毫。而且这种担忧，直接影响了我的课堂听讲和晚上休息，从而影响了我的学业成绩。尽管1984年，我顺利考上了延安大学，成为我们乡的第一个本科生。

      我对家人的担忧，最严重的是在好不容易熬到放假时回家的路上，遇见熟人的那一刻。这时，我既不敢问熟人我家的情况，也生怕熟人说我家出了什么事。

      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谓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吧。

　　作者：陕西志丹人，延安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