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荣回忆录]难忘的蹉跎岁月 ——在农村插队落户三年(之四)

志山

在风雨中构筑港湾

脱钩下入农村，对我们这样拖儿带女的家庭，无疑是个不小的冲击和考验。但我和妻子对此都无怨无悔。我们俩经历“文革”几年磨难，不管前景有多么艰险，我们都坦然面对，相濡以沫。把家庭这座港湾，建得更加坚实，更加温馨。

我下放之时，我的妻子黄范杞还在兴国良村公社作巡回医疗。她时任南昌市传染病院工会主席。她是位从护士岗位上提拔起来的基层干部。连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南昌市劳动模范（1965年）。文革中，她也被单位“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被多次抄家、批斗、游街，剪去头发（阴阳发），而后派往农村参加巡回医疗。我本来打算随她下放兴国农村插队落户，但师院要我去铅山带队，让她随我编队。我临走前夕，去邮局给她打了长途电话，告诉她要随我下放，要她直接来铅山县“五七办”报到。我先行到铅山落户不久，县里就通知我到县党校学习一个月。期间一天下午，党校门卫通知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妻子范杞，便立即联系安排她住进县招待所。晚上，她向我诉说了一路的经历。她说，从兴国乘长途汽车到南昌整整一天。下车后，直奔师院南区我们原来住宿舍。只见整栋房子门窗紧闭，人去楼空，顿时触景生情，泪如泉涌。三哥（黄范祖，师院化学系讲师）一家也已下放高安农村，时已入夜，为了省钱，不住旅馆，只好向好友熊玉珍（南昌市二医院医师）求助。次日熊玉珍陪她去医院作胎位检查（已怀孕数月）。当时，考虑到农村条件差，孩子难养，想做人工流产。但熊玉珍耐心劝说：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不要按时上班，喂奶方便，怀的又是个男孩，不可以为你家添个劳力。我觉得她言之有理，才决定保留下来的（那时还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为此事我们一直都记得熊玉珍同志的恩德，使我们痛心的是她后来身患绝症，英年早逝。

1969年6月7日，我的第四个孩子在天柱山茅店村出生，是个男孩。取名志山，小名小军。是时，我正在县里参加会议。闻讯后8日赶回家里。时任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副书记、五七大军领导小组组长叶忠祥同志，借下乡工作之机与我一道进山步行40华里到我家向范杞表示慰问。场（社）革委会主任刘仁义同志也赶到我家，他特地给范杞带上一枚精制的毛主席像章以示祝贺。

我的妻子范杞不仅是位优秀党员、劳动模范，也是位贤妻良母。她全力支持我的工作，真诚的关心我、体贴我。我也曾和她商量过她的生产问题，可否让我陪他她去县医院住院。但被她婉言拒绝。她宽慰我说，生孩子她有经验，不会有事，即使有事，场部医院也有妇科医生。她劝我不用担心，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影响工作。我那时确实特别忙，身兼数职，身不由己，又不敢抗命。心情十分矛盾。实际上她同样担心怕遇到难产。后来她对我说声，生老四，她做了最坏打算，还写好了遗书。因场部医院条件太差，离县城又远且不通汽车。如遇到难产、大出血，必死无疑。我听后，真是不寒而栗，我怎么如此大意，作为丈夫临产期没有守候在她的身边，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愧疚，至今难以释怀。

老四志山的出生，为我们全家带来了欢乐，也增添了劳累。一家六口，我身兼数职，公务缠身，在家时间很少。范杞安排在场部医院供职（既当护士又当医生），白天上门诊，有时走家串户，甚至在田间地头巡诊。晚上还经常出诊。四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都在村小上学，老四刚出生，需要人带。全家人每日三餐需要人做饭。随我们下放的老阿姨这时也因家庭矛盾回老家去了，怎么办？我和范杞商量，绞尽脑汁，别无他法，只能忍痛割爱，让长女、次女分别休学一年，轮流在家照顾弟弟，兼操持家务。姐妹俩从小就很懂事，爱学习、爱劳动、能吃苦，体谅父母的困难。她们愉快接受爸妈的安排，表示一定把弟弟带好，让爸妈放心。两姐妹还学会了担水、做饭、炒菜，做布鞋，管理菜园子。此时场部（公社）机关从太原迁到离我家（茅店村）五华里的江源大队高泉村，大大方便了我去厂场工作、开会，使我能抽出更多时间料理家务。到1970年，长女超英小学毕业到铅山县一中就读（初一），经场（社）领导同意，还请了位六旬老妪帮助我们带老四，以渡过难关。

范杞本来身体瘦弱，从怀老四到坐月子又缺乏营养。工作、劳动又忙又累，还要给孩子喂奶，身体更加虚弱。老病支气管扩大又日益加重。1971年春在我的苦苦劝说下，她接受大哥大嫂的邀请，带着老二，老三、老四去武汉大哥家调养一段时间。我请假送她们母子一行到南昌，通过电话委托九江一位朋友为他们买好船票。从南昌乘火车到九江，再从九江乘轮船到武昌。在大哥家，范杞母子四人得到很好的调养。数月后，范杞带着孩子返回时，我已调到东乡工业管理区工作。见到他们母子个个健康、快乐，不用说心里有多么高兴。

几年的农村生活实践，我们深切体会到要在农村插队落户，安身立命，必须搞好和村民的关系，山区农民，尤其淳朴、善良，只要你不与民争利，放下架子，诚恳待人，不耻下问，乐于助人，他们就会相信你、尊重你、帮助你。

毛店村，只有十几户，除一户富农，其他都是贫下中农。村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会计，高小毕业生。我家安置在一栋老房东边。两间卧室（兼饭客厅、饭厅），一间厨房。场（社）妇女主任的家就在我家附近，她早把我夫妇两的身份和家庭情况向村民作了介绍。所以全村男女老少对我家来村落户都热情欢迎。迁居那天，队上给我们送来了稻草、大米、蔬菜、食油和柴火等生活物质，还给我家分了菜地，种上了越冬的萝卜和白菜。平时，村民猎到了野猪、野兔、麂子或做了米果之类的食品，也给我们分享。我和范杞经常串门、问冷暖，谈家常。场村上有人生病，我们一定登门探视，遇囊中无钱病人，为他付挂号费、药费。我们的几个孩子和农村孩子也很快成为发小和闺蜜。不到半年就用当地方言交谈。

家庭是人生的港湾。它给我们以亲情、以温暖、以安乐、以幸福。回忆当年在省城岁月，由于政治运动不断，不仅上班紧张忙碌，业余时间包括星期日，也都被安排加班加点、学习、开会。深夜回家，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和孩子们在一起休闲、娱乐的时间很少。来到农村插队劳动，虽然也累，但没有工作压力，收了工都呆在家里，特别晚上，没人打扰，亦无应酬，一家人围坐一起，谈天说地，其乐融融。睡眠时间充足，睡得特别安稳。

在农村落户三年，和农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们离村返城的时候，相互都饱含热泪，依依不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些村民还和我们保持交往和联系。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变迁，现在交往少了。但几年风雨中凝结的友情，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