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往事 （二）

毛正亚

　　1972年1月从塘格木农场调到浩门农场，在浩门农场工作时，结识了新的朋友。记得我们刚到浩门农场时，副业二大队的单身年轻人只有陈罗彩，我们调去后陈罗彩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玩。还有两个开链轨拖拉机的男青年，在我们去后没有多久就调走了。那时张富如、赵鹤德、孙启合、张金碗、邓庆茂等虽然都已经有孩子了，但也都是年轻人，所以也能玩到一块。赵鹤德、孙启合后来也调到糖厂了。邓庆茂篮球打得挺好，再加上张金碗以及糖厂的吕瑞林、杜文智、孔令国、王载民等，副业二大队也能凑一个篮球队了。另外还由糖厂的女生组成一个女队，王淑珍打得最好，袁翠峰身高占优势，李兰芳、矫秀兰、项青兰全都参加。凡农场组织的篮球比赛，副业二大队男、女队都积极参与。闫选政有时会被场里选去担任裁判工作。张富如那时是会计，他喜欢打乒乓球，还喜欢下围棋，他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

　　我们刚去的时候，住在副业二大队家属院，晚上没事时，我们会爬上宿舍后面的墙头看场部大礼堂二楼窗口的灯有没有亮，如果亮了，就说明有电影，我们就会去看电影。这个爬墙头的角色经常由闫选政担当，因为他个子高、视力好。后来糖厂院子里的宿舍建好了，我们就搬了过去。吕瑞林家和王明杰家以前也是浩门农场的，他们家都是1970年才调到塘格木农场的，因此浩门还有他俩小学和中学时的同学，如田卷营、徐建国、朱孝利、栗树新、张炳臣等。他们有时也来糖厂玩，渐渐地大家都熟悉了。那时李爱民、田卷营、朱孝利都在电影队工作，田卷营负责卖电影票，那个年代文化娱乐比较少，也没有电视，因此电影非常受欢迎，有时真的是一票难求。我们看电影都是找田卷营买票。朱孝利是我们糖厂指导员朱万德的大儿子，朱孝利和李爱民都当过兵，朱孝利还给我们讲过他当兵时在玉树剿匪的故事。徐建国在农场医院工作，栗树新在铜矿电厂工作，张炳臣在青石嘴邮电局工作，他家就在场部围墙外南面的村子里住，可他并不是本地人，他家是河北迁来的移民，他哥哥张斌如是浩门农场的干部。

刚到浩门农场时，其他的单位不太认识人，我和范小宝也经常去机修厂玩。机修厂的张永朝、曹义忠、熊海民、郭更生等都在【公安中学】读过书，所以常在一起聊天。高济那时在一分校当老师，曹义忠和高济是发小，渐渐地我们也熟悉了。曹义忠、张永朝、高济也常来糖厂玩。高济的弟弟高鹏在【公安中学】时和我是同班同学。高济在浩门农场宣传队呆过，他风趣幽默，我们喜欢和他闲扯聊天，高济也喜欢下围棋，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高济围棋下得很不错，曾获得过海北州围棋比赛第一名。

曹义忠、熊海民个子比较高，篮球打得挺不错，是机修厂绝对的主力。张永朝个子不大但也很喜欢打篮球，也打得不错，球场上挺灵活，比较能跑。张永朝还有裁判证，除了当运动员他还担任裁判。机修厂还有一个袁万秀，篮球、乒乓球都打得挺好，再加上郭更生、李万军、李志国等，因此那时机修厂篮球队的实力，在浩门农场是数一数二的，几乎每次农场举办的篮球比赛，基本上都是机修厂队和场部队争夺第一名。这也是农场举办的篮球比赛中最有看头的压轴戏，争夺激烈、高潮迭起。主裁判一般都由张祖德老师担任，他反应灵敏、执法严格。肢体动作夸张而滑稽，也成为球场上的一道风景。机修厂女队的实力也不俗，有陈云芳、李秀乔、田雪玲、郝淑娥等。那时候李志民也在机修厂，记得看过他在宣传队时和熊海民演过日本兵，我那时和他还不熟悉，他上大学毕业回来后，我们才逐渐开始熟悉的。他比我先调到农建队，我后来调到农 建队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好几年。

1976年糖厂停产后，糖厂的大部分人员都陆续分了出去。我那时闲着，特别想去上学，那时候上学都是由农场推荐的。当时政治科的科长是李清明，我头脑一热给政治科写了一封信，希望农场也能推荐我去上学，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石沉大海。在那个年代，我的家庭成份一直羁绊着我很多年。糖厂停产后王明杰被抽到劳改局的追捕办公室工作近半年时间，后来范小宝接替王明杰到劳改局追捕办公室，被派往各省抓捕那些探家后常年不归的就业职工。范小宝在外面跑了有半年多，直到1977年听说要恢复高考，才回糖厂来安下心复习功课，备战高考。那时候报名要通过农场政治科，范小宝和我都报了名，后来政治科的齐富昌来糖厂洗澡时告诉我，因为我是初中毕业，不够报考条件所以场里没有批准。

糖厂虽然停产了，但那时候糖厂院子里住的人还是挺多的，分到副业二大队的人还是都住在糖厂。糖厂有篮球场、有乒乓球桌，可供大家锻炼和娱乐。韩英民队长甚至还有一副麻将牌，我们打麻将就是那时候学会的，输了就贴纸条子，或者钻桌子。那时候糖厂还是挺有人气的，王载民、周光新、韩树堂、郭中华、李忠盈等象棋爱好者，时常在糖厂摆开棋盘厮杀，没见谁服气过谁。机修厂张永朝和医院的徐建国经常来找我们打扑克。打升级、打拱猪、打百分等，人比较多时就两副牌合在一起打五八王，输了也是钻桌子，玩得挺有激情的。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打扑克有时都可以打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有点不可思议，也许是精力太旺盛了。那时糖厂因为有锅炉，大队还在糖厂院子里建了浴池，每星期开放两天，副业二大队的理发室也搬了过来。

期间青海中药厂经农场批准，利用糖厂的锅炉和车间，安装了蒸煮锅和提炼设备。他们开始在农场大量收购中草药莨菪，并在糖厂的车间进行提炼加工。中药厂来了一个叫李富银的技术员和一个工人小张（小张好像叫张世奎），他们吃、住也在糖厂。我也帮他们做了一些工作，帮他们安装和维护设备，相处得挺不错。在维修设备中，如果有需要机加工零件时，我就带他们去找机修厂的张永朝，介绍他们与张永朝认识，那时张永朝是机修厂的技术员。

糖厂停产后，记得政治科李洪锦曾到副业二队找我谈话，说是准备调我到电影队去卖票，没隔几天他又来过一次，告诉我已经基本定了，让我等通知，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不了了之。1978初年的一天上午，副业二大队朱万德教导员来糖厂告诉我，说是场里要调我到学校去，让我去场里报到。我一听有点吃惊，我一个初中毕业的人，我到学校能干什么？朱教导员说场里的意思是糖厂没必要再留人了，可能要调你去学校教书。我一听更急了，我就对朱教导员说，我自己半斤八两我知道，学校我是不能去的，我自己联系去基建队吧。那时基建队已经更名为农田基本建设队，尹其瑞在那里当大队长，我就赶紧骑着自行车，去农建队找到尹大队长，我把情况给他说了后，我说把我调农建队来吧，他说可以，他当时就去了场部。就这样我调到了农建队。

刚调去农建队时，农建队有一个豫剧团，主要是由就业职工组成，也有一些青年队分去的青年男女。糖厂的朱元智也在这个剧团，他有时候还上台出演个角色、跑个龙套什么的。大队就让我先去这个剧团管管舞台音响、灯光等。在这个剧团时，也不忙，毕竟没有多少演出，剧团排练时我去不去都行。在我印象中，在农场只演出过几场。农场为了拉煤方便，还派剧团到红旗煤矿演出过两场。我去后没有多久，这个剧团就解散了，我又干大队统计和行政管理员，发发办公用品，还管着几架马车，负责给队里的干部和工人家拉生活用煤。行政管理员干了半年多，后来汽车队王忠良的儿子王新民调来了，他接了行政管理员，我就去泥工班带班了。那时候农建队有泥工中队、木工中队、还有一个砖瓦窑。泥工中队的中队长是张大兴（他老婆是学校的老师张恩德），指导员是李 荆。泥工中队设三个泥工班。这三个泥工班由李志民带一个，我带一个，梁龙金带一个。因为他俩都已结婚成家，他们带的泥工班一般都在场部附近干活，我带的这个泥工班，基本都是干离农建队比较远的地方的活，人员一般都是需要住在工地的。

门源县检察院和门源县粮食局的几排办公室和家属住房就是我带的泥工班去建的。记得有一次我坐着张金碗的车往门源工地运材料，在快到四大队路口时，看见前面有沙尘暴，像一堵巨大的墙似的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我们赶紧把车停在路边，不一会沙尘暴就盖了过来，真的是遮天蔽日啊，车周围一片土黄色，什么也看不见。那时的车密封很差，在车里也被尘土呛得受不了，当时的能见度也就只能看见汽车的车头。这时候突然看见场部的林光泽推着自行车出现在我们的汽车前，他大声地问我们这里是哪里，是不是快到场部了？我们赶紧让他坐进驾驶室，只见他满身满脸都是尘土，连牙齿上都是。他是从队上回场部，被沙尘暴袭击了。我们一直在路上等了有半个多小时，沙尘弱了些，才继续赶路。我们在门源干活时，我们都是住在工地的，晚上很无聊。门源有两个电影院，州电影院和县电影院，只要有电影，我几乎晚上都去看，看过的也看。

在门源县粮食局盖房子期间，农建队安排了两架马车给我们工地拉石头和沙子，石头和沙子都是到浩门河的河滩去捡去挖的。这两架马车白天给工地拉沙石，晚上就在浩门河滩搭帐篷露营。有一次浩门河晚上发大水，两架马车连人一起被困在河中间的一小块高地上。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早上老乡跑来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人被困在河中间了，我赶紧到粮食局办公室给队里打了电话，紧接着又带着人赶到河边，只见水比平时大了好几倍，而且水流湍急。那块小高地被洪水包围着，离岸边5、60米远，只剩下长约20米左右，宽约10米左右还没有被水淹没，没有看见马。赶车的那俩人已经把两架马车尾对尾放在一起，车上堆满了石头，这又比那块小高地高了一米多，他们俩人就坐在马车上的石头上，腰间还系了一条绳子连在马车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救他们。经过观察，发现河水已经不再继续上涨了，他们俩人也注意到了，显得不那么紧张了。我们就一直在河边等着，河水开始下降，队里的拖拉机也来了，还带来了绳子和一个充好气的内胎，一起来的还有指导员李 荆，他也在糖厂干过指导员。我们商量后，认为水已经开始退了，就不派人冒险涉水过去了，我们就等着水退下去，但拖拉机先不要回去，以防情况有变。中午时我们轮流回工地吃饭（我们工地自己开伙）。水下得挺快，期间赶车的那俩人几次想涉水过来，都被我们制止了。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水退得和平时差不多了，他们俩人才拄着铁锨把涉水过来。他俩人过来后我们了解到，他们晚上搭帐篷的地方本来就是要涉水过去的，不过平时水没有那么大，他们之所以要过河搭帐篷，是因为他们晚上在那里抓鱼比较方便，没有想到会发洪水，六匹马天刚亮就涉水跑了。气得我一顿臭骂，他俩说这一次吓坏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叫他们俩人赶紧吃了饭去找马。回到粮食局工地后，我打电话给队里汇报，才知道那六匹马中午就跑回队里的马号了。我就让他们俩人回队里去牵马。第二天他俩人牵着马回来，把马车拉了出来。

　　门源县粮食局的活干完后，我们回农场又到副业一大队榨油厂建精炼车间，那时高济在副业一队的一分校当老师，我常去他家聊天。赵庭燕医生的儿子赵东刚毕业在家待业，无事可做，就和几个榨油厂的家属在我们工地当小工。那时候工地的小工工作一天的工资是2.1元，许多人都想干，不过工程小，我只能安排四、五个人。那时普通平房的造价也很便宜，包工包料每平米不足百元。在这期间我还和沙连成一起去过广州出差，去带回被广州公安局收容的一个探家不归队的就业职工杨绪曾，他原来就是我这个泥工班的，他是广东人，是个单身汉，头脑不太清楚，常自言自语，但基本可以正常交流。他探家后不归，在广州市流浪，在治理盲流中被广州市公安局收容，通知浩门农场去带回来。我们到广州后，一出火车站就感觉到和我们西北不太一样，已经是十月份了，广州还挺热的，人们的穿着打扮比我们大西北前卫。火车站一带有一些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花衬衫、并敞着怀戴着蛤蟆镜的人，他们会拦着旅客兜售蛤蟆镜和计算器。我们住在劳改局招待所，我对广州的各种粥印象不错，肉粥、鱼粥、猪肝粥、皮蛋粥等等，花样繁多。

1982年在糖厂院子里建医院大楼时，也是我带的这个泥工班先进入工地的，因为我当时还住在糖厂院子里，就让我先负责验收老乡拉来的用于建基础的石料。记得是巩玉杰场长和生产科的铁轮来定的建医院大楼的具体位置，放完线后我们就开始干了。先挖地槽，下石料建基础。医院大楼工地全面铺开后，三个泥工班全都上了。

1982年我还和劳改局改造处的杜惠民副处长、劳改局办公室杨主任一起去遣送广西的宽转人员。我从浩门农场出发，带去了浩门农场的两卡车宽转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和随身行李，在西宁人民浴池后面的德令哈农场办事处集中。劳改局这批宽转的都是原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县团级以下的人员，各个农场的都有，都在德令哈农场办事处集中后再按省份组队。这些人都是刑满释放留场就业多年的，绝大部分都已结婚生子，有的孩子都十多岁了。我和劳改局改造处的杜惠民副处长、劳改局办公室杨主任一起负责遣送广西的。在西宁各个农场的宽转人员都集中好后，大一点的行李都托运了。我们负责遣送的广西的宽转人员坐上火车出发时，宽转人员加上家属、孩子快占了半个车厢。在郑州转的车，还在郑州住了两天。那时劳改局有一个工作组住在郑州，专门负责接应遣送宽转人员转车的，他们提前就和火车站沟通好了，并且买好了火车票。到达南宁后，我和杨主任又分头把他们送交到各个县公安局。我们在广西期间，由于遣送的人员比较分散，有的县只送一家人也要跑一趟。那时交通不是很方便，有时候去到县城，办完交接后就没有返回的车了，就得在县城住一晚上。柳州周边要遣送的宽转人员比较多，我们在柳州住的时间比较长，在桂林住了7、8天。在柳州时我们是住在广西劳改局招待所，我们还在广西劳改局的安排下参观了两个劳改农场。记得其中一个是柳州附近的露塘农场。两个农场种植的主要作物都是甘蔗和橘子，露塘农场还有一个糖厂，规模比我们的糖厂大多了，周边农村种植的甘蔗也卖给他们。感觉那时候办事都比较好办，遣送宽转人员时，到县公安局一般拿出介绍信就可以了，基本上他们都是很快就表示接收，偶尔遇到对方面露难色时，就把我们带的红头文件（记不清是中央的还是公安部的）给他们看，其中有一条的大意是：对这些宽转人员，要尽量分散安置在社会上。有家的回家，有亲的投亲。当地政府应积极做好安置工作。他们看后也就接收了，整个交接过程基本上都比较顺利。估计当地公安局应该也接到过他们上级关于接收安置宽转人员的文件，因为当时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这次出差的时间前后近一个月。

农建队的会计张富如调西宁之前，一直鼓动我接他的会计工作，我觉得会计工作是很难做的，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我怕干不了，所以不敢接，我还是在工地带工吧。后来是徐红莲接了张富如的会计工作。

1982年底开始我经常会感到心跳气短，有时候会突然感觉上不来气，四肢发软，而且脖颈上还长了个小包。到西宁劳改局职工医院检查后，又让我去省二医院肿瘤科检查，检查结果我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需要住院治疗。在省二医院住上院后，经过服用放射碘131后，甲亢基本治愈。

在农建队工作期间，那时候生活物资比较匮乏，有一年春节前，为了丰富农建队干部、工人和家属的节日生活，队里派我和李志民一起，跟着张金碗的车去甘肃的民乐收购猪肉、鸡肉。那一次我们在快到民乐的扁都口老乡的石灰窑住了两天，因为先要帮他们拉煤，他们才会帮我们安排收购他们村的猪肉鸡肉，张师傅帮老乡的石灰窑拉了两天煤，期间轮胎爆了两次，我们又补又换，挺累人的。感觉那里海拔挺高的，有点上不来气。晚上我们和老乡同睡在一个大炕上，那个脏就不说了，还弄了一身虱子。拉完煤后再到民乐老乡村子，我们抓紧收购猪肉鸡肉，又连夜返回农建队。到家时都快凌晨5点了。到家后我把全身上下的衣服换下来都扔了。我那时候还住在糖厂，我在家休息了一天，等我再到农建队时，猪肉鸡肉都卖完了，我什么也没有买上，我白辛苦一趟，还搭上了一身衣服。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实在，都不知道提前给自己留一点。

1983年夏，我被调到农场六大队。刚调过去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跟着大队部的几个人锄了几天草。秋收前还到场部参加了一次民兵训练。后来把我安排到机耕队，就等着秋收了。在六大队时，我住在程孝雄家隔壁，程孝雄没事时喜欢在家干点木工活。他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门口高高的架着一个鱼刺般的天线，可以接收到门源的电视信号。那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霍元甲】，每晚一集。我晚上没事就去他家看电视，虽然信号不是很好，有雪花，但电视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乒乒乓乓的武打动作，着实让人耳目一新、欲罢不能。

秋收开始后，我和张湛上第一个夜班，眼睛就受伤了。当时非常疼，在大队医务室打了一针吗啡，就把我送到场部医院，在场部医院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陈罗彩开救护车把我送到了西宁劳改局职工医院，到职工医院已经是下午了，眼科的李裕斌医生和曲莉医生马上给我做了手术。在住院治疗期间，因外伤性白内障继发青光眼，又做了一次手术，摘除了晶状体。我住院期间，吕瑞林正在西宁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开会时突然咳血也住进了劳改局职工医院，每天做完治疗我们就在一起聊聊天，打发无聊的住院时光。他治愈后就回农场了，我一直到84年春节前因为要过年了，医院就让出了院。出院时受伤的眼睛仍未完全消炎。春节过完后，又去劳改局职工医院住院治疗。在此期间，看到一本杂志上介绍上海铁路医院可以手术安装人工晶体。眼睛消炎后，我就回到农场申请去上海治疗眼睛。当时农场党委书记是董麦仓，农场批准后，我于四月中旬去上海求医。在上海几经周折，跑了多家医院，期间受伤的眼睛还发生了视网膜脱离，又在上海第三人民医院做了环扎手术，以复位视网膜。因我曾经有甲亢病史，最后人工晶体也没有装成。我于国庆节后回到了农场。那时农场各个农业大队已经开始讨论并落实按作业组承包生产任务了。这应该是浩门农场农业单位的第一轮比较大的改革。

我是1985年1月调到电影队的。我调到电影队时王洪涛是队长，放映员有林生、孙翔(孙旭东的儿子），邵炳芝负责售票。后来孙翔调到押犯大队当内看守去了，又调来了王建华。电影队当时属政治科领导，那时政治科的科长是朱正金，他也在电影队工作过，曾经是王洪涛的师傅。朱正金科长也会常来电影队检查指导工作。电影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头叫孙林，江苏人，是农建队的宽转人员，因无家可归年纪又大，场里就安排他在电影院打打杂。他孤身一人，养了一只猫。现在想起来孙林还是个抗战老兵，他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曾随国民党远征军去过缅甸。可惜我当时没有更多地去了解他，他身上应该有一些抗战故事的。电影院每次从门源取电影片回来时，他就在黑板上写上影片名字挂出去，有时候还帮忙看看门。

记得调到电影队没有多久，场部要建办公楼了，场部的旧招待所和一部分旧办公室都拆了，腾出地方建办公楼和锅炉房。听说办公楼盖好后通暖气时，也会给电影院安装暖气片通上暖气，听了挺高兴的。后来也确实给电影院安装了暖气，不过没怎么送过暖气，后来又把电影院的暖气片拆了，安装到新建的招待所去了。电影院冬天还是靠四个汽油桶制作的火炉烧煤取暖。不过那时候由于电视的兴起，电影院已日渐衰落，冬天看电影的人就更少了，所以电影院冬天放映电影的场次也少了许多。

电影院有一辆山东750三轮摩托车，是去门源取、送电影片用的。摩托车的发电机经常出故障，因此电瓶经常会亏电，每次电瓶需要充电时，王洪涛就拿到学校的电工张金树那里去充电，很不方便，我就自制了一个充电器，不仅解决了电影队摩托车充电的问题，连法庭和侦保科的摩托车需要充电时，也会找我们帮忙充电。我在电影队学会了开摩托车，并且考取了摩托车驾驶证。每次取、送影片都要去门源的海北州电影公司。冬天骑摩托车真的非常受罪，尽管穿着皮大衣，到了门源双腿还是冻得僵硬，几乎都不会走路了。夏天路两边都是养蜂的，蜜蜂打在脸上生疼，还被蜜蜂蜇过几次，最离奇的是还被蜇到过舌头，那种感觉用现在的话说那可真是叫个酸爽啊。

　　我调到电影队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不那么景气了，电视机已基本普及，农场也已经在四大队建了电视差转台，虽然当时只有四个电视频道，但也可以足不出户便知晓天下事了。尽管农场场部附近这一片只有我们一家电影院，但由于受电视的影响，平时电影院的上座率都很低，除非一些比较热门的影片，电影院门口才显得有些热闹。记得电影《少年犯》刚上映时，州电影公司只给我们安排了一天时间，我们提前一天就张贴出了预告并开始售票。拿到影片后，白天在场部放映了两场（其中学校包了一场），接着又到各押犯大队的监狱巡回放映。这个大队还在放映，下一个大队的拖拉机就已经等在大院门口了。就这样马不停蹄地直忙到第二天早上8、9点，演完直接从队上把影片送回州电影公司。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也放映了两场，那个小演员演技太好了，看哭了许多人。让人血脉偾张的电影《第一滴血》也放映了两场。另外武打片如《南北少林》、《神鞭》等也是白天一场，晚上一场。我们还放映过几场宽银幕立体电影《欢欢笑笑》和《抢手哈特》，可以说是也火了一把。上映《欢欢笑笑》和《抢手哈特》时，正好是全场各个大队的人分批来场部参加初中补习合格考试，人比较多，白天、晚上都爆满，而且连续放映两天，队上的人都坐着拖拉机来看。每当看到电影院观众席坐的满满当当时，工作起来都特有精神。但总的来说，电影已远远不及前几年那样受追捧了。

　　那时候省内外文艺团体走穴演出的挺多，也来我们电影院联系演出过几场。因为农场平时看文艺演出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这几场外来文艺团体的演出，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每次演出广告一贴出去，门票都不够卖。因为他们都是演一场就走，我们的电影院只有750多个座位，而每次来的观众一般在近千人左右，为了让来的人都能看上演出，我们就卖站票，电影院两边靠墙的过道都站的满满的。不然那些进不来的人就会在外面使劲拍门，里面的人也看不安生。每次电影院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侦保科一些票，并请他们帮助检票和维持秩序。

1987农场成立服务公司，电影队和小卖部划归服务公司，窦宏亮任经理，王洪涛任副经理。1987年初农场为了解决本场日益增加的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在乐都投资建了一个玻璃厂，邵炳芝调到玻璃厂去了。87年秋庞树德副场长带着电影队还去乐都玻璃厂慰问过几场电影。同年林生调甘肃天水去了。林生调走后，办公室副主任杨桃成的儿子杨清海从电视差转台调到了电影队。

1988年物价上涨，抢购风也刮到了农场，从柴米油盐到普通的日用品，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购，小卖部几乎被抢购一空。可电影队那时却更加不景气了，每场电影平均上座率不到百分之十，为了增加收入，电影队添置了录像机和电视投影机，不放映电影的时候就播放录像。甚至还买了两张台球案，搞了一间台球室。刚开始还热闹了些时日，渐渐地又冷清了下来，每况愈下。电影队就在这种情况下艰难地维持着。1989年王洪涛调走了，他们家是和杨军家一起调往云南的。他这一调走我和他就失去了联系。我和他是小学、中学的同学，又一起参加工作到了糖厂，这又在电影队一起工作了几年，是不是挺有缘分的。可那时候通讯太不方便了，他调走后，我们就失联了，这一失联就将近三十年，直到2018年12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打听到了他的电话，这才重新联系上，这一晃我们都老了。1990年初我受过伤的眼睛又出现了问题，那时我父亲已经离休回了上海，因此我向场里申请再去上海治疗眼睛，场里批准后，我又去上海做了手术治疗。1990年杨清海调回了老家河南，朱苏清、林 荣先后调到了电影队。

我在电影队期间，农场场部建了办公楼，办公楼的四楼有一个较大的会议室，场里一般的会议都够用，所以农场就很少在大礼堂召开全场性的比较大型的会议了。只记得有一次是农场的年度表彰大会是安排在大礼堂的，队上的干部、工人都来了。还有一次是1990年劳改局组织的塘格木农场的抗震救灾英模报告团来浩门农场，安排在大礼堂演讲，各个大队都来了。报告团里有何开银老师，他在塘格木的抗震救灾中荣获司法部授予的二级英模荣誉称号。还有同学闫选政和钱玉琴老师，闫选政所在的塘格木一大队被授予集体一等功，他个人荣获二等功。和英模报告团一起来的还有劳改局的文艺表演队，我的小学老师苗九茹老师也在这个文艺表演队里，报告团演讲结束后进行了文艺节目演出。

青海省武警总队文工团也曾来浩门农场进行过一场慰问演出，地点也安排在大礼堂。不愧是正规的专业文艺团体，演出的水平很高。

1991年初农场要搞程控电话，吕瑞林把我借调到了办公室，他当时是农场办公室主任，负责整个程控电话工程的建设工作。我到办公室之后，我们一起先规划了总的方案，线路分为东、西两条主干线，确定了线路走向和各个大队及各直属单位电话机配置数量，又制定了架设电话线路所需要的各种器材配件目录，并核算出各种器材配件所需数量，还制定了各项施工标准，并配上图示说明。青石嘴通讯站的教导员帮我们做了线路交叉配置图，还介绍我们到兰州军区购买所需的器材和配件。挖电线杆坑的任务分给了各个大队。接着，我跟着卢占奎副场长、吕瑞林主任一起前往定西拉运器材。我们先去一天办完各种手续，拉器材的卡车第二天下午到达，共十辆车，车到达后直接到仓库装车，因前期对各种器材的重量进行了计算，所以分配装车过程很顺利。装完车大家一起吃饭，然后连夜往回赶。当晚住在兰州，第二天在兰州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启程回西宁。回西宁时，我坐在彭乃奎的车上，出兰州没有多久，远远看见前面赵西彬的车停在路边，他的车前还挡着一辆青海海西州的车，他被三个人追打，彭乃奎赶紧停车，这时候三对三形成对峙场面，接着我们后面的车陆续赶到，形势逆转。最后这场由超车引起的纠纷，以对方给赵西彬支付150元赔偿而结束。

器材拉运回农场后，线路架设的任务由机修厂承担。我们把施工标准交给他们，以便他们在施工中按照施工标准的要求施工。并与他们就电话线路架设的细节问题进行了交流，那时熊海民是机修厂厂长，副厂长是周明新。周明新几乎每天都在施工现场组织指挥电话线路的架设工作。我也经常和吕瑞林主任一起去施工现场察看工程进展情况，对施工中遇到的问题现场进行协调解决。机修厂全力以赴，电话线路架设工作进展顺利，当年入冬前，电话线路架设基本完成。

期间我还跟吕瑞林一起去过青海大学和红十字医院了解考察他们使用的电话程控交换机的情况，经过了解对比，最后决定买华为公司生产的程控交换机，那时候的华为公司可没有现在这么强大。

1991年底我和吕瑞林一起出差前往深圳，去华为公司订购电话程控交换机。到达深圳和华为公司联系上后，接待我们的值班经理把我们安排在“海上世界”——“明华”轮上住。“明华”轮是集酒店、娱乐为一体的中国第一座综合性的海上旅游中心。住在“明华轮”上，并不觉得很豪华，当然我们住的肯定不是高档的房间，但是房间里有暖气，地毯也很柔软，这在冬季潮湿阴冷的南方，当时可不多见，住在这里让人感到很舒适。

那时的华为公司设在一幢不很大的楼里面的某一层，面积也就是几百平米（应该不包括生产厂房），但进去就能感觉到他们业务挺繁忙，在接待我们的时候，其他接待室也都有客户，而且他们的老总也亲自接待客户。办公室的每张办公桌上都有配置电脑，让人感觉很有档次，有实力。那时候浩门农场可能还没有电脑。在深圳呆了几天，去“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玩了玩。还去沙头角转了转，但我俩的边防证不能过去中英街，只能在深圳这边转转，这边的商业也挺发达的。记得卖游戏机、游戏卡的特多，我俩每人买了一个游戏机（就是接电视机玩的那种）。

和华为公司签订完合同后，因为已快接近春节，火车票非常难买，我们就乘飞机前往上海，去订购电话机。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有点小兴奋。飞机起飞时感受到了强大的推力。降落时耳朵有点疼。在上海办完事后，再乘火车回到青海返回浩门农场时，已经是春节前夕了。

开春后，我们开始架设连接机房到电话线路电缆，及通往各大队办公室的被复线，给各个大队和驻场武警配发并安装好了新的电话机。在场部机房外制作埋设了地线。并且由木工对电话室进行必要的装修，机房做了玻璃隔断。我在机房安装好各大队电话线路的避雷器和保险并编上号，把办公楼各个办公室的电缆线整理好也编上号，以方便与交换机连接。在深圳华为公司订购的程控交换机、配线架、备用电源等设备到达西宁后，我和楚富亭师傅用办事处的双排座到火车站提货并运回农场。华为公司的技术员到西宁后，我又乘坐刘洪涛的北京吉普，去西宁把他接来农场，在经过达坂山时，山上有积雪，华为公司的技术员很兴奋，我正好带着相机，我们就停车给他拍了张照片。

华为公司的技术员来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安装设备了，他吃住在招待所，我也陪着他同吃同住，吕瑞林还让我到小卖部给他拿了一条“红塔山”香烟。当时在西北“红塔山”是比较好的烟了，那时深圳比较流行的是“万宝路”、“555”等外烟，我们农场买不到。华为的技术员一到农场，就抓紧设备的安装，由于我们前期工作准备充分，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进展顺利，几天就安装调试完毕，正式投入使用了。就这样浩门农场的程控电话工程顺利完工，结束了手摇电话机时代，开始使用拨号的程控电话，但外来长途还要通过机房转接。当时机房的三个值机员是：汪 惠、吕建平、秦淑贵。此后我一直在办公室，负责交换机和电话线路的维护等工作。

吕瑞林于1992年调去了河北霸州，孟宁川调到办公室任主任。

在场部工作期间，我家住在小卖部边上的老家属院，左右邻居是朱玉珍和陈宗博，朱玉珍退休后住的是杜巧玲，杜巧玲调西宁后又换成朱永琛。后来我家又搬到了西边坡上新建的四小间，和倪斌、盖小林成了邻居，倪斌调走后又换成了李新民。我们这一排还住着白海军和张炳如。我们后面一排住着张海民、张锡军、陈国斌等。我2013年去看时，坡上的这几排四小间还没有拆，并且还有人住着。

1996年，根据司法部统一部署，从青海监狱系统调出一千名干警，分别调往全国十一个省份的监狱系统工作。各个监狱都做了充分的动员，许多人都积极报名。浩门农场那一次共调出干警和随调工人一百五十多人。我也是那一次调走的。从此告别了这个我为之付出了整个青春的浩门农场。

离开浩门农场后，我于2013年还回农场去看过。场部的老家属院都拆了，以前的办公楼已经改造成了单身公寓，招待所也拆了，大礼堂也拆了，农场中学也荒废了。浩门农场新建了更加漂亮的办公楼和警体中心，新建了接待站，还建了住宅楼。如今的浩门农场，工作及生活条件和环境早已是今非昔比。浩门农场那十几万亩的油菜地，每当花开季节，那延绵几十里的金灿灿的油菜花海，打造出绝美的旷世奇观。这里是中国最美的油菜花海之一，每年都会迎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观花游客，浩门已经成为全国闻名遐迩的油菜花观花旅游景点。

我在浩门农场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浩门农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往事。离开那里已经二十多年了，有许多往事在记忆中也模糊了。这些往事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却能说明在浩门农场的历史进程中，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正好置身于农场的某个历史时期，正好见证了农场发展的某段历程，正好参与了农场的某些工作。

浩门农场（门源监狱）的改造工作和生产建设还在继续。我要为所有曾经在浩门农场辛勤工作、为之付出青春和汗水的老一代农场人、第二代农场人、以及现在的农场人点赞。浩门农场经过一代又一代农场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上了这个坡就是浩门农场场部。

　　浩门农场场部老办公楼。

　　场部水井房。下面这间双开门的房子早期是理发室，记得理发员是陈小兰。这间房子后来成了小卖部的早晚门市部。

这是吕瑞林、王明杰的部分小学同学在糖厂的合影。

前左：张炳臣、高 鹏、吕 军、朱孝利

后左：王明杰、时卫东、吕瑞林、徐建国、李丙乾

（吕瑞林提供）

　　前左：闫选政、朱孝利

后左：王明杰、吕瑞林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留影。

（吕瑞林提供）

　　孙启合、卜丰年在副业二大队的55拖拉机旁。

（李志民提供）

　　李志民和陈罗彩

（李志民提供）

　　陈罗彩在副业二大队的防雹高炮旁。

　　李兰芳和王淑珍在副业二大队的防雹高炮旁。

（王淑珍提供）

　　机修厂小高炉上的李万军、李志民等

（李志民提供）

　　李志民、熊海民在机修厂的小高炉上

（李志民提供）

　　左起：郭更生、李志民、李万军在浩门农场。

（李志民提供）

　　前左：曹义忠、徐建国、范小宝

后左：张永朝、赵君玲、李志民在浩门农场。

（张永朝提供）

张永朝在浩门农场机修厂

（张永朝提供）

　　张永朝在浩门农场机修厂

（张永朝提供）

多么熟悉的800啊。这是李志民。

（李志民提供）

　　农建队的部分人员。左起：刘海生、张金碗、梁龙金、张富如、王晓光

（李志民提供）

　　农建队的倪 斌、李志民、梁龙金、王晓光

（李志民提供）

这是去遣送广西的宽转人员时，我和劳改局改造处的杜惠民副处长和爱人在广西的合影。 这是去遣送广西的宽转人员时，我和劳改局改造处的杜惠民副处长和爱人在广西的合影。

　　左起：王洪涛、李爱民、朱正金、刘学宗在场部篮球场上的合影

（王洪涛提供）

　　我们才去浩门时，悬崖下的浩门河边上还有老乡的一座水磨。这座水磨不知什么时候拆掉了。现在只剩我这张照片了

　　毛正亚、高 济、赵秀花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曹义忠、闫选政、吕海萍在浩门河边。

　　毛正亚、高 济、曹义忠在浩门农场。

　　毛正亚、高 济、范小宝在塔尔寺。

这张照片是陈蕴文提供的当年五大队全体干警合影。

前排左起：刘丽霞、赵桂花、那进芳、徐兴方。

中间左起：王怀盛、吕常茂、程生辉、朱文昌、王坚瑞。

后排左起：陈蕴文、楚仁宏、焦广富、石忠达、李广前、丁瑞祥、赵怀柱。

　　这是我80年代拍摄的浩门农场大礼堂

这是当年九大队的监狱。

　　这张是管教科全体、押犯队领导和分管改造场领导的合影。这是进犯人之前管教科、押犯队建制刚刚完备拍的照片。为什么会有我？筹备管教科时，我是第一个进管教科的，职务是管教科副科长，任务就是筹备管教科。筹备工作结束，进犯人之前，我被任命办公室主任，调出管教科。

——吕瑞林

前排左起：聂建平、王文章、杨金芳、董麦仓

孙旭东、颜树林 、王加干

后排左起：高盛山、刘学忠、吕瑞林、刘 跃、

蔡振祥、孟 杰 、马昌恒、李智乐

　　这张照片，是办公楼还没有完工时照的。背景基本上包括了场部的大部分范围。大礼堂、老办公室、家属院、水井房都清晰可见。稍远是场部的红柳、黑刺林。再远九大队的油菜地和队部依稀可见。天边白云之下是著名的老虎沟和冷龙岭。

——吕瑞林

朱玉珍、陈宗博、杜冠凤在场部办公楼前合影

　　朱玉珍、金万行一家、陈宗博和侄女、杜冠凤、王庆霖在办公楼顶上合影

毛正亚在场部办公楼门口

　　毛正亚和李志民

前左：王青奇、杨金芳、李建民、

后左：李新民、曹瑞平、安玉海、黄笑青

　　当年浩门农场侦保科的部分人员。

左起：李新民、黄笑青、李建民、安玉海、

曹瑞平

在场部门口左起：邸书元、毛正亚、吕瑞林、

杨桃成、刘青松

（吕瑞林提供）

这张照片也是吕瑞林提供的。这是去定西拉运电话线路器材，回来时在兰州休息了一天，在公园游玩时，卢占奎副场长、吕瑞林主任和全体驾驶员的合影

前左起：郭玉清、彭乃奎、郭玉西、卢占奎、

赵西斌、张金碗、邸书元、吕瑞林

后左起：郭玉西的小弟弟、 陈忠明、X X X、

王洪光、何龙飞、罗生武、张其山、尹志强

　　吕瑞林在达坂山上

咱们九一年到深圳华为公司。到车站来接咱们的是一个姓王的年轻的值班经理。他把咱们安排住在，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住过的那艘明华轮上面。第二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华为公司董事长任正非。也在那个饭店接待辽宁省公安厅的一个考察团，他还亲自到咱们这桌来为咱们加了一个菜并和咱们握手打招呼。他给我的印象是既谦虚，又不修边幅，年龄可能比咱们大个十来岁。没想到当时年产值只有2000万的公司，今天他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一流享誉世界的著名企业。

从上海走的那天。坐渡轮到浦东你爸爸家去跟他老人家告别。你爸爸热情接待，做了许多菜，非要让吃了饭再走。结果吃完饭，天下大雾。黄浦江渡轮全部停运。四条隧道也全都封闭。此时离开车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咱们好不容易打上一个车，结果被堵在新建成的南浦大桥上。咱们只有弃车徒步通过南浦大桥。过了桥又重新打车到火车站，到了车站，离开车只剩下几分钟了。真是惊险无比呀！

这些经历已经几十年了。但在我的心里都历历在目……

我九二年离开的青海，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零八年和一三年回过青海两次。那时候你已经不在青海了。

—— 吕瑞林

农场办公室的驾驶员左起：楚富亭、张其山、

李天国

（吕瑞林提供）

这张照片是吕瑞林提供的浩门农场第七届运动会场部运动员的合影

前左：刘 敏 、马秀芳、冯玉玲、刘芝芬、

刘娜宁、孟春莲、陈海琴、叶 玲、

田爱青、朱素琴、石梅海、李爱民。

后左：张其山、淘振明、马明海、王海安、

黄华山、宋建京、任苏宁、朱苏清、

胡新平、余中华 、宋建新、白海军、

吕瑞林

这张照片也是吕瑞林提供的。这是92年浩门农场工作会议合影。有近80人，有许多都叫不上名字了。只能认个大概。

第一排有：李爱民、吕瑞林、卢占奎、韩国良、杨金芳、巩玉杰、王世元、邓庆茂、孙瑞林、石元山等

第二排有：杨丙勤、刘学宗、李洪锦、熊海民、杨桃成、陈跃堂、严丙禄、马昌恒、赵根虎、夏国仁、王加干等

第三排有：田卷营、张丙如、朱维民、张 正、王兆贵等

第四排有：周明新、卢成奇、孟 杰、盖小林、丁家财、赵吉利、李鹏业等

最后一排有：王明杰、李志民、王全德、范继业、王世德等

以上名字也许有不符的，只是个大概吧。

左起：陈忠民、X X X、田卷营、安玉海

X X X、王加干、杨风春、王晓光、恽志群

（陈忠民提供）

左起：黄笑青、曹瑞平、王青其、陈忠民、

马希泉、安玉海、

（陈忠民提供）

左起：姚肖念、陈忠民、赵 东、陈忠阳

（陈忠民提供）

这张照片也是陈忠民提供的，人挺多的，大部分都不认识，就第二排熟脸多一些，左起第二人是通信员，名字忘了，田卷营、第三人好像是林菊珍，卢场长、巩场长、冯玉玲、严丙禄、郭青理、张一帮、最后这个人是场部的，名字忘了。第三排只认得出陈忠阳、赵怀柱。第四排左四好像是陈安清的儿子。

陈忠民

（陈忠民提供）

这是调到河北霸州后的吕瑞林。

（吕瑞林提供）

在河北霸州的吕瑞林和夫人张桂玲。

　　

（吕瑞林提供）

2009年毛正亚、白凤英和李志评、陈罗彩在福建湄洲岛

调到福建后的张锡军和张进英。2012年在福建莆田。

张进英和白凤英在莆田。

退休后的王洪涛在九寨沟旅游

（王洪涛提供）

这是2013年我去浩门农场时拍的一些照片。

农场场部大门

　门源监狱的新办公楼

　　监狱的住宅楼

　　监狱的警体中心

　　监狱的接待站

　　以前的办公楼已经改成了单身公寓

　　

　　单身公寓对面的街景

老办公楼。小松树都长挺大的了

七月的浩门农场油菜花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