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 ，半个世纪的人生砥砺。

八面来风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半个世纪可能是非常短暂、甚至是极其渺小的。但对共和国的知青来讲，漫长的50年意味着黄金人生的绝大部分。

　　1969年4月25日，是当年插队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657名黄浦、扬浦区的上海知青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天恰逢党的九大闭幕，上海的大街小巷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欢声雷动，到处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庆之中。而此时此刻的上海彭浦车站，人海如潮、人头攒动，为赴滇插队知青送行的同学、老师和亲友们，近万人把一个小小的专用货运车站挤得水泄不通。几里外都能听到车站里＂嗡嗡嗡＂的广播声、告别声、叮嘱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随着发车预备铃声一响，嗡嗡嗡的告别声倾刻变成了哇哇的嚎啕大哭声，彭浦车站瞬间变成了泪水的海洋。随着列车慢慢地向远方驶去，车厢里657位上海中学生从此又多了一个伴随终身的称谓一一＂上海知青＂。这批赴文山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中，最小的不足16岁，最大的才20岁出头。在哪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真可谓是：一颗红心报孝祖国，无牵无挂支援边疆。满腔热血战天斗地，无私无畏奉献青春。

　　自上山下乡开始以来，＂知青＂这个名字就被深深印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在千家万户中几乎每个家庭都留下了漫漫人生路的＂知青＂烙印。5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知青＂这个名字己成为当今社会和知青老年群体的热门话题。想当年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学生，转眼都已年过花甲，有的己迈入古稀之年。忆往昔，每个知青都曾有过美好的理想和渴望，每个知青的人生道路又都充满着艰辛和困惑。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知青们奉献了最灿烂的青春年华，经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苦生活的磨炼。艰辛的岁月，知青中也不乏人才辈出，当年的上海知青与各地知青一样，若干年后都成了云南各行各业的生产、工作骨干。他们中有的知青成了技术尖子；有的知青成了企业家、个私老板；有的知青成了医学专家；有的知青成为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和大学教授；还有的知青走上了从政之路。半个世纪，磨难的知青岁月为我们奠定了吃苦耐劳、永往直前的拼搏精神；为我们培育了远离他乡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真挚友情，也培植了我们对第二故乡的一颗怀念、感恩之心。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云南的上海知青绝大部分都己返回故乡养老安居，也有部分上海知青至今仍生活在云南这块红士地上，为云南默默地奉献着余热，享受着第二故乡的阳光雨露。

　　难忘的知青岁月，每个人都经历过知青岁月相同的命运，但每个人又都经历着不同的人生道路。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充斥着每个知青的时代年华。作为有着时代特征的云南上海知青，历经半个世纪的磨炼，他们长大了、成熟了、理性了。此时此刻，我们特别缅怀那些年因天灾、人祸、疾病而早早离我们而去的知青同路人；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曾经手把手教我们农活、关心我们生活的农民兄弟；也不会忘记关心知青政治成长，使有的知青光荣入党入团的农村党团组织和当年的军宣队；更难以忘却在哪个左的年代，由于家庭出身等原因，而一时未被招工的部分知青，在大街上边哭喊边追赶着前往军工企业报到而离去的知青卡车，那种离别的凄惨情景历历在目。此后，我们一起插队的有一位知青为了能开到病残证明回上海，竟然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用刀砍断，至今落下残根，令人遗憾终身。

我们也不会忘记，在哪个磨难的年代，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们为了能调回城，采取群体上访、集体下跪、甚至集体绝食等方式而以死抗争。有的为了能回城，知青夫妻草草离婚，把幼小的孩子送给当地居民抚养，造成了天各一方妻离子散的人间悲情。电视剧《孽债》就是那个年代最贴切的写照。

　　作为知青，在所有知青群的茫茫人海中，有两个人是不应该忘却的：一位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他是掀起全国知青大返城高潮的第一人；另一位是湖南女知青萧芸，她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在哪个年代，他们的行为深切地表达了全国千万上山下乡知青的心声和愿望，令人敬佩！

　　时过境迁，知青那个年代已成为共和国的历史。当年的知青也都已进入垂暮之年。但是，知青年代的那种＂远大的抱负、火热的朝气、顽强的毅力、纯洁的友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却是我们共和国的无价之宝，精神永恒与时代同行！

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难忘知青岁月的笔者，回想50年前，经过三天三夜长途拔涉的600多位上海知青，4月28日晚到达昆明时全部被安置在师院接待站休息，29日晚又坐了一夜的小火车，次日清晨才到达开远，接着又上了卡车沿着崎岖的滇南山路向目的地缓缓爬行，最终于1969年4月30曰晚上才到达文山州各知青安置点。每个人都是在红土地上度过的第一个背井离乡的五一节。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五十年人生几回搏。此时此刻，不由想起了当年省老领导孙雨亭视察蓝箭汽车厂，听说厂长书记都是知青时，曾与笔者谈起了云南近代史上有过三次人才大迁移：一次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筹建，全国大批文人学者南下昆明办学；一次是云南和平解放，大批南下干部投身云南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一次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批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知识青年投入到云南的边疆农村建设。笔者认为，云南实际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内地百万人口往云南大迁移，到一百年前滇越铁路的开通；从腾冲开放成为著名侨乡到茶马古道向境外的开拓；从中国远征军的南下、滇六十军的北上出征抗战到怒江等滇西地区西方传教士的渗透，说明云南历来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好客、友善的多民族省份。

值此知青上山下乡50年之际，笔者触景生情，第二次把能收集到的知青当年风华正茂的珍贵照片，及上海知青在滇沪两地生活的近况，一并编成美篇，与所有知青朋友共勉分享。共同缅怀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以此祝愿所有当年曾经当过知青和家有知青的朋友们及你们的家人五一节快乐！也祝所有分享者五一节快乐！

第一稿脱稿于2017年4月30日

第二稿修改于2019年4月22日

封面图为上海知青丛昌民（中者），曾担任云南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上海知青黄寅敏，曾担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

上海知青卜安奇，曾担任昆明大学副校长，与黄寅敏为知青伉俪。

上海知青卜安奇农村照。艰苦磨炼、铸就一生。

张丽丽，西双版纳水利兵团上海知青。返沪后自强不息，一心扑在家乡的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事业上，曾担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席。现任上海家政协会会长。

上海知青花泽飞，曾担任云南世博集团总经理、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1969.4.25日上海知青张荣利（后排左三）去云南文山州邱北县矣都公社横山二队插队，当天全家出动在上海澎浦车站为他送行。背景为即将出发的火车。

熊秀兰，版纳上海知青。曾担任楚雄州政协教科文卫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照片下图是砚山县稼依公社第三生产队知青集体户上海知青和当地村民留影。

前排左起：1 朱映山社员、 2副队长吳家洪、3队长王利福。

中排左起：1谭文奎社员、2宋大生知青、3卢调耀知青、4黄种勇知青。

后排左起：1卢调龙知青、2赵志鋆知青、3郑凌豪知青、4赵洪根知青、5毛民耀知青。

上海知青孙根娣，19岁的公社团委书记。

当年上海、四川各地的部分优秀知青代表。

1975年3月，上海知青、团省委孙根娣(前排右一)，上海知青、临沧农垦分局周伟华(前排中间)，成都知青、孟定农场蒋惠群(前排左一)，上海知青、临沧农垦分局应新龙(后排左一)，上海知青、省知青办陈洪范(后排中间)，上海知青、德宏农垦分局张玉春(后排右一)，摄于云南省委党校。

上海知青翁文樑(中)，曾担任云南有线电视台台长，云南电视台副总编。

左一徐琴珍，左二殷骏都是邱北县上海知青；左三是翁文樑、左五是上海慰问团沙克昌，沙克昌是上海闸北税务局局长，其余是文山当地知青。文山州召开全州学代会时代表们在交流学习体会。

上海知青翁文樑与当地干部，正当风华正茂时。

左图：

上海知青翁文樑（前排右）、随凤云（前排左）和砚山县水利局长苗伟龙（后排右）、砚山县委宣传部干部袁子仪（后排左）在砚山县委学大寨工作队时的合影。照片摄于砚山接音坡。

当年上海知青在云南群图

上海知青在砚山县大稼依农村的珍贵照片。

插队勐海上海知青傅耀华（上图右一），曾入伍版纳军分区，回沪后曾担任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局政治部主任。

砚山县稼依插队的上海知青。

左图上海知青郑东昇(右)、王兴德。

右图后排左起：王宗凯、王兴德，黄夏明。

前排左起：郑东昇、曹裕根。

插队在砚山县大稼依的上海知青卢正国，摄于1971年1月。曾担任云南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知青年代的卢正国。

插队砚山大稼依的上海知青，

前排左起曹正、曹志斌，

后排左起李来根、毛克勉、冯孝堂。

上海知青朱晓钟(前排中间者)，曾担任云南电视台副台长。

草屋竹床，眺望星星闪光；犬叫鸡鸣，山泉晨雾催眠；梯田水重，双腿蝗吸虫叮。

（勐啊曼松寨知青草屋前，

左起前排：曹健华、朱晓钟、沈力人，

第二排左起：何国发、闻志刚、李佩英、张屹、陈文宝。）

上海知青包亚平（右），曾担任昆明国家高新开发区工委副书记，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与朱晓钟结为知青伉俪。

珍贵知青照，前排右一为包亚萍。

当年的知青中学生，何等英姿飒爽。

憧憬的年华，艰难的岁月。

当年云南在全国的上山下乡知青典型上海知青朱克家在农村与少数民族村民打成一片。

　　修晓林上海知青（左二），他与上海知青周公正等都是上海市首批赴云南上山下乡的知青先遣队代表人物，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刚公开发布时，他们已经离别家乡，正在前往昆明的火车上。这一别，在云南西双版纳建设兵团一干就是十年。激情燃烧的年代铸就人生成功的基石。修晓林现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与死囚的对话》和55万字《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上海知青周公正正在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负责着整个《云南上海知青老照片》的编辑工作；

上海知青刘平，单行数万公里——一个人书写着整个“云南上海知青历史”；

上海知青毛祖蓉一年出版自己的《情满青山》并主编了《新陆邨的故事》两本著作等等。

以上是笔者最新了解到的后知青时代部分知青朋友的情况。据说，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有一大批当年的知青热心人，他们返城后在古稀之年仍激情漾溢。为了总结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特殊年代的珍贵历史，他们至今还在四处奔波不遗余力地挖掘和收集当年知青的感人事例和佚名轶事。还在搜集和总结后知青时代返城知青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在各行各业励精图治的知青精神，为共和国特殊年代特殊群体正名传颂。还在热忱地为上海“知青”群体奉献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值得所有上海知青群体和社会的赞扬和钦佩！

​​​​​诸炳兴上海知青，1971月到西双版纳建设兵团，1983年才回城。现为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他擅长写作、绘画，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知青人才。著有《版纳记事》《多彩生命》二本书籍。

​​​​​​ 这是诸炳兴1973年在西双版纳团部办公楼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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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上海知青诸炳兴为团部纪念五四运动作的大型宣传画《永不休战》

一对俩兄妹上海知青郑东升、郑云霞（妹妹不到十六岁随哥哥到砚山县大稼依公社插队落户，曾担任砚山县文工团团长、蓝箭汽车厂党委宣传部长。）

　　最近知青中流传着一个＂一双红舞鞋＂的真实动人故事。爱好芭蕾舞的上海知青郑云霞，在农村宣传队演出期间，遇到了一位爱好芭蕾舞的女中学生叫吴亚红，想跟郑云霞学芭蕾舞，郑云霞欣然同意并把自己一双心爱的红芭蕾舞鞋送给了吴亚红。40年后，吴亚红蒙发了寻找当年红舞鞋知青姐姐郑云霞的思念，并写了博文。历经数年，经好友发现博文引荐给郑云霞时，吴亚红己病故而去。

云霞微信感言：＂昨夜无眠[大哭]刚得到文山他同学的消息， 吴亚红已不幸于去年病故。[流泪][流泪][流泪][流泪][流泪]心好痛啊，一双红舞鞋，情系48年，如今留下的天上人间的遗憾，愿天堂的鲜花为她盛开，愿天堂舞台为亚红展姿，愿亚红的红舞鞋在天堂美丽飞旋……我在微博己留言，也在寻找她女儿，圆亚红一个寻找我，而未了的遗憾[流泪][流泪][流泪]＂。

一双红舞鞋竟牵出半个世纪的感人故事。真是：磨难的岁月，纯真的情谊。无私的奉献，无限的梦萦。一双红舞鞋追述了当年上海知青郑云霞与当地部队之女吴亚萍的梦萦之情，吴亚红的博文写的情真意切！可惜己作故人。此博文一定会钩起当年稼依上海知青对知青岁月的难忘回忆。值此，小编十分理解吴亚萍为什么会为一双红舞鞋梦寻郑云霞，可能是她的妹妹吴亚红又为之四处寻找。这也是郑云霞当年真情助人的回报，真是比金子还珍贵。可惜我们圈子里没有大导演，完全可以拍摄一部知青岁月的感人电影了，祝贺郑云霞，这是人之晚年的一件幸事。

云南出版社原社长程志方对舞之韵歌点评：知青时代的故事和历史，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精神文明史发展的一个极其复杂而璀灿的篇章，值得珍惜，细心全面客观研究。红舞鞋故事的意义和价值永恒！它为研究知青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更深刻的视角。[强][强][玫瑰][玫瑰]

《舞之韵歌》一一双红舞鞋

2010-11-13 13:54阅读：1,200

一双红舞鞋

我有一双红色的芭蕾舞鞋，从1970年到现在陪伴我四十年了。从美丽的彩云之南到革命历史名城的贵州遵义，从辽宁古城的襄平到渤海明珠的大连，从沈水之北的盛京到边境江城的丹东……，它一直陪伴着我从花季的少年时期到青春如歌的中学、知青及大学时代，从20世纪的7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人生的旅途几经碾转，生活的轨迹不停地变化，家庭的住所多次搬迁，我却一直没有舍得丢掉这双红舞鞋，因为这双红舞鞋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美好记忆……。

我是一名军人的女儿，五十年代出生在沈水之北、浑河之南的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生来天性活泼、爱蹦爱跳的我，在那个年代也没专门学过什么舞蹈、乐器之类的，连幼儿园都没有去过。我这点业余爱好和艺术细胞，也许起源于我活泼的性格和模仿能力吧。听妈妈说，我五、六岁时，就经常到老爸的部队大院去玩，哪个叔叔、阿姨见到我，让我唱几句、跳几下，我就大大方方地唱几句“小燕子”，跳几下“花园里，篱笆下，我种下一朵小红花”，然后就得到了大人们的赞扬，我就美滋滋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赏识教育的种子，我就越发爱唱歌、跳舞啦。真正对舞蹈达到着迷的程度，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从1966年开始，那时我在辽宁省实验小学读三年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学校不怎么上课，我们这些“红小兵”没人管，我一有空就到邻院的省实验中学，和一帮小姐妹仿照中学的红卫兵大姐姐跳舞，还不停地练弯腰、倒立、劈叉、前滚翻、后滚翻等基本功。我一跳起舞就开心，还经常按歌词意思，组织几个小同学自己排几个小舞蹈，有时到学校、街道、公园去自发演出……。这就是我爱好舞蹈的起步阶段。

1968年，妈妈和我们兄妹四个随父亲的部队到了云南，在那里渡过了我的中学时代。在云南砚山二中读书期间，我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经常排练节目，我最喜欢的节目都是以舞蹈为主，印象比较深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咏梅”、“长征”、“八角楼的灯光”、“沁园春·雪”等都是我酷爱的舞蹈，随着舞蹈的不断排练，我又和同学学了很多当地的民族歌舞“阿佤人民唱新歌”、“火车开进苗山寨”等，不断丰富舞蹈的种类与舞蹈词汇.在学校宣传队期间，我们经常到农村、部队、知青点、县城里演出，我们这支队伍活跃在当地广阔的大舞台上。1970年的夏天，有一次在砚山县大稼依镇和上海知青联欢演出，舞台就是晒谷场，灯光就是当地 的汽灯，在演出的过程中，我的眼前一亮，看到一位身材修长、漂亮的上海女知青，表演了一段白毛女选段，跳的是芭蕾舞。在那个年代，除了在样板戏电影中看到芭蕾舞，在现实生活中头一次见到这精彩的场面，也不知脚尖是怎么立起来的，我当时羡慕极了，按照现在的说法，我成了她的“粉丝”啦，在那一瞬间，我就下决心要认识这位上海知青姐姐，要和她成为好朋友，向她学习芭蕾舞……。联欢会以后，我就到后台找到了这位我非常崇拜的上海知青，我说：“姐姐，你跳得太好了，我们能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吗？我叫吴亚红，是砚山二中的学生”。知青姐姐说：“好啊，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郑云霞，我们知青点就离大稼依镇不远，有空来玩吧！”从那以后，我一有空就往知青点跑，让云霞姐教我跳“白毛女”选段，在交往的过程中，我知道她很小的时候就在上海少年宫学跳舞，芭蕾舞是她学舞蹈的一个主要训练项目，她天生就是跳舞的材料，修长的身材，个头能有 1米7左右，和当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长的像极了。在1968年，云霞姐才16岁就离开了上海的父母，来到西南边陲的云南插队下乡，在广阔的农村锻炼成长。我能在云南认识一位上海知青姐姐，而且是我崇拜的芭蕾姐姐，真是我的幸运。在我的记忆中，后来她考取了当地的洲文工团，走上了她酷爱的舞蹈艺术之路。临行前，她送给我这双红舞鞋，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就开始自学、模仿的练起来……。起初，我穿着这双红舞鞋，站都站不起来，别说做舞蹈动作了，我就穿着这双鞋，扶着墙、扶着大树，一点点练足尖站立，脚趾不知磨破了多少次，脚脖子也不知崴了多少回，但我仍然坚持练着，有时还对着芭蕾舞剧照模仿“喜儿”、“琼花”、“红嫂”动作在练习，不断地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别说，我还真有点天赋，胆也大，也刻苦，真能穿这双红舞鞋走脚尖啦！在砚山二中读书期间，我穿这双红舞鞋开始登台表演独舞了，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一张演出的剧照，那个年代，照张相太难啦！1973年7月，我在砚山二中毕业，毕业前夕，我们同学留影纪念，班级爱好文艺的同学合了一张影，有穿民族服装的、有拿乐器的、有做舞蹈动作的，都想把最精彩的片段留给未来的回忆，我那天扎上了“喜儿”的大辫子，穿上这双红舞鞋，我班有个华侨同学叫谭锋恩，他扮演“杨白劳”，都一起照到了这张合影中，不知我当时有多高兴，终于有我的“芭蕾”剧照了，可相片一拿到手，两只穿红舞鞋的脚都没照上，一只脚让石头挡上了，另一只脚让同学的手挡住了。哎，太遗憾了！

1973年，我离开了云南，回东北下乡当知青，我带上了这双红舞鞋，在广阔天地，这双红舞鞋是发挥艺术魅力的高峰时期，我穿着这双红舞鞋从青年点跳到公社、跳到区里……。1975年我在辽阳县沙岭公社文艺队任副队长，主要负责舞蹈的编排，每次演出，无论有多少舞蹈节目，都少不了我的芭蕾独舞“北风吹”，那时也算是一个亮点吧，当我们文艺队走遍沙岭公社三十几个生产大队，在场院、在土台上跳起我的“脚尖”舞时，我也随之有了小名气，每当有人说：“公社文艺队有个知青会用脚尖跳舞，我们快去看看吧！”我的心里就美滋滋的，那种感觉太幸福啦、太自豪啦！后来，这双红舞鞋又旋转在我大学时代的舞台上，最后一次跳芭蕾舞就是我最珍贵的那张相片。1980年的我，在欢送毕业生的联欢会上，“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的沂蒙颂那熟悉的旋律，伴随着这双红舞鞋，定格在那美好回忆的瞬间……。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间的指针一晃转动了四十年，这双红舞鞋从1970年到1980年，伴随着如歌的青春时代，在时空的舞台上，旋转了十个春秋，又从20世纪的80年代跟随我到如今，珍藏了30年，每当看到这双红舞鞋，一股暖流与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把这双红舞鞋的故事讲给女儿听，讲给学生听，那是我青春的记忆，时代的记忆，友谊的记忆，舞艺的记忆……。

望着这双红舞鞋，我在寻找着上海的知青姐姐……。“云霞姐，你现在在哪呢？你还记得这双红舞鞋吗？我能找到你吗……

写于2010-11-13

1971年砚山大稼依公社知青郑云霞（左三）

在排练苗族舞蹈《苗山春》

上海知青伉俪顾家康与郑云霞。

上海知青张佩英(前右)，曾担任云南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

年轻时代的唐宏文，与当年支边云南的上海老知青陈德兴（曾担任省商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结为上海老知青伉俪。

上海知青伉俪侯文虎与蔡斯怡，侯文虎曾担任云天化集团党委书记、省国资委监事会主席；蔡斯怡曾担任云南治金集团党委宣传部长。

临沧县东风大队上海知青，左起蔡斯怡、詹若子、林露雯、张大羽。

上海知青李梅娟16岁到云南水利兵团，现为昆明富国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民营企业家，云南省上海商会副会长。与上海知青吴健华结为知青伉俪。

上海知青赵兴汉，曾担任省教育厅纪委书记。

王冰帆知青照，与赵兴汉结为伉俪。

上海知青伉俪周龙弟与查银娣，均为云南省委党校教授。

上海知青查银娣(右二)

大理插队上海知青查银娣（左）（省委党校副教授、云南上海商会秘书长）与水利兵团上海知青沈丽雅（右）（曾担任云南省监獄管理局政治部主任），俩位都是16岁上山下乡到云南的，退休后坚持沪滇两地“侯乌式”养老生活，不忘七彩云南第二故乡的人脉和情谊！

上海知青沈丽雅，16岁来到云南水利兵团，五十年弹指一挥间，青春热血洒边疆。曾担任云南省监獄管理局政治部主任。

上海知青常秋玲，曾担任省纪委常委、省质量监督局纪检组长。

上海知青陈汉皋，曾担任云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与上海知青沈爱玉结为知青伉俪。

上海知青孙国萍(后排中间戴眼睛者)，曾担任云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上海知青俞锡泉，曾担任云南师范大学产业处处长。颜晓云上海知青，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与俞锡泉结为知青伉俪。

上海知青孙澄，自主创业创办了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并任院长。

插队曲靖寻甸县的上海知青陈建华，下乡当年因表现突出被推选参加寻甸县首届学代会。

曾华（右二）红河弥勒插队上海知青，曾担任云南九三学社主委、全国政协常委、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乔汉荣（左二）水利兵团上海知青，曾担任云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甘肃省检察院检察长、云南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共同拜访看望上海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领导。

上海市领导访问云南期间看望上海知青。左起知青赵兴汉（省教育厅纪检组长），上海市胡延照副市长、知青卢正国（省总工会副主席）、知青扬承基（省安全厅副厅长）。

上海知青朱克家（左）与卢正国在曲靖。

己招入国防工业云南机器五厂（又名蓝箭汽车厂）的上海知青。左起张平、毛民耀、卢正国、扬祥新、虞继云、邹云松。

双馨颁奖，彰示各地代表；电视事业，需要尽心职责；挥洒汗水，勤奋积累甘甜。（第7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工作者领奖会上，央视朱迅和云南台朱晓钟、丽江台和丽军合影。）

左起郑云霞、卢正国、邵琪伟（时任云南省副省长、上海知青）、姚丁芳、张劉英、毛民耀、张建华留影。

上海知青与上海驻昆明办事处陈绪雄主任（右三）合影。赵兴汉（左二）、卢正国（左三）常秋玲（右一）

左起花泽飞（时任世博集团总经理）、朱晓钟（时任云南电视台副台长）、乔汉荣（时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庚鑫（时任省委办么厅主任）、卢正国（时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孙建东（云南艺术学院教授）、余蕴祥（时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左起上海知青姚丁芳、郑云霞、张刘英、卢正国、毛民躍、浦林发（曾担任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建华。

上海知青毛民耀（世博集团企改处长）、卢正国和昆明市长章振国(中，上海人）

上海知青查银娣（省委党校副教授）、章振国(时任昆明市市长)、卢正国（时任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

赴滇三十周年上海知青聚会。

　

知青岁月最宝贵的财富

上海知青 卢正国

有人说，人的经历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那么对我来说,我的知青岁月就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珍贵的财富。

　　我是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海青年学生,还在牙牙学语时,就熏陶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社会环境中,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文革”初期,由于在学校是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而被推举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没多久,被红卫兵造反派解散,停课在家看书、健身、练习书法、拉二胡。复课后的1968年10月,我首批接到带队去江苏大丰农场的红色通知书,11月就要出发。当时我为之一震,怎么那么快就分配了?经过几天的苦苦思索,我决定不去大丰农场,理由很简单,苏北地区语言难懂、气候太冷,要去就去南方。后来受同学胡洪海在云南西双版纳一封鼓动信的影响,我不仅毅然报名要求到西双版纳,而且还邀约了一批同学组成上山下乡“战高原兵团”,学校还专门授了一面团旗,并赠送了钢板蜡纸等印刷工具。

　　1969年4月25日是我和全家终身难忘的日子。记得是党的九大闭幕后的第一天清晨,我们一行600多位上海知青在送行亲人的一片号啕声中,第一次坐上火车徐徐离开了上海彭浦车站。告别时,我父亲、母亲和中专毕业刚分配到工厂的姐姐带着四个弟妹,全家都赶来送行。列车启动时,个个都以泪惜别。为不使母亲过度伤心,唯我还强颜欢笑,挥手告别。其实临别前几天,为了宽慰母亲的心,我白天装着无事,但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床上偷偷地以泪洗面,总想着将要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和上海故乡、同学和亲友,不知何日才能归来。谁曾想到,这一别竟弹指40载,我从一个在云南举目无亲的上海插队知青,已成长为一个省级工会的领导干部。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知青岁月仍历历在目。我插队的地点是文山州砚山县大稼依公社。记得刚到的第二天是1969年的五一节,我和孙世楚、顾家康、江风妹等8男3女分在一个集体户,我是户长,既要收拾整理自己的行李,又要张罗集体户自己开伙的各项准备工作,好在我们的带队干部是生产队的王老倌,四川人,整天戴着顶翻皮帽子,穿件土布大裤衩裤子,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不离一杆长烟枪,开会时,那种老土烟味熏得我们几个特别是女同学够呛。王老倌50开外,浓浓的川音,是一个热心肠的老人,他帮我们买箩筐扁担,教我们如何挖马口自己种蔬菜,传授我们各种干农活的技术,每天一大早就来到我们门口喊“出工啦”,使我这个集体户长当的也轻松,只要每天组织好大家早请示晚汇报,学习学习就行了。而且,我们户有3位女同学,值班烧饭的事都是她们包了。

　　大稼依是个大集镇,10个生产队沿街排列,5000多人集聚在一起像个小城市,集镇上有小学、中学和县级的大粮管所,每个星期天都有大集市,周边几十里外的老百姓头天晚上就赶着牛拉着马来赶集,一公里多长的主街两边挤得水泄不通。当地老乡跟我们讲,解放前大稼依有“小香港”之美誉,繁华景象远近闻名。稼依中学的上游有一个大水库,流出的河水沿街而过,是全稼依的农田灌溉生命源。街边还有一条小溪叫沙拉河,是周边农民唯一的饮用水源。我们知青喝的,也是沙拉河水。取水时,我们挑着桶带个瓢,到溪边沙滩上拿瓢先刨出一个小坑,水就慢慢地渗进来,先轻轻地把混水淘完,待渗透进来的水清澈照人时,就把水一瓢一瓢舀进水桶里,挑水时在水桶里放一片南瓜叶子,水就不会晃出来,这也是农民兄弟传授我们的。

　　刚到农村,思念家乡和亲人是免不了的,特别是夜深人静或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中全是父母兄弟姐妹在上海生活的情景,全是对同学和老师的回忆。我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不轻易外露的人,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问题,在学校时同学说我少年老成,到工厂后上海同事称我为“小诸葛”,有事都愿意找我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亲人关”还可以慢慢地适应。对知青来讲,最艰难、最磨练人的还是“劳动关”。刚开始下地劳动时,我们年轻气盛,总想着自己有的是力气,这些简单劳动算什么?谁知才干了两天,个个腰酸背痛,收工后一丢下锄头扁担就往床上躺,动都不想动。早上只要一听见王老倌在门口喊“出工啦”,就发毛了。有的知青干脆装着没听见,有的找借口不去了。我是户长,其他人不去,我也得硬着头皮去啊。在集体户里,我的体力不是最强的,一看就是个文弱书生,但我每月的出工率和王兆琪同学一样都是集体户里最高的。老乡还称赞我“拉超”(勤快的意思)。

　　在上海时,我们常听说“见人挑担不吃力”,到了农村我才体会到它的真正含义。记得有一次到远处出工,男的要顺带挑一担干牛粪,以重量算工分。我装了满满一挑,一称整整有120斤,谁知才走了二三百米,脚步就越来越沉重。虽然那时我已经学会了边走边换肩,但还是走一段停一会,6里路走了大半天,这是我一生中挑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最狼狈的一次。那些农村大娘和姐妹看到我们几个知青左支右拙的样子,个个捧腹大笑。还有一次,青年农民姚树林带我们上山砍柴,凌晨4点多钟,我们8个男知青扛着扁担、提着砍柴刀,每人带了一捆麻绳和干粮,打着手电筒摸黑上山了,太阳晒到头顶时才到达目的地。我们既不会爬树,又不懂如何捆柴,只能砍些小树枝或拣些地上的枯枝,大些的树枝都是姚树林帮我们爬上树去砍,又帮我们一个一个地捆扎好。返回时,想着总算走出了知青上山挑柴的第一步,我们个个心里都一阵阵高兴,8个知青柴夫紧随姚树林宛如一条长龙,在荒芜人烟的山间小道上一跃一跃地,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恰似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走着走着,知青一个个开始支撑不住了,长龙像散了架一样,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返回的速度也越走越慢,有的相隔百十米,走几步歇一会,实在挑不动了就把捆好的柴抽出几根沿路丢了以减轻重量,这样一路走一路丢,到天黑才走到村头,大家互相看看一天的劳动成果,不禁都笑了起来,除了姚树林挑的还是满满的一担柴,几个知青挑的一个比一个少,多的还有三分之一,少的只有细细的几根了。一天下来个个筋疲力尽,从此再没人敢提上山砍柴了。

 在农村两年多,我什么农活都干过。挑大粪、薅地、手摇水车、种蔬菜挖马口、修水库、晚上住在坟头看守玉米地,甚至到附近粮管所扛大包等。但我最害怕的农活是春耕挑秧苗。常人看来,挑秧苗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挑多挑少吗?其实不然,栽秧时节正逢雨季,我们几个知青戴着当地农民的大斗笠,穿着棕蓑衣,远看一样是个农民。我们先要把分散在秧田里农民拔好捆好的秧苗丢到田埂边,然后装满再挑到待栽插的田边,又均匀地甩到田里,以便农民姐妹栽插。看似简单,其实我最怕的是两个过程,一是怕下田,因为稼依的农田到了雨季蚂蟥最多,又大又粗,叮在腿上痒痒的,等你发现用手拉时,越拉越紧,最后还是农民兄弟教我们用手使劲在蚂蟥身上拍打,蚂蟥一缩就掉下来了。但被蚂蟥叮过的地方,半天都血流不止。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遭到蚂蟥袭击,每天都伤痕累累,一看到水田就害怕;二是怕挑着秧苗走田埂路,田埂路都很窄,有的只有一只脚宽,一到雨季田埂积水又湿又滑,就是空手都很难走,何况我们还挑着沉重的秧苗,光着脚全靠脚拇指嵌进淤泥里才能稳住身子,几乎每天都要摔倒几次,连人带秧苗掉在水田里,爬起来全身已湿透,还得自己装好秧苗继续挑着走。虽然很苦,但想想农民一辈子都是起早摸黑在地里劳动,比比他们有时也不感觉怎么苦了。

　　在农村插队期间,最难熬的莫过于晚上。那时稼依公社还没有通电,每家每户点的都是煤油灯,当地叫水油灯,一到天黑老乡们就关门休息了,街头静悄悄的,只有不时响起的狗叫声。没有家的知青们精力旺盛,不甘寂寞,很难打发时光。那时大家都住在一个大寨子里,队与队之间彼此相连,130多位知青分布在15个生产队,一到晚上就相互串门聊天,或三五成群在街上干吼干唱地闲逛,这还算好的。有的看谁不顺眼就邀约一伙人去打群架,还有个别知青图好玩半夜起来抓鸡、打狗、或到地里割一捆甘蔗藏在床底下,虽然只是极少数人,但在当地农民中影响很不好。稼依的老乡对上海知青总的反映很不错的，知青和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生产队会计、保管员都由知青担任，对知青充分信任。那时我也不会串门,也很少和其他队知青交往,每天晚饭后就和孙世楚在干打垒的平房顶上拉二胡唱样板戏,这是我们俩在农村的唯一的共同爱好,然后一到天黑我就点着煤油灯自学,摘抄从四队知青陈申华处借来的《哲学词典》,翻看上海带来的鲁迅文学杂志以及我姐姐从上海寄来的历史文学书刊。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作读书笔记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由于我在农村信守自己的诺言“洁身自好”,除了出工就是学习,1970年整团建团生产队全体社员通过恢复我的团籍时,在点着煤油灯的大院里,许多老乡异口同声地说我党员条件都达到了。当时我很感动,至今记忆犹新。1971年7月,我在农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担任了生产队的党小组长,担起了生产队保管员的重任。同年9月16日,我第一批被招录到国防工业云南机器五厂,当时招录的上海和文山100多位知青中只有2名党员,我被分配在政工机关的组织干部组工作。当初为了想到车间当技术工人,不想留在机关,我还闹了一阵思想情绪呢。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知青的岁月是短暂的,从1969年4月25日离开上海到1971年9月16日离开稼依公社,前后只有二年零五个月,但这二年多对我来说,是最磨练、最难忘,也是最有收获的岁月。在那个政治纷乱的年代,使我懂得了如何洁身自好、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二年多的艰苦劳动,使我了解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和安分守己的传统本色,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思念、什么才是真正的艰苦磨练;在当知青的二年多时间里,我还养成了自学、独立思考、作读书笔记的好习惯,知识在于积累,直到现在,无论看什么资料、报刊杂志,只要有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生活、名人名言等,我都及时一一摘抄下来,以备后用;从当知青到今天,40年来我始终坚持每天早上6点30分收听中央新闻联播和云南新闻。我今天的一切都是在知青年代打下的基础,我从没后悔过我的知青生活,更没后悔过我到云南插队,知青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虽然经过自身努力和组织培养,我从一个在云南举目无亲的上海知青,成长为一个云南省总工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成为一名厅级领导干部,我首先要感谢的仍然是我的稼依老乡、特别是生产队的带队干部王老倌,可惜他已不在人世了。 特别要感谢云南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对上海知青的厚爱和信任。

　　

撰稿于2009年插队40周年昆明

上海知青卢正国回乡看望当年插队时的生产队长李忠伯（右二）

知青回沪后不忘当年插队农村的老乡，结伴专程从上海到砚山县大稼依看望当地农村老乡。

砚山县大稼依上海知青下乡40年纪念活动。（2009年于上海）

邱北县上海知青插队40年上海纪念活动（2009年于上海）

邱北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砚山县平远街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文山县上海知青（2009年）

文山盘龙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文山插队分配到曲靖蓝箭汽车厂的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难忘知青岁月，五十年知青人生，如今花甲之年，仍不减当年激情。知青是一代人的付出、一代人的锤炼、一代人的奉献、更是一代人成就共和国的希望！

仍生活在曲靖的蓝箭厂部分上海知青。（云南曲靖）

左起董士杰、沈许铭、汪洪林、张鸣良、张庆颐、方根宝、卢正国、钟治平、赵洪根、毛志刚、洪培恩、黄夏明、龚兴德、吴国强。

上海知青曲靖相会。

前排左起郑凌豪、黄夏明、许龙翔、袁裕芳

后排左起方根宝、龚兴德、钟治平、李孝珍、董士杰。

2017.4.25部分插队砚山大稼依知青在上海联谊活动。

回沪上海知青重返红士地云南留影。（2007年于昆明）

2012年春节期间，卢正国回沪探亲时与蓝箭厂和文山州插队的部分知青在上海联谊活动。感谢知青情谊滇沪相连。

上海知青联谊交流活动。(2011年于昆明)

前排左起周兰英、沈爱玉、蔡斯怡、马惠群、包亚萍、沈丽雅、郑慧芝、李梅娟、张佩英、常秋玲、郑丹平、王冰帆；

中排左起查银娣、陈汉皋、曲贵年、卢正国、章振国、曾华、陈德兴、浦林法、黄寅敏、黄亚玲、唐宏文；

后排左起胡华达、钟维弘、杨承基、黄植基、余蕴祥、翁文樑、侯文虎、吴力扬、徐德安、温建华、查跃明、朱晓钟。

当年在西双版纳大勐龙种植橡胶林的部分上海知青，2019.4.25相约来到苏北东台交流知青人生五十年今惜。后排右一为黄寅敏（原省文联副主席）

2005年，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豪二排左五（现任云南省委书记）率上海工会代表团考察云南期间，专程到西双版纳看望慰问仍坚守在云南工作的部分上海知青，体现了上海市领导对边疆上海知青的深切关怀。二排右五为时任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卢正国(上海知青)

上海知青作家沈石溪。原名沈一鸣，祖籍浙江慈溪，1952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在云南生活了36年。曾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全国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醉心动物文学，已出版作品六百多万字。作品被翻译为英、法、俄、韩、越多语种在全球出版发行。

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台湾“好书大家读”优选少年儿童读物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上海知青画家孙建东，1952年4月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是著名画家袁晓岑先生的入室弟子。现为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正高二级）、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省美协副主席，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00年-2012年先后在台湾、法国、上海美术馆、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个展。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云南省先进工作者，并获云南省教育厅首批挂牌的云南省高校名师工作室。由天津人美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孙建东》（大红袍）。

孙建东作品

上海知青陈正义，1969年在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盘江乡小新村插队落户。

毕生致力于曲靖本土书法瑰宝“大小爨碑”的研究。

中国爨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曲靖市师范学院名誉教授

二爨书画院院长

爨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

云南省文联书画研究会研究员

中国文联书画艺术心书画家

曾任：

曲靖县级市书协主席

曲靖市书协副主席

曲靖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主要展览

★ 1990年入选全国第三届中青展；

★ 1992年入选全国第四届中青展；

★ 2000年入选全国牡丹杯兰亭奖展；

★ 2002年入选全国首届兰亭奖展；

★ 2004年入选全国第五届楹联展；

★ 2004年入选全国首届小榄杯展；

★ 2005年入选全国第二届扇面展；

★ 2008年入选全国名家工程千人千作书法展；

★ 1988年获曲靖市首届突出贡献奖；

★ 1988年获日本东京第二十三回书道展特选奖；

★ 1990年至2002年获云南省一至五届文学艺术创作奖；

★ 1991年获日本书艺院国际文化交流展特选奖；

★ 2002年获全国首届职工艺术节铜奖；

★ 2004年获全国总工会“五一文化奖”。

陈正义坚持50年研习云南国宝大小爨碑 ，被誉为中国爨字第一人。 2013年起曾分别为杨立伟、景海鹏、刘洋、王亚萍等十二位宇航员题赠。

曾为人民大堂云南厅主席台大型石屏风 、为昆明长水机场纪念碑、为云南师院西南联大博物馆、为中国海军东海舰队护卫舰、 为中国高铁和谐号~珠江源号题词。

当年上海知青保留的票证和下乡通知书。

云南上海知青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上海知青，《蹉跎岁月》、《孽债》作者）为纪念册《年华》作序：

这是一本上海赴云南知青的纪实文集。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电视连续剧《蹉跎岁》、《孽债》的许多场景在云南拍摄，也由于一次一次地去往春城参加文学活动，我认识了许多当年在云南当知青、后来长期工作在云南各个阶层、各条战线的知青伙伴，这些留在多彩云南的同龄人，在他们扎根云南40周年之际，终于拿起笔来，以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写下了他们在红土地上难忘的经历和感受。汇集成了这本《年华》。

可以说，这是一本追忆人生、追忆青春的书。

在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分赴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共计有111万人。占了全国1700万知青人数的十七分之一。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先后就有超过5.72万名知识青年从上海来到云南。他们分别在西双版纳、思茅、德宏、临沧、红河、大理、文山、楚雄、玉溪、曲靖等十几个州市留下了青春的履痕。这些人中，9000多名在各个民族村寨插队落户。48000多名都在当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或水利兵团当兵团战士。近十年时间里，他们在云南的红土地上种植橡胶、修筑水利、开垦荒地，奉献着他们的汗水和青春。

在1979年的大返城的浪潮中，很多知识青年回归到了故乡上海，但仍有不少知青或经大学读书，或经党校培训，或因工作调动，从各地州市汇聚到了昆明。成为云南省和昆明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中的一员。他们中有的是技术能手、熟练工人，有的是教授、科研人员，有的成了干部、新闻工作者，有的则顺应时代的潮流，成了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家。20世纪的90年代，我就了解到，在上海分赴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7个省的上海知青群体中，云南省是放手提拔任用上海知青最多的一个省份。光是省城昆明，一个省里的领导同志告诉我，就有30多位上海知青被提拔为厅局级领导干部，几百位上海知青成了县处级干部。我想当然地认为，到了2000年以后的新世纪，他们会在本职岗位上更多的奉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

如今，就是这么一批真正把根扎在红土地的知青们，用他们40年来的切身感受，写出了一本书。书中的篇篇文章，展示了他们对勤奋耕耘的认知，凝聚了他们一路成长的体会。表现出一代人心理历程的本色。

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曾华的《磨练》，记下了他的插队落户生活中的一段貌似平凡但却令人感动的经历；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现任我国驻老挝大使馆商务参赞陈汉皋的《传承友谊的红土地使者》，写出了他从一位插队知青到外交官的人生履历，写出了他为中、老经济合作、人民友谊而辛勤工作的真情实感；国画艺术家、云南艺术学院教授、省政协常委孙建东，被人喻为“孔雀王”，把他的艺术成果，桃李满天下的教学和艺术生涯，归结于《我的版纳情缘》；《三尺讲坛是首歌》的作者颜晓云，是云南师范大学去韩国的交流老师，她在韩国的大学教授讲坛上，为讲授华夏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度过了整整八年；而热心的女士查银娣，是云南省委党校的老师，她的热心肠被大家誉为春城上海籍人士的“民间秘书长”，她的文章讲述了同乡人之间的友情和帮助；张佩英是云南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在为云南和深圳牵线搭桥的忙碌工作中，她仍不忘《凝聚人生历练，铭记那个美丽的地方》；朱晓钟从事电视工作30年，现在是云南电视台副台长，采访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州市，但记忆最深的仍是《在勐啊生活的记忆》；认识张宪荣的昆明人都称他“小上海”，他从一间小小的铺面起家。经过多年的奋斗创业，成为云南民营餐饮业的一面旗帜；李梅娟来到云南就被视为文艺苗子，从水利四团宣传队到思茅地区文工团，人们称她是“红土高原的彩蝶》；黄寅敏从一名农场战士到分场干部，后来又到思茅地区和省文联领导岗位，经常提起的是《下乡轶事》；卢正国从国有企业负责人到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他对困难企业和普通工人群众的情感，汇聚成《知青岁月的财富》；花泽飞长期工作在云南的旅游行业，现在从世博集团老总的岗位交流任省文化厅领导，仍以当年知青的激情，为云南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旅游献计献策，以推进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

40年的春风秋雨，40年的硕果累累，全书40多篇文章，是云南的这一批知青朋友一路风尘、一路耕耘留下的履痕和忠实心声，可以说是岁月蹉跎。人未蹉跎。

是为序。

叶辛

2009年12月1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上海知青都已进入暮年。有的知青退休后迁回上海定居；有的知青过上了上海一一昆明两地居住的侯鸟式生活；有的退休后仍定居在云南的上海知青，由于远离他乡、举目无亲，知青之间经常采用打羽毛球、打牌、结伴出国旅游、休闲度假或不定期的聚会等抱团养老的方式来笑迎老知青的晚年生活，不乏其乐融融、其乐无穷。

阳光知青，乐观一生。远离家乡、抱团养老。

图中最后排左一李小明与徐一红为知青伉俪。最后排左二徐永明（黑龙江知青）与王晓箐（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纪委书记中者）为伉俪。

常秋玲（右后）与李建华为伉俪。

一群快乐的知青老顽童。前排左起徐永明、唐宏文、王晓箐、邬仁君、蔡斯怡。后排左起陈汉皋、顾鹤云、侯文虎、陈德兴、赵兴汉、黄寅敏。

抱团养老、夕阳更红。后排二陈德兴（上海人，曾担任省商业集团总经理），后排四龚立东勐海插队上海知青，曾担任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老知青们祝贺党校查银娣老师生日快乐！

知青聚会。后排左一邱北县上海知青钟维泓（曾任云天化集团驻昆办主任、1989年全国首批执业律师），后排左三版纳知青王时，曾担任云南省公路投资集团公司工会主席。

　　当年在云南建设兵团和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相传五十年，又叶落归根融入到故乡的乡情亲情之中。“知青”这根时代纽带使我们有了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情感交流。

知青参观古滇湿地公园

左起卢正国、查银娣、李梅娟、侯文虎、沈丽雅、徐荣明、王晓箐、周龙弟。

知青们在上海联谊活动。左四张艾（上海知青），曾担任省社会和保障厅副厅长、省巡视组组长。

蓝箭厂的上海知青懂生活、会养生，个个精神焕发。左起龚兴德、顾家康、袁裕方、陈尔樑、钟治平、俞德良、曹志佩、郑云霞、顾文娟、胡大兰。

知青们参观孙澄院长创办的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新校区

纪念云南曲靖上海知青50周年，曲靖的上海知青与当年的知青慰问团老师在上海追忆当年的知青岁月。

云南上海知青分布表

上海赴云南省知青57124人，农场（兵团）47600人和农村插队9524人。

一、1968年12月24日，抵达昆明1016人，分布西双版纳东风总场398人，红旗总场（橄榄坝总场）200人， 勐腊总场418人。

二、1969年3月起，到达云南插队上海知青9524人。

思茅专区：2362人。其中：澜沧县：1035人，勐腊县：460人，勐海县1137人左右（勐混，勐遮，勐阿三个公社）

临沧专区：1155人。其中：临沧县269人，双江县299人，沧源县93人，永德县208人，凤庆县130人，云县101人，耿马县78人

楚雄专区：898人。其中：南华县482人，姚安县220人，武定县196人。

玉溪专区：761人。其中：元江县501人，新平县259人，华宁县1人。

大理州：932人，分别安置在鹤庆、祥云、漾濞、洱源4县

文山州：657人，其中：砚山县343人，文山县110人，丘北县204人。

红河州：967人。其中：泸西县264人，弥勒县301人，开远市21人，蒙自县，河口县。

曲靖专区：1688人。其中：沾益县147人，富源县308人，嵩明县254人，寻甸县318人

丽江专区：128人。其中丽江县88人，永胜县39人。

至1977年名册在乡上海知青225人。

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知青47600人（1972年底）

第一师：西双版纳农垦分局，上海知青33573人（1975年7月）

一团：景洪农场（景洪县）

二团：东风农场（景洪县）7937人

三团：勐养农场（景洪县）

四团：橄榄坝农场（景洪县）

五团：黎明农场（勐海县）

六团：勐腊农场（勐腊县）

十九团：勐醒农场（勐腊县）

二十团：勐滿农场（勐腊县）

独立一营：勐连农场（勐连县），上海知青325人（1971年5月）独立二营：振东农场

独立三营：红星农场

水利一团：（勐腊县勐润）上海知青2893人

水利二团:（勐腊县勐捧） 上海知青2500人

水利三团:（景洪县曼岭）上海知青近千人

水利四团：（勐海县曼滿）上海知青干余人

水利五团：（勐海县曼老）上海知青1233人

第二师：临沧农垦分局，上海知青2601人（1970年5月）

七团：勐定农场（耿马县）1628人

八团：勐撒农场（耿马县）415人

九团：勐省农场（沧源县）170人，

独立四营：耿马农场（耿马县）

独立五营：双江农场（双江县）180人

独立六营：永康农场（永德县）95人

独立七营：勐底农场（永德县）113人）

第三师：德宏农垦分局776人（1975年7月）

十团：陇川农场（陇川县）

十一团：瑞丽农场（瑞丽县）

十二团：遮放农场（潞西县）

十三团：盈江农场（盈江县）

十四团：遮放农场（潞西县芒市）

十五团：新城农场（保山县潞江）

第四师：红河农垦分局1165人（1975年7月）

十六团：河口农场（河口县）

十七团：弥勒东风农场

十八团：勐拉农场（金平县）

独立一团（文山州农垦分局）：稼依华侨农场、平远华侨农场、健康农场、天保农场（文山州砚山县）

独立二团：甘庄农场、红河农场（玉溪元江县）35人。

独立三团：太和农场、宾居农场（大理宾川县）

独立四团：陆良农场（曲靖陆良县）191人。

独立五团：红星农场、省第四“五七” 干校（思茅江城县）

整理于

1、《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2、《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3、《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

4、《东风农场志稿》

后记

由于笔者资料和美篇篇幅所限，当年到云南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中还有许许多多上海知青未能写入美篇中，诸如原上海市市长杨雄、市妇联主席张丽丽、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崔质涛、省政府驻沪办事处主任郭康利、省政府副巡视员刘明华、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版画艺术家李晓明、云大教授，研究生导师曹鹏志、昆华医院心内科专家张金章、中国爨文化艺木研究院院长，书法大师陈正义、云南轻汽集团原总经理杜家伟等等，还有一大批工作生活在各个地州、各行各业勤奋工作、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上海知青们，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开拓者、奉献者。

时过境迁，当年知青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为历史，人生“学习、工作、生活”的三步曲已经进入最后一个驿站，我们年轻时候发奋学习，拼命工作，难顾家庭、透支健康的作风和习惯应该逐渐朝“四个回归”转向，即：“回归家庭、回归健康、回归生活、回归群里”。保持良好的心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多活动多交友多开心，我们晚年的老知青生活照样会灿烂辉煌，夕阳红照样会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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