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的经历（三）

若愚无言

　　我们是傍晚回到沈阳的，一进沈阳，就发现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粉刷了大标语，上面写满了当时最流行的标语和口号，什么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呀，令我们耳目一新。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势不可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场终身的灾难，若没有当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命运就肯定是另一种结局。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回到学校，学校在继续着停课闹革命，空荡荡的校园里早就没有了往日朗朗的读书声，一片萧条，外出串连的同学大部分都没回来，回到家的也都没到学校报到。各个教室都住满了外地来沈的红卫兵，眼见天气渐渐冷了，外地的红卫兵陆续都回家了，学校里一片狼藉，窗户上连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走廊里两侧的墙上贴满大字报，新的覆盖着旧的。“沈字”红卫兵逐渐被各个班级相继成立的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所替代，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当时的松陵中学，只有二十六个班，初一有十个班，初二和初三各有八个班。就这区区二十六个班，红卫兵组织就不下三十个，有的班级，能成立两三个组织，随便起个名字，就可以到总务处张茂忠付校长那儿去领一笔钱，到市内做袖标，做战旗，刻公章，买油印机，买纸张。我们班也随潮流 ，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并煞有介事地设了两个战斗队 ，一个叫做：“云水怒”，另一个叫“风雷激”。由于松陵中学的教室都被别的红卫兵组织占用了，我们只好在松陵五校占了两个教室充当总部。每天到外面抄大字报，回来就刻蜡纸，用油印机翻印传单，然后到街上去散发，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分发广告一样，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没有报酬。我们天真的以为那就是革命。

十二月份，报纸上一篇介绍大连海运学院一支徒步进京串联长征队的文章，引起了D的注意，他于是就倡导我们也组织一支长征队，徒步进京。

沈阳距离北京具体有多远，我们谁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常听老人讲“里七外八”，那意思是说，以山海关为界，关里是七百里，关外就是八百里，七八一千五百里地，一千五百里地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根本不清楚。几个人里头就我有些三心二意，犹豫不决。D是非拉着我去不可，我推托说怕我妈妈不让去，他就跑到我家，软磨硬泡地做我妈妈的工作，开始时妈妈还真的不大想让我去，后来让D的三寸不烂之舌给弄得实在没有办法，也就同意我和他们一起去徒步串联了。

当时的治安情况比较好，几乎没有听说过什么地方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案件，整个沈阳市一年能枪毙一两个死刑犯人就顶大天了，如果换到现在，社会治安如此混乱，我妈妈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去的，不仅我妈妈，其他几个人的家里也不会同意我们几个半大孩子徒步走那么老远到北京去的。

为了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区政府给每个参加长征串连的红卫兵一些补助，包括钱和粮票，每人给一双黄胶鞋，松陵厂给每一个人做一件塑料雨衣，学校给我们开了介绍信，每个长征队都给一些当时的宣传资料、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毛主席像章等，以便在沿途散发。因为长征串联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队，播种机嘛。

1967年1月初，我们几个就上路了。头一天，我们为了坐车还是徒步走出沈阳而争论不休，最后决定，坐车到沈阳南站，从南站出发。

在南站站前广场，苏军烈士纪念塔下，我们郑重其事地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然后，高举着“八一八红卫兵”的战旗，精神抖擞地向铁西方向走去，我们事先早就打听好了，北京在沈阳的西面，出沈阳先奔辽中，走台安，盘锦、沟帮子、锦州、锦西、绥中、山海关、秦皇岛。接下去再怎么走，等过了山海关再说。

出了沈阳市区，沿途有许多的红卫兵长征队，每队的人数都在五六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几乎不用打听道，你只要跟着往前走就是了。

当天下午，我们走到大潘镇，大潘镇离我叔叔家不远，以前我经常到叔叔家，所以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接待站就在我老姑曾经就读的大潘中学。因为是头一天，我们不想走太远的路，就决定早一点休息，这时才发现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没带行李，接待站里根本就没预备被褥，睡觉成了一大难题。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派D回沈阳取行李，我们几个在大潘等他。D搭乘末班到沈阳的郊车回沈阳，我们就住在大潘中学的学生宿舍里。

那天晚上在大潘中学投宿的红卫兵特别的多，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铺炕上，几乎是你的前心紧贴着我的后背，每个人都得侧卧着，半夜里若是谁起夜上厕所，那么他回来时肯定就没有了位置。我们就这样挤了一宿，早上起来时，浑身到处都疼，睡一宿觉比走一天的路还累。

上午九点多钟，D乘坐的郊车就到了，他提着我们几个人的行李一下车，我们就迎了上去，嘴里一个劲儿地表扬他，我还得便宜卖乖地说，早知道昨晚上睡得那么挤，还不如和你回沈阳去取行李了呢。

我们再上路时，就有点像当年的红军的样子了，沿途不断地分发着各种宣传品，俨然我们已经成了宣传队，播种机，几乎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一路上有许多的接待站，或是学校，或是生产队，在县城里大部分是住招待所，在农村绝大部分是住老乡家，那真是吃百家饭，住百家炕。吃过辽中的苞米茬子，喝过盘锦的盐碱水，一路走，一路体验着辽西大地的风土人情。当年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点也不后悔，相反的倒觉得那是一次极好的社会实践的机会，我们每到一个接待站，就争着往自己的日记本盖当地的纪念戳，乘车串联时我在韶山买的那本日记本上盖了满满的纪念戳，可惜的是，如今那本日记再也找不到了。

过了沟帮子，我们一直沿着铁路线走，跨过了大小凌河，来到了辽沈战役的主战场锦州。我们住在锦州畜牧学校，和我们一路上见过所有的学校一样，学校照例是那样的破烂不堪，整个校舍没一块完整的玻璃，校园里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新的覆盖上旧的，左一层右一层的。我们住的是学生宿舍，学校里几乎见不到一个学生，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恐怖感。

我们安顿下来后，我提出要到我大姨家去看看，大姨家就在离锦州市不远的王家窝棚，他们几个在锦州多呆一天，了解了解锦州的概况，然后我们约定在锦州的下一站——高桥会面，继续我们的征程。

我背着行李，坐上去王家窝棚的郊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大姨家，就知道大姨家住在王家窝棚，王家窝棚具体有多大，大姨住的具体位置，我是全然不知。车到王家窝棚镇，因为是终点，车就不再往前开了。下了车，我一时间真有一点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向路边的人打听“周风生家住在哪儿”，周风生是我大姨夫的名字，因为是老住户了，镇里的人几乎都认识他。赶巧，当我正在打听时，我大表姐正从这儿路过，见一个红卫兵在打听她家的住址，就忙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一见是我，顿觉大喜过望，忙把我领回家。我十分顺利地到了大姨家，大姨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将家里仅存的胖头鱼拿出来为我接风，并一个劲儿地打听沈阳的情况，我们娘俩唠了有半宿的嗑。

第二天，我离开大姨家，大姨再三挽留，我说其他人在高桥等我呢，事先我们都约会好了的，不可以失约的。大姨一直送我很远很远。

王家窝棚距离高桥只有十五华里，很快就到了，他们几个已经在高桥车站等我有一阵儿的工夫了，大家见面十分高兴，。

高桥离塔山不远，我们决定到塔山，看看当年塔山阻击战的战场究竟是什么模样。

到了塔山，就见山上确实有一座塔，是什么年代的我们也搞不清楚，由于是冬天，山上一片斑斓，站在山上，四下里望去，周围都是高低不平的丘陵，向大海的方向望去，灰蒙蒙的，没见到海，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再往前走，我们就进入了绥中地界。快到绥中县城了，远远的已经看见县城的建筑物了，我们几个不免加快了脚步，迎面来了一个挑着担子卖梨的小贩，L上前去问价钱，回答说两角钱一斤，价钱真便宜！我们就每人买了五斤，也是仗着年轻，再加上也有些饥渴，五斤梨一眨眼的工夫就被我们消灭了。当走到县城边上时，又遇见几个卖梨的小贩，一问价钱，一角五。我们这个后悔呀，不如先前不买了。既然便宜，每人就又买了几斤。我们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装满了绥中的白梨。当走到绥中招待所的门口时，一大群卖梨的小贩在吆喝着：“一角钱一斤，个大皮薄，不甜不要钱！”真是让人悔青了肠子，再便宜，也买不了了，肚子实在是装不下了，Z说，买几斤，留到晚上吃，我们一听，有道理，每人就又买了五斤。接下来的事就更气人了，当我们踏进招待所的大门，招待所里的服务员也在卖梨，质量和外面的相差无几，一问价钱，五分钱！B说，再买几斤吧，和先前买的一平均，这白梨就合七分五买的了，不就少赔点了吗！几个人一听有道理，就又买了五斤。可倒好，晚饭我们都没去吃，净吃白梨了，那一宿，去了几趟的厕所，就记不清了，半夜里饿了，就又抓起白梨来吃。

就这样，我们在绥中过了一回白梨节，当年在绥中吃白梨的往事，如今回想起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似的。

快到山海关了，我们是沿着铁路线走的，至于当年我们为什么总是沿着铁路线走，其原因一个是我们认为铁路的距离最近，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迷路。

　　绥中到山海关一段距离较长，由于我们是沿着铁道线走的。所以沿途没遇到一个接待站，中午我们几个没吃到饭，饿得我们实在是有些走不动了，可是不走又有什么办法呢？实在走不动了，几个人就坐在路边休息，一列货车从身旁飞驰而过，望着那一闪而过的车厢，D说，车上怎么不掉下来一点吃的呢，哪怕是一块咸菜疙瘩也好哇！多年以后，当同学们聚会时，D还津津乐道地提起这段名言语录呢！

我们到山海关时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了，本打算在山海关住下，好好看看山海关的雄伟英姿，天下第一关嘛！可是Z说，我们应该赶紧向前走，争取早点儿到北京，背不住兴许还能见到毛主席呢！于是我们匆匆看了一眼山海关城头上“天下第一关”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便向秦皇岛方向走去。

当时的秦皇岛并不大，我们被安排到秦皇岛第一印刷厂住宿。为了探索我们平日里看的书究竟是怎么印出来的，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没急着走，而是到车间参观，想看看书到底是如何印刷出来的。

我们在工厂接待人员的陪同下，从纸张出库，排版印刷，到书籍装箱出厂，从头至尾地参观了一遍。当时印刷厂主要任务就是印刷毛主席著作，当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突发奇想，就想要亲自参加印刷毛主席著作的工作。D将我们的想法与工厂的领导一说，厂领导举双手同意，热烈欢迎。就这样，我们决定不再向前走了，就在印刷厂参加印刷毛主席著作的工作。

我们一共是五个人，L、D、B、Z和我，几个人当中，就Z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他还是坚持要走到北京，一时间大家的意见无法统一，按说，四比一的局面，Z应该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是Z就是有自己的主见，他说，你们不走，我自己走。开始我们以为，他也就是说说而已，可是第二天，他竟然收拾收拾行李，真地走了，我们大家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就只好任他去了。后来我们在沈阳见面时，Z讲，他在路上与另外一伙也是沈阳的红卫兵一起结伴走到北京，并且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接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检阅，我们听了也觉得羡慕，但并不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后悔。

我们在印刷厂的工作正式开始了，几个人分别到印刷组、装订组、剪切组、包装组，体验着工人的艰辛。我们住的宿舍是工厂为徒步长征的红卫兵住宿而临时设立的，用木板搭的板铺，屋子中间有一座用汽油桶改制的取暖炉子，烧的是工厂院子里的优质煤，每天晚上我们都把炉火烧的旺旺的，宿舍里温暖如春，工厂里还有浴池，我们经常去洗一个澡，吃饭在职工食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地吃的地瓜面的窝窝头，黑黑的，甜丝丝的，吃惯了玉米面窝窝头的我们，特别喜欢吃地瓜面的窝窝头，几乎每天都吃，工厂的工人们往往不理解我们，他们吃地瓜面的窝窝头都吃腻歪了，人家就爱吃玉米面的窝窝头。食堂的大师傅见我们这么爱吃地瓜面的窝窝头，就每顿都为我们预备一些。

我分在剪切组，用机器剪切装订好的书，一台机器三个人操作，需要配合默契，我很快就掌握了要领，一边劳动，一边与工人师傅们唠家常，日子过得很快活。

我们在工厂劳动的一段时间里，工厂就再也没接待过别的红卫兵，也许是我们一直没离开的原因。

一月下旬，来了一个单独行走的红卫兵，好像叫王小兵，在我们的宿舍住了一两天的光景，由于都是沈阳人，大家都感到亲热。从王小兵的言谈话语里，我们感到他好像是一个高干子弟，在学校里没有朋友，很孤单，挺受排挤的，他见我们这些工人子弟比较随和，就觉得像见到知音似的，离别时都觉得有些难舍难分了。

1967年1月，上海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总司一举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成立了上海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为王洪文的行动叫好。于是，全国进一步动乱，秦皇岛市也不例外，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到街里去看大字报，当年的秦皇岛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百货大楼附近。同我们走过的所有地方一样，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与前些日子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祸水已经蔓延到工厂，社会。看到这一切，我们心里不禁一片茫然。

星期天，我们来到秦皇岛货运码头，。

秦皇岛码头没有我们想象的繁忙景象，岸边的海水都冻住了，我们跳上冻了冰的海面上，十分遗憾的望着远处，没看到白浪淘天，没看到水天一色，更没看见秦皇岛外的打鱼船，映入眼帘的是灰蒙蒙的苍天，灰蒙蒙大地。B捡了几个所谓的海蛎子，竟然如获至宝，兴奋得不得了。回到宿舍，急忙在火炉子上烤熟了，大家津津有味地尝了有生以来自己采得的海鲜，好吃不好吃是记不得了，但心情实在是好得不得了。

快到春节了，国务院发出春节全国不放假的通知，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我们所在印刷厂也不放假，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同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一道过完革命化的春节后，再继续向北京进发。

2月9日，是大年初一。我们照常上班，工厂的工人们出勤率也比往日高。秦皇岛的街上已经有了过年的气氛，鞭炮声不绝于耳。食堂的大师傅特意为我们做了几个有肉的菜，算是为我们过年了。

节后，正当我们想启程的时候，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内容是停止全国的徒步串联，所有的革命小将一律回原地参加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知里还特别指出，距离出发地500公里以外的，免费乘火车回原地，500公里以内的，原则上徒步走回原地。

秦皇岛距离沈阳也就有400多公里，按文件要求，我们得走回沈阳，怎么办？D说，我们再顺着铁路往前走，走到哪个火车站，若是让上车的话，我们就坐车回家。这个主意实再好也不过了。

我们与朝夕相处了近一个月的工人师傅们一一道别，大有难舍难分的意思。工厂的领导还对我们说，要把我们在工厂的表现写成材料，寄到我们所在的学校。后来我在昌图下乡时，大队革委会主任马武山曾经跟我说起过，我们的档案袋里有一份我们在秦皇岛印刷厂劳动材料，里面说尽了好话。

我们又沿着铁路向前走，来到北戴河火车站。别看北戴河的名气很大，火车站可是出奇的小，就好像沈阳的皇姑屯车站似的。D走到售票口，递进介绍信，说我们回沈阳，里面的售票员连锛都没打，递出四张票。我们心里这个高兴啊。

就这样，我们徒步长征串联结束了，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的社会实践结束了，其收获，简直令我们终生难忘。

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学校依然是冷冷清清，满目疮痍，只有少数的造反派在学校活动，各派别之间的争斗已经上升到剑拔弩张，动枪动炮的阶段。我们全然没有了当初的革命热情，悄然地成了“逍遥派”，成天养鸡、养鸭、制作半导体收音机度日，一直到1968年9月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