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五大道里的“五四运动”风云人物

庞恩生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2019年4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对新时代加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重要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深刻领会“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深入挖掘“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朝着五四先驱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目的以暴力反对反动统治。“五四精神”是忧国忧民、热爱祖国、积极创新、探索科学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伟大的历史事件总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历史长河的行进中愈发凸显其光芒。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此美篇对天津五大道地区相关名人故居、名人事件的挖掘整理就是对“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五四先驱的最好告慰。

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想起了1919年，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前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想起了“弱国无外交”的不堪记忆！“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1月，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分赃会议的“巴黎和会”开场。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国代表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一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燃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慨！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并且奔向赵家楼胡同，痛打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章宗祥，放火烧了另一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的宅邸。

上海各界积极声援和响应。《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揭露北洋政府出卖国家权益、镇压学生的罪行。学界、商界、新闻出版界等团体通电全国，要求释放学生、拒签和约、组织游行、抵制日货。在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作出罢免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的决定，“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正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的南北总代表唐绍仪和朱启钤也先后致电大总统徐世昌，支持学生的爱国精神，请求对被捕之人从宽办理。唐绍仪和朱启钤都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

唐绍仪故居在马场道5号，朱启钤故居在马场道164号。

图为1919年5月4日，向天安门进发的北京大学游行队伍。

顾维钧作为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以出色的辩论才能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最终拒绝在合约上签字。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他在外交中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 ，曾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个签字。

著名的"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故居在河北路265号。西洋古典式风格，特殊保护建筑，内部那富丽堂皇的装饰，今天看来仍显得颇为豪华气派，彰显着它曾经的主人那非凡的身份。

前年我有幸游览了巴黎凡尔赛宫的镜厅，可以想象出当年的镜厅是何等的金碧辉煌。它一直以来被誉为法国王室的瑰宝，这里是路易王朝接见各国使节时专用的宫殿。 1919年顾维钧参加的巴黎和会就是在此召开的。

“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我仿佛又听见顾维钧那句经典有力的辩论在大厅里回响，那年顾先生年方31岁。

百年前的凡尔赛宫镜厅，帝国主义就是在这里签订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和约》。

电影《我的1919》真实地再现了百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影片里扮演顾维钧的陈道明，演出了巴黎和会时期，近代中国第一外交家的风采。而且巧合的是俩个人还是五大道邻居。

素来以沉稳、儒雅风格著称的中国大陆实力派演员陈道明，在片中扮演的顾维钧非常引人注目，其将顾维钧身为炎黄子孙的尊严气节，及外交家的睿智潇洒等，都表现得入木三分。不论是澎湃之时还是伤感无奈，都予以观众们真情触动。

著名演员陈道明曾住在重庆道163号，自幼在天津五大道里长大。陈道明的家是很普通的住宅，他与妻子杜宪婚后在这里居住，并在此处生下了女儿后全家迁居北京。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当时北洋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也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这件事后内阁全体引咎辞职。

在“五四运动”之初，大总统徐世昌力图保持和学生之间的谅解态度，最终还是采取了柔化的态度。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相继被免职。5月7日他下令全部释放了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仍然表示出一种要平息事态的态度。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徐世昌此时已寓居津门，他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遭到他拒绝。他一再对身边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为徐世昌下褒奖令，以颂扬其爱国忠心。

徐世昌故居在新华南路255号。

“五四运动”时正是段祺瑞掌权执政的时期，这场运动最终于形成了民族影响，而段祺瑞在此期间没有杀人和大力的镇压，遂使“五四运动”得到扩张蔓延而形成了历史影响力。段祺瑞是曾活跃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地位显赫、叱咤风云。这期间的段祺瑞能左右中国的政局，成为了中国命运的主宰者。

我记得知道“段祺瑞”是在上中学时语文书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里，大家那时认为他是北洋残暴军阀的代表。那么真实的段祺瑞是个什么样呢？他一生清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送外号“六不总理”。他一生三造共和、爱惜清名，却一世清名毁于一旦，立志治国扶乱，更多时候却无可奈何。梁启超评价他:“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退居天津日租界当了寓公。他虽然脱离了政治舞台，但还是受到了各种政治势力的瞩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

段祺瑞故居在鞍山道38号。

段祺瑞在鞍山道38号的故居离五大道不远，他长子段宏业故居在五大道的重庆道2号。

图为“五四运动”时青年学生高举“杀千刀的曹汝霖还我青岛来”的标语，他们声讨卖国贼，谋求国土完整统一。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1919年5月5日，众矢之的的曹汝霖向大总统徐世昌递上了辞职书。徐世昌非但没有批准，还多加劝勉。但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扩大，迫于压力，大总统徐世昌最终还是罢免了曹汝霖等人的职务。此后的曹汝霖避居天津，他这时候已经声名狼藉了。

曹汝霖是民国“头号”律师。1915年日本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二十一条”，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参加谈判。“五四运动”爆发，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而成了“三大卖国贼”之一，其被免去了职务。抗战时期他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曹汝霖故居在贵州路86号。

“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学生运动引发的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实现了罢免三个亲日派卖国贼职务和拒签巴黎和约的目标。就深层次意义上讲，它不仅是一次广大民众爱国意识的觉醒，还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这个日趋强盛的国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弱国无外交”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