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的经历（一）

若愚无言

1966年是一个令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忘不掉的年头。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同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也是太多太多。

那一年的春天，报纸上大批判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先是批《海瑞罢官》，接着就是批“三家村”，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什么《燕山夜话》之类的，反正我们小孩子也整不明白，可一个个就像是个小大人似的，好像什么都懂。当时我们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家陷入动乱，乌烟瘴气的，带给我们的竟是一辈子的灾难。

进入6月份以后，学校就基本上停课了，初三的同学喊出了“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进考场”的极端口号。其实，按照当时的形势，就是你想进考场，也没有门啊！

沈阳市各个中学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时好像是全市统一组织的，挺正规的，叫做沈阳红卫兵，红色袖标上印着红卫兵三个黄色大字，下面印着沈字****号，所以又称沈字红卫兵。市里设有总部，每个区设一个分部，皇姑区红卫兵分部就设在省实验中学院内，以下每个学校都设有“沈字”红卫兵组织的指挥部，袖标都是市里统一编号下发的，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当时的学生会的变种一样。但到后来，好像是过了10月份，沈字红卫兵就混不下去了，各个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派生出来，五花八门，起什么名字的都有，这个叫兵团，那个叫司令部的。但是有一样，红卫兵组织在当时还仅限于学校内活动，社会其他行业还没有出现什么造反组织。

六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学校里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教学楼的走廊，内容就已经不是批判“三家村”一类的了，都是针对校领导或是驻校工作组的，其中的观点几乎和北京的大专院校同出一辙。

正常的上课秩序早就打乱了，我们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报纸，学习文件，再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天天读。收音机里整天也是这些内容。各种学习资料、文件小册子满天飞，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放暑假。

八月初，中央开了一个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并于八日通过了“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文件，俗称八·八决定。十八号和三十一号毛主席身着军装在北京两次接见了全国各地到北京的红卫兵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破四旧，开始时仅仅是更换一些商店的牌匾，字号，改一些地名什么的，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派出所整天都在忙于接待前去改名字的革命小将，这个叫卫东，那个叫要武的。但是到了后来，就发展到有一些人在大街上手拿剪刀，见到留有长发的姑娘就不容分说，上去就是一剪子，把人家的长发给剪下来，见到穿有所谓奇装异服的，上去也是一剪子。以至后来街面上见不到一个留有长发的姑娘了。当时家家户户都在清理自己家的家底，生怕有什么四旧，封资修的东西遗漏，能卖的卖，不能卖的就扔掉。那个阶段，我正在爷爷家过暑假，城里的事我全然不知。等到开学时回到学校，学校根本没有上课的迹象。校园里全然没有了往日朗朗的读书声。大喇叭里整天是革命的口号和革命歌曲，再就是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教学楼里走廊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大字报，新的覆盖上旧的，左一层右一层的，给人一种满目疮痍的感觉。

到了九月，沈字红卫兵总部给我们学校几个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的名额，接受9月15日毛主席的接见。我们班的W十分幸运的得到一个机会。当时我们大家都羡慕死了。

后来到了国庆节前夕，沈字红卫兵又给了几个名额到北京参加国庆大游行，同时接受毛主席第四次检阅红卫兵。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班的Z 通过三机部的渠道，也得到一个机会。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到了北京。

好像是9月28、9号的样子，我们在沈阳站（当时叫南站）广场上集合，排队进入站台里，乘12 次特快列车，第二天早上到的北京。我们被安排在崇文区的一个小学里住宿，接待我们的老师一口一个地称我们为毛主席请来的小客人，组织我们练习队形，讲一些游行时的注意事项，我们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看一眼天安门，可是接待我们的老师讲，天安门广场已经戒严了，不可以随便去的。等到十一国庆那一天，你们会看到的。于是我们就热切盼国庆节早点到来。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十月一日大清早，我们就被喊醒了，大家赶紧吃早饭，早饭是大米稀粥，咸菜条，馒头。随便吃。饭后集合时，每人又发了两个馒头，两个鸭梨，还有两个鸡蛋。并告诉我们是中午饭。

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步行走到东长安街，在东长安街上静静地等候着国庆游行的开始。长安街相当宽。当时，像长安街那么宽的街道，恐怕也只有北京才有。我们十个人一横排算作是一路，这样的“路”一共有十路，我们排在第九路。就相当于我们前面有八十个人。等待的滋味是最难熬的，实在是闲心难忍，就不断地消灭着临出发时接待站发的食物，先是把鸡蛋吃了，又吃了一个馒头，又吃了一个鸭梨，时间还不到九点，按惯例，国庆游行在十点钟开始。兜里就剩下一个馒头和一个鸭梨了，由于怕中午挨饿，就强忍着，静下心来等待游行的开始，不再惦记兜里的食物了。长安街已经被全国各地到北京来的红卫兵挤得满满登登的，少说也有百十多万。

终于，扩音器里传来了盼望已久的《东方红》的乐曲声。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从前面传过来，我知道国庆庆典开始了，心情也就随之激动起来。乐曲一结束，扩音器里又传出一个领导讲话的声音，一口的湖北腔，说实话，我一句也没听清，只是后来看报纸才知道，那是林彪在讲话。林彪叽哩哇啦地讲完以后，游行正式开始。可是，过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的功夫，我们却没有挪动一步。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队伍终于动了，我们十个人都手挽着手，一起向前走，之所以让我们手挽着手，是怕我们被挤乱了队形。估计过了一个小时的光景，我们的队伍终于挪到了天安门观礼台前面。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天安门，天安门上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城楼上的八盏红灯笼和八面迎风飘舞的红旗格外醒目，红墙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和两幅著名的标语，吸引着所有人的眼球。可是我就是看不到城楼上的身穿军装，挥舞着巨手的毛主席。广场上欢呼声惊天动地，经过天安门的红卫兵都想停下来，好多看一眼自己的领袖，后面的红卫兵却拼命地向前拥挤着，好能早一点看到自己心中的红太阳，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队伍行进缓慢的原因了。好不容易，我们的队伍挨到了天安门前面，大家欢呼着，雀跃着都在争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风采。一时间，我们的队伍乱了套，好多人的鞋子都被踩掉了，但是即使你的鞋子掉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弯腰去拣，因为只要你一弯腰，就有被后边的人挤倒的危险。当时我穿了一双高腰的翻毛猪皮鞋。鞋后跟还钉了橘子瓣的钉子，所以我一点不担心鞋子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距离天安门实在是太远了，只能看见天安门的红墙，红墙上悬挂的两幅标语和当中的毛主席画像。其他的是什么也没看见。倒是回过头来看见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立在纪念碑前面的孙中山的画像以及坐在广场的无数的红卫兵。为了让游行队伍行进的速度加快一些，北京的红卫兵在游行队伍的路与路之间，极力地驱赶着，并手挽手的阻挡着，劝阻红卫兵们不要向天安门方向拥挤，不要停留。

　　就这样，我们的队伍被前呼后拥地挤过了天门广场，除了挨挤以外，别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不少人的鞋子都丢了，据说，游行结束以后，仅鞋子就拣了好几卡车之多。

队伍一过了天安门，接待站的老师就吩咐我们赶紧吃午饭，可哪还有什么午饭呀，早晨分的食物基本上让我吃得差不多了。就剩一个馒头和一个鸭梨了。

到了晚上，我们被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的一块事先画好位置的区域里，告诉我们在这里观看国庆焰火晚会，我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能观看到国庆焰火晚会，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回啊。

　　纪念碑前堆放了好多好多的装烟花礼炮的盒子，一字摆放着大约有十几门专门用来施放礼花的小钢炮 ，每门小钢炮后面站着两个解放军战士，不用说，他们是施放礼花的炮兵。广场周围每隔不远就安置着一台探照灯。

天渐渐黑下来了，可是焰火还没有放，我的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就在这焦急之中，忽然广场上响起非常熟悉的《东方红》的乐曲声，天安门方向传来一阵阵欢呼声，我知道，一定是毛主席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了，由于距离天安门太远，我们不可能看到前边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因此我就老老实实的坐在原地没有动，静等着看国庆的焰火，两只眼睛一直在看着纪念碑前的几个解放军战士在忙活。

第二天，从《人民日报》得知，毛主席当时走下天安门城楼，在金水桥前，席地而坐，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起观看国庆焰火。音乐声一停下，那几个解放军战士就开始动作了，两个战士一前一后交替操纵小钢炮。随着一声声炮响，天安门广场的上空绽开一朵朵绚丽多彩的礼花，那礼花真是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全世界所有的花卉都集中到这广场的上空来开放了似的，简直令你目不暇接。广场周围的探照灯不停地将它那一束束光柱射向空中，洒向人群，我就像坠入一个梦幻的世界，进入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有些飘飘然了。烟花一共燃放了四五次，每次能燃放个二三十分钟的样子，两次燃放的间歇期间，广场上的人们就跳舞欢歌，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是一群来自新疆地区的红卫兵进京代表，他们又是唱又是跳的，高兴得不得了，那幸福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狂欢晚会一直延续到午夜才结束。在回驻地的路上，经过前门楼子的时候，我看见街道上方无轨电车的电线上挂满了礼花燃放后落下来的废纸屑，小的降落伞，街道上的纸屑更是好多好多。

第二天，接待部门就安排我们回沈阳，这次到北京，除了挨挤，看了国庆焰火以外，别的是什么也没见到，天安门也没看够，仅仅就是十月一日那天走过的那一趟。

　　回到学校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全国革命师生大串联在神州大地悄然兴起，并有一股不可阻挡之势。学校的同学们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开始时还得由校方开介绍信，证明是革命的红卫兵，到某某市某某学校搞革命串联，请接待为盼云云。到后来，基本就不用什么介绍信了，只要有一张纸，上面盖有公章，有字，有日子，就可以走遍全中国，一分钱不花，到哪儿只要能找到红卫兵接待站，就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

十月中旬，我会同D、Z、C、L几个人，约会好一起出去串连，在研究出行路线时，决定先到天津，再到上海，到广州，然后北上到北京，见到毛主席以后就回沈阳。计划的相当周密，临行时，有一组女生想跟我们搭伴而行，要说那时我们是小孩子呢，要是搁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出当年的事情来的：我们嫌她们碍手碍脚，是累赘，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他们，表面上就同意了。而心里却不约而同在想：等到了火车站，我们就把你们甩掉。我们到沈阳南站售票处领取了“革命师生全国串联乘车证”。在南站广场上排了好长好长时间的队，当时外出串连的红卫兵相当多，整个南站的广场上挤满了红卫兵，黑压压的一片，清一色的绿军装，红袖标，腰里扎一条皮带，斜挎着一只军用书包，幼稚的脸庞上，流露出脱离家长约束后获得解放了的自豪感。

　　好不容易挤进了火车，车厢里已经满员了，额定载118人的车厢里，就像沙丁鱼罐头式的起码能挤进400来人，两个人的座椅挤三个人，三个人的座椅挤五个人，过道站满人，座椅底下，行李架上，两节车厢的衔接处，水房、厕所，甚至车窗前的小桌子上，总而言之，车厢里的每一个空间，凡是能呆人的地方，都有红卫兵在。超载的火车，喘着粗气，呼呲呼呲地拉着红卫兵小将们向前奔驰着。

在天津我们下了火车，脚一沾地，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究其原因，是在车上站了一夜，双腿都麻木了，老觉得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冷不丁的不晃悠了，反倒觉得不得劲儿了。

为了甩掉那几个女生，下车后，我们几个故意慢一些走出站台，等那几个女生离开我们的视线后，我们就从另一个方向往接待站走。可是天津红卫兵接待站只有一个，在接待站我们又碰面了，虽说有一点尴尬，但好在她们已经联系好住处了，我们再登记，就安排到别处了。她们临别时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天津？我们也就含含糊糊地回答，住几天再看吧。可心里却不约而同想的是如何摆脱她们。

天津是一个商业城市，我们下车后就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街上有许多脚踏三轮车，但车夫登车时不是像沈阳的三轮车夫那样两脚向前进方向蹬踏，而是向后蹬踏，看着好像是在往后边倒链子，可是三轮车却依然向前走。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好奇的我忍不住向身边的天津人问个究竟。一个天津人告诉我说，这样登车省劲，不疲劳。我想了想，似乎有一点道理，起码三轮车为了改变运动方向，它得多一个导向轮不是。

天津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每个人的胸前除了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外，还佩戴一张类似胸章的东西，仔细一看，那是在一片红色塑料片上用金黄色印制的毛主席语录牌，这样的现象我们在沈阳可没见过，出于好奇，第二天，我们通过反复打听，终于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卖这种语录牌的地方，价钱并不贵，好像一角钱一张。每个人就买了几张，就当作来天津买的纪念品吧。

我们在天津的南开大学抄大字报，反正坐公共汽车也不要钱，就坐车到处跑，一天下来，也累得腰酸腿疼的。天津哪儿都好，就是有一样不好，街面上找不到厕所，就因为找不到厕所，我们在天津呆了三天就腻歪了。

对了，我们还到海河公园玩过，那天我们沿着海河走。要到河的对岸就得走到解放大桥。我们一看解放大桥还挺远呢，还是C的眼睛尖，他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小桥，我们好高兴。可是当走到桥中间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老头，冲我们要钱，我们问他要多少钱，他说每人一角，我们说，我们是红卫兵，坐火车从沈阳到天津都没花一分钱，过这么一个破桥还要钱，有点说不过去吧。老头并不买我们的账，说这桥是他自己建的，不管是什么人打这过，都得交钱。我们几个实在是不愿意花这笔钱，就原路退了回来，到底还是走到解放桥到的河对岸。

第四天，我们就到火车站排队，准备启程到上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