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看过此文的盆友请飘过。我主要是在抢救。新浪博客将我的文章删除了一百多篇😭😭😭</h3> <h3><b> 大 兵 看 电 影</b></h3><h3> 我穿上军装的辰光，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交界处。那会儿部队的文化活动很单调，没有电视，除自编自演些小节目以外，唯有看电影了。
那时候电视机可是稀罕之物。寻常百姓家是见不到的。记得我当时在传染科工作，上面考虑到传染病人被圈养的滋味不好过，专为他们配了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才过中午，几个安徽凤台的病号就轮番把头伸进办公室里打探：“护士，今天晚上晃（放）不晃电视？”我被问烦了，冲着他们大叫一声：“晃!”
这世界上还真有乌鸦嘴，我们那台电视机从此就只能晃了。荧屏上一道道横杠杠“唰唰唰”一刻不停地往上翻，其他内容一概无有。即使这样，活动室里还是挤满了人，全神贯注地看这“晃”着的电视，毫无怨言。
还是继续说电影的事。刚到部队头两年，我们能看到的电影差不多就是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看，一边看一边跟着唱，从不会落掉一句唱词。现在想想，这样宣传普及样板戏，也不失为一个全民学习京剧的好机会。呵呵。
后来，解禁了几个战争题材的片子，像《地道战》、《地雷战》、《侦察兵》等等，总算是可以换换口味了，可谁知这几出作品依然是反复地放、反复地看。“各村都有许多高招”“不见鬼子不挂弦”等经典台词成了大家的口头禅，“红苹果、金达莱”自然也变成我们惯用的的接头暗号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因为模样有点像《侦察兵》里的小豆豆，从此这个“豆豆”的外号就叫开了，且几十年间与她形影不离。
我们分部有个不太大的大礼堂，幸运的时候，我们可以排着队去那里面看电影。电影放映前，各单位之间要互相拉歌，很是热闹，只见每个方阵里都会站出个大嗓门来，哇哇哇地喊着：“XXX，来一个！XXX,来一个！”“12345，我们等得苦：1234567，我们实在等不及！”。此起彼伏。于是某个斗败的单位就集体扯开喉咙高声唱起来：“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在礼堂里看电影规矩很大，电影没放完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都不得离场。有一回周末，我们所的老炊好像刚劫了个盐贩子，烧出一锅齁咸的菜来。我们刚吃完饭，连一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去大礼堂了。记得那天放映《连心坝》，银幕上在开闸放水，我嗓子里一个劲儿地冒烟，直往下咽唾沫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就佯装去上厕所，到洗手间里灌了一肚子自来水。还是不解渴，怎么办？我去门口对礼堂门口的哨兵说明原委，再三请求他放我回宿舍。谁料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断然拒绝了。无奈之下，我只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去，然后埋伏在矮小的灌木从中，等那个发现动静前来察看的哨兵离开后，赶紧拔腿往家跑，去喝一大杯盼了又盼的白开水。这事被领导晓得了，第二天尅了我一顿。现在想想真是作孽。只是为了一场电影，一杯水，至于吗？
我们那时每天干活很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而每次能看到的电影内容又几乎都是重复的，大脑皮层已经失去兴奋功能了，所以我们看电影常常会看着看着就开始呼呼大睡。记得有一次放《英雄儿女》，还没等王芳开始唱“炮声隆隆战旗飘”的大鼓书时，我和旁边的战友苏菲就靠在椅子上去了“舒州”。等我俩被人推醒后睁眼一看：坏了！电影早就散场，所有看电影的人都已离开。回到宿舍，我俩又挨了班长一顿训斥。
我们所里有一位特招的女兵小王，她的哥哥是工程兵，打坑道时不幸牺牲了。她的父母向部队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让这个妹妹当兵，于是乎她就在我们参军八个月时走到了我们身边。小王连小学都没有读完，识字甚少，脑子倒是还蛮好用的。她那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星期五下午向大家通告当晚放映电影的名字。她会早早跑到政治处去打听，然后四下里散布影讯。那次礼堂明明是放《火红的年代》，她却告诉我们是《粉红的年代》。我们去礼堂时都特别兴奋，要知道一个“粉”字包含了多少悬念啊。谁料想结果还是看了个“高大全”。唉。还有一次更离谱，她说晚上的电影是《火车压死了儿子》，我们都听不懂，问她，究竟火车压死了谁的儿子？她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放了朝鲜的影片《火车司机的儿子》，那个“儿子”也根本就没被压死。
部队调防到皖南大山里后，我们就不再享有进礼堂看电影的待遇了。我们单位没有放映队，每次只有眼巴巴的盼着上面带着片子来慰问。上面体恤我们这些小兵的心情，所以每次带给我们的都可谓“饕餮大餐”，大到无法消化的地步。
我们的营房四周没有围墙，选择放电影的地点也就是一块稍稍平整些的泥巴地。每次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都会像风一样不胫而走，方圆几十里的的百姓在天还没黑下来之前就已经向我们发起总攻了。
刚开始时放映队勉强能按原计划进行，但乡亲们兴奋的心情难以平静。哭的、喊的、笑的、闹的，啥样的都有，最厉害时竟然挤倒了放映机。我们与其说是看电影，实际上坐在那里和电影毫不相干，既看不见、也听不清。睁着眼睛干着急。
记得有一回，上面通知说晚上要放电影。消息传出不一会儿，营房周围就开始有老乡在转悠了，然后人数翻倍地往上递增。全院人员被集合，政委站在队伍前面训话：“……现在这种情况，部队的安全隐患是很大的。大家看见了吗，外面那几条血淋淋的马腿？一看就不是好人。今天的电影取消放映，各单位带回”。
电影看不成的遗憾被政委嘴里“血淋淋的马腿”给我们带来的好奇心取代了。队伍一解散，我们就狂奔出去寻找。没见到什么带血的马腿，只有几个穿着那年头最时髦的大红球裤的农村小混混。政委是蒙族人，草原情结也太严重了，看啥都像牲口。
营区里晚上限电，不看电影只有去睡觉。睡了不到两小时，突然号声大作，把我们全都吓了一跳。赶紧打好背包、排进队伍里。要去哪儿？去哪儿？哦，原来是去看电影。
我们背着背包爬上派来接我们的几辆嘎斯51和解放牌。汽车沿着被训练坦克压过不久的坑坑洼洼的黄土坡，像划船似地开了半个多钟头，终于在一个荒郊野地停了下来。我们坐在各自的背包上开始欣赏电影。山里的野风嗖嗖地刮来，阴冷阴冷的。尽管排除了外界干扰，可我们也已经被折腾得疲惫不堪了。兴味索然。
电影一部连一部地放着，那夜晚，长长短短一共放了八部片子，看到早上五点多钟才回营房。
倒在床上睡了不一会儿，教导员又把我们拎起床去干活。半梦半醒间。不知是谁问了一句：“喂，还记得昨晚上放了哪几部片子吗？”大家都一个劲地摇头。我唯一能记住的就是一部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其余的，统统还给放映队了。
当然 ，电影的感染力还是毋庸置疑的。以前我们看《白毛女》，看一回抹一回泪，恨死了用锥子扎喜儿脸的黄世仁娘；再后来，朝鲜那嘎达向我们投放了一颗重磅的催泪弹：《卖花姑娘》，不知骗取了中国人多少吨眼泪。哭是女人的专利，看电影时我们可以带上手帕放肆地擦拭着。男兵很憋屈，想哭又不敢哭，何况是为了个虚幻中的麻花姑娘（当地老百姓都这么称呼）。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在师部宣传队的时候，有一天看电影《白求恩大夫》，王副队长坐在我旁边。刚开始我感觉到他在小声的抽泣，哭声渐渐放大，到后来他再也hold不住了，索性大哭起来。我顾不上擦自己的眼泪，手足无措起来。想给他递上块手帕，又怕引起误会，只好任他去嚎啕了。他可真是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他被英雄所感动，我被他所感动。
二十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那时候也很风靡。不记得是不是那部《宁死不屈》上面的插曲了，反正有一首歌，流传甚广。战友小谢总爱背上小手风琴，用所谓的阿尔巴尼亚语自拉自唱，其中有一句歌词听上去很像“才开面包店”，后来大家不是叫她“阿尔巴尼亚”，就是叫她“面包店”，她的真名早都快被人遗忘了。03年战友大聚会，她没有参加，一些关注她的人就问道：“那个阿尔巴尼亚怎么没有来？”
看电影看成了精。即使是反反复复放映的老片子，也要从中看出点新意来，这才叫做“贼不走空”。我在学校读书时就看过的《英雄儿女》，到部队又继续操练。看了白看多没有意思啊，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决定跟着电影学习王芳为两位炊事员演唱的那段大鼓。于是我们再看这部电影时，记词的记词、记谱的记谱，最终将其拿下，并搬上了我们自己的舞台：“......说老李，唱老赵，老李老赵有功劳，饭香菜美......”，有板有眼，还真像那么回事呢。
那年头的电影视爱情、婚姻等内容为绝对禁区，美女更加属于洪水猛兽，要狗血淋头，一棍子打倒。但美好的东西却始终顽强地生长在人们心里、永远挥之不去。文革刚结束时，部队放了一部舞台艺术片，其中有一场是中央歌舞团的《红绸舞》。两位女演员曼妙的身姿、秀丽的面容以及随着她们的手臂上下翻飞的红色长绸，竟然使得好几个男同胞当场晕厥，送到我们医院去治疗。医院里一位喝过洋墨水的军医告诉我，据有关资料介绍，这叫做“艺术倾倒症”。想不到，"电影"这玩意儿也同样具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