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百年：追寻祖父的足迹

天高云淡

        我的祖父高伯时，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人。提起祖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由他主编的在地方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海宁观潮》一书，其内容之丰富堪比民国时期“海宁简志”，被多地省市级以上图书馆收藏。而我和家人更多地关注着祖父的人生轨迹。祖父从上大学开始只身闯荡上海，大约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从上海神州大学毕业，那年他18足岁。我要讲的故事也将从这里开始。参照父亲的回忆录，我沿着祖父在上海的足迹，寻访了一遍祖父当年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首先要找的肯定是祖父求学的神州大学。听说近年曾冒出一个“神州大学”，经证实那是一所野鸡大学。我在网上的上海通志大事记中查到：“1912年3月27日唐景崇、唐文治、严复等在上海创办神州大学，是日开学。”可令我费解的是怎么也找不到神州大学的进一步信息，包括创办地点、前世今生。然而神州大学应该是明明白白存在的，民国元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中就明确列举了7所“大学校”，分别是：南洋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公学、震旦大学院、神州大学、圣约翰大学堂、浸会大学堂。又譬如，史学大师顾颉刚的简历里就有“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后来，我终于在上海通志虹口区志教育编中查到：“民国元年（1912年），唐文治、严复等创办的神州大学，从南市迁到江湾。”据深入了解，神州大学是入迁江湾的第一所大学，此后陆续有不少大中小学校迁入江湾镇，江湾一度成为一个学校林立、教育发达的名镇。那么，神州大学具体位置在哪里呢？无从得知，但我还是决定前往考察一番，毕竟这片土地是祖父立足上海的起点。

        从市区过去，过了大柏树，就是历史上的江湾地区了。不过说句实话，这个要斜穿上海市区离家约20公里的地方，印象中我有生以来去过的次数大概不超过2次而且是路过。大柏树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地跨虹口、杨浦二区境界，是现在逸仙路、汶水东路、中山北一路（原西体育会路）、曲阳路、邯郸路交汇处的区片地名，1984年前属于宝山县。大柏树原名大八寺，说起其来历与抗战有关。1931年9月18日沈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上海虹口日租界的日军也蠢蠢欲动，于1932年1月28日悍然进攻闸北，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二八抗战。当时日本侵略军久攻不下十九路军的防线，调集援军从江苏太仓浏河口登陆朝上海市区推进，到了大柏树这个无名的交通要道口，日本人根据地理位置起了个“大八辻”的名字。这个“辻”字是日本汉字，意思是“十字路口”，中文里以前没有这个字的。那为什么要叫“大八”呢？一说，从地图上看几条路的走向都很像大的“八”字；又说，日本人是为纪念在一•二八战役中被击毙的日军大佐林大八。上海人将“大八辻”用上海话读成了“大八寺”，这样一来，这个从无寺庙的无名之地就有了一个名字。但“大八寺”地名有损我民族尊严，经市政府批准于1988年将其更名为“大柏树”。当然，与柏树一点关系也没有，历史上这附近只有一个地名为“薛家宕”的自然村。

        先朝东往五角场方向走。我发现在大柏树到五角场的今中环路附近，仍遍布着许多大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复旦大学了。

　　复旦⼤学最最标志性的建筑是什么？不是校内最⾼的双⼦楼“光华楼”，⽽是最具历史意义的“相辉堂”，原名“登辉堂”，是在1922年建成、后毁于⽇寇轰炸的男⽣第⼀宿舍废墟上于1947年建造的，其命名取⾃于复旦创始⼈、中国著名教育家⻢相伯和⼀百多年前决心把复旦⼤学变成中国的耶鲁⼤学的⽼校⻓、印尼爱国华侨李登辉这两位⼤师的名字。

        复旦大学老校门，位于校内燕园西侧。1920年复旦大学迁址江湾，1921年立飞檐翘角牌坊式校门。上世纪50年代初拆除，2004年末在原址重建。

        除了复旦大学邯郸主校区（邯郸路220号），还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逸仙校区（逸仙路88号）、上海财经大学（武东路100号）、上海体育学院（长海路399号）、上海商学院国科校区（国科路75号）、上海开放大学（国顺路288号）和第二军医大学（翔殷路800号现名海军军医大学）等。这与一百年前的情景多么相像，教育部门对在江湾地区设校依旧如此青睐。

        说到江湾，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把五角场与江湾联系起来。五角场因邯郸路、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五条发散型大道的交汇处而得名，这个上海东北角的昔日荒僻之地，如今是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上海十大商业中心之一，汇聚了万达广场、巴黎春天、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合生汇、悠迈生活广场、苏宁生活广场等诸多商业巨头，以及一大批中高级商务综合写字楼。五角场中心的下沉式广场，把这些商业网点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交通枢纽的拥堵难题也同时迎刃而解。

        若不是抗战爆发，这个地方原本计划是要建成上海市中心的。在1929年的《大上海计划》中，旧上海特别市府大楼（长海路399号今上海体育学院内绿瓦大楼）、旧上海市博物馆（长海路168号今长海医院内10号影像楼）、旧上海市图书馆（长海路366号今杨浦图书馆）所构成的主题建筑群气势恢宏，是国内少有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国宫殿式建筑。以被称为“小故宫”的旧上海特别市府大楼为中心，旧上海市博物馆仿北京城的鼓楼，旧上海市图书馆仿北京城的钟楼。左鼓右钟，庙（妙）在其中，这是中国传统的建筑规划格局。

        深藏于长海医院内的，还有一幢造型别致的建筑（12号楼）。1991年泰国华侨郑钟良先生来长海医院作体检和治疗时，发现楼对面一建筑酷似双翼飞机遂走近细看，见门右侧有一块立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的“中国航空协会奠基纪念”碑石。于是他专程去南京查阅此楼的史料，了解来龙去脉后决定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予以修缮，1993年底“飞机楼”修复，现为二军大校史馆。

        始建于1933年的上海市运动场也在这片土地上，亦是《大上海计划》一部分，曾有“远东体育场”的美誉，现名江湾体育场（淞沪路234号）。

        五角场区域的路名，颇能体现当时的“大上海计划”。按照计划，当时总共将构筑11条“中”字马路、10条“华”字马路、5条“民”字马路、10条“国”字马路、9条“上”字马路、13条“海”字马路、15条“市”字马路、12条“政”字马路和8条“府”字马路，组合起来正是“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9个字。由于抗战爆发，雄伟计划泡汤，今天留存下来的，尤以“国”字路和“政”字路居多。

        与五角场核心商圈融合共生的是新江湾城，原系江湾机场的旧址。1939年侵华日军强占民田、拆毁殷行镇，建成当时远东最大机场并作为军事用途，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军队接管，解放后由人民解放军空军管理使用，1997年机场用地交还上海市人民政府。由于机场早已废弃荒置多年，原址上自然生成了上海市区最大的、唯一的湿地。随着三湘七星府邸、新江湾九里、中建大公馆、尚浦领世、银亿领墅、江湾尊宝等奢华项目的蜂拥入市，三千万以上级别的豪宅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江湾城的目标是第三代国际化社区。

        这里还有一大块属于复旦大学新校区（淞沪路2005号）。原来的地方我觉得已经够大了，除了邯郸路主校区，校外很大一片也是复旦的地盘，现在再来一大块，乖乖，这名校的胃口确实大啊。

        与杨浦区的江湾五角场、新江湾城相比，真正的江湾之源，大柏树北面今属虹口区的江湾镇倒成了发展最慢的被遗忘角落，陷于尴尬境地。地方政府在前些年把新市北路近丰镇路的丰镇公园改名为江湾公园，后来在万安路与新市北路交界处又耸立起一座“江湾源”牌坊，用心良苦，我想目的是要正本清源吧。

        这一地区历来有“虬江十八湾，弯弯到江湾”的说法，江湾以虬江蟠曲于此而得名。太湖流域的主要泄水道吴淞江，到明代中叶因河道淤塞改道，变成了今天的苏州河。而原来淤塞了的古道，就是今天的虬江路。“虬”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虬江路的“虬”与上海话里新旧的“旧”谐音，即同音字；另一个是“虬”表示蟠曲即弯弯曲曲，因此把吴淞江曲曲弯弯的入海口叫做“江湾”。陈伯熙的《上海轶事大观•虬江考》中写道：“虬江本吴淞江旧迹，故名旧江。”任仁发的《水利集》中写道：“宋时旧江由江桥迤逦东北，从江湾入海。”这也即江湾的来历。至今称为虬江的河道，在五角场以北、江湾体育场和长海医院以南可以看到，这一段河道东起中原路西至国定路。

        在《话说上海•虹口卷》里则有这么一段话：“江湾之名始于《宋史》，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此时为唐玄宗，即唐明皇时代）江湾处海岸线，公元751年（是唐明皇的天宝年间）处捍海塘内。”也就是说，早在一千四百年前的盛唐年代，江湾镇这个地方就出现了，并且有了“江湾”这个地名，这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啊。江湾老街应该就是今天的万安路。镇上原有历代古刹十多座，像最早的昆福寺，著名的宝宁寺等，今镇中保宁路原为保宁寺门前道路，池沟路系寺沟填筑，而万安路则取名于保宁寺内万安阁。自东王庙与牛郎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拆除，现仅存了一座始建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改道教寺庙为佛教寺庙、改扩建于2006-2010年的三观堂（旧名三官堂），在万安路359号。

        万安路上现今还有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建于2002年的奎星阁（万安路保宁路口），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改建于2001年的廊桥“韶嘉路桥”（万安路韶嘉路口），以及2002年底建造的古船“蟠曲舫”（万安路沽源路口），2010年建造的双桥亭（万安路水电路口）等景观。

        当年，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率部转战大江南北，曾在江湾驻扎。踏入江湾公园大门（新市北路1509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城墙，而在城墙前面还矗立着一位英勇威武的武将塑像，他就是民族英雄韩世忠。万安路南的走马塘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因韩世忠经常骑马沿此塘岸巡视屯兵情况遂改名为走马塘（今江湾市河）。

        光绪二年（187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用于商业运营的淞沪铁路从上海市区筑至江湾镇，极大促进了境内工商业的发展。但在上世纪30年代连遭“—•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战争，江湾镇的建筑物大部焚毁，此后经济发展缓慢。淞沪铁路江湾站旧址，广纪路615号（汶水东路口）。

        神州大学，你究竟在哪里？但愿没有毁于当年日寇的炮火中。踏足陌生的、祖父的“上海第一站”江湾，总觉得有那么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尽管最终仍然没有找到神州大学旧址。

        父亲的回忆录这样记述：“父亲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到1920年7月开业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会计科任计算会计。当时徐永祚为该交易所拟订业务流程、设计会计制度和培训会计人员，随后就留下来担任了交易所会计科长，于是他招父亲来沪工作。这位徐永祚（1893-1961）也是海宁人，字玉书，大父亲6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神州大学，著名会计师，其1921年创办的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抗战时期改名正明会计师事务所）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父亲称徐为师，查得徐永祚先生在1915年留校执教，所以他是父亲的大学校友、学长加老师和同乡，父亲后来的经历也说明受其影响非常大，会计专业几乎伴随了他一生，而父亲编著的一些书亦交由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总代售，由此说来徐永祚先生的确是父亲的一位良师益友。”因此，我的下一目标是找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原址。很快，查到一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20年7月1日开业当天拍下来的旧照，为3层西洋风格建筑，地址在近外滩的今延安东路110号（原爱多亚路）。开业当天的场面是极为壮观的，有上千人莅临出席，毕竟这是上海工商界一大盛事。据说交易所是孙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发起创办，因不宜亲自出面遂委托张静初、虞洽卿、戴季陶、闻兰亭等人具体操办，经过三年扯皮才获批，由虞洽卿出任理事长。作为中国第一家华商开办的综合性交易所，其历史意义非同凡响。

        实地走访，大楼位于四川中路口，故名四川大楼。原名会德丰大楼，为英商会德丰洋行所有，后转给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又称德士古大楼。资料表明这是一幢建于1940-1943年的现代风格大楼，可见如今看到的已不是早年的建筑，但这是一幢第二批入选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四川大楼原高6层，1986年加建了1整层和顶层共8层。

        2012年底前一天，大楼靠延安东路一侧正在内部装修的后加建两层楼面突然坍塌，幸在凌晨未有伤亡，修复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928年以后，祖父进入中华书局担任编辑。中华书局是一家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于上海，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祖父编著的那些教科书从出版日期看，主要集中在1929-1933年，最晚是1936年。可以大致确定，北伐战争结束到抗日战争开始前的这段时期，是祖父第二次来沪创业期，而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中华书局工作。正如父亲所说，这是祖父“事业最辉煌的时候”。

        1916年，中华书局总店（发行所）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中路转角)新建的5层楼大厦，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印刷所、编辑所和事务所设于此。据中华书局的老员工回忆，办公大楼的二楼为编辑所，分成教科图书部、新书部、英文部、杂志部、美术部、古书部等，另在编辑所的西南隅有一处“中华书局藏书楼”为编辑工作服务。所以，祖父作为教科书编辑应该是在这里办公。

　　总厂原址查询结果是静安寺路192号，可是对应今南京西路几号？没有查到，却让我想到了民国才女张爱玲。在张爱玲逝世十周年时，澳门编排了一部以张爱玲散文集《流言》为蓝本的舞剧《静安寺路192号六楼》，把1943年22岁的张爱玲在静安寺路192号6楼的阳台望向上海的黑夜开始的写作，通过没有角色扮演也没有故事的一幕幕舞蹈带给观众。这“静安寺路192号六楼”就是张爱玲当年的家，其出处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这句话。但准确完整地讲应是赫德路上近静安寺路口的爱丁顿公寓，也叫爱林登公寓，今常德公寓，建于1933-1936年的装饰艺术派风格8层大楼，张爱玲先住5楼1室后住6楼5室。根据《小团圆》中的描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恨情仇就发生在这常德公寓里。总厂会是这儿吗？我去现场察看了，常德公寓的现门牌为常德路195号，且在常德路以西，与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说法相去甚远，何况1933年开建与总厂在用时间上是冲突的。

　　那总厂具体在什么位置呢？手头信息，一是民厚北里对面，二是哈同花园西面。民厚北里靠静安寺路一边的路北，斜对面（东北面）是今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那是两幢建于1926年的3层法国文艺复兴式建筑，为原上海永安公司老板郭乐和他的小弟郭顺居住的“兄弟楼”，明显不可能。

        正北面，2002年已矗立起一座中欣大厦，原建筑早就荡然无存。

        考虑到哈同花园西面这一因素，即民厚北里靠哈同路一边的路东，这一片除了铜仁路90弄都归属上海展览中心，然而留存建筑似乎不像。

　　后又获知一信息，总厂前门在静安寺路、后门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哈同路口。如果这一信息属实，则位置就是中欣大厦或它的后面（北面）无疑了，而它的后面隔了一条愚园东路已是占地很大的东海广场，由长江计算机集团建成于2008年。

　　为此我专程又去这一区域转了转，发现如今幸存的老房子大概只有四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了：常德路口的南京西路1550号独立式花园住宅，原为被叫做“中国哈同”的房地产巨鳄程谨轩、程霖生父子旧居，1922年建；隔壁的南京西路1522弄连体别墅也为程氏所拥有，后由振华纱厂老板兼大有余油厂董事长薛文泰购得，1930年建；铜仁路愚园东路口的著名报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旧居（铜仁路257号），法国乡村别墅风格建筑，1922年建；铜仁路北京西路口的颜料大王吴同文住宅（铜仁路333号），即著名的“绿房子”，就是我在《 记住邬达克（中）》【静安篇】写到的匈牙利籍斯洛伐克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件设计作品，1938年建。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我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一张1948年的旧地图。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地图上清楚显示，中华书局总厂就在南京西路1522弄和1550号以北，前面的通道在1522弄东面与今中欣大厦之间的南京西路上，后面的通道在史量才旧居以北、吴同文住宅以南的铜仁路上，而且这两通道至今似乎仍依稀存在。水落石出，由此证实总厂旧址就是今天的东海广场（包括后筑的愚园东路），总厂建筑确已消逝。

        中华书局由于业务发展迅速，原静安寺路总厂不敷应用，乃在澳门路477号另觅厂址。1935年新厂建成，编辑所与图书馆等一同迁往，编辑所在办公大楼3楼，书库在4楼。那时，祖父是否仍在中华书局，是否搬去过澳门路就不清楚了。

        新厂共有车间、仓库、办公楼十幢，现代派风格，立方体造型，办公楼竖向构图并有简洁几何形状装饰，车间和仓库由横向钢窗与墙面水平线条进行构图。由于70多年来这里一直在出版系统内部流转使用，该建筑群基本格局依旧，保存完整，1999年9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确认为优秀历史建筑（第三批）。

        2008年，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整体搬迁至青浦印刷基地。2010年，这里变身“中华1912文化创意产业园”，打造所谓“办公、商务、公寓三空间”。不过可惜了，虽然它打着“中华1912”的旗号，虽然其官网上也介绍了中华书局的百年变迁与历史人文，然而入驻企业名单中却丝毫体现不出这一历史文化的传承，现场亦看不到任何形式“中华1912”主题的宣传，倒是“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川流不息，感受到的是纯粹的商业气味。难怪陆费铭琇女士在闻知其父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旧址将被改建成写字楼、商务中心和公寓之后大感“惊奇”，继而表示“绝对不能接受”。也难怪一些出版界专业人士对此“很不是滋味”、“表示遗憾”，大学出版系教授觉得“不可理解”，著名建筑设计师看着时常经过的中华书局总厂旧址如此“旧貌换新颜”既愤懑又感到深深的惋惜与困惑。我个人认为，即使暂先不去评价历史建筑旧址利用是否合理，只要对比东北面离该址仅500米的同批被上海市人民政府确认为优秀历史建筑的宜昌路130号原上海啤酒有限公司，人家打造的“苏州河•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 （详见我的《 记住邬达克（下）》【拾零篇】）才叫传承历史教育后人，这至少已事实证明中华1912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打造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当年因为中华书局总厂设于静安寺路哈同路口，文人云集，南面的民厚里由此热闹起来。曾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的著名人士田汉、张闻天、郁达夫等都在这儿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郭沫若等同仁亦大多住过这儿。在民厚里暂住过的名人太多了，大画家徐悲鸿与蒋碧薇夫妇住过，共产党人蔡和森与向警予夫妇住过，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也住过。祖父因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一家住过这儿多年，1934年祖父担任中国国货月报社主编，地址就在慈厚南里114号，我分析这就是祖父当时租住的房屋门牌。慈厚里即民厚里，是哈同的产业，1931年哈同死后改名慈厚里。关于哈同这个人物应该众所周知，英国籍犹太裔的上海房地产大亨，他初来上海时一贫如洗，从在沙逊洋行供职到独立创办哈同洋行，特别在开发经营南京路时获得巨大成功成“远东首富”，然后建造了一座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又在爱俪园旁边开发了大型民居群民厚里。民厚里以安南路（今安义路）为界，分民厚北里和民厚南里。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爱俪园被日寇洗劫一空顿成废墟，解放后在此建成中苏友好大厦，现为上海展览中心。而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民厚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城市发展的威力下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静安嘉里商务中心。嘉里中心东起铜仁路，南临延安中路，西至常德路，北达南京西路，其中铜仁路、常德路、南京西路都有出入口，唯独靠延安路高架一边是围墙。不过当你在电子地图上搜索“延安中路1238号”一样会查询到嘉里中心，这延安中路1238号实际上就是当年的民厚南里弄号。

        民厚里唯一保留下来的是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从1919年至1924年数次来到上海。解放后寻觅和确认毛泽东当年在上海三处寓居旧址，经历曲折，前后27年，其中的故事鲜为人知。民厚里是毛泽东第二次来沪居住的寓所，最初线索是从毛泽东1920年6月7日写的一封信中发现的地址，为“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哈同路就是现在的铜仁路，却只有慈厚南里而没有民厚南里。调查组走访慈厚南里老居民后得知：此处原是哈同房产，1914年建成后确实叫民厚南里。找到哈同干儿子罗友兰后进一步证实：军阀徐世昌、曹锟封哈同妻子为“慈惠夫人”、“慈淑夫人”后，哈同所有的房产都改成了慈字当头，民厚南里自然也改名为慈厚南里。但是门牌号在1934年以后重新编过了，慈厚南里有200多幢房子如大海捞针。几经周折，最后撬开安义路63号门牌才发现里面还有一块民厚南里29号门牌。

        嘉里中心同样以安义路为界，分成北区商场和南区商场。我想若没有毛主席的旧居，嘉里中心南北必定连成一片，恐怕整条安义路也将从地图上就此抹去了。

        关于祖父主编的《国货月报》，父亲和我本来都不知情，只是在收集祖父事迹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我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询到编者为祖父的1934、1935两年国货月报期刊，并了解到1990年已被制成微缩文献收藏，是研究国货运动学者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别无再发现，所以确定祖父办报时间为1934-1935年，这和祖父的经历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

        而后从祖父所著《碎琴楼杂著四种》中发现了国货月报推介页面，并从发行者中国国货月报社址获悉了“上海哈同路慈厚南里一一四号”。《碎琴楼杂著四种》著者“高悼云”就是祖父当时用的笔名，校者“何怜云”则是祖母当时用的笔名，以纪念姨祖母何齐云。

        《国货月报》第一卷第一期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二月一日出版，封面由孔祥熙题字，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首的众多国民党大佬也题了词，可见当时对国货运动的态度是举国上下一致。本期内，祖父的《妇女国货年献词》列在编者的《发刊词》（应该也是祖父撰写的）之后第一篇文章，后面还发表了祖父的《抵制外货与提倡国货》等文章。

　　月报上亦辟出专栏介绍了国内许多名胜古迹，这风格似曾熟悉，那不正是祖父《海宁观潮》一书的风格嘛。其中的《思齐随笔》作者“思齐”疑是祖父的笔名，依据有二：一是当年出版的《碎琴楼杂著四种》首篇名“思齐录”；二是“高思齐”的笔名曾在1937年底前后出版的《印花税法详解》和《所得税法详解》两书编者中出现，两书校者仍是祖母并用的仍是“何怜云”笔名。

        月报上同样有祖父其它书尾那样的书籍出版预告，本期上就介绍了祖父的《金融季节概论》和《外国银行述评》两本新书。此处我又发现了一个社址：上海哈同路慈厚南里六九八号，从时间上看《碎琴楼杂著四种》晚于《国货月报》第一卷第一期出版，所以应该先在这地址，后来搬到了同弄的一一四号。

　　前述居住铜仁路的报业巨子史量才，1934年10月刚为《国货月报》题词，后因胃病复发去他的杭州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返沪途中经过海宁翁家埠附近，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伏击暗杀，原因是他领导的《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触痛了蒋介石的神经。然而史先生的经典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则为人们永记。

        父亲的回忆录又这样记述：“1935年，经好友陈志皋推荐，父亲进入上海通易信托公司工作。陈志皋（1902-1988），海宁人，震旦大学肄业，继获上海法学院法学士，后留学法国专攻法律，清陈阁老（元龙）七世孙，其父陈其寿是清朝二品大员和上海法租界十八年的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本人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的著名律师。1928年，就是陈志皋、徐永柞和我父亲等共同发起创立了海宁旅沪同乡会，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父亲与陈志皋、徐永柞有着密切的联系。” 通易信托公司由温州籍实业家黄溯初等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因为很多温州人担任公司的业务骨干，被称为民国上海金融界的温州帮公司。陈志皋为什么会介入通易信托公司？据陈志皋夫人黄慕兰（注：传奇中共女特工，2017年2月7日在杭州辞世，享年110岁）的回忆，是因为1935年公司濒临破产，黄溯初出走日本，一副烂摊子丢给了常务董事郭虞裳等，而郭虞裳是陈志皋大哥陈赓虞的连襟，他请陈志皋当董监事会的代表出面担任调停争取复业的律师，以挽救通易公司的破产危机。当然调停复业案最后是成功的，所以才有了抗战胜利后陈志皋担任通易信托公司总经理的故事，不过那是后话了。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地址在黄浦区北京东路384号，如今挂着上海沪工实业有限公司的牌子，在计划经济年代，这里一直是以“工具世界”著称的上海工具五金总汇。这是一幢1925年由通易信托公司自建的4层大楼，楼房后面临苏州河，按商人的习惯当时也建了堆栈、码头，以方便运输。公司维持到1948年9月停业，不过，祖父早在1940年或之前就已离开了。

        来到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址在卢家湾的重庆南路227、280号（旧名吕班路），校园被重庆南路（现南北高架路）一分为二。

        其前身为震旦大学，始于爱国人士马相伯于1903年创办的震旦学院。老建筑（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有：重庆南路227号东部校区内的东1楼、东4楼、东8楼。东1楼、东4楼均为现代派风格，其中东1楼5层、东4楼3层；东8楼略带文艺复兴风格，2层砖木结构。

        重庆南路225号是震旦大学博物院旧址，1930年建造的砖混结构装饰艺术派风格建筑（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1954年归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使用，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巴斯德研究所的定位与目标是揭示重大传染病病原体持续感染致病机制、免疫保护机制与免疫病理机制，突破抗体疫苗等重大传染病免疫治疗的共性技术瓶颈问题，形成重大传染病的诊断、预防、治疗解决方案，服务于国家、区域、全球传染病防控需求。

        与巴斯德研究所一路之隔的重庆南路270号天主教圣伯多禄堂，当年为震旦大学师生专用圣堂，原在学校西部园区内。1934年落成，拜占庭式教堂，以耶稣第一位宗徒的名字命名。1994年因南北高架路建设需要向西移位重建，新堂于1996年初建成，基本保持原建筑风格。

        重庆南路280号西部校区内的西1楼即老红楼是震旦大学图书馆旧址，1936年建造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现代派风格建筑（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不过这幢教学楼若叫做图书馆的话，严格地讲它应称为老图书馆，原因是在其南面于1987年又造了一幢至今在用的新图书馆。

        我寻访震旦大学旧址，是因为父亲回忆录中提到祖父是当年参加了饶神父难民救济的志愿者，经查证，当年主要救援场所就设在震旦大学校园内。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经久不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在法国神父饶家驹的斡旋下，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华界）难民区。饶家驹还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期间，震旦大学校园内先后建立起了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第二、第三难民收容所。第一收容所由法租界公董局华洋义赈会拨款，饶家驹神父任主任，陈志皋律师任副主任，陈志皋夫人黄慕兰（黄定慧）和潘达分别为正、副总干事，所长为法国友人乔丹夫人，而祖父正是国际一所工作人员。下面是一张从网上下载的当年国际一所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拍摄背景显然就是震旦大学老红楼。父亲一见即说，文革前家里有这张照片，可是后来找不到了，或许是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

        一年多前收到海宁市史志办公室寄来的《海宁档案史志》2017第三期，拜读了海宁市档案局郑红霞副局长据再版《黄慕兰自传》整理记录的《海宁籍知名律师陈志皋在抗战时期》一文，内有一张上海国际救援会第一收容所老同事合照，弥足珍贵。前排中为陈志皋，后排右为我祖父。这张有祖父在其中的合照，连父亲也说没见过。

        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广为中国人民所知，但是，上述这位“上海拉贝”饶家驹却知者寥寥，在此必须详细介绍一下：他是第一位为中国难民建立安全区的国际友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震旦大学教授、法国神父。饶家驹（1878—1946）出生于法国桑特市，1894年入耶稣会，后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1913年他到沪传教，初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兼教法文和化学；这年圣诞前制作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1914—1934年间，他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期间，兼任公济医院（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的指导员、驻沪法军和万国商团的中校军衔随军神父、大上海建设委员会委员。1934年，他任震旦大学舍监和英语教授。难民收容所设于震旦大学，我猜亦是饶神父的功劳吧。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志皋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驻粤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统管广东、福建二省赈济事务），1940年他来函邀请祖父去广东他的办事处协助工作。次年机构升格为第九战区特派员办，陈志皋被委任少将特派员（注：以上机构名称可能有出入）。我在探寻祖父足迹过程中发现，陈志皋每次重要任职，几乎都有祖父的身影，看来那时他们的关系可以用“铁杆兄弟”来形容了。话说祖父离开通易公司去了广东，先任中赈会驻粤办事处会计组长，后为中赈会第九战区特派员办会计室主任。1941年4、5月间全家都去了广东韶关（曲江），在异地开始了新生活。1943年，淞沪战役时为孤军坚守闸北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送去国旗而红极一时的抗战名人、女童子军杨惠敏和未婚夫被戴笠的军统抓去，陈志皋夫妇因包庇嫌疑亦被捕查处。原因是杨惠敏当时正在香港负责难民秘密接送转运工作，其中包括“电影皇后”胡蝶夫妇，但她却带了二、三十个箱子要求托运，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发现那几十箱财物居然全部丢失无一幸存，于是怀疑被杨惠敏侵吞，并与陈志皋大吵一场，然后告到戴笠处，传说正在爱恋着并追求着胡蝶的戴笠认为机会来了，利用职权指示手下马上抓人。有传其实设此圈套的就是戴笠本人，目的是借机接近讨好胡蝶，从而霸占胡蝶。陈志皋被抓同时祖父也受到了株连，结果被关押审查一个多月后离职。1944年初，日寇从北（长沙）、南（广州）向韶关方向发动进攻，祖父见广东已无可留恋，遂决定举家搬迁另图发展。一家从韶关经衡阳到桂林，又从桂林转移到柳州。在敌军攻陷衡阳并向桂林进逼时，一家又离开柳州开始了大半年艰苦的逃难生涯，一路艰辛来到贵阳，祖父再到重庆找工作。人们都说是胡蝶毁了杨惠敏的人生，同时也伤害了陈志皋，照此说来还间接伤害到了我的祖父。但说到底，包括胡蝶在内，都是政治斗争和戴笠私欲的牺牲品。

　　抗战胜利后，祖母带着大伯、父亲兄弟俩一路辗转先期回到上海。祖父则直到1950年11月返回上海，结束了在外1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解放初期年轻人参军特别踊跃，我父亲和大伯就是在上海刚解放时先后参军的。所以居住地常熟区（后归并到徐汇区）民政科负责军属工作的同志就找到祖父，请他担任居住地块的军属大组长。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经济尚未恢复元气，那时许多军属比较困难，很多人失业、无业，政府号召生产自救。祖父提议建一家衬衫厂，得到了区民政科的同意支持，由政府拨款，委托我祖父负责筹备。忙碌了几个月，顺利地办起了地方国营上海市常熟区革命家属生产工厂，厂址设在长乐路617号，于1951年11月正式成立开工，区民政科委任我祖父担任厂长。办厂既响应了国家发展生产的号召，又解决了七、八十个失业、无业军属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政府大力支持，大开绿灯，产品得到国家商业部门的包产包销，很快就打开了销路，厂里对生产的“光荣牌”衬衫也严把质量关，故在上海一时小有名气。这是当年的工厂旧照。

        如果从淮海中路过去，沿东湖路向北走到头，这里是东湖路、富民路和长乐路再加延庆路、新乐路的交汇处，三角花园中间有一尊文艺活动家田汉雕塑。此地沿长乐路往西约100米，就是当年祖父所创办的常熟区革命家属生产工厂旧址。我老远就望见一建筑像老照片上的楼房，走进细看果然是。近70年了，还是当年的模样。

        东侧的长乐路613弄进入可到这楼的南面和后门。弄内包括路口这幢共有7幢3层新式里弄住宅，始建于1939年，叫做沪江别墅，解放前也算高档住宅区了，已入选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从目前的南面（后门）情况看，比较凌乱，可以想象这里早已住满了普通人家。

　　返回到长乐路上，再次凝望旧楼。望着617号门牌和已空荡荡的门面，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

        祖父那年正是站在这个门牌下拍下了一张照片，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一句唐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沿着祖父在上海的足迹走一次一直是我和家人的心愿，在祖父120周年诞辰（2019年4月17日）前终于如愿以偿。每到一处，睹物思人，点滴回忆寄托了对祖父的思念。今天我又把一路寻迹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对祖父的永恒纪念。纪念是一种保存，是对思念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