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雄安新区改革成功！

坚强（2）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出炉，让一年来加诸其上的想象终于有了形状：如果从零开始造一座新城，这座“理想城市”可以是什么样？

但如果只是建一座孤岛式的理想城市，雄安新区的意义是有限的。人们对它更大的期待是，能否找到一种创新增长机制，为城镇化的转型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这是雄安面临的深层次挑战。雄安新区也许可以靠投资，甚至只靠国家出钱，砸出一个所谓的“理想城市”，如果还是当今的城市建设也一定会失败的。

李晓江：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上半场”，我们要的是效率，是量的快速增长，靠的是上半场的“三大法宝”。但是，如果我们“下半场”继续延续这种增长模式，还用这几板斧，一定会出问题。

二是土地财政。城市政府的发展主要靠土地收入，由此导致对房地产的依赖，大中小城市处处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根源都在土地财政。

三是开发区。开发区模式的初衷，是让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脱离城市既有的管理体系，土地的权力、规划的权力、金融的权力都相对独立。个别案例可以这么做，但如果一个城市十几个开发区，甚至几十个开发区，城市功能与空间的碎片化，难以为继。因为开发区的代价很大，它简单地被赋予了经济发展的责任，从而放弃了社会责任，放弃了环境责任。

李晓江：“转场”的挑战是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包括人群之间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不平衡，还有很多领域的不充分。十九大对主要矛盾重新定义的背后是什么改变了？是人变了。改革开放40年，我们从一个人均200美元的极端贫困的社会，发展为现在人均800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的社会。（可是穷人还是太多）增长速度和前二十年的速度有点差距。

旧的路径依赖依然很强。土地财政还无法完全摆脱，一说发展，首先想到的还是开发区。最近我们在支持发展困难地区振兴时，还在搞开发区式的举措，但这些地区人都在往外走了，城市人口都在下降，还沿用这种扩张阶段的发展模式，其实跟它的病没关系，救不了它。

要真正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撼动现有体制。最基本的要点，在这次十九大报告关于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目标中也提出了，要改革国家的财政体制，建立地方性税收制度。我们现在的分税制，基本上以国税为主，中央高度垄断。地方政府全年的支出和税收之前的差额，靠国家的转移支付还不够，只能卖地。

而且现在卖地的效益已经越来越低了，当年卖地卖一个亿，净收益可以到5000万元，现在卖一个亿的地，收益只有1000万到2000万元，拆迁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上半场”的规则，“下半场”一定不能重复。如果依然简单重复，中国就走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去了。（国家把税收走了，地方政府凭卖地、贷款去建设城市，这纯是劳民伤财。我们应该学习举家过日子，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几十年的改革如果算算细帐，把卖地款、中央收的税金减下还真的没有赚多少钱，这就是我说的增长速度不如前二十年的原因）

可是中国的事情不能想好了再做。如果等这些制度都改完了，地方税收制度建立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是那么高了，再来建雄安新区，那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我觉得雄安新区就是要在建设模式和体制机制上同时创新，给全国树立一个未来城市的示范。

李晓江：对。我认为雄安新区本身的意义，就在于要放弃“上半场”的逻辑。在全国层面快速解决既有体制机制问题很难，但是可以通过造一座新城来探索、尝试，来阐释什么是新的逻辑。

李晓江，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李晓江谈雄安：最好的规划，就是要让它富有弹性。

　“雄安新区的规划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李晓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这项工作不仅标准高、任务重，更是在为中国将来的城市规划提供范式。

　　在他看来，规划的先进性并不在于把所有先进的东西都放进去，而在于在空间上，在发展上，给未来各种各样的可能去预留空间，让它富有弹性。

　　“规划工作不能着急，时间服从质量。很多事情前期要尽量研究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