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趣事拾遗之～～～～学哥。同事

十二道茶（恕不加微信好友）

　　刚才，先生告诉我，学哥饶开宇来电话邀请我俩明天去崇州市街子古镇耍，他们班（川师附中老三届新制九年级）的同学明天在那里聚会。饶学哥告诉我们，明天将有好些我们俩熟悉的同学参加聚会，我们一定会很有兴趣的。我不由得也隐隐期待着起来。

先生告诉我，明天学哥汪振柯也会来，哈哈！汪学哥。从他当年被推荐招工回成都离开乡坝头，一晃45年了，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碰见过他。想当年我们俩一起共事，在建设公社六大队小学担任代课老师。记得他应该是1974年离开农村的吧，转眼之间就是45年了，不晓得汪学哥现在是啥子样子了，还是那个样子吗？方方正正的脸，薄薄的嘴唇，不苟言笑，特别是上课时候遇到学生不开窍的时候，气得咬牙切齿的，那俩腮帮子肌肉不断扭曲乱动的样子，到现在还浮现在眼前。哈哈！

说起当年在大队小学代课的日子，还是有点惬意的。为啥子？这又是一种耙和工分，并且是比较高层次的耙活工分哦，那是脑力劳动，绝不是看山那样的耙活工分能比的。1971年9月底，我的小哥哥和一批知青被成都市金牛区招工回成都，都分配进了区级厂上班，小哥哥被分配在成都市红旗塑料厂。小哥哥离开前在大队小学（施庙子小学）代课。他调走了，公社就安排我接替小哥哥的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了小学代课（公办）老师的教学生涯一直到1975年爸爸去世我顶替回城。代课，是当年未被调回城知青最向往的工作，代公办老师，更是比代民办老师的工资高，记得月工资24元，七十年代的24元那是相当不错的哦，起码可以解决一家两口的生活消费了。每月发现金14元，另外的10元年终决算的时候作为扣除生产队所分口粮的资金（一般都有剩余退回）。所以说，这样还是衣食无忧了。

自从开始代课生涯，日子就比较好过了。每天上午九点半上课，一直到下午一点半放学，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再也不用天不亮就出工，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关键是早上可以睡个懒觉，不慌不忙地做饭，饭后去上课。大队小学离我家一里左右，走路十分钟左右，只是要翻过一个小山坡，坡比较陡，起码五十到六十度，没有石梯，被人们慢慢地踩出了一个个的小坑。下雨就比较麻烦了，坡陡路滑，小坑里积满了水，必须小心翼翼的，一踩一脚水不说，稍微一不留神打滑会滚下山坡的哦。还好，几年来天天走，哪里有坑哪里该迈过，几乎闭眼都能走，所以还没有遇到过危险。如果是现在，还真不敢去试试了，绝对四肢总动员，哈哈！

就这样每天早饭_上课_下课_回家午饭，然后休息或者备课（当时很负责的哈，每天必须备课，改作业，且全批全改），还有每周一次家访。想当年去家访，那是相当认真对待的。我们基本都是两人或者三人一起，到学生家里，和家长聊天沟通，将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表现如实告知，那时候的家长对我们老师好得很，无比尊重，简直奉为神灵，同时他们对待自己的娃娃也绝不宠溺，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讲道理的蛮横家长。真的是民风淳朴啊！

我们大队小学一共有三个班，也就是二三四年级。好像没有一二年级，应该是在另外的地方。小学一共有四个老师，其中一个姓罗是校长，另外一个陈老师是民办老师，他们俩的家都是小学所在地生产队的。除了我以外就是汪学哥了。我们俩都是知青，并且是来自成都同一所中学的校友，他是我小哥哥的同班同学，都是高二的，他们俩关系也一直不错。

我们学校实行的是包班制，四个老师各显神通:罗老师担任全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课；陈老师包二年级的语算和全校的生产劳动课以及图画课、我担任三年级的语算和全校的音乐课；汪学哥担任四年级的语算和全校的体育课。我们分工合作，配合默契，相处融洽，学生们也都很听话，对老师很尊敬。放学后，我们四个老师还时不时地聚聚，打打平伙，各自拿出肉或者蔬菜打打牙祭，好开心😄😄😄。就这样，每天按部就班地过得倒也平凡平静。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1973年，国家决定招大中专学生了！听到这个好消息，知青们奔走相告，大家无比兴奋。据说是要考试，根据考试分数录取（现在并不稀奇），知青们更是激动万分，纷纷给家里写信，要求寄以前的教科书，然后利用出工之外的空余时间学习复习功课。我也不例外，小哥哥寄来了中学的语文算数资料，让我好好学习，准备参加考试。说实话，我是老三届初一学生，进中学才不到一年就遇到文革运动，学到的知识少之又少，只能算皮毛。语文倒还经常接触到，算数就惨了，中学的知识几乎没有。不过为了圆大学梦，为了脱离农村的苦海，再苦再累再大的困难都不怕。每天晚上回家，洗漱完毕，坐在小条桌面前，点上自制的煤油灯（用墨水瓶装上煤油，将瓶盖凿一个洞，用几股被盖线搓成粗条做灯芯，穿过铁皮做成的圆筒放进瓶内，浸透煤油即成），认真学习起来。每天都是语文代数轮流学习，一丝不苟地做作业。几乎天天都是就着昏暗摇曳的煤油灯光熬到深夜一两点才睡觉（我的眼睛近视就是那时候开始的）。由于有动力，学习的劲头挺足，效果也不错。只是代数自学起来有点麻烦，花的功夫也多些。幸好，有汪学哥辅导，我的进步很大。每天到学校，第一时间就把作业交给他检查，他也非常认真负责，全批全改哦！记得好像是学到开方和一元二次方程吧，我按照书上的方法做，汪学哥教我一种简便的方法做，问他为啥子书上没有用这种方法呢？回答 :我也不晓得，是当年老师这样子教我们的。呵呵😄！有了新方法，进度快了许多，同时学习热情更加高涨。不久，各个公社都召集知青举行文化考试。我们建设公社也不例外，举行了语文数学两场考试。好像是一共40多人参加，我考了第十一名。哈哈！比我预想的结果好得多哦。要知道，我们公社主要是高二和初二的同学，初一的好像只有仨人。看来学习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哈。汪学哥考了第几名记不得了，总之名次靠前。想到不久县上就要举行全县知青统考，同学们依然各自抓紧时间熬更守夜继续苦读。谁知道，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打破了所有知青的大学梦，我和汪学哥以及其他代课知青只有老老实实地继续挣着这个耙活工分。

时光如梭，转眼又是一学期，我包的三年级升到四年级，汪学哥的班升到五年级。我们还是各自承担着相应的课程。但是，问题来了。我的算术课程进行到了应用题部分，那是我最讨厌的东西，说老实话，很多问题我都没有搞醒豁，特别是追击应用题，什么两地距离多远，甲和乙各自速度多少，分别从两地出发，问何时相会或者谁好久追上谁啊？或者一个水池这边进那边出，问何时灌满水池啊，就像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唐杰忠说的那段“吃饱了撑的”，越想越糊涂越想脑壳越痛。基于如此，便请教汪学哥，做到了不耻下问，搞懂了一些，这样也只能勉强对付一下。一天，汪学哥告诉我，他有一个办法，我们俩都应该如愿 : 我包四、五年级的语文课，他包四、五年级的算术课。他正好不喜欢教语文。啊！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我也不会误人子弟了哈，否则真是良心不安哦！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我们俩请示了罗校长得到同意，第二天开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一哈就感觉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我们两个年级的语算课程做了调整（错峰出行，哈哈！）。记得一天，我空堂（没有课），悄悄地来到四年级教室外面窗下，听汪学哥上课。他正在解一道应用题，听他一步步地分解题，步骤很清晰，我如醍醐灌顶，一哈就听懂了，咋个那么简单啊？只能说他太会讲了。一会只见汪学哥说 :“好了，这道题讲解完了，下面请同学们做书上XX页第XX题”。同学们安静地埋头做着作业。几分钟后，汪学哥叫停，请了几个同学上讲台演算本题，几个同学在台上手握粉笔望着黑板默默地不动。。。。。。最后，汪老师稳不起了，看见没有一个同学演算出来，气得无语，赶将下台。他耐着性子又将题从头到尾分析演算了一遍，然后问同学们懂了吗？没有回应，请几个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都很茫然，结果看来都没有懂。这下汪老师气腾了，脸铁青，牙齿咬得咕咕咕的，将就手上的粉笔就掟过去，请起来一个答不到就掟一个，哈哈！同学当然不敢爪子了。不一会，地上到处都是粉笔头子。汪老师恨铁不成钢啊！汪学哥又讲了一遍题，同学们很认真地听讲，终于，有一两个同学搞懂了，回答正确，汪老师终于笑:-D了，哈哈！下课了，汪老师第一时间命令同学们赶快将地下的粉笔头捡起来放讲台上才能出去耍，噢耶，同学们放风似的飞出了教室。看来，学懂容易，要教会别人难哪。所谓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不容易啊。我虽然听懂了，但是要我去怎样教懂学生恐怕不得行哦。这就是差距哈，墨水少喝了好多年哦！我真的对汪学哥佩服得五体投地！

1974年底，汪震柯调回了成都工作，我仍然在六大队小学代课，直到1975年10月23日顶替父亲正式调回成都川师工作。这么多年，时常回忆起当年代课的点点滴滴，汪学哥的身影和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脑海里。他对我帮助很大，一直是我尊敬的学长、良师、大哥、同事和朋友。

汪学哥，你还好吗？期待明天和你相见哦！

2019年4月13日夜于青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