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解放70年啦！ ——追忆家严、慈母的南渡

清献书院

    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衢州人”，这要感恩衢州的解放！感恩俺的父母！

    父亲的童年时代是凄苦而悲惨的。当他还在襁褓之中，俺爷爷因土地被豪强霸占，对簿公堂，有理难伸，被活活气死。父亲家中排行老六，是最小的一位。

    十六岁那年，迫于生计，父亲就跟着俺二大爷（伯父）去闯关东。被日本鬼子以招募华工的骗局，掳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绥芬河一带修筑铁路。父亲因年小体弱，在冰天雪地里忍冻挨饿，还常常遭受日本鬼子的鞭打。因此，在父亲心智尚未成熟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仇恨日寇的种子。

    那一年，俺奶奶去世了。父亲千里迢迢赶回沧州老家奔丧，之后兄弟又分了家。没了奶奶，父亲心里总是感到空落落的。为了谋生，开始与同村的乡亲们学着做些小本生意。

    母亲出生的那年，姥爷（外公）给她取了个小名叫“转”。因为姥姥接二连三地生了仨闺女，所以希冀时来运转，能够添丁。果不其然，母亲之后，接着就有了俺的大舅和小舅。也许因为这个“转”的名字，似乎也就注定了母亲这一辈子的命运。

    俺的老家地处冀鲁渤海边区的山东盐山县（建国后划归河北沧州）。当时，抗日的战火已经燃遍了整个华北平原。不久，父亲的家，就被发展成了党的地下交通站。经常出没在父亲家里的的李玉芬，曾是建国后的首任济南市市长。父亲就是由他发展介绍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冬，淮海战役尚未结束，党中央就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

    当时担任渤海一分区乡农会主任的父亲与同村的王荫坛就奉命离开了盐山老家，被首批编入新组建的由刘格平、周贯五领导的南下干部纵队渤海区三支队，准备渡江南下。

  在江北益都的王岗村，当时戴着瓜皮帽的陈毅老总与饶漱石、康生、曾三、张鼎丞等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局的领导，曾专门视察了正在华东局党校培训的南下干部支队，并作渡江动员，号召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解放全中国，做好接管旧政权的各项准备。之后，华东局党校又南移临城沙沟镇，继续进行紧张的政治与政策学习。

   百万雄师过大江。渡江战役打响后，父亲所部就接到了奔赴浙江的命令。

   干部大队从江阴要塞突破长江天险，成功渡江。他们绕开了汤恩伯困守的大上海，从丹阳、苏州，经湖州、杭州，星夜兼程，直插东南军事重镇——衢州，这是唯一一批参加衢州解放战役的南下干部。当时，盘踞衢州的国民党军队刚刚被我二野16军所部击败溃退，丢弃的车辆、辎重随处可见。

   信安长夜恨难晓，

  瀫水悲号雪又霜。

  城阙红旗风猎猎，

  翻身百姓喜欣狂。

  5月6日，衢州解放啦！

  父亲所在的干部中队，在县委书记苏明同志的率领下，挺进江山，整建制地接管了江山县政权，并开始了艰难困苦的剿匪斗争。

  江山，是军统枭雄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的老巢，当时土匪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中央委员张鼎臣指示江山县委，应以“剿匪反霸，保护人民安全”为中心任务，并建议浙江省委加强江山工作。随后，省军区103师的308团、309团进驻江山，展开剿匪斗争。

  父亲初任郑家坞区民运干事，后为坛石区代理区长，驻水晶山底村，他的警卫通信员是毛继亨。这里剿匪斗争环境极其复杂，还要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与父亲同时南下的金仲法，初任峡口区指导员，后任保安区委书记。曾抓获了戴笠之子、军统少将戴藏宜，后不幸被匪特所暗杀。

  父亲的办公和住处就设在了毛人凤的家里。晚上，父亲就刻意住在区公所的阁楼上。除了自身佩戴的手枪外，窗前还架着一挺歪把子机枪。此处视线甚好，可以防御土匪的突袭。

　　，在这座楼上，当时曾堆放了许多从土匪和敌伪人员手中缴获的枪支弹药、金银细软等，后清点整理造册上交公安部门。

当时的区委书记王荫坛是父亲的同村人，是位有些文化的南下干部。后任江山县委副书记，遂昌县长、县委书记，青田县委书记，不幸在“文革”中意外去世。

   

   在剿匪斗争中，人民政府曾公审处决了毛人凤一个拥有土匪武装的四兄。期间，家父他们还在一伪保长家中搜缴到了军统毛万里（毛人凤之弟）潜逃时留下的一支勃朗宁手枪。父亲还与当时江山县公安局长王竹生根据县委指示，专门动员毛人凤与原配所生的两个女儿前往香港策反。军统（保密局）香港站少将站长刘方雄接待了毛人凤的两个女儿，她俩呆了一段时间后，在策反无果的情况下又返回了江山。

   2012年3月19日《衢州日报》“人文微博”发表了《关注毛人凤故居现状》的信息，江山市当地有关部门已开始重视对这幢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旧宅进行保护和修缮。而此处，正是当年父亲南下后在江山剿匪时最初的工作和居住地。

      解放后，俺母亲的命运，也随着父亲的南下而不断地转，转，转。沧州——衢州，衢州——沧州，三千里江山，母亲在这条铁道线上转辗往复，几经奔波。

      新中国政局渐渐稳定后，俺姥爷最后护送母亲和两个哥哥南迁衢州。俺，就出生在衢州县学塘边的县府大院里。之后，又有了一个妹妹。

    在江山剿匪期间，由于父亲常常昼伏夜行，甚至有好几次跌入田间水塘，加之江南气候潮湿，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记得俺小时候，每当父亲毛病发作时，疼的嗷嗷直叫。他常叫俺坐压在他的脊背上，以缓解一时疼痛之苦。

    江山剿匪结束后，父亲调往江山县委。后进入金华干部党校文化速成班学习。衢州专署撤销后，父亲被金华地委人民监察委员会派驻衢县，负责监委工作。

    父亲领导岗位多次变动。勤劳的母亲为补贴家用，一直做着家属工，且又经常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转辗，因此也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母亲于“文革”动荡中开始嗜好烟酒。家父曾因“当权派”、“走资派”而靠边站。整日足不出户，抽烟、饮酒。因此，外出打酒、买烟的任务也就落在俺的身上。当时的烟价，“新安江”牌两角四分；“飞马”、“利群”牌两角九分、“大前门”牌三角四分，俺烂熟于心。

    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父亲抽烟，母亲跟着抽；父亲喝酒，母亲也就跟着喝。双亲共命运，同呼吸，这也许是母亲能够慰藉父亲最好的一种方式。其实，当时的俺，并未能完全理解父母心中的愁苦。

    终于有一天傍晚，在晚饭的餐桌上，俺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热泪盈眶的样子。父亲嘴唇在微微颤抖着：“俺解放了，被结合到班子里了。”这是一位党员干部对党的绝对忠诚，而发自内心的真切感情。欣喜的母亲也在一旁喝着酒，抽着烟，脸上挂满了微笑。

    俺对于抽烟极为反感。以至于发誓这一辈子与烟不相结缘。也常常劝告父母把烟戒掉，有时甚至为戒烟之事而与俩老相龃龉。尤其是母亲嗜烟如命，却也从未听从俺的劝戒。

    记得知青插队落户时，母亲第一次来农村看俺。不料，带来的“慰劳品”中，居然还有一条“飞马”牌香烟，真是令俺啼笑皆非。在母亲的眼里，这也许是她觉得对俺在蹉跎岁月里最好的安慰，但俺并没有接受。

    母亲不识字，没文化，性子急，脾气躁，但却心地善良，识大体，顾大局。文革中，许多县里的领导受到冲击，如刘景春县长、戴万祥书记、袁芳烈书记、张玉善部长等，都曾先后来过俺家暂避。母亲就帮着父亲热情招待，包饺子，烙大饼，蒸包子，这些食品，也都是南下干部们所喜欢的美餐。

    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金华军分区的首长，这是父亲多年未遇的南下战友。母亲急切地烙饼，俺帮着烧柴禾。不慎将油锅里的油花溅到了俺的脸上，疼痛无比，结痂许久才慢慢蜕去，母亲为此也心痛不已。

    1974年春，一辆漂亮的苏联“伏尔加”牌轿车停在了俺的家门口，顿时吸引了众多的围观者。时任辽宁省计经委主任的苏明，是前往广州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途经停衢州，专门来看望俺的父亲。母亲特意为老书记包了饺子。席间，他们喝着小酒，畅谈着南下岁月和江山剿匪的往事。饭后，老书记就匆匆往南昌赶路而去。后来，俺读到了苏明在江山时写的《苏明日记》。

    晚年，离休的父亲常常喜欢和俺们子女拉呱（聊天），回忆他在江山剿匪的斗争经历和故事，希望俺能记录并整理出来，也曾希望叫俺陪他故地重游。可惜俺因忙于工作，与父亲也是聚少离多。父亲未能如愿，俺也留下缺憾。

    父亲因病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一生质朴，身无长物，给俺们留下的就是一册衢州军管会印制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枚父亲用的水晶印章和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康生颁发的《革命军人家属证》。睹物追思，父母双亲给俺们留下的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俺们子女将永宝之。

    父母双亲已经逝去了多年。每年清明、冬至的扫墓，除了鲜花，带给他们的祭品就是香烟和老酒。这，也许是俺这位不孝之子，对双亲最好的纪念。伫立墓前，双亲的音容笑貌，尤其是母亲那抽烟时的情形，宛如昨日。

  父亲，朴素而厚重，父爱如山！母亲，勤劳而善良，平凡伟大！

                      （刘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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