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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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旅店位于惠城区桥东街道办事处上塘街70号，惠州最早的欧式建筑，香港秘密大营救惠州接送站。100多位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在它的庇护下得以脱险。东湖旅店临街而建，建成之初占地千余平方米，由于周边不断被其他建筑占用，而今只剩下300平方米不到的地盘。原来的大门南面有一个花园，现在也被一栋7层民居所掩，三层的东湖旅店终日在大楼阴影下，原本以备不时之需的防空洞也被这栋楼堵住。如今，时间斑驳了它的风采，现在的主人正在进行重修，将改建成红色博物馆，让市民一起分享那段惊心动魄的义勇岁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九龙。党中央及周恩来同志曾指示广东党组织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滞留香港的几百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广东抗日游击队等立即投入秘密大营救中。当时困难很大，惠州、淡水都被日军占领。为了安全护送这批文化人士脱险，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筹建一个接待护送交通站，并解决好吃、住、行等比较棘手的问题。县委专门开会研究，决定让共惠阳县委指派组织部长卢伟如扮成“香港业昌公司”经理，由香港来惠州做买卖。并且以香港商人身份包下惠州东湖旅店2楼，作为秘密交通站。3楼住着国民党驻军187师师长张光琼。数百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通过惠州中转，安全转移到内地。其中茅盾、廖沫沙、胡绳、胡风、邹韬奋等都曾入住东湖旅店。

卢伟如与妻子叶锦珠、交通员刘茂仔等3人，带着货物到了惠州，把货囤积在东和行。东和行是个商号，由农工民主党开设，我们利用它做买卖，来掩护革命工作。

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经理的身份与各方人士周旋。由于卢伟如的派头大，货多，每天都有人来东和行、东湖旅店找他，问他的货卖不卖。这些人有商人，有国民党要人，他们整天缠着他，请他吃饭、谈生意，卢伟如一面应付他们，一面观察惠州的政治局势。

与此同时，香港亚洲公司经理廖安祥按照廖承志的部署，亦到惠州水东街开办“白皮红心”的“源吉行”，以梅州老乡和谈生意为由请张光琼等人吃饭，送东西拉关系，很快成为“老朋友”。在香港时，廖安祥就经常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做事。“源吉行”这张“白皮”，对掩护我们行动非常有利。我兼做“源吉行”老板，也与张光琼疏通了关系。

在香港党组织及进入港九地区的游击队员舍生忘死的掩护下，6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从九龙先后到达抗日游击队控制的宝安县白石龙，然后再分批转移。1942年春节前一天，从香港撤出来的第一批文化人，在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等护送下，从惠阳沙坑经永湖、三栋到达惠州。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副主任连贯也随同过来领导转移文化人工作。我们同时要负责他们的安全。

第一批文化人有茅盾夫妇、廖沫沙、韩幽桐等，他们都打扮成从香港逃难来的有钱人，被秘密安排住在东湖旅店和东和行里。由于三楼住着张光琼，连贯要求大家说话、行动都要小心，不要引起他人的怀疑。这些文化人士都是比较知名的，特别是茅盾，许多人认识他。为了安全起见，廖承志订了两条纪律：一、不许上街；二、把笔记本收起来统一保管。本来上级规定，文化人每到一地，应尽快设法送走，可是这些人到达惠州的当天是大年三十，接连几天都没有车船开出，只好等到春节后再走。

把文化人从惠州送往“后东”，主要是走水路。有时买船票搭客走，有时通过打入国民党惠阳县税局的一位同事的关系，乘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船走。茅盾等这批人人数多，专门包了一条船。这条船从船长到水手全是自己人或进步群众。上船的码头在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当时，有一段小插曲：上船前茅盾看到中山公园里矗立着廖仲恺先生和黄埔军校东征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时，诗兴大发，拿出笔记本就作起诗来。卢伟如等人怕群众围观而暴露其身份，曾进行劝阻。他发起脾气来，说不上这条船了。后来经过廖承志、连贯的劝说，茅盾最后还是上了船。

第二批文化人

此后，胡绳、胡风、宋之的等一批批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共100多人，都在东湖旅店秘密接待护送下离开惠州，到达下一站龙川老隆。邹韬奋是最后一批。当邹韬奋到达东江游击区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来电：国民党已秘密下令通缉邹韬奋，并命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其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南方局指示各地务必保证邹韬奋的安全。因此，邹韬奋延至5月才从游击区到惠州。为了保证邹韬奋的安全，我们除了让他住东湖旅店，还安排他到交通站副站长陈永家里住。当时，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惠州，城里的国民党特务也经常突击搜查。为防不测，卢伟如安排爱人叶锦珠和另一地下党员涂夫，每天一大早就领着邹韬奋到野外隐蔽。涂夫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187师政工队副队长，卢伟如爱人身份是“香港阔太太”，与化名为香港商人“李尚清”的邹韬奋同行，即使碰到国民党特务，也不易引起怀疑。邹韬奋在惠州停留了10天，卢伟如派人将他护送到龙川，经老隆转赴梅州。

从香港撤来惠州的人员有好多批，除文化人士外，还有党的干部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如陈策（国民党驻香港代表）与夫人、邹鲁夫人等。

中共惠阳县委、惠州区委接待护送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前后历时半年之久，我们胜利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1942年5月，粤北省委受破坏，组织上通知卢伟如赶快撤离惠州。于是，卢伟如在这年8月离开了惠州。

东湖旅店的主人名为翟雨亭，原籍惠州，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后受同学之邀赴福建工作，后兴办建筑公司。1935年，翟雨亭全家迁回惠州，受友人之约成立得生行车公司，参与惠樟公路修建，事业蒸蒸日上。翟雨亭后与友人共同出资合办农场，准备建一些经典建筑，作为西湖的配套景点，后因日军侵占惠州，计划泡汤。

抗战期间，翟雨亭受各行业公推当选商会理事长。1938年10月，惠州沦陷。其间，桥西和桥东的旅店几乎被烧光，原有的酒店和旅店无法复业。于是，部分有钱人家将幸免的房屋改为旅店，翟雨亭也把自己的洋楼改成了东湖旅店。

1941年香港沦陷后，很多难民逃回内地，而惠州成为一个重要中转站，惠州旅店业一时兴旺。因地理位置好，整体布局高雅抢眼，具有欧式风格的东湖旅店全店20多间住房常常客满。

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即封锁交通，大肆搜捕抗日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爱国人士。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过问，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香港市委等部门负责人分头组织港九地区及交通线上各级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全力投入秘密大营救。

在整个营救路线中，惠州交通站地位重要。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卢伟如受命到惠州建立接待护送交通站，并以香港某公司经理的身份包下了东湖旅店二楼整层作为秘密交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