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篇

只有香如故

大院阿姨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边陲小城度过的。六、七十年代，小城和全国各地一样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我们一家和其他十多家人住在粮食局一个两大排平房和两排厨房围成的“四合院”里。四合院向内呈开放状态，各家各户做饭洗衣、闲聊吵架都公开上演。院里夫妻都是双职工的占一半，妻子是家庭主妇的占一半。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对她们一概称之为“阿姨”。

我记忆中有两个阿姨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 柳阿姨

柳阿姨属于地道的家庭主妇。她是农村出身，丈夫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据说身上还有未取出的弹片，所以身体不太好，家务基本帮不上忙。他俩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怎样成一家的，不得而知。柳阿姨脸上有些粗糙，没有那些坐办公室的阿姨的细腻光滑，脸庞有种露天劳动带来的黑红色，年纪还轻的时候就看得到一些细细的皱纹。柳阿姨丈夫上班，她则负责打理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在我印象中，柳阿姨从来都忙忙碌碌，放下锅铲拿起瓢，拎起水桶扛米袋，而且手脚不停的同时还随时拉响她的大嗓门，拖着声吼叫着她的两儿两女赶紧吃饭、睡觉、做家务。别人家老婆做饭洗衣服照料孩子伺候丈夫的事 ，她一件不少做。甚至比别人家老婆做的更多。

为了补贴家用，柳阿姨在房后开了一片菜园，养了一大窝鸡，一度政策宽松时，还养过猪。一年四季她都能从园子里摸出各种新鲜蔬菜，有时，她还会敲敲两边邻居的厨房门，送一把豆角或一棵白菜什么的。我们小孩子柳阿姨长柳阿姨短叫的欢的时候，就说明她家园子里的黄瓜或是西红柿熟了。柳阿姨听得乐滋滋的，便会从园子里挑几个不大不小的瓜果掰开分给我们一伙馋猫吃。我们在那个淘得狗都嫌的年纪，不是撞倒这家的桶就是踩翻那家的盆，柳阿姨碰见了会高声吼我们几句，但我们从不怕她，因为她吼声没什么恶意。

忙完一天的吃喝，得闲的空挡，天气好的话，柳阿姨会指导院里的女人们腌制各种咸菜，或者传授做菜的经验。天气不好的时候，要么坐在一长溜的走廊上织着毛线和其他阿姨们聊闲天，要么一个大盆一块搓板咵嗤咵嗤洗那些仿佛永远洗不完的衣服。记得一次下雨天，柳阿姨和我妈等一伙妇女边聊边削了一大捆细长的竹条子（那时竹子可以随便砍随便捡拾），以为柳阿姨又要准备插豆角架了，我玩累回家看到我妈也抱回一捆竹条，便疑惑的问我妈拿来干什么？我家又没菜园子。我妈大声告诉我说她和柳阿姨学的，先把竹条削好，准备随时给我们几姊妹不听话时吃“跳脚米线”的。那一刻我真是恨透了交流打孩子经验的我妈和柳阿姨她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柳阿姨不满。

由于柳阿姨家一人挣工资，经济不是很宽裕，但我印象中几乎没见过柳阿姨愁眉苦脸。反倒是她爽朗的声音让我记忆犹新。我也很少听她抱怨，似乎生活就该无怨无恨的过。偶尔会听到大人们悄悄议论柳阿姨把自己种的菜和自己养的鸡下的蛋拿去卖（在那个年头吃商品粮的人是绝不允许这样做的），听着她们鄙夷的语气，懵懂的我总想柳阿姨没偷没抢咋就丢脸了呢？但阿姨们鄙夷归鄙夷却从没揭发过，她们都有着起码的善良。

后来我家搬到我妈单位去住，离开了那个大院。后来那大院也拆了，大家都搬到更好的房子去住了。我也很少见到柳阿姨了，但偶尔路过大院附近，还会见到柳阿姨在大院遗留的空地上种菜。再后来，我上大学离开了小城，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偶尔回小城看妹妹，还打听下柳阿姨，妹妹说柳阿姨在改革开放后更忙了，自己开个面条作坊擀面卖，还开个铺子做小买卖，等等。似乎每次听到柳阿姨的消息，都是勤紧忙碌的。只是妹妹会叹着气说“柳阿姨老多了” 。一次在街上偶遇忙着买东西的柳阿姨，喊了她，她边忙边说“你回来了？哎呦，还是你有出息哦”，那次见到的柳阿姨，头发杂白，脸上沟壑更深了，腰却还挺直。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柳阿姨。

我女儿上学后，回小城的机会少了，长时间才回去一次，总是和妹妹聊自家的事，无暇顾及他人，也就没再打听柳阿姨。不知过了多久，妹妹有次和我打电话，聊完天，突然想起来告诉我说柳阿姨去世了。

周阿姨

周阿姨是大院里最高冷的阿姨。人长的漂亮，白白的脸色配瘦长的身材，油黑发亮的头发往后梳成两根长辫，再用素雅的手绢扎住。每天早晨起来，就会看见对面她家窗外周阿姨梳理一头瀑布般长发的身影。她的衣裤总是自己改得贴身略显腰条，不像其他阿姨穿得桶似的。全民灰兰色的外衣领口处，她总是翻出一条白衬衫领子或小碎花领子。从小没受审美教育，长的不漂亮却欣赏美的我，那时就悄悄把周阿姨当成穿扮榜样。没人的时候也拿出心爱的花手帕扎在自己短短的稀疏的发辫上照镜子，学着周阿姨偏着头梳自己的头发。

周阿姨话很少，轻易不和大院里叽叽喳喳的阿姨们搭腔。她总是无声地进出，操着一口唱歌一般的湖南话和她的湖南丈夫低声交谈。如果有什么需要和邻居交流，也是她那个开朗健谈的丈夫出面。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有点怕她。她走路轻的跟猫似的，有时站在我们身后突然叫一声“小萍！”（她女儿）会把玩得聚精会神的小伙伴们吓一跳。

周阿姨很少笑，也很少和人交谈。下班回来也很少做家务。经常围着锅边转的是她下班回来的丈夫，在走廊上洗大盆衣服的还是她丈夫。其他阿姨们时常打趣他丈夫，叫他“男妇女”，他总是嘿嘿笑着说周阿姨身体不好，干不得重活。礼拜天，可以从我家看见对面她家窗户里周阿姨看书做手工的影子，静静的，淡淡的。

周阿姨家原本有两个比我小两岁的孩子，据说是请人带大的。不知是否因为身体不好，很多年后才又生了小女儿。这个小女儿的到来似乎改变了周阿姨很多。那个时候，一般人家不敢请保姆了，所以周阿姨主动向大院里的阿姨们请教育儿经验，和人交往便多了起来。她要么拿着奶瓶问许嫂米糊的浓度，要么问李嫂讨个做婴儿衣的试样。阿姨们也不计前嫌，热心地教她。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喜欢去逗她家粉粉嫩嫩的小婴儿，周阿姨冷冰冰的脸上慢慢变得柔和起来，话也慢慢多了一些。

简单清贫的日子在小城周而复始地轮回，除了我们这些孩子不断上窜的身高变化明显，一切都没有太大变化。突然发生的变化，大概是在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那段时间。这个边陲小城里原先不少外来的工作人员，都是因种种历史原因来到小城。这段时间慢慢有人落实政策返回家乡工作去了。隔三差五，就会看见一辆货车停在某家门口搬东西，然后这家人就离开了。终于有一天，货车停在了周阿姨家门口，我妈告诉我说周阿姨家要回湖南了，她家资本家的身份平反了。那天，周阿姨和邻居们告别，创下了她一天说话的历史新高。

从此，我再没见过周阿姨。不知今天她还是否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