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当兵的日子（之二）刘苏

琴岛荷柳

太阳落下的地方

新疆在中国的最西部，而新疆最西边的地州叫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那里是中国大地上日落最晚的地方。克州北边分别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首府在阿图什市。

2007年9月初，我和老伴乘飞机到喀什，刚退休的老战友，喀什军分区政委李贵民两口子，带我们到克州军分区魏政委家作客。当我们驱车进入阿图什市区时，眼前的边陲小城静谧而整洁，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马路和新式的建筑，都显示出现代化的气息。魏政委山西人，原在我师11团，他的家在分区家属院内，带个院子，院子里种了许多葡萄、石榴、枣树和梨树，树上硕果累累，还养了鸡和兔子。室内设施电器一应俱全，家具摆设也挺洋气。坐下来闲聊，我问魏政委：“退休后到哪儿安家”？他用手往下一指，“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里养老啦”！他接着说：“现在国家发展了，像我们这里那么边远的地方，生活不比内地差多少，还回去干甚”？

的确，现在的新疆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了。这次我和老伴在南疆走了一圈，除了和田没去，从喀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一路走来，巨大的变化使我无比的惊诧。

喀什中心广场

阿图什维吾尔旧贵族民居

库车龟兹广场，过去是师部大门外一条土路。

库车街头，维族的大馕特别好吃。

这些边陲城市，我上世纪七十年代都到过。那时和内地相应的城市比，差距是很大的。当时这些小城的主要街道也就一、两条，而且很短，有人形容：汽车经过，一泡尿还没尿完就到头了。城里几乎没有楼房，而且差不多都是泥胚房，商店、饭店都很少。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新疆的经济被文化大革命冲击破坏得已经损失殆尽。新疆解放后，王震王恩茂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大力开荒种田，到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缺粮饿死人，新疆的粮食却多得吃不完。那时新疆向内地调粮，运粮的汽车络绎不绝，据说从新疆到内地的公路上，汽车撒漏的粮食一路都能看到。在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粮”，而垦荒种田是走资派王震王恩茂搞的，于是条田、林带、水渠都被批是资本主义的，有不少遭到破坏。连年的派性斗争，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工矿企业不能正常开工，农牧业连年减产。76年喀什、和田一带闹饥荒，几乎到了饿死人的地步，社会局面已经相当不稳定。那时中央仅有3架三叉戟飞机，紧急调出一架往喀什运送粮食，据说粮食刚卸下飞机，就被饥民抢了。人们编了一首顺口溜：王震开荒，王恩茂打粮，龙书金（文革中新疆主要领导）吃光，赛福鼎要粮。

那一段时期，新疆的物资极度匮乏，商店里的商品少的可怜，饭店里没有荤腥菜，只有粉条、白菜、萝卜。乌鲁木齐市居民发肉票买肉，肉店几个月都卖不了一次，冷不丁卖一次，居民里三层外三层，甚至人上摞人抢购，听说有人被挤死，大多数居民手里的肉票攒一年也买不上肉。

当时乌鲁木齐通往北京上海两趟旅客列车，成了往回采购生活物资的专列，每趟列车的行李架、过道、车厢连接处都塞得满满当当，。后来铁路部门不让超重带行李，在乌鲁木齐车站检查，超重罚款或没收。我坐过一趟车，列车员途中不管，也许是互相沟通，列车快到乌鲁木齐时，车上的人就开始从车窗将行李抛给路旁接应的人。

文革后期，全国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东北和新疆尤甚，当时中央力保北京上海供应，东北人和新疆人乘火车到两地抢购，引起北京上海当地一些人不满，于是有人称：东北虎和西北狼抢购大军，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尽管地方上政治经济生活混乱，我们部队相对比较稳定，生活上影响不是很大。我们师有王震359旅的老底子，继承了南泥湾老传统，师部和各团都有自己的农场，粮油、肉、菜都能自给自足。

我师10团农场，一望无际的麦田

2007年时隔29年，我又回到老部队，印象里的师机关大院完全变了样。当时司、政、后机关和直属队营房全部是泥胚和砖混结构的平房，只有礼堂是纯砖瓦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楼，而且是库车县城独一无二最高的标志性建筑。营房里所有的场地和道路都是土建的，只是在73年因举办军区运动会，才在礼堂门前铺建了水泥篮球场。现在，营房里矗立起一座座楼房，所有的平房都不见了，只有那座礼堂还在。道路全部是柏油的，过去清一色的杨树换成各种观赏树木和花圃草坪，整个院子看不见一块黄土。我站在招待所三楼房间的窗前，眺望着既熟悉又陌生师部大院，当年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时光一幕幕地重现在眼前。

现在的司令部机关大楼

身后的礼堂，里面有一间屋子曾是我洗照片的暗室，那间暗室我也住过两年，算是我的故居吧。

现在的部队已经不再从事生产劳动。我们那时，每年春秋季节，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都组织人员到农场劳动，修渠播种和收割成熟的庄稼。师部农场离库车7、80公里，靠近塔里木河，在塔克拉马干大沙漠的边缘。这里过去是大片的盐碱地，通过挖渠引来塔里木河的水源，排碱压碱，改造成生产粮食和油料作物的良田。

在农场劳动，最累的活儿要算挖排碱渠。为了压碱排碱，条田的两侧都要挖出宽10米，深5米左右的沟渠，然后往条田里灌水，水吸收土壤里的盐碱，渗漏到水渠里，反复多次后，条田里的盐碱降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种植庄稼了。由于渠水的侵蚀，排碱渠每年都向下塌陷，因此需要经常修整。那时我们挖渠，基本不用运土的工具，全靠手中的砍土镘。砍土镘是维吾尔人特有的一种农具，它形似内地汉人用的镢头，但前面铁器部分不是方的，是半椭圆形的，和铁锨头一般宽大。使用这种农具要有诀窍，维吾尔农民用砍土镘挖土，将镘头砍入土里，然后双手猛拉镘把向后方甩去，一大块土可以飞到十几米开外。我们修渠，就是人站在渠底，用砍土镘把土甩到渠的边坡上，这样效率很高，但是劳动的强度也很大。

在农场劳动，体力消耗大，吃的就多，我在机关吃饭顶多两个馒头，到了农场饭量增了一倍。吃的多拉的也就多，加上农场的水盐碱成分高，肚子不适应，老是咕噜噜地唱大戏，一天要解好几次大手，尽拉稀的，而且屁也很多。这种肚子的反应，不光我有，大家都差不多。

农场的晚上是极其无聊的，漆黑空旷的大地一片死寂。有一年到农场割麦子，晚上大家躺在铺上，闲得发慌，不时有人“嘣”“嘣”地放屁。于是有人提议来个“放屁比赛”，规则是：司令部和政治部各为一方，哪一方先放出21个屁为获胜，但必须是响屁，不响不算。

司、政分睡两排通铺，由于大家都不缺屁，比赛进行的异常激烈，一会儿这边“嘣”，一会儿那边“卟”。当打到20平的时候，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第41响，这时，只听有人大喊一声：“听我的！”是我们政治部保卫科的一位干事，他 把一条大腿竖起来，作出要放的架势，我们这边已经有人欢呼：“赢了！”可是左等，没响，右等，还是没声。只见那位干事站起来，撇拉着腿向室外走去。“怎么啦？”正当大家纳闷时，司令部那边放了最后一响，胜利被他们拿走了。过了一会儿，那位干事回来，有人问：“咋回事？”他不好意思地说：“到渠沟洗了洗，把屎当屁放，拉到裤子里了。”

人就是这样，无聊的时候找有聊，硬是会生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师直警卫连到农场劳动，连里几个干部晚上闲得无事儿，比赛用屁吹油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轮番上，都未奏效，轮到副连长。这位老兄说：“我看出门道了，你们离得太远。”说罢他蹲到煤油灯上方，尽量使臀部离火苗近一些，提了提气，一使劲，屁没响，火苗却不见了。原来是蹿出一泡稀，把灯压灭了。事后擦屁股，纸上一片黑，叫煤油灯熏的。从那以后，此兄得了一个雅号：“黑沟子”（西北话，黑屁股的意思）。

文革中部队的文化生活也和地方一样十分贫乏，电影就是那么几部，演过来演过去，书也没几本好看的。在营房里的时候，吃过晚饭，要么打打篮球，甩几把扑克，要么凑一堆吹牛闲谝（西北话，拉呱的意思）。出营房野营训练或是在农场劳动，晚间无事，讲故事成了一大节目。机关里的这些瞎参谋烂干事，大都是部队里的小能人，肚里有墨水，几乎每个人都能来上几个段子，讲的多是一些与“兵“们有关的逸闻趣事，当然少不了带点“黄”的味道。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至今还记得。

故事的名字叫“还不是为了我的这个XX”。说的是一个老兵探亲回家结婚，婚后3天，新媳妇回门，老兵一同登门拜望老丈人丈母娘。丈母娘忙活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村里长老一同热闹了一番。席罢，新媳妇拉着老兵到里间屋，说：“怎么样？我娘对你多好！”老兵酒喝得有点多，得意地一笑，用手指着自己的裆部，道：“嘿嘿，还不是为了我的这个XX。”新媳妇一愣怔，“什么？我娘为了你的XX？”新媳妇恼了，借口留在娘家住，直到老兵要回部队的前一天才回去。老兵是施工部队的骨干，服役期满多留了一年，第二年又回家探亲。到家后晚间上床前，先到暗处用纱布胶布把自己的私处贴住了，躺下后媳妇要亲热，老兵脱下裤衩，指着纱布说：“施工的时候，叫石头崩着了，不管用了。”媳妇一听，心凉了半截，转过身，一夜无语。第二天一早，媳妇便回了娘家，老兵隔天去丈人家，丈母娘没了笑脸，带答不理的，到了吃饭的时候，丈母娘连烟火都没动。这时，老兵拽着媳妇到里间屋，脱下裤子撕掉纱布，用手拨拉着自己的XX，说：“家伙好着哩。”媳妇瞪眼一瞅，噗哧笑了，扭脸跑到娘跟前耳语一番，丈母娘立时眉开眼笑，溜溜地去做饭了。酒足饭饱，回家的路上，老兵对媳妇说：“咋样？是不是为了我的XX?”

我们部队的兵员多是中西部地区的人，而且不少农村兵是从极其贫困的地方来到部队，有一些贫困地区的兵，没希望提干，只是想穿着一身军装回去好找媳妇。我在连队当战士时，有几个来自甘肃的农村兵生活特别简朴，一身军装总是补了又补，新军装放在小包袱里，时不时地拿出来数一数，欣赏一番。有一个甘肃新兵，从来没见过蚊帐，发了蚊帐不知是什么东西，老兵骗他说是穿的，于是他拿起蚊帐就往身上套，钻进去出不来，急得直哭。那时的甘肃农村大多是特别穷苦的地方，我有几次出差探家，经过甘肃陇西一带的火车站，经常可以看到一群群要饭的乞丐围在车厢前，其中还有不穿裤子的小姑娘。有一次在兰州火车站旁的饭馆，我要了两碗面条，端出一碗放在桌上，回身取另一碗时，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对着桌上那碗面条吐了一口唾沫，惊得我直瞪眼，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让给他，只见他端起面条，眨眼间吃了个精光。我们部队有不少甘肃老兵，复员回家，生活贫困，无奈之下，又返回新疆，在部队周边的农村公社里安家落户。

中西部地区的兵，特别能吃苦，也特别能打仗，打起仗来不怕死。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西线的战役便是我们师打的。印度的军队实行的是雇用兵制，在一线作战的尽是些大胡子老兵油子，打仗很有经验，枪也打的很准。当我们部队冲锋时，他们离很远就放枪，枪声有条不紊，“嗒嗒”，“嗒嗒”，最多“嗒嗒嗒”，不会听到连续发射第四颗子弹，他们每一次射击，我方都会有人伤亡，有经验的兵一听，就知道这是老手在射击。而我们的部队全是20岁左右的战士，好多新兵经过简单的训练就上了前线，冲起锋来好像不知死为何物，硬是把印度雇佣兵打得落花流水，被我军俘虏的印度大胡子兵摇头叹道：“中国的娃娃兵，厉害！”我当兵所在的师直工兵营，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就出了一个“滚雷英雄罗光燮”，他是1960年入伍的四川兵，在部队进攻遭遇雷区受阻的紧急情况下，受命排雷，引爆地雷的爆破筒用完后，他用自己的身体向剩余的雷区滚去，为部队发起冲锋打开了一条通道。战后，为国捐躯的罗光燮，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数十年过去了，一些印度人仍然对这场战争耿耿于怀。2007年，《印度斯坦时报》援引一名高级军官的观点称，如果当年印度把空军投入战场，就能打败中国。动用空军是否真能帮助印度取得胜利？印军准将达维尔曾表示，“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可谁也想不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抵枪眼。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度士兵了解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更难指挥。”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站中牺牲的战斗英雄罗光燮所在连队：师直工兵一连。自卫反击战功臣，工兵营副政委周世仁在给战士们讲诉罗光燮的英雄事迹。我曾在工二连当了10个月的新兵。

罗光燮的弟弟罗光红，参军到哥哥所在连队，后任该连连长。

1968年以后，我们部队的兵员成分有了一些变化，城市兵和文化程度高的兵开始多起来，这是因为文革中，解放军受到人们普遍的推崇，大专院校停止招生，当兵就成了年青人最好的出路。这些城市兵和有文化的兵到部队后，对提高部队整体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师在整个乌鲁木齐军区，不论是军事训练比赛，还是体育比赛和文艺汇演，基本上每次都是毫无悬念地拔得头筹。在1973年新疆军区第五届运动会中，四师代表队中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比赛项目上，均取得冠军成绩。

1973年新疆军区第五届运动会在四师举行，师直部队欢迎军区各师和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来我师参赛。

四师代表队开幕式入场

四师篮球队在比赛中

四师首长与篮球队、乒乓球全体队员合影

在这些城市兵中，还有不少“干部子弟”。应该说，文革中解放军部队里的干部子弟，是特殊年代里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我本人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近几年播放的《梦从这里开始》、《血色浪漫》、《大校的女儿》等一批电视剧，都是描写这一群人的。这些电视剧有其真实性，但也有演绎的成份，某些情节过于戏剧化。我们师当时仅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少说也有100多人。说句公道话，由于父辈的影响以及良好的教育，这些干部子弟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正统观念和上进心，他们基本上能够很快地适应部队生活，并且融合到部队的大家庭里，其中相当一部分不久就成为基层连队的骨干，较早地入党并被提拔为干部。

由于相似的生活经历，部队里的干部子弟，大都喜欢扎堆聚帮，我在师里就有一帮这样的朋友。常常在星期六的晚上，大家聚到我的暗室，这个带一块肉，那个带一只鸡，用我洗照片加热用的电炉子，煮鸡卤肉。大家喝酒吃肉，唱苏联歌曲，回忆小时候的生活和当红卫兵时的趣事，每次都通宵达旦，一起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有时候星期天我们会从连队借几匹马，到戈壁滩上撒疯野跑，或是分成两帮，自己组织篮球、排球、羽毛球赛，直到耗尽身体里旺盛的青春活力，大家的心里都感到无比的畅快。

即是战友，又是朋友

库车河旁跳一段新疆舞

部队虽然驻在少数民族地区，但由于我们师是野战师，民族兵却很少，只在侦察连有一些维族和蒙古族兵。和我相熟的一个蒙族兵叫拉母加普，是侦察连在巴音布鲁克草原训练，我去采访时认识的。我在巴音布鲁克一乡下车后，他去接我，我们一同骑马赶往7、80公里外的连队住地八乡。我不太会骑马，坐在马鞍上身体很僵硬。拉母加普生在草原，在马背上长大，骑起马来非常娴熟，他一会儿用左大腿架在马鞍上，一会儿又用右大腿架在马鞍上。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长距离骑马，马鞍磨裆很难受，两只大腿换着架鞍，可以减少摩擦。”我试着像他一样骑，却不得要领，重心老是把握不好，几次差点掉下马来，只好仍然像座神像一样端跨在马上。骑了一下午，待到八乡侦察连住地，我的两个大腿根已经磨出血来，第二天，浑身上下从脖梗到小腿肚子，都酸疼得要命。

到八乡的当晚，师侦察科金科长和连长请我到一家蒙族牧民家作客，现杀的当年羊羔，在锅里煮20分钟，捞出上桌，手抓一大块，用刀子剃下一片，蘸蘸盐水，吃到嘴里，鲜嫩无比。蒙族牧民喝酒特别厉害，请客都是拿碗盛酒，一碗足有3两，我们借口第二天有任务没大喝，主人却一会儿就醉了，坐在帐篷外的草地上，脸色发青，头一点一点地在那迷糊。后来的几天，我经常看见草原上喝醉的牧民，他们到小卖部先买一瓶散白酒，靠在柜台旁一气儿喝完，再灌一瓶挂在腰上，摇摇晃晃地骑上马，有的没走多远就掉下马，躺在那儿呼呼大睡，马儿在一旁悠闲地吃草。2007年我和老伴再去巴音布鲁克草原，租车游天鹅湖，车主人叫巴音沙，蒙族人，粗壮而肥实，足有300多斤。我问他能喝多少酒，他说：“一斤，少了，两斤，正好，三斤，醉了。“

后来几天，我骑马选拍摄地点，摸到了一点骑马的要领。一天，我带着几个八乡的蒙族民兵和侦察连的战士，准备拍一组军民联防的照片。集合时，我看到民兵营长的马特别好，那是一匹雪青马，蹄大腿壮，臀圆腰细，白色的皮毛里点点青花，马头总是昂得很高，脖胫上鬃毛耸立飘逸，漂亮极了。我请拉母加普把这匹马要过来，想试骑一下，拉母加普告诫我：“这马很烈，一定拉紧缰绳。”我刚一骑上马，它的前蹄就刨地跳跃，稍一松缰，马儿立刻就像箭一样飞了出去。

以前骑马，马儿一般都是慢跑，人在马鞍上一颠一颠地很不舒服。这会儿马飞驰起来，只听到两耳呼呼生风，眼睛被风呲得只能眯着，身体随着马一纵一纵地向前飘 去，那感觉真是太棒了！我尽情地享受着雪青马带给我的快感，任由马儿在草原上奔驰。不知不觉中，雪青马拐上一条公路，沿着公路跑起来，公路上时有汽车路过。这时，一匹快马从斜刺里冲过来，马上的拉母加普向我高喊：“快停下！快停下！”我赶紧收紧缰绳，可是雪青马依然在狂奔，即使头勒得仰起来也不停蹄，我有点慌了。只听拉母加普又喊道：“拉偏缰！拉偏缰！”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赶紧向后扯动右边的缰绳，可是马头偏向一侧，还是勒不住。拉母加普再次喊道：“使劲拉！使劲拉！”马头被拉得朝后了，终于慢慢停了下来。下得马来，拉母加普说：“真危险，这马跑疯了，前方的东西它会看不清，公路上遇到汽车，可能会撞上。”我听了着实感激这位淳厚的蒙族战士。那天，我拍的一张他和民兵巡逻的照片，后来登载在军区的《战胜报》上。

巴音布鲁克牧马群

侦察连与草原民兵巡逻训练

军民鱼水情，蒙族阿妈和侦察连战士方舟波。

在新疆当兵11年，和维族百姓接触不多，但有一次，一位维族姑娘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3年的冬天，我出差从阿克苏返回库车，乘坐一辆地方的班车，车上坐满了乘客，全部是维族人。我坐在大客车的最后一排，左边是一位年轻的维吾尔姑娘。那时部队纪律很严，既有民族纪律，又有男女作风纪律，所以我不敢正视她，只是坐下时瞄了她一眼。感觉里她很年轻，头上扎着维族方巾，一身黑色灯芯绒的棉衣裤，下身还穿了一条花色的裙子，是当时典型的维吾尔女性的装束。

上车时我戴了一只口罩，开车后由于车门窗紧闭，加之人多，车厢里逐渐有了暖和气，我摘掉口罩，解开了皮大衣的扣子。不久，我的眼睛余光就有了感觉，那位维族姑娘时不时地在看我。开始时我没在意，以为是她对我这个当兵的好奇，可后来她盯视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心里就敲起了小鼓，有点惶惶不安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姑娘在向我接近，接着，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看了她一眼，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怎么办？如果我撤出肩膀，好像不太礼貌，不撤吧，又觉得这样不是个事，我长到24岁，肩膀上从来没靠过年轻女性，此刻，心里慌得实在不行。然后向右调转身体，将后背对向了姑娘。

我心里突突直跳，既惶惑又不安，我闭上眼睛，极力想平静平静。这时，身后传出一声凄婉的维吾尔长调，是她在唱，随后的歌声好像在诉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歌声中，前面的维族乘客纷纷回过头来，互相议论着，看看姑娘，又看看我，每唱完一句，大家就会盯着我发出会心的笑声。

起初，我有些莫名其妙，不知大家在笑什么，慢慢地，我似乎醒悟过来，可能是姑娘在歌声里诉说了有关我的话，引起了众人的笑声。我听得出也看得出，大家针对我的的笑声里和笑容里带有讥讽的味道，我感到无比的尴尬，心里别提有多窝囊了。

姑娘唱了两次，之后，便再无声息。我依然背向她，心里在琢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知道，维吾尔民族有一个风俗，即本民族的男性可以娶外族的女性为妻，但本民族的女性绝不能嫁外族的男人。嗷！我有些明白了，她肯定是把我当成维族男人啦！我的长相的确有些像维族，我鼻梁较高，眼窝也比一般汉人深一些，同志们都说我长得像维族。有时碰到维族人，他一开始会直接用维语和我对话，我只能苦笑地向他摇头。一场误会！这是唯一的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不会维语，有口难辩，只能默默地吞下这误会的苦果。

在库车下车时，姑娘先于我下车，我跨下车门，快步向站外走去。走了5、6步，突然有一种再看一眼那姑娘的想法，于是停下脚步，回转身。那姑娘依然站在汽车旁边，她在看我，此时，我才真真切切地看清她的脸盘。她很漂亮，也许出身于农村，微黑红润的脸上有着明快的维吾尔线条，黑黑的眉毛，深陷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翘。她的嘴唇紧抿着，深深的眸子里射出了一股怨恨的目光，这目光刺得我心里一阵抖动。我感到有些内疚，在心里说：“对不起，姑娘，此生不会再见了！”

维族百岁老人与战士学习毛主席语录。那时的维族百姓特别信奉毛主席和共产党，听说有个维族老人甚至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的肉里。部队拉练到农村，维族村民对我们都特别亲。

光阴荏苒，在离开新疆的几十年里，有一个固定的影像时常在眼前回放：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中，一位须发银白的维吾尔老人，虔诚地向着太阳落下的方向顶礼膜拜，老人的身上被夕阳的余晖裹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有如千年尊神，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祈祷祝福。

新疆，这块太阳落下的地方，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青春回忆，这些回忆是我一生中宝贵的财富，她将陪伴我走完余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