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杂谈之八 我与戏曲 作者：郭志杰

Laotata

戏曲杂谈之八

我与戏曲

我中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第一份工作是回乡种地当农民。几年后进工厂做工，不久转到党委机关，从此做了基层的公务员，直到退休。我没做过文化部门的工作，更没有在文艺单位干过，我只是一个喜欢听戏的爱好者。在菏泽的语言中，听戏就是看戏。没有广播电视之前，要听戏只能去看剧团演出，叫“到戏院听戏去”；有了电视特别是网络，想听戏在家里点播就行了，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

记忆里我第一次听戏大约是小时候三四岁时，跟祖母去她的娘家沈口村看的。我家所在的毛屯村又穷又小，从来没有请戏班子来村里唱过戏。沈口是个大村，离我家不过一公里，正常情况下每年春节前都会唱几天大戏，村里集体出资，村民全都免费，叫做“亮台戏”。每到这个时候，祖母的娘家侄子申崇张就会推一辆木轮平板车，车上铺一件用高粱叶编的垫子，到我家来请姑姑回娘家听戏，祖母常常带着我一块去。我对唱戏是什么一无所知，只是能离开家到一个新地方去玩几天，还有平时很少吃到的炒花生丽糕糖什么的，当然是欢天喜地愿意前往。但是，我不是一个好观众，戏刚开始时，我被乐队的锣鼓声和化妆的演员所吸引，尚能保持安静；旦角依依呀呀地唱时就烦躁不安，想挣脱祖母的胳膊跑一边去玩；待到净角的大花脸一上场，我立马趴在祖母怀里，吓得大哭起来，闹着要走。祖母没有办法，只好抱着我离开。

听戏的时候是很稀少的，我接触戏曲更多的是听走村串乡的艺人说书。除了农忙季节，村里每年都会来几拨民间艺人，多数是盲人，一般呆上三到五天，只挣吃喝，没有其他收入。说的书都是老包断案、微服私访、《三侠五义》、《隋唐演义》里的故事。这种书场既是村民们劳动一天之后的娱乐，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戏剧产生发展的基础。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刘桥完小读五年级。秋种时学校停课，师生们都去参加大会战。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从工地上回到学校，在空旷的校园里溜达，好奇地钻到老师的办公室去玩。老师们不在，桌上的一架留声机引起我们的兴趣，摆弄了一阵子，居然放出声来，是一位女演员在唱戏，谁唱的什么戏全然不知，听起来倒不难听。唱完看唱片上的字，才知道是菏泽专区二夹弦剧团黄云芝唱的《站花墙》，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黄云芝的名字。

　　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一出《魏隆民忘本回头》的戏在山东全省火起来，演的是费县某大队支书魏隆民贪图安逸享受，不愿艰苦奋斗，后来转变思想的故事。我的语文老师高新范是个文艺爱好者，他要组织学生业余排演这出戏。高老师亲自改编剧本，担任导演、唱腔设计，还兼任二胡演奏。我被他选中进了剧组，饰演县委书记一角，同班女同学于玉英演魏隆民，另一女生演魏的妻子。唱腔采用四平调，同学冯守席吹笛子和高老师配音，乐队只有他们两个人。我们这些小学生哪会唱什么四平调啊！全都是高老师教一句学一句，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高老师一边拉弦一边唱：“有大雪乱纷纷飞满天”，饰魏隆民的于玉英立即跟唱。不久，我们竟然都学会了，可以串起来排练了。

我的角色只上场一次，到魏隆民家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只有道白没有唱，前后也就几分钟。我上场，对着魏家问：“隆民在家吗？”他妻子走出来答：“不在，他去某某了。”我说：“去把他叫来！”魏隆民上场后，我批评几句，并让他好好想想，然后就下场了。第一次面向同学们排演后，同村的同学赵化一见到我父亲，说我在学校参加演戏了，父亲问：“演啥戏？”赵说：“演县委书记。”父亲噗嗤笑了：“还县委书记呢，弄个公社书记也不孬哟！”无论如何，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登台演戏。

在鄄城六中读初一时，县豫剧团来到集镇上，在露天的戏院里演《祖国的西藏》，是新编的反映西藏平叛的现代戏。晚自习时，锣鼓声顺风飘过来，同学们都知道“黑二妮的戏来了”。“黑二妮”是剧团旦角主演刘翠峰的绰号，那时她已成名。当晚打过熄灯铃，学生都睡觉之后，几位三年级的男生偷偷溜出去看戏，被老师发现。在第二天的全校大会上，他们受到严厉的批评警告。我也受到了诱惑，但没有胆量像师兄们那样越墙而出，只好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跑到戏院看了个不要票的戏尾巴。戏院的规矩：散场前半小时敞开大门，允许免票进入。

一九六四年，我在菏泽一中与戏剧还有过一次亲密接触。学校要开文艺晚会，要求各班都报节目参演。我们班经过商议，决定自编自演一出话剧，反映同学们摒弃错误思想，走又红又专道路的风貌。剧名《作家与X》，由我和聂旭编剧，王永昌和郑灿亭等演出，受到全校的好评。当年，学校为了配合形势教育，还组织学生到老人民剧院去看豫剧现代戏《社长的女儿》，那个剧团演出的记不清了。至此，我对戏曲还说不上喜爱，更谈不上偏爱哪个剧种。开始爱好戏曲，喜欢听愿意琢磨，还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中。

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