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岩下队旗红 （下）

周赤波Damizhou

　　看着我们队生产班的知青们每天辛勤的劳动，正是长身体的年纪，伙食又缺肉少油的，个个都有点跟不上营养的感觉。

　　我担任三队的司务长，领导着炊事班，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尽量搞好伙食。
因为大队部带队干部和直属队的知青大都在我们食堂吃饭，在我们食堂搭伙吃饭的人是三个食堂中最多的，队里招待客人的任务也是由我们承担。
那个时代，虽然什么都是计划供应，只有非农业户口才有指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也有粮、油、肉供应指标。
防化团每周两次有生活车（到京山县城去采购给养的卡车）去县城，我们三个司务长也是跟车去采购。我们都有各自的购粮证和粮、油票、肉票。我的印象中粮、油勉强够用，就是肉食供应太少，大概平均每月每人不到半斤肉。
跟生活车去县城采购的还有防化团几个连的司务长和团部食堂的管理员、他们的供应比我们多一些。我经常买点烟什么的，跟他们套套近乎，混得很熟，这周找你、下周找他，不定期用他们的指标多买点肉，几乎每个月都搞十几二十多斤肉回来。
除此之外，就是粗菜细做，精打细算。帮助我们进行农业生产的农工师傅夏师傅，我们都称之为夏妈，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炊事班帮忙。

　　在秋季蔬菜丰富的时候，夏妈教会我们腌制雪里蕻，腌制五香萝卜干，备在冬季蔬菜淡季期间食用。还教会我们做豆腐，教会我们做米酒，反正我们做出来的味道绝不输当时市面上能买到的同类商品。
除了正常渠道采购各种食材，我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伙食。蒸馒头、做花卷、包包子是我的拿手活，就那几样蔬菜也是换着花样做，绝不对付。
有一次，我们队在水塘抽水，挖塘泥的时候，张宝庆他们弄回来两筐手掌长的小鱼，我们炊事班所有的人在夏妈的指导下，杀了一下午，晚餐我们把小鱼裹上淀粉用油一炸，香得很啊！每人两条一角钱，其他队来蹭饭的一角钱一条，愿者上钩，呵呵！
还有一次，我在屈场附近田间看到有放鸭子的鸭棚，就和放鸭子的师傅聊天。
当年，京山县所处的荆州地区，是全国禽、蛋的重要产区，屈场就有个收购点，他说那个收购点如果完成了收购任务也卖点禽、蛋，此后我经常去采购鸡、鸭蛋。
后来和放鸭师傅聊天聊成了朋友，他私下说他们主要是收鸭蛋，鸭群中公鸭和少部分不下蛋的母鸭可以处理卖给我们一些。
我回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后，买了50只鸭子。还是在夏妈的指导下，杀鸭子褪毛。杀鸭子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一只一只的杀，鸭子不像鸡，鸭子生命力特别强，血都快放光了，还到处扑腾。
眼看时间不够了，我也顾不上许多了，叫赵勇直接剁鸭头，女炊事员负责放血。剁鸭头容易，放血需要时间，最后食堂前面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没有头的鸭子满地扑腾，满地跑，吓得女知青哇啦哇啦地惊叫……。
　　好不容易处理完鸭子，在夏妈的指导下，我们将鸭子先焯水、然后整只鸭子放入卤料、卤汤……。
那天的晚餐，每人半只卤鸭子，味道飘香，飘过二队，飘过一队，一直飘到钉子厂，引来一群馋猫下山。（姜戈夫他们提前就预定了）
那卤鸭子的味道一直飘过了时空，飘过了那个物资贫乏的时代。几十年过去了，青年队的聚餐没几个人能记得，但是大都记得那次的卤鸭子，说起来还是津津乐道！

　　我们刚刚到青年队的第一年，都住在山脚下一队的宿舍，因为原来防化团修建了蓄水池，接好了水龙头，后经过改造，无论是食堂还是男女生宿舍都用的自来水。
分队以后，我们二、三队搬离一队宿舍有一公里多的距离，离山上的蓄水池就更远了，所以二、三队和大队部都是使用井水。
我们炊事班的有个专用水井，井台周边铺了三四米见方的一块水泥坡面，井口高于四周。
1976年的冬天，天气格外的寒冷。宿舍内的温度都在零下五、六度，晚上洗完脸的毛巾和洗完的衣物，凉在宿舍内，第二天冻得邦邦硬。
一次，炊事班女生董向荣早上起来做饭，看到井台周边有些冰，就打了好几桶井水，将井台冲的干干净净。没过多久，整个井台都结冰了，就像溜冰场似的。所有打水的人在怎么小心翼翼都难免滑跤。
这寒冷的天气预示着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1976年注定是一个动荡的年份；是充满悲痛而又充满喜悦的年份；是疑惑不解而又满怀希望的年份。
1976年，元旦的快乐刚刚过去。1月9日，大家一如既往的下地劳动着，一个噩耗不期而至，我们心中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在田间地头传开。所有知青丢下农具，从四周向队部聚集，聆听着收音机传来的阵阵哀乐，大家沉浸在一片泪水和沉默之中。

　　那个年代，青年队只有一台12吋的上海牌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放在我们三队食堂饭堂电视柜，当时武晋毅负责管理，因为人多食堂坐不下，每周二、四、六晚7时都要搬出食堂后面的天线杆下开阔地放映，平时只有收音机里可以收到新闻节目，在那个举国哀悼的日子里，我们队里也组织了悼念活动，周总理追悼大会实况大家都看了，看到江青不脱帽的画面许多人都在下面骂。
上级要求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我们很快就回归正常的劳动、生活节奏中。
但是，小道消息不断在知青中流传着。周总理的逝世，全国人民自发的悼念活动被中央一部分领导一再压制，我们在悲痛和疑惑、担忧中还是信任着党中央，青年队还是保持安定的秩序进行正常的运转。
1976年清明时节，从北京传来的消息更让人担忧。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即便党中央发文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各种怀念周总理的和反对四人帮的小抄不胫而传。我这是第一次知道有四人帮这个说法……。

武晋毅、李科华在修电视机

　　分队后，我们三队主要是伺候当年划拨给我们的100来亩水田。
我们种植早、晚双季稻，从开荒、肥田、耕地、耙地到挑种、育种、育秧、插秧，田间管理、收割、打谷、全是我们队里自己安排、自己完成。
经过上一年的锻炼，我们身体比刚来时更强壮了。也基本都能熟练掌握种植水稻的各种技能，特别是劳动技巧有很大的提高，我们三队自己在离稻田最近的路边空地开辟出一个打谷场，在丁军和张宝庆等知青队干部的合理安排下，把农活均衡分配，尽量避免突击式劳动比赛，每天干完当天的任务就休工，所以第二年的农业劳动好像没有第一年那么吃力了。

三队的部分女生

三队的劳动场面

张宝庆在翻地

史京江在翻地

张宝庆在耙地

马新兴在平整水田

张宝庆、张黎、陈队长、张运生、史京江在除稗草

三队男知青劳动间隙小憩一下

三队男知青劳动归来

　　为了给大家补补身体，说穿了就是为了解馋，不知道是谁，打死了一只不知道那来的野狗（有人说是我们队养的一只白色母狗“白玫瑰”还是“白桃花”勾引来的）。僧多粥少，我们炊事班把狗剁成大块，先用水煮至八成熟，将狗肉都撕下来，切成小片，用辣青椒爆炒，因为辣，也就不觉得狗肉少了，剩下的狗骨头熬了一锅神仙汤。那个晚餐大家都吃得格外香，但是也挑起见着狗就有想法、就有馋涎欲滴的欲望了。说起来奇怪，我们做狗肉那天，我们养的几条狗都躲着远远的，不像以往做猪肉时狗都围着我们转。因为是我做的狗肉，我也一口都没吃，不但那次没吃，从此以后几十年了，我就没吃过狗肉。

我们的阿力

　　阿力是我们青年队所有知青最喜欢的一条狗。第二年双抢的时候，因为我们三队的打谷场远离驻地，每天晚上队里都要派人看守尚未脱粒的稻谷，阿力就是看守队员最忠实的伙伴。我们第一批离队前也杀了几只自己养的狗，但是都没舍得动阿力的念头。

第三批带队干部王林光军医和知青赤脚医生韩豫

　　知青赤脚医生刘京平给周边农民看病。刘京平还是我们的义务理发师，大部分知青都是找他理发。

　　初夏，一个大雨后的晚上，第二批带队干部向教导员手里拿着电筒到大队部旁边井台提水。因为刚下过雨，所以教导员在外行走时把裤脚卷到小腿肚上，也是因为下雨，草丛里的一条蛇也爬到通往井台后石子路上，尽管教导员手里拿着电筒，可能光亮太弱，加上蛇和石子路的颜色非常接近，所以高度近视的他完全没有看到路上爬着的这条蛇，将蛇身一脚踩在脚下，游离在外的蛇头一口咬到教导员外踝下方（脚后跟外侧）。他马上被送到医务室，（忘了当时还有谁陪着）因为当时带队医生没在，知青赤脚医生韩豫，对蛇咬伤的急救和处理即没理论常识更无任何经验（当时还无法确认是不是毒蛇），当时情况紧急，也顾不了许多了，以手头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作指导，边看边做，在张汉洪等知青的协助下，先将一条绷带扎在大腿上，防止毒素向全身扩散，并用手术刀在蛇咬的牙印上作了一个十字切口，韩豫直接用嘴将“毒液”吸出来，同时用高锰酸钾溶液和酒精反复冲洗伤口，最后将季德胜蛇药片碾碎用酒调成糊状外敷在伤口周围。当晚做了这些处理以后，征得向教导员的同意，就留在青年队观察。如果第二天没有局部肿胀和全身不良反应，就不用担心是毒蛇了，不曾想第二天早上一看教导员的整只脚都肿起来了，确定无疑肯定是毒蛇咬伤了（后来得知是蝮蛇），队里赶紧派车把向教导员送到汤池156医院，医院的医生看到我们知青“医生”的前期处置，给予了充分肯定。

汤池原武汉军区156医院，好多武汉军区子弟就在此服役，是我们青年队知青就医的首选。我们青年队刚刚开始是在京山县医院看病，第一个病员是李秀英，因为发高烧被送到京山县医院，队里轮流派人照顾。后来转到156医院才彻底恢复健康。从此以后我们有重病号都是直接送到156医院。
有一年青年队爆发流感，好多知青都住过156医院。我也有幸住过一周，记得我住的那个病房都是青年队的知青，有杨建宏、李健强等四五个人，我们还没有痊愈就偷偷溜出了医院回到青年队了，后来医院还来电话到青年队找我们。
156医院，后来随武汉军区的撤销而解散了，但是她留下过我们太多的回忆……。
　　青年队知青宋斌因为父亲退休而顶职，于75年11月底第一个离开青年队回武汉了。大概是76年5-6月份，朱蔚军也因母亲的去世顶职第二个调回武汉。
他们都是一队的知青，他们陆续调回武汉在知青中多少产生一些议论和遐想。也就是一闪而过的遐想。

部分知青欢送朱蔚军的合影

　　武汉军区独立师（8199部队）直属炮团摩托化改造，淘汰一批驮炮的骡子，送给我们青年队15匹高挑的骡子，队里指派崔汉军、李科华等知青负责饲养。这批骡子不算头就有一人高，非常威武。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畜牲喜欢黑色，崔汉军、李科华加上张汉洪等客串饲养员都把自己衣服染成清一色的黑色，每次出来溜骡子搞得像便衣队似的。
这批骡子每天的伙食比我们都高，还只吃、不干。其实实在不知道让它们干什么？大概养了几个月就都卖给河南山区的农民了。
　　1976年7月6日，最受军人尊敬的朱德元帅在北京逝世。
朱老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在我们这些军人子弟中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虽然是我们双抢的时节，队里还是组织我们收看了追悼会的电视并举行了悼念活动。
没过多久，一场更大的灾难又笼罩着祖国大地。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7.8级大地震，仅仅26秒钟，整个唐山夷为平地，24万多人罹难，16万人重伤，轻伤人员达50万人之众……。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一系列的余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对地震的恐慌也随之蔓延开来，武汉也未能幸免。

知青家长的来信中得知，军区家属院也搭起了防震棚，发放了紧急避难用的压缩饼干和饮用水，一有鸡飞狗跳或者电闪雷鸣就往外跑。

反倒是我们青年队出奇的冷静，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丝毫没有任何恐慌。

现在想起来，青年队在当是觉对是最优秀的群体之一。虽然不是军队，但是一定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

虽然第一年的时候，有人在私底下议论青年队有三个世界之分。就我个人的看法，那不过是因为原来这些人在家的时候走得近一点，相互之间熟悉而已，刚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自然产生的亲疏之别，绝不是他们故意而为，到第二年大家熟悉后这种议论就自然消失了。不排除极个别人有些别的想法，但是主流我们还是一个相当团结的集体。没有发生过因为家庭出身产生的任何歧视行为、大家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的相处。至少到我离队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一起下放的知青中，后来有十对男女知青走到一起，结成夫妻关系。总有人提起是不是当时在青年队就有谈恋爱的？

在此我想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哪个年代，从小受到的是革命教育，说好听一点认为谈情说爱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说难听一点简直就是一种羞耻。更别说男欢女爱了。但凡要求进步的青年绝不会越雷池半步。

当时社会上对待男女关系也是特别苛求，我记得我在十五中上学的时候，有一对男女同学因为谈恋爱走到一起了，双双被当作流氓在全校被批斗，最后送去劳动教养。这种大气候下就是有贼心也没有贼胆啊！

何况我们还是下放知青，大多数人还有离开农村的想法， 因此不可能产生谈恋爱的想法。

在两年的劳动、生活中少部分男女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些好感，估计也就停在好感层面上吧。且不说敢不敢，谁愿意用未来赌一时之欢，还不一定是欢呢。

我所知道的几对结为夫妻的知青，即便是相互有好感，都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走到一起的。

　　青年队后来结为夫妻的知青

第一批

王建平，张晓莉

周洪生，王窈玲

郑富强，范红梅

张宝庆，卢惠萍

第一批与第二批

郑金陵，刘国萍

陈卫洪，罗江华

程 旭，黄 鸣

李啟家，赵丽江

孙丽华，宛小兵

第二批

赵红卫，薛苏玉

吴永东，闻 花

1976年8月25日，第三批下放知青60多人来到青年队。
军队第三批轮换干部原军区测绘大队郑培祥副大队长接替王副团长、军区司令部门诊部王林光军医接替姬艳琴医生、杨参谋接替向教导员、还有郝指导员、宋英林干事等。第二批带队干部陆续回武汉原单位了。
谢谢他们陪伴我们一起成长！

第二批带队干部王玉芝副团长

向怀汉教导员

姬艳琴军医

杨志钊管理员

周教员

第三批下放知青大概有60多人，由于时隔多年，未找到当年的合影照片或名单。
在第三批知青杨汉华、李慧等农友的努力下，收集部分当年的照片和名单：

第三批女生：21人
姜戈红、梁 军、刘文秀、耿建敏、杨汉华、李 慧、胡小红、熊艳芳、李桂珍、朱 萍、包秀英、曾仁智、刘晓丽、周玉香、徐美茹、王慧敏、郝广丽、顾宝珍、戴永红、刘 红、韩 爽、

第三批男生：21人
初正阳、徐阳和、张志强、谢江辉、李小明、付小宝、刘国长、李 冀、王 彬、江利民、孙世民、毕建华、张 雄、刘德汉、姚苏予、邱 克、周汉平、刘宪春、王长桥、刘永乐、罗小东、

　　联欢的余音还在绕梁，秋收的喜悦才刚刚开始……。
1976年9月9日，我们像往常一样正在炊事班准备午餐的食材，我当年有一台“美多”牌半导体收音机，每天上午都有边干活边听收音机的习惯。那天早上8点开始所有电台都没有音乐声，一直重复播放着一则“9时整将全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公告”的消息。
当时我们都感觉有重大事情发生，上午9时整，收音机里传来沉重的哀乐声，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于凌晨逝世了。
那个年代，在全国人民心中毛泽东主席就像神一样，是可以万万岁的。普通老百姓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会去世。
我听到这个消息，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向我们三队的劳动地点奔去。
路过大队部，将这一噩耗告诉了队部的所有人。又一口气跑到田间地头告诉了我们队的知青。
　

　　那些日子里，山河垂泪，日月无辉，神州肃穆，哀乐低廽，亿万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据说武汉军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们青年队也发放了枪支弹药，我记得我也备了一支冲锋枪，以防不测。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青年队组织全体知青收看了实况直播。

　　如果把某一个年份作为历史的切面，以此观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那么，1976年无疑是最值得选择的。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概括说来就是“天崩地裂，惊心动魄”。

——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经历了长期病痛折磨以后，溘然长逝；

——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离开我们；

——共和国的几位主要开创者，竟然都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真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巧合。老百姓接二连三的听着哀乐，扎着白花，心怀恐惧，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1976年还发生了天崩，吉林发生极为罕见的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19公里左右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陨石重1770千克，比美国1948年2月发现的“诺顿”陨石还要大，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1976年还发生了“地裂”。 5月29日，云南西部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9个县遭到损失，人员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

两个月以后的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是继孟加拉过1970年11月14日飓风死亡30万人之后世界最大的灾难。

这一切冲击着我们的肉体和心灵。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灾难会发生？

然而，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传闻已久的“四人帮”，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人们热烈庆祝着，也期待着对现状的改变。

粉碎“四人帮”，也结束了一系列灾难和悲痛，让人们从噩梦中醒来。
我们青年队知青那段时间里，仿佛也注入了兴奋剂一样，特别是第一批下放的知青，原来不敢说的各种想法都在默默中产生。
1976年11月份，队里推荐丁军、潘园园上大学（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属于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传开后，大家更是为离开青年队做起准备了。

丁军上大学临行前和部分知青的合影

　　还没有接到队里的安排，我自行在第三批下放到我们队的知青中，挑选了李小明作为我的徒弟、从11月份就开始教他司务长的所有知识，先让他当采购，熟悉炊事班各个流程，以防万一有走的机会时不能脱手。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大概是76年12月初吧？军区司令部动员部杨德运科长（曾经是第一批带队干部）就来到青年队，说是要安排解决我们第一批知青的去留问题。
后来得知，杨科长是军区司令部分管征兵的。
大概是1976年11月底12月初，我们青年队几乎所有第一批下放的男知青都接到入伍体检通知。
我们浩浩荡荡地乘坐队里的军车来到京山县人民医院，在一片谈笑风生中完成了各种检查。与其说是轻松，其实就是情绪和思想上各种各样的放飞，是两年多下放知青生活沉淀下来各种未知幻想的释放，是对未来生活状态的憧憬……。
这中间五个海军名额格外引人注目，据说是军区特意从其它地方换来的指标。我有幸被选中，成为青年队入伍海军服役的五人之一。我们是郑金陵、卓洪、马文刚、张小林、周赤波。

　　1976年12月20日左右我们五个被海军录取的新兵最先离开青年队，先回武汉，然后从武汉直接去部队。

我们离开青年队的那天，几乎所有农友都来送我们踏上征程，有农友大喊着“台湾岛上见”，似乎有我们加入海军解放台湾指日可待似的。

在我们上车的地方，是我们两年前来队时那条砂石土路，回头就可以看到青年队全貌，我们把自己最美好芳华的头两年留在这里，这里是我们撒下过汗水，留下过鲜血，甚至奉献过生命的地方。今后无论走向何方，我们都不能割舍和遗忘的一片热土！

再见了，农友们！

再见了，新农青年队！

再见了，观音岩！

以下篇幅由农友们提供素材所述：

我们走了以后，没几天青年队第一批男知青除了李戈夫、李启家、盛利等几个外，几乎一锅端全部应征入伍离开青年队了。

　　第一批知青中当兵走了一大半，还有卢惠萍、李戈夫、韩豫、颜莉、刘云、李丽萍、曹雅丽、杜伟华、闵江丽、董向荣、张小丽、张丽琴、张署明、李小宁、王翠英、宫卉萍被队里推荐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

在第一批知青当兵、上学、招工忙得不亦乐乎中，1977年悄悄地到来了。

武汉，军区大院也静悄悄的开始了大规模的内招，男孩、女孩；高中、初中；毕业的、没毕业的；上学的、待业的。没有任何仪式，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不知不觉中从大院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军区子弟集中的几个学校，几天之间每个班级都有学生不来上学了，有个别班级少了一半学生。

　　这种静悄悄很快传到了青年队，第一批知青中贺秋芳也静悄悄的走了；

第二批知青中王彦军、闫梅、张静、闻花、马爱英、杨小燕、刘国萍、靳亚萍、朱雪芬、薛书玉、宋蔚、毕建民也静悄悄的走了；

第三批的姚苏予、李冀、耿建敏、也静悄悄的走了。

　　第一批没剩下几个人了，1977年初，全部招工回武汉了。

77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青年队知青杨小哲、李科华、李涛、姜戈夫、王兴华等入伍当年就在部队参加高考并被大学录取。

特别是我们青年队第一批下放知青李启家77年参加高考，高分被北京大学法律专业录取，有幸和现任总理李克强成为同学，成为我们青年队的骄傲！

后排中是李启家、后排右一是李克强总理

　　第一批知青都走了，第二批、第三批知青中通过内招入伍也走了一部分，整个青年队像丢了魂似的，人心浮动。

我们这些人走得那样匆忙、走得那样毫无顾忌、走得那样肆无忌惮，把一个凌乱的青年队交给了他们。很多工作交接不够，各项工作出现短暂的混乱。

大队的 会计、出纳、各队的司务长、赤脚医生、拖拉机手、木工等等一下都走光了，留下了太多的空缺需要重新安排。还有钉子厂是青年队的钱袋子，熟练工人（知青）走了一大半。

　　一阵短暂的离别、混乱之后，生活还要继续……。

他们坚定地、义无反顾地接过我们留下的担子，迅速填补了所有的空缺，在第三批带队干部的带领下，在第二批知青中坚骨干的坚持中发扬光大，新农青年队继续着以往的辉煌。

　　1977年，对他们来说是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要做工（钉子厂）、要务农，青年队最高峰的时候有220多名知青，近300亩水、旱田、要种植油橄榄树、要养猪、要种菜等等等等。

这个时期全队已经不足100人了，除了上述那么多工作要做，还有面对已经敞开的考大学、入伍当兵、各种招工的种种诱惑。

虽然他们已经不用树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了，也明白自己早晚会离开新农青年队，但是他们还是得静下心来，还要坚持走过他们人生必须经历的这段旅程。

1978年初又走了一批入伍当兵的，到武汉军区第二通信总站，大概有20人左右，这批兵是武汉军区军务动员部专门分配到京山县，指定召收青年点的知青，由二站一位叫徐文革的连长负责招兵。

而当年第四批已经很少有军区大院的子弟下放来青年队了，只有少部分直属单位和外地挂靠来的大概十来个人补充到青年队，第五批更是只有几个人来队。

　　1978年，全省大旱。京山县是重点，县里用惠亭水库的水向下游放水，流经青年队门前的水渠，下游的人为了防止上游的村偷水派人大约一公里派一个人看守不许抽水，为此还打死过人。不过青年队照抽，当时机、柴油十分紧张，后经联系由坦克训练团送来一车柴油和机油解决问题。当时青年队周边的生产队都想通过青年队的农业队长来说情，借青年队的水。为了抗旱青年队又买了一台新东20拖拉机，（后卖给防化团修理所），用的是二级提灌。因第一批下放知青修的水渠时间过长，漏水严重，抽上来的水一半都跑了，又要抽水，又䃼漏洞，累没白天晚上的。

　　大概是1978年中，总政治部负责全军知青工作的一个二级部，派一个副部长带队，考察了新农青年队。为了迎接总部考察工作组，等三批带队干部（原武汉军区测绘大队副大队长）郑副大队长专门请来测绘大队技术人员绘制了新农青年队全图。

当时青年队除了水稻种植，还有300多株油橄榄树已经初长成，养猪场有200多头猪，蔬菜班各种蔬菜郁郁葱葱，汽车、拖拉机，还有插秧机、割稻机、打谷脱粒等各种农用机械，还有钉子厂，其产品供不应求。

新农青年队当之无愧成为了全军优秀知青队！

　　考察工作结束不久，一辆军用吉普车单独送来一个叫肖毅的知青下放到青年队，后来得知他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的小儿子（随母姓）。

1978年高考，青年队有赵丽江、谢江宏、杨丽华、赵红卫等20个人考上大学、还有8个知青考上了中专。

1978年底，青年队最后一批应征入伍的知青孟燕、肖毅、罗小东、张志强、徐阳和、邱克、张火星、付小宝、张卫东等十人当兵去了。

到1978年底，全队只有50多名知青坚守着新农青年队的颇具规模的家底。其中就包括第二批来队的胡民、吴永东、田志跃等几个超过三年的老知青，我们为他们点赞！

　　1979年，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可能要结束的消息不胫而传，到四、五月间青年队知青都等待着军区最后的安排通知。

有道是“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第一、二批下放的老知青两年来的幸苦劳作，粮仓里堆满了稻谷、小麦，即使剩下的50来个知青不再种地，到走也吃不完，养猪场200多头肥猪每月杀两头也供得上，饲料不够就用陈年稻谷喂猪。他们只需要开动钉子厂的机器，尽量多卖点钉子，多赚点钱。只需要把蔬菜班的菜地维持好，挑点好地种些晚稻（因为晚稻好吃），他们只保留原三队食堂，宿舍一人一间或者两人一间随便住着……。

想想就眼红！

　　1979年5月份开始，胡民等几个知青因为伤病和其他原因先招工回武汉了。

到秋收结束后，新农青年队剩下的三、四十个知青分两批全部招工回武汉，分别安置在军区一、二、三、四招待所及修理所等单位。

地方带队干部也回原单位了，军队带队干部将青年队的土地、营房、钉子厂、拖拉机等暂交防化团代管，最后由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统一处置。

　　1979年底，一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况下，悄然降下帷幕。

始建于1974年10月31日的观音岩新农青年队也在同期结束其历史使命。

下放到新农青年队的军区司令部机关子弟共有5批，大致统计约有260名（含其他部队挂靠的）知青从这里开始走出自己人生的第一步，也是从这里走向自己人生的辉煌。

五十年过去了，最后一批知青离开青年队也有四十五年了。

无论我们在那里待了多久、无论我们后来有多么辉煌，每当我们农友相聚，说到当年在观音岩下的日子，无不感慨万千。

那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经历，更是共和国的一段历史，我们个人荣辱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却是值得留下的珍贵记忆。

我们无愧于京山县观音岩新农青年队的队旗！

（ 完 ）

1993年新农青年队第一次大聚会

2019年新农青年队建队45周年大聚会

2024年新农青年队建队五十周年大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