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那些事——知青生活散记

柴和平

那些日子，那些事

——知青生活散记

（2019年4月）

在我近七十年的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对往事的记忆。如果按年来计算，对五年以上的往事，1969年可能是留下记忆最多的一年了。那是我完完全全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度过的唯一一年。从年初的适应农村生活，配合农民建我们的知青点，到历经千辛万苦回汉过春节，到节后返队吃村民的“百家宴”，再到备耕积肥、插秧、双抢、秋收，最后到冬季上水利，好多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在脑海中浮现。在《风雨五十年，情系拖船埠》一文中，我对我们的知青生活已经作了一些描述，但仍感觉意犹未尽，忍不住又补写了以下的一些生活琐事。

建家拾趣

刚到农村我们的知青点尚未建好，我们配合几个村民参入了建家工作，发现了不少未曾见过的新鲜事。

一是棺材筒子当木料。潜江是平原，绝大部分土地作了耕地，木料来源有限。我们建家用的木料，主要靠从废弃墓地里挖出的棺材筒子，四面一刨，中间的木料不仅成色新，而且质地好。新家补充的门，吃饭的桌子，都是用棺材筒子做的。至于灶台上大锅的锅盖是不是也用的棺材筒子就记不清了。反正一开始心里有点别扭，但农民们都不以为然，我们心想入乡随俗，也没有提出异议，时间长了也就不把这当回事了。

二是简易床。因为只是短时间顶替一下（等上面的知青安置费用下来就买正规的床），床做得比较简单，两支条凳，中间搁上晒棉花的垫子就成了。做条凳也很简单，找粗一点的树枝两头锯掉，两面略微刨平，一头打一个长方形的洞，再找两根稍细带叉的树枝当腿，隼进凳面的洞里就成了。因为条凳做的太简单，稳定性稍微差一点，睡在一张床上的郑骐和陶震有一次动作大了一些，把条凳给弄倒了，床垮了，赶紧爬起来重新支凳子，搁床。只是有点狼狈，并没有严重的后果。

三是泥巴砌泥砖。看到潜江建砖房很奇妙：砖无需烧制，找一块合适的地把土挖松，灌水泡几天，把泥土和匀装进模子里，放几天脱模晒干就是砖，可以直接砌墙了；砌墙的砂浆也是纯泥，不加水泥，也不加石灰，江汉平原的泥土粘性好得很。整个房子的墙体全部都是泥。这种泥墙隔热保暖，也能承重，缺点就是怕水。1969年春节后我们返回知青点，知青点的房顶塌了一个角，就是因为长时间的雨雪泡软了几块砖。不过也无大碍，队长找来几个人把房子的茅草顶抬起来，塞进几块砖，问题就解决了。

最快活的一次出工

1969年4月，备耕积肥开始了。大田对肥料的需求量真大！田里越冬种的草籽、蚕豆等被耕了直接作了肥料，村民家家户户积蓄的人粪尿和草木灰被作价挑到田里，空地上以及河里、湖里的草也被割了洒进田里，那场面十分壮观。这一天我们知青的出工任务是打河草。大家带着镰刀，弄了一条队里的船划到村边的小河里，寻找水草密集的地方割草。当时正值暮春，阳光灿烂，水波荡漾，满眼葱绿，颇有一番诗情画意，大家的心情都非常舒畅。要是每天出工都是这种场景就好了！船行进中，突然一个女生（记不准是熊家萍还是黄仪）心生浪漫，装着不小心故意把镰刀掉进水里，三四个男生赶紧跳下水去摸（下水的是哪几个人也记不清了，比较确切的有赵林）。几个人轮番潜入河底，大约五六分钟后，镰刀被找到了，大家都欢呼起来，下水的男生全然忘记了当时乍暖还寒的气温。

那一天打草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但大家欢乐的场景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水灾之后寻潇洒

1969年7月上中旬，暴雨一天接一天的下着，村里小河的水位天天看涨，生产队在河里养的鱼眼看就要漫塘了，队长每天组织人用麻袋把河两边加高。7月15日，雨势达到特大暴雨级（印象中洪湖燕子窝决口就是那一天），河里的鱼已经拦不住了，情急之下队长下令往河里洒农药DDT把鱼药死，然后捞上来分给各家各户。那鱼都是五六斤一条的大鱼，炸出来金黄金黄的，让人看了嘴馋；可吃到口里农药的味道让人作呕。最后，鱼全部扔了，还浪费了不少油。第二天，天晴了，可放眼四望到处是水，队里的地界成了一片泽国，队长无奈地宣布放假一天。

看到凭空生出来的一天假期和久违的阳光，不知是谁提议划船出去玩，一下子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当时自己脑海中闪过反对的念头，心想队里遭了这么大的水灾还出去玩，是不是缺乏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但又一想待在家里也不能解决队里遭灾的问题，机会难得，出去玩了再说吧。年轻人爱玩的天性战胜了自己脑子中的那么一点点“成熟”。）我们找队里借了一条船，陶震带上了他的相机，赵林背上了他的猎枪，几个女生戴上了色彩斑斓的帽子，大家划着船出了村子。在五十年前的农村，这实在是一支摩登的队伍！由于之前长时间下雨，那一天天气不算热，大家玩得很尽兴。

惬意的副业

我们知青组的副业就是三样：自留地、养鸡、养猪。

队里把我们知青点房屋旁边的几分地划给我们作自留地，大家利用业余时间精心操持，地里的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长势。除了萝卜、白菜，我们还种过辣椒、豆角、莴苣、土豆等。我们添置了六七口坛子，吃不完的菜就腌着泡着，有一季的萝卜干就腌得非常成功，连农民吃了都称赞。余永均经常从在省农科所（现在称农科院）工作的爸爸那里弄来优良蔬菜种子，以至于路过我们自留地的人都羡慕我们种的菜。

我们的鸡也养得不错。近二十只鸡，每天早上把鸡放出去，晚上把鸡笼关上。由于我们知青点的房屋就在队里的禾场旁边，鸡伺料不愁，每天只负责捡鸡蛋就行了。我们1969年6月1日抓了一批鸡娃，9月6日就开始有鸡下蛋了，不到一百天。下蛋时那只鸡只有半大，体重不到一斤；那蛋就像大一点的鸽蛋。

养猪也很有意思，我们一年养一头（养多一是场所受限，二是筹集饲料有难度）。对1969年养的那头猪印象较深。春天抓来的猪娃，第二年春节前就有一两百斤了，猪长得快的时候几天就看得出变化。从猪娃到半大猪的一段时间特别可爱，又活泼，又肯长。一天赵林看着猪突然来了兴致，拿起气枪对着猪尾巴开了一枪，没想不偏不倚地射中了猪尾巴，疼得小猪嗷嗷直叫。有趣的是第二年春节回汉前我们杀了猪打牙祭时，居然从猪尾巴中找到了那颗铅做的子弹。

口福与眼福

在农村吃到了不少在城市难以吃到的东西，也看到了不少在城市没有看到的东西。

给我们带来口福的首先是湖塘里的青蛙。春夏之交，农村的青蛙实在是太多了，一到晚上，到处都是青蛙的叫声。那时还没有环保的意识，农民不吃青蛙，说是有土腥气，而我们知青都爱那难得的美食。村里的孩子们乐于帮我们知识青年捉青蛙。有一段时间，一到天黑，桃源、邱廷等一帮比我们小几岁的大孩子就拿着自己家里的钢叉、篓子等来到我们知青点，跟我们一起去捉青蛙。那钢叉带倒钩，手电筒一照，青蛙一动不动，一叉一个准，每晚都收获颇丰。

到了夏天，麦地里割完麦子后，地上剩下一地乌龟，我们一会儿功夫就捡了一桶，又可以美餐几顿了。

1969年端午节前一天的傍晚，我们在知青点门前的空地上乘凉，看见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野兔跑过来，我们上去一追，黄鼠狼扔下野兔跑了，我们赶紧抓住了野兔，为第二天的端午节增加了一道美食。

我们还在知青点屋后捉到一条水蛇炖汤喝了，那味道确实鲜美。

至于眼福，除了阉公鸡在城里可以看到外，阉猪、老牛生小牛、蛇吃青蛙都是在城里看不到的。

那次看老牛生小牛的场景很壮观 。一个夜晚，村里一个很大的空场地上灯火通明，很多人围成一个大圈，里面是待生的母牛和几个帮助牛接生的农民。一会儿，母牛生殖器里露出一条牛腿，慢慢露出半头小牛，再一会儿小牛掉下来了，一个趔趄之后就站稳了，随后就可以在场地上走了。

看蛇吃青蛙也很有趣。一条蛇和一只青蛙相遇了，蛇不大，大约直径三厘米粗细，青蛙就是普通青蛙大小，开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条蛇能吃掉青蛙。突然，蛇的嘴巴张开了，可以张得很大，翻转接近180度，一下就把青蛙吞进去了，蛇脑袋跟身体连接的部位顿时鼓起一个大包。蛇不停地挪动身体，身上的大包慢慢地向下移动，一直移动到蛇的中部。看了大约半个小时，我离开了，估计随后就是大包慢慢变小，直至最后消失。

与做饭有关的故事

我们知青点做饭是轮流值日，每天留一个人在家。

那天陶震值日。天下雨，他到屋后的水池去挑水。水池有一块木跳板伸向池子中央，以便于打水。陶震个子高，不留神一滑，身体没有控制住，连人带桶一起掉进水里，浑身湿透（好在水池不深，没有什么危险）。他爬上来顽强地打了两桶水挑回屋子，自我解嘲地连声说“落了，落了（潜江话：掉水里了）。”

大雨接连下了好多天，轮到赵林值日。屋外的柴禾垛漏雨了，一部分柴禾打湿了。拿柴禾只能顺着拿，干的湿的混着用（要不然第二天的火就没法烧了）。连着用了一些湿柴后，灶里的火灭了，好半天也没有着。情急之下，赵林拿起火柴整把整把地往灶里洒，终于火又点燃了。

轮到我值日，锅里煮了一大锅面疙瘩。起锅前尝咸淡。熊家萍尝了嫌淡，邵雪萍说咸得发苦，我心想平时也不觉得两人口味有这么大的差别呀。无奈之下，我在锅的一个特定方位加了一点盐，稍后搅动一下盛给熊家萍，其余的大家就随便盛了。（当时吃的是粗盐，直接放到碗里化不了。）至于邵雪萍嫌咸了，只有让她碗里加白开水了。

还有一次我值日，准备炒菜，灶台的火都点上了，一拿油罐发现里面没有油了。我赶紧息了火，到不远处队里的仓库里找李队长借油。还好，李队长很体谅我们，嘱咐了几句计划用粮用油的话就借给我了。

我后来想，大家每天每餐按时吃饭觉得很正常，其实里面也有不少故事呢。

花絮一束

知青生活中还有一些零星琐事，够不上写出一段文字，但在自己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次队里在大仓库开会，会议开始前几个年轻人看着一袋袋尿素比起了谁挑得最多。尿素50斤一袋，挑最多的是孙传连，好像挑了500斤。我选择了300斤，担子两头各放3袋尿素，挑起来回走了十来步，感觉还行。一向行事谨慎的我不敢再增加了，怕万一伤了腰以后就不好办了。

还是在队里大仓库开会，会议间歇期间几个人聊起了闲篇。老贫农陈定公开腔了，他说，你们都说毛主席好，我说毛主席不好，毛主席不能让我们吃饱肚子呢。在那样一个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的日子里，听了这番话大家个个面面相觑，没有谁敢接茬。还好，周围没有小人，陈定公老人事后安然无恙。

夏天打摆子是农村的常见病。农民对于打摆子很淡定，患病后照常出工，感觉打摆子要发作时赶快到家里去躺一会，然后继续出工。1969年7月下旬我也患上了打摆子。那天收工了，大家都在屋子里，我的打摆子发作了，盖上三层被子还冷得发抖，陈宽诚、郑骐又压到我身上，这才感觉好一点了。

1969年冬季我们男生都上水利了，余永均有腰伤带着几个女生留在家里。当时粮食不够吃，从理论上计算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粮。余永均绰号“老实疙瘩”，严格执行定量标准，几个女生个个饿得叫苦。其实，最饿的应该是余永均了，但他是留守人员中的负责人，再饿也只有挺住了。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 知青生活，有痛苦，有欢乐 ，值得半个世纪后细细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