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 巨港

良师益友

　　2000年，我曾看过由香港亚视拍摄制作的人文主义高水准之作《寻找他乡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拼搏奋斗经历的40集大型纪录片。片中缅怀早年华侨投身异乡的凄苦，一幕幕富与贫、喜与悲的华人海外故事无不让人感叹和心酸。作为归侨，我们的父兄长辈，早年在他乡亦有许多值得去寻找的故事。

　　巨港市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慕西河沿岸，是印尼第四大商埠。内河航运较发达，商贸活动比较活跃，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父亲李礼旃，8岁丧父，11岁丧母。1932年（19岁）在家乡福建同安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彷徨无助之时，接到1929年到印尼谋生的二哥来信，说他已在印尼的苏门答腊（Sumatra）巨港（Palambang）市担任一家肥皂厂的经理，并有办法为父亲解决工作问题。既然前途迷茫，不如下南洋去闯一闯。是年春，父亲就陪同二兄嫂一起出国去印尼。父亲先在新加坡住了约三个月，等待办理进印尼的入境签证，后到巨港二哥李吉成（即我二伯父）担任经理的巨港生活兄弟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生活公司）工作。因初来乍到，语言不通，业务也不熟悉，只能打打杂。

　　图为当年巨港的地标建筑物，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建造的自来水塔（Kantorledeng）。

　　图为巨港母亲河慕西河上摆渡的船只，称舢舨（Sampan），河岸边的房子叫水屋（Rakit）。

慕西河水碧波荡漾，儿时常到河边戏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河面波光粼粼，不时可看到小鱼在水底悠悠地游着。这里盛产一种叫Blido的淡水鱼，巨港人用它做成名叫pempek和krupuk的鱼饼，可蒸可炸，配上辣椒蒜蓉白醋美味可口，是印尼著名美食之一。

　　1932年底，二伯父推荐父亲到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会坤甸，生活公司分店南洋肥皂公司管理财务，并升职为中级职员。1934年下半年，因二伯父身体欠佳，父亲被调回巨港暂时接替二伯父的一些工作，至1935年初。

虽经三年的商场历练，父亲仍不忘少年（只有初中学历）时树立的“读书深造，然后从事文艺创作”的理想。在有一些积蓄后，萌发去日本读书的想法。当时生活公司的老板在苏门答腊第一大城市棉兰办了一间"新中华报社"，他答应聘父亲为该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写点通讯稿每月给多少津贴，这样一算去日本的旅费和第一年的费用是够的。父亲便于1935年3月离开巨港到日本东京，进入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学习日语。经半年的实地考察了解，父亲发现要真正学到知识就要考入比较正规的大学，但自已没读过高中，基础课程度较差，想进正规大学有困难，而入读"野鸡"大学，即使能混个名堂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在日本呆了8个月，当年初冬父亲就乘船经上海回福建家乡。

　　回家乡经过二个月的"面壁"思索，父亲终于开窍了。理想很丰满，但社会现实却很骨感。正如罗曼·罗兰说的：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是没有生命的。父亲决然告别理想，融入现实。重回印尼巨港后，父亲在生活公司从肥皂推销员做起，专心地干了四年。这四年既学到许多经商知识，也积累了不少营销的经验，更结识了一些华侨和印尼朋友，初步建立起从商必需的关系网。

1940年父亲与母亲陈雪美在巨港结婚，有了家庭负担后就必须在经济上寻求发展，因此就得更认真地工作。

　　图为1940年底在巨港拍的全家福。前排左一（站）是堂大哥温得、左二（坐）是堂三哥武汉、左三（坐）是母亲陈雪美（时已怀大哥“再春”在身）、左四（坐）是堂四哥长沙、左五（坐）是二伯母、左六（站）是堂二哥永苏。后排左一是父亲、左二是二伯父、左三是堂叔父礼鹏。（照片为堂二哥永苏提供）

　　图为 1940年底近而立之年的父亲。

　　图为1940年从厦门下南洋到印尼巨港与父亲喜结连理的母亲陈雪美。

母亲祖籍福建厦门，1918年出生。我外祖父原是厦门的驳船船工，后自置驳船经营，家庭经济惭有起色。日本侵占厦门时，将全市驳船强行征用，因而遭破产，并受刺激致精神分裂，不久去逝。

母亲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就是她终身的职业。

　　1940年至1941年父亲在曾应时、黄赐麒和二伯父等为股东，经营碾米机厂和树胶（即橡胶）加工厂的南洋树胶公司（下简称南洋公司）担任财政。这个时期，二伯父在巨港已有社会地位：在巨港中华总商会、巨港华侨教育委员会以及专门募款支援祖国抗日的华侨筹赈会等社团担任重要职务。社团的工作繁忙，生活公司的许多业务都要委托父亲负责处理。南洋公司经理曾应时也是巨港侨领，时任巨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父亲也要分担他在公司的部分业务工作。通过这两年的商业管理实践，父亲不但熟悉了进出口贸易的流程，丰富了贸易营运经验，还提高了沟通协调能力、销售计划与执行能力，为挤身商业高管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宣告爆发。1942年初战火蔓延到印尼。巨港沦陷前夕，为免受日军的蹂躏，巨港一群关系密切、同心合意的侨领、侨商和华校教师经商议，决定乘日军到来之前，一起疏散到巨港西南约100多公里的乡村小镇Muaradua（发音为麻拉杜阿，因一起疏散的"难友"大都操闽南语，说成马佬赖）。

　　图为巨港周边地图，右上红色方格为巨港的位置，左下红色方格为Muaradua的位置。（网络下载）

　　这次能顺利地转移并安置在Muaradua有赖于一位关键人物——本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我尊敬的舅公汪万新。

　　图为舅公汪万新。

　　图为1926年巨港中华学校教师合影，后排右四为舅公汪万新，前排右二为妗婆许珠敏。

舅公1922年毕业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1924年南渡印尼巨港在中华学校任教员，逾年后任校长。1930年到麻拉杜阿开设万新号杂货店，认识当地不少华侨和印尼人。这次行动就是得到当地一位谢姓的老华侨的大力协助。

舅公1952年举家回国，定居厦门，曾任厦门市侨务局副局长、全国侨联委员、厦门市侨联副主席等职。

　　父亲、母亲与刚满周岁的大哥再春，二伯父一家（二伯父、二伯母和四位堂兄）还有巨港著名侨领曾应时（他是我1943年在麻拉杜阿出生后的义父）一家共三户人家同住一屋。除舅公一家外，一起到麻拉杜阿避难的还有方宗熙先生一家、朱成先生一家、颜西岳先生一家、颜乃卿先生一家、陈永和先生一家、杨逢年先生一家、康振福先生一家，巨港著名侨领刘源同、张振华，父亲的好友薛两清、许崇德、李锡爵以及许多位因相隔时间长久已记不得大名的前辈，恕不能一一详细叙述。

　　图为方宗熙先生，原在巨港中华学校任教，1947年赴英国深造，1951年回国，是我国海藻遗传学的奠基人。历任山东海洋学院教授、副院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在巨港时期与父亲来往较密切的朋友。

　　图为现代著名音乐家朱辉，朱成先生儿子。1979年应新加坡政府邀请，由希腊到新加坡筹建交响乐团。在他的努力工作和指挥下，乐团演奏水准不断提高，演奏的曲目也得到扩充，现新加坡交响乐团已成为亚洲著名的交响乐团之一。

　　图为1937年12月巨港中华学校师生的合影，前排左二为方宗熙老师、左三为李锡爵老师、左四为颜乃卿校长。

　　图为1985年二伯父（右二）与二伯母（左二）回国观光时与颜乃卿（右一）、颜乃卿夫人柯玉燕（左一）合影。

颜乃卿先生厦门大学毕业后到菲律宾工作，1937年被聘为巨港中华学校校长。五十年代举家迁回祖国定居北京。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曾担任编写中学地理教科书工作。在巨港时期是父亲来往较密切的朋友。

　　图为长沙堂兄回国探访故友颜子初女士。

颜子初是颜乃卿先生的千金，回国升学后被国家保送到前苏联深造，学成回国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对我国宇航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图为80年代初母亲（左二）到新加坡旅游在长沙堂兄（左一）的陪同下与陈永和先生伉俪会面。

　　麻拉杜阿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乡村小镇，信息闭塞、物资匮乏。这群患难之交团结互助、休戚与共，犹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起渡过三年多的艰苦岁月。他们中多位是有文化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为了不使孩子们荒废学业，在家长们的支持下，老师们义务为学生们补习功课。母亲早年告诉我，"学者"们当年不但开荒种菜，还收购旧报纸，用水泡浸加工成纸浆，然后用土办法制造再生纸出售，以增加收入。

这期间发生了让爸爸妈妈刻骨铭心痛苦的事情：因少医缺药，大哥再春患感冒发烧引至肺炎不治，不幸夭折了。据母亲回忆，初为人父的父亲虽性格内向，却是一位爱子情深的性情中人，当时伤心得失声痛哭。母亲更因为短短4年内先是家父去逝，现又痛失爱子，且这两件事都与日寇的侵略战争有关，当时曾立下与日寇不共戴天之誓，很长一段时间都拒买、拒用日货。精神令人敬佩。

　　爱子情深！图为母亲怀抱再春大哥，摄于1942年巨港沦陷前夕。这张照片母亲完好地珍藏了近77年，母亲对再春大哥爱得多么深！2018年11月14日，母亲以百岁高龄安详心静地驾鹤西去。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你们可以和心爱的再春大哥在一起了！

　　到麻拉杜阿的第三年，有一天早晨，驻巨港的日本宪兵分乘几部军车突然而至包围了我们的住屋。一轮大搜查后，抓走了二伯父、曾应时以及住在附近的刘源同，他仨都是活跃在巨港华侨爱国社团的侨领。他们被解押到巨港关了二个多月。后因日军拿不出什么“罪证”，又父亲早年去过日本会讲几句日语，还在日军中几个讲闽南话的台湾兵疏通下，向宪兵头目"进贡"，才使三位前辈获得释放。随后，日本鬼子就派一个日本警长驻在小镇（原来的警长是印尼人），专门监视这批从巨港来的华侨。这家伙来没几天就来家里“看望”曾应时和二伯父，知道父亲到过日本，就支开带来的印尼翻译，用日语与父亲交谈，其实父亲的日语因久未使用，已不流畅了。这家伙在任期内大约来"看望"过二、三次，来时装得客客气气，讲些寒喧的话，实际上是在察看你们有什么动静。后来又换了另一个警长，也来“看望”过几次。二伯父、曾应时和刘源同都送过一些“礼物”给他们，目的是想讨取他们的"好感"，少来骚扰，求得平安。

1945年8月15日，无线电波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特大新闻，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麻拉杜阿的街头挤满欢庆的人群。经历了3年的战乱，不论是印尼人民还是海外侨胞，都民不聊生，渴望和平。不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重回巨港。

但形势并不乐观，日寇入侵时落荒而逃的荷兰殖民者准备回来接受日军缴械投降；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则乘荷兰殖民者尚未重新登陆，于8月17日在雅加达宣布成立印尼共和国，并推选苏加诺为首任总统。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在巨港市区和农村都建立了政权组织并控制着局势，这使西方殖民主义者大为惊慌，在美、英的支持下，荷兰殖民者又卷土重来。回巨港不久，荷军的战舰从家后的慕西河向据守在市内的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战士开火；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战士则埋伏在街道旁的临时工事里防守，不时有零星的枪声向荷军还击。我们都葡伏在底楼的地上，大人将厚实的木棉床垫堆在向河一边的墙体上，天花板上的屋瓦还是被流弹击穿了一个大洞...。由于荷军火力很猛，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战士的武器低劣，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后，荷军重新占领了巨港。战火中华侨的生命财产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宽慰的是我们和二伯父两家人都平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伴随着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掘起，也出现了由少数极端分子煽动受蒙敞的印尼人把矛头指向华侨的暴力事件。1947年初在巨港就爆发排华惨案，不少华侨被印尼暴徒抢、杀甚至莫名地被绑进麻包袋，扔下慕西河溺毙。母亲曾告诉我，战后一段时间，父亲在巨港过着担惊受怕、惶恐不安的日子。

环境恶劣，生活总得进行下去。回巨港后父亲协助二伯父重新整顿恢复生活公司的业务。不久又奉命举家搬到新加坡，筹办生活公司和南洋公司在新加坡的代理机构。当时印尼的海上交通运输工具奇缺，按计划父亲的任务是在新加坡成立一间南洋船务公司，拟购买一些二手船，穿行于印尼、新加坡；还要代理巨港运来的土产的销售业务。后因资金不足，购船计划无法实施，南洋船务公司就于1946年底结业，父亲又举家返回巨港。

1947年，二伯父携全家迁居新加坡发展，在那开设恒春贸易公司代理生活公司的进出口业务，便将生活公司的担子交给父亲。从1947年至1951年4月父亲担任巨港生活公司总经理。

　　图为上世纪40年代末父亲在巨港生活公司拍的照片。

　　经过战争的洗礼，巨港华侨更加团结，成立统一的华侨总会水到渠成，侨胞一致推选王源兴为主席，黄赐麒为副主席兼教育委员会主席。

　　图为1951年黄赐麒（右）与王源兴回国后的合照。

黄赐麒，号山光，广东台山人。1934年在巨港其叔父开设的金铺学手艺，一年后在叔父资助下自行经营金饰业。经过几年的努力，业务有所发展。后他倡议成立金业互助社，并出任社长，开始在巨港华侨社会崭露头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团结巨港侨胞支援祖国抗日和解放战争。他热心华侨教育，1939年至1941年被选为巨港华侨学校校董会主席。1945年2月日本投降后，重回巨港与友人集资筹建巨港信记股份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经营树胶等土特产进出口业务，生意日益兴旺。1951年回国后改名黄洁，历任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董事长、广东华侨投资公司第一副董事长。广东省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广东省副省长、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是父亲在巨港时期参加进步社团活动及一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和挚友。

王源兴，印尼、新加坡归侨。原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侨联主席。父亲在巨港时期参加进步社团活动及一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和挚友。

　　当时的形势是：在祖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正取得节节胜利；华侨社会中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爱国华侨为一方和以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华侨为一方，正开展着激烈的斗争；侨居地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正方兴未艾。父亲审时度势，自觉地认识到在这巨变的时代必须有所作为。因此，积极支持和参与巨港华侨总会、巨港教育委员会、巨港中华总商会等爱国社团的活动。

当时活动的内容主要有：（一）支持国内的解放战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巨港侨界搞分裂和破坏活动；（二）支持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三）参加发起组织“平社”。“平社”是以团结更多巨港侨界的中上层和工商界青年支持中国共产党为宗旨并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的社团。黄赐麒、薛两清和父亲都是积极参与者。

当年巨港爱国侨胞的进步活动并不纯粹是自发的，而是在国内共产党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时与黄赐麒、薛两清联系密切的巨港华侨学校校长陈汉生（解放后回国复名陈夏苏）是受新华社新加坡分社社长饶彰风派遣到巨港开展联系团结华侨工作的中共党员。

　　图为回国后拍摄于广州的薛两清（左）和陈夏苏。

薛两清，广东潮州人。17岁离家到印尼巨港谋生，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巨港福东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在巨港华侨工商界是进步分子中的核心人物，是父亲在巨港时来往密切的知心朋友。1951年回国后在广东省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任副总经理，广东华侨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是父亲的同事。曾任广东省第三、四届侨联副主席。

　　图为1950年巨港侨领黄赐麒与巨港中学师生合影。后排站立左起第7位为侨领黄赐麒、第9位为父亲李礼旃、右起第4位为黄云峰老师。

　　图为1951年2月6日巨港中华学校新校舍奠基留影。新校舍即后来的巨港中学，当时参加奠基礼的有巨港爱国侨领、各界爱国侨胞代表和各华校的领导、师生。

　　19年前，几位巨港老前辈通过集体回忆从这张珍贵的老照片中认出多位当年参加奠基典礼的侨领和师生。为便于说明，笔者将原照片分解放大成5张，分解图的文字说明中人名是按在图中站位来排列，不分先后，也可能会有差错，欢迎批评指正。

　　图中后排站立的男士自左至右：黄启丰、黄云峰、王开络、赖增创、叶庆陞、林铁垣（后立者）、李庆生、曾东林、沈木清。

　　图中后排站立者自左二起至右：曾应时、叶瑞发、父亲李礼旃、白辰恭、林智生、黄赐麒，曾应时与李礼旃前面三小孩从高到低为李礼旃的儿女：向良（笔者）、向达、秀玉，前排蹲者左三陈德鸿、左四薛两清。

　　图为仨兄妹在家中的合照，从左至右：向良、秀玉、向达。

　　图中第二排站立者自左至右：黄赐麒、陈飞龙、陈子辉、黄福兴、徐炳华、张海德、方英杰、程丁汉、潘楚楠、朱瑛。

　　图中前排右二起至左：陈常凤（剪男装头）、沈清娱、沈清雄、周萱安、朱静珊、刘童华、潘慧娟、邓建南、前小女孩为薛两清女儿薛秉琳、潘慧芳、林静芬、林彩云手抱儿子薛纯（薛两清儿子）、陈春兰。

　　图中高处站立者自左至右：吴德盛、朱辉、沈清杰、林紫屏手抱女儿婉婉、沈时彬。

　　图为父亲1950年在巨港的风采。

　　以上为我父兄一辈在印尼巨港的几段故事。